空間轉移、記憶斷裂與秩序重建
——對征地拆遷安置小區農民城市融入問題的觀察
【內容提要】借助空間、記憶維度建立一個分析框架，考察與解讀征地拆遷安置小區農民融入城市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認為生活空間急速轉移、社區記憶斷裂是拆遷安置小區農民城市融入存在問題的主要原因，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失地農民如何在新的生活空間建構生活意義，獲取新的生活秩序。
【關鍵詞】征地拆遷/安置小區/農民/城市化
被征地農民安置問題是當下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農民市民化已成為當代中國社會學的重要研究課題。[1]隨著研究的推進，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也在不斷調整，從最初對農民權益的關注、就事論事式的對策性探討，到今天對失地農民城市適應與融入問題的反思與剖析，研究的核心議題由初期的“生存”轉換為當下的“發展”，這意味著對失地農民研究的進一步深化。然而，現有研究成果在描述安置小區的生活樣態時大多以城市為參照，認為安置小區較多地保留了農村生活中常見的場景，臟亂差、不整潔，甚至有人視其為“藏污納垢之所”，并將之歸因為農民自身素質問題，這一城市優勢視角先入為主地確定了失地安置小區農民“應然”的生活方式，不僅忽略了農民作為行動主體的自我選擇能力，同時也忽略了農民城市融入問題的復雜性以及從農民自身的生活策略出發解讀農民行動邏輯所具有的學理意義。因此，對失地農民城市融入的考察不應脫離對其過去與當下生活的比照與解讀，只有分析其原有生活邏輯及其生成機制，才能更為深切地理解他們當下生活的困惑及其成因。這正是本文要討論的核心問題，即在空間轉移、記憶斷裂的前提下，失地農民如何在新的生活空間建構生活意義，獲取新的生活秩序，從而為進一步改善征地安置小區環境、幫助村民向高素質的市民轉變提供更為寬廣的思路。
一、空間、記憶——社區秩序的兩個重要維度
空間是社會理論的重要概念，20世紀70年代后成為社會理論的核心主題，一度成為最有影響力的分析概念。空間對于行動者而言意義非凡，“扎根于地方就是擁有一個面向世界的牢固基點，就是把握一個人在事物秩序中自己的位置，就是對特定地方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深深依戀”。[2]人與空間二者之間互構共生的動態關聯，構建了特定區域內生活的“地方”性樣態并保證了這一樣態的自然綿延。
在人與空間的密切關系中，記憶是不可忽略的重要資源，經由密切持久的日?；蛹坝洃浀娜辗e月累，空間才在不知不覺間成為承載情感、意象、觀念與符號的所在，人對于空間的認同感、安全感隨之建立，眷戀之情因之產生。記憶對于社區空間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滕尼斯在其1887年出版的《共同體與社會》一書中就有論及。滕尼斯認為，人類群體生活有兩種類型的結合形式，即社區與社會，其中社區是在家庭—宗族—血緣共同體里實現的，這種共同體是一個有機整體，是一種“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它有三種基本存在方式和表現形式：一是本能的中意——作為由社區成員發展起來的集體的欲望沖動感覺和理念的總體的表現；二是慣習——作為通過實際鍛煉的反復的正面的經驗和印象的總體的表現；第三便是記憶——重復有的放矢和良好的活動的能力。[3]滕尼斯對記憶的闡釋雖然簡略，但也明確表達了記憶之于社區所具有的三重意義：一是記憶蘊涵著社區生活的連續性(重復)；二是記憶導引著社區生活的目標(有的放矢)；三是記憶的價值評判意義(良好的活動)。
