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農業強國是“農業強的國家”之簡稱，在世界農業競爭中呈現規模化比較優勢和強勢競爭力。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其實質就是在全國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過程中，北京市參與的目標定位和應該怎樣參與的方案，需要科學回答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基于北京市大城市小農業、大京郊小城區的市情農情和新時代首都城市的戰略定位，做好“三農”特別是農業及其關聯產業發展服務北京需求的文章；二是基于參與全國乃至全球農業及其關聯產業競爭合作的要求，找準北京發揮比較優勢、培育競爭優勢的著力點，力圖在全國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過程中，形成自身獨特甚至不可替代的競爭優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礎上，提出構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需要注意的戰略導向和相關戰略思路。即瞄準打造全國乃至全球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先鋒城市的方向，推動普適型農業政策向專用型農業政策轉型；引導北京農業發展更多聚焦提升精品農業、短鏈農業、科技農業和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形成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的圈層結構；加強政策引導和資金支持，創新對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的支持方式；完善激勵機制，鼓勵打造外埠農業合作發展基地和合作農業發展圈。此外，要注意加強農業中關村建設，優化農業農村發展的空間布局。
關鍵詞：加快建設農業強國 北京方案 戰略研究 都市型現代農業
黨的二十大提出要加快建設農業強國。2022年12月、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2023年、202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就加快建設農業強國進行了具體部署。尤其是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要求錨定建設農業強國目標，把推進鄉村全面振興作為新時代新征程“三農”工作的總抓手。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實踐已在全國蓬勃展開，北京市也在積極探索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借此為建設農業強國做出北京貢獻。本文旨在基于對北京的調研和分析，就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進行戰略思考。
一、若干研究基礎
（一）農業強國
農業強國是“農業強的國家”之簡稱，在世界農業競爭中呈現規模化比較優勢和強勢競爭力，具體表現為“一底三強一高一足”特征。即以保障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為底線，農業及其關聯產業鏈供應鏈創新力強、國際競爭力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強，農業現代化水平高，農業及其關聯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足。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立足國情農情，體現中國特色，建設供給保障強、科技裝備強、經營體系強、產業韌性強、競爭能力強的農業強國”。這是對農業強國內涵特征的簡要概括。還有一些學者從其他角度對農業強國的內涵特征進行了概括和分析，但基本上屬于不同角度、不同側面的觀察，就其對農業強國的本質認識而言，基本上沒有太大差別，相互之間有較好的對應相通關系。
需要注意的是，在農業強國研究中討論農業創新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時，不能只把農業當作農業產業中的一個環節，應該更多地從農業產業鏈供應鏈的視角，關注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建設。在討論農業競爭力時，一方面，要關注農產品的成本和價格競爭力，依托良好的資源稟賦特征和較高的農業現代