吉登斯對社區記憶與人們行為選擇之間關系的描述讓我們進一步認識到記憶是如何不露痕跡地在人們的行為中發揮支配作用的。他認為：“社區記憶”的延續體現為“實踐意識”對人們社會行為的支配，所謂實踐意識指的是行動者在社會生活的具體情境中無需明言就知道如何進行的那些意識，對于這些意識，行動者不能給出直接的話語表達，而是只做不說。[4]
總之，就社區而言，記憶與空間密不可分，生活在空間中展開，記憶在空間中積淀，空間影響著記憶，而記憶又不斷賦予空間以意義，二者緊密連接、相互滲透，成為理解社區質性的兩個重要維度。對于生活于其中的居民而言，社區不僅是一個安身立命之所，也是生存意義之所，不僅是可以回憶的物態的“地方”，而且是值得回憶的情感的“家園”。個體總是能夠從社區記憶中汲取他們所需要的精神滋養與情感依托，當他們失去目標時，記憶給予他們方向；當他們在外漂泊時，記憶給予他們歸屬；而當他們絕望的時候，這些記憶則成為他們的力量來源。換言之，記憶是一種文化規劃，它導引著我們的意向，設定著我們的心境，指導著我們的行為，[5]并由此成為成員獲得認同的重要力量，對于社區秩序的生成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二、農村社區的空間、記憶特質與鄉土秩序的生成
村莊社區的空間組合及記憶積淀與城市社區有著全然不同的內容及運作邏輯。
首先，農村社區空間呈現出鮮明的鄉土特色。對于農民而言，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是賴以生存的基礎。農業生產是鄉村空間建構的根基，農村社區空間在這一基礎上經由數代人自然緩慢生成。費孝通談及村落形成的原因時，指出耕作便利、水利合作、土地繼承等這些與農耕直接相關的原因使得農民聚村而居，村落由此成為中國鄉土社區的基本單位。不僅如此，農耕生活的經驗賦予農民人地和諧的樸素理念，房屋建筑等空間設計也往往根據農耕生活的需要及地理、氣候等因素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鄉土生態模式，如陜北窯洞、客家土樓、華北四合院以及徽州粉墻黛瓦馬頭墻等，都是在與周邊自然環境共存共生前提下的鄉土建筑典范。
鄉村空間圍繞農耕生產衍生、拓展，從村落形態、住宅樣式到民間信仰、傳統風習，村莊既是一個生活場，也是一個文化場，社會關系通過這一平臺構建，生命意義借助這一舞臺演繹。對農民而言，這一空間曾經幾乎涵蓋了其生活的全部物質內容與精神意義。這一空間不僅有著明晰的地理邊界，同時也顯現出清晰的精神邊界與心理認同邊界。
這一點便與城市社區迥異，盡管在城市中也不乏歷史悠久、記憶綿長的老社區，但隨著城市的不斷擴張，一夜之間拔地而起的新樓盤遍布城市的各個角落，雖然它們在空間布局與景觀設置上也往往力圖營造與展現社區的溫馨感與人情味，但由于沒有對“過去”的共同體驗，缺乏社區記憶的支撐，人們很難在這一空間找到深切的情感歸依，它更多體現的是借以“安身”的居住性功能，而非可以“立命”的精神共同體。
其次，鄉村空間的構建是伴隨鄉村記憶世代積淀的一個緩慢過程。農村社區空間是人與空間的共生互構，絕非速成之物，它往往經由數代人構建，是一個漫長的生成過程。在這一漫長的過程中，人們不斷根據自己的需要與想象塑造著空間，與此同時，空間中展開的互動交往也以“過去”的形式在群體記憶中積淀，成為一種相對固定的帶有鮮明地方特征的文化標識并內化于個體之中。
最后，農村社區記憶的系統性與鄉土秩序的建構。鄉村空間的緩慢構建與鄉村記憶的世代積淀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生活在鄉土空間展開，記憶與此同時也在一點點地收藏、存儲、提取、傳遞。記憶內容極為豐富，其關涉鄉村生活的所有層面，從生活器物到社會習俗再到觀念準則，都承載著村民的共同記憶，都有依稀可辨的記憶軌跡，它們在鄉村生活中互構共生，融為一體。所有的物都不僅僅是單純的器具，都有經年積淀的記憶，因而都有意義；所有的習俗都歷經數代人傳承，都蘊含著價值信仰，寄托著情感心愿；所有的觀念準則也都承載著事理人情，并經由數代人選擇、存儲并傳遞至今。鄉村記憶圍繞農業生產這一核心主題開枝散葉，形成器物—制度—觀念—情感的記憶鏈條，這種融合了系統性記憶的空間帶給人的實為一種總體性的體驗，而不是片段的感覺，是審美性的，更是道德性的。[6]
社區記憶與鄉土空間的有機融合，形成鄉村與城市迥異的生活樣貌，鑄就鄉村具有鄉土特色的地方秩序。
秩序是社會的有序狀態，是結構的相對穩定，其最終表現為社會關系的動態平衡。在鄉村，關系的動態平衡主要體現為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自身之間關系的相對平衡和穩定狀態。
就人與物的關系而言，人們不僅注重器具等物的使用價值，而且將其與生命、信仰、價值、倫理交織在一起。村民居住的房子雖然大多簡單樸素，但承載的豐厚記憶卻往往是冠以“盛世名城”、“歐陸風情”、“塞納河畔”等洋名的城市開發小區所難以企及的，“即便是最普通的農舍，也是一層層由內而外的‘倫’的一個物理層次，它不是單純的一個‘器具’，而是對應著、承載著、具體表現著富于人性的‘家’?！盵7]它是農耕文明的體現，是千百年來的農村文化的積淀。在這里，房子的樣式，就是“家”的樣式，是“規矩”、“修養”的一部分，是一個由生命、信仰、價值、倫理交織而成的美妙結構。[8]
就人與他人的關系而言，鄉村空間是典型的熟人社會——相互熟悉、交往密切、情感深厚。與城市社區的正式交往規則不同，農村社區居民的交往規則大多來自鄉村獨特生存空間的體驗與總結，不僅凝聚著數代人的記憶，而且歷經數代人的實踐，其合理性通常只能通過村莊生活自身邏輯去說明，而很難借助現代理性標準去評判，這正是吉登斯所說的“實踐意識”。實踐意識是社區記憶延續的結果，是人們對過往生活的記憶與解讀，往往與城市社會的法理不合，但與鄉土社會的情理相通，它是通行于鄉村的地方性規則，雖然缺乏正式制度文本，但生活于村莊空間的人都能夠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習得并借此確定彼此行動的尺度與邊界。
也正因如此，鄉村社會表現出與城市社會在人際關系上的很大差異：在鄉村，調整人際關系的規則來源于自身的生活空間，是生活空間的經驗累積，與空間不可分割，對其意義的理解也需結合帶有濃重地方性色彩的空間方可明了；在城市，調整人際關系的規則更多是來源于生活空間之外的普適化規則，地方色彩較淡，與生活空間存在天然的疏離感。
就人與自身的關系而言，在滲透著濃厚記憶的鄉土空間里，生活于其間的個體總是能夠從中汲取到他們所需要的精神滋養——前進的方向、前行的力量以及必不可少的歸屬感。
總之，社會記憶以及在此基礎上建構起來的價值觀念、行動準則、行為邊界以及事理人情等，不僅讓個體精神有皈依、情感有寄托，同時也為社區內各種社會關系的調適提供了充沛的社會資源，社區的鄉土秩序得以生成。
三、空間轉移、記憶斷裂與征地安置小區存在的問題
村莊空間與鄉村社區記憶的有機融合塑造了獨特的鄉土秩序，而征地拆遷打破了原有的空間結構，人們雖然仍保留著由社區記憶自然賦予的實踐意識，但實踐展開的那個熟悉的生活空間卻已不復存在，空間與記憶之間相伴而生、互構互融的關系鏈條驟然斷裂。有學者指出：“農業中國被現代化摧毀的過程，一方面是呈現出神經質的跳躍式特征，另一方面沒有留下消化傳統農業文明衰弱、消逝的自我調節時間?！盵9]對于因征地拆遷而入住新居的農民而言，他們在經歷了“神經質的跳躍”的同時，同樣也沒有自我調節的充足時間以便能細細消化與適應這種空間驟然轉移，記憶陡然斷裂所帶來的種種新變化，以至在拆遷安置小區產生了普遍存在但卻難以消除的問題：
(一)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出現居民實踐意識與行為空間錯位所引發的小區環境問題
在拆遷安置小區，臟亂差現象突出，總是有不少居民不顧管理者的勸說而種菜養雞，這已成為令管理者頭痛的普遍現象。農民的這種行為也常常被理解為小農意識、愛占小便宜、素質差等，這一城市優勢的考察視角簡單迎合了以上有關農民素質差的直觀判斷，卻忽略了空間急劇轉換、實踐意識與行為空間的錯位給人帶來的迷茫、不適與失措，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農民城市融入問題的復雜性。
社區記憶的持續積累與不斷傳遞賦予居民以實踐意識，它使行動者在社會生活的具體情境中無需明言就知道該如何進行，這種意識來自于特定生活空間并與記憶融為一體，不可分割。
然而，拆遷安置意味著農民實踐意識與生活空間的錯位，在原有空間有效運行的實踐意識，面對新的生活空間只能給出“不合時宜”的引領，于是，在安置小區用以增加居民舒適度的空間“留白”、樓房之間成片的綠化帶，在農民看來無異于白白浪費土地，更何況對于那些年紀稍大、就業困難的人而言“閑著也是閑著”，于是他們又回到過去的生活經驗，養鴨喂雞甚至喂豬，房前屋后都被開墾與播種。
他們開墾種菜并非是生活所迫，甚至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對過往生活的留戀。在很短的時間內脫離原有的生活空間，搬遷到全新的生活空間，他們對眼前的新生活必須給予意義性的建構與解釋，建構需要記憶性資源，而在沒有更好替代物的前提下，他們只能在實踐意識的引領下從過去的生活記憶中挖掘現有生活的意義，而這一點往往為管理者所忽略。因此，當城市管理者責備農民適應能力差的時候，也該進一步思考空間轉移前提下的社區記憶建構，這樣對于問題的解決可能更有益處。
(二)在人與自身的關系問題上，表現為現實功利的價值取向與消費主義觀念滋生所引發的小區社會問題
除環境問題外，拆遷安置小區的另外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居民對拆遷款的粗放使用，如打麻將賭博成風、過度消費揮霍等，這也常常被人理解為是農民素質差的鐵證，但當我們透過空間與記憶的視角對其行為進行考察時，能夠看到素質以外更為豐富的內容，從而也促發對解決方案的更為全面、深入的思考。
如前所述，在村莊社區，人們的生活是在圍繞農業生產這一核心命題的基礎上系統展開的，農民的謀生方式與土地密切相關，而這種謀生方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乃至決定著人們的居住方式、交往方式以及娛樂方式，所有這些構成農村社區生活的主要內容，人與物、人與他人以及人與自身的關系環環相扣，構建出的是一個互動頻繁、關系密切的生活世界，同時也是一個充滿意義、承載價值的人文世界。
對于生活于這一世界的村民而言，拆遷安置不僅意味著失去熟悉的生活空間、原有空間承載的記憶發生斷裂，與此同時，與之融為一體的價值、情感、習俗、理念、關系網絡也隨之失去了根基，在原有空間中習以為常、廣泛參與的親密互動因為空間的轉換難以為繼；在原有空間里行之有效的習俗、理念與新空間的有機融合還有待時日；甚至在原有空間里建立的有關生活意義的概念在新的空間里也需要注入新的詮釋，“舊的安身立命的價值失去了，新的現代價值未確立，構成生命意義和終極關懷的價值缺位，農民難以完成有限生命與無限意義之間的轉換”[10]。在此情況下，現實消費主義理念乘虛而入，刺激了人們對物質的急切追求，在一些安置小區，尤其是一些中心城區周邊的安置小區，居民收入普遍偏低，成為治安問題的滋生地、集中地。
(三)在人與他人的關系問題上，表現為我群體的內部疏離、他群體的外在隔膜，使居民陷入精神上的困惑，缺乏歸屬感，導致拆遷安置小區最終成為城市生活的問題多發地
空間是人際互動的場所，也是社會關系建構的基礎，拆遷安置帶來的不僅是住宅空間結構的改變，同時改變的還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空間的轉換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關系的變動使拆遷安置小區在人際關系上呈現出較為突出的特征，主要體現在我群體的內部疏離、與他群體的外在隔膜以及由此帶來的居民歸屬感的缺失。
我國的鄉村民居多以平房或低層建筑為主，住宅往往是自家根據實際需要及各自財力狀況規劃建造，不似城市住宅嚴格追求整齊統一，因而鄉村空間呈現出開放、隨性的特征。這一特征為人際交往提供了相對自由不拘的空間，串門拉呱、頻繁互動成為鄉村生活的常態，天長日久，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感自然生成并日益深厚，雖然熟人社會內部也有遠近親疏的差序，但相對于熟人社會以外的陌生人而言，他們是“自己人”，是“我群體”。
拆遷打破了原有的空間結構，城市現代高層建筑將人們分置在不同的具有高度封閉性的狹小空間里，現代化的防盜門，作為“陌生人”社會的標志性符號，猶如一堵堵高墻，抑制了人與人之間的隨性交流、自由往來的欲望。生活空間的改變、互動交流的不便使拆遷后居民之間的親密感弱化，我群體內部呈現疏離跡象。
然而，我群體內部的疏離并未帶來與群體外成員的進一步密切互動與融合。由于拆遷安置小區往往地處邊緣，遠離中心城區，其低廉的租金吸引了大量租戶，使外來人口比例增加，這部分居民流動性大，常常通過地域紐帶結成共同體，在不少安置小區內本地居民與外來租戶關系對立，矛盾較為突出。
對于拆遷戶而言，盡管過去的生活空間不復存在，但心理空間并未隨之完全消失。在新空間里，他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續著熟人社會的生活理念，并因此對熟人社會以外的陌生人表現出了比一般城市人更為明顯的防備與敵意。這與一般城市社區的業主成員結構復雜、需求分散、疏于聯系的特點存在很大反差。
總之，生活空間的改變使我群體(熟人)內部的親密感弱化，但與陌生人的關系依舊陌生，由此產生的歸屬感缺失，已成為征地安置小區居民面臨的共同問題。
安置小區、特別是一些中心城區周邊的安置小區，其區位邊緣，臟亂差現象突出，因而治安問題較多。同時，這類小區租金較中心城區低廉，因而成為低收入群體的集中租住地，有人擔心其有淪為“貧民區”的傾向，更有學者明確指出：“現在，中心城區的紳士化和動遷基地的邊緣化，創造出新的貧民區。”[11]這不能不引起應有的重視。
隨著我國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拆遷安置小區不斷增多，拆遷居民的城市融入問題日益凸顯，空間、記憶的分析視角幫助我們看到被征地農民城市融入問題的解決除改善環境、解決就業、加強管理等方式外，還需從公共空間、社區記憶入手對小區進行社會網絡、人文意義的建構，以此賦予居民更多的歸屬感和價值感。
【參考文獻】
[1]鄭杭生.農民市民化：當代中國社會學的重要研究主題[J].甘肅社會科學，2005，(4).
[2]于海.轉引自[美]理查德?皮特.現代地理學思想[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58-59.
[3][德]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1.
[4][英]吉登斯，著.李猛，李康，譯.社會的構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42.
[5]Schwartz B.Memory as a Cultural System:Abraham Lincoln in World War II.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6:212-213.
[6][11]于海.人文空間的內涵.http：//www.china.com.cn/book/txt/2009-08/17/content_18348627.htm.
[7][8]于長江.鄉村建筑的命運[J].藝術評論，2004，(1).
[9]姚新勇.加速農村城市化：風險高于機遇[J].探索與爭鳴，2011，(1).
[10]賀雪峰.農村價值體系嚴重荒漠化.http：//www.gmw.cn/xueshu/2014-07/01/content_11800835.htm.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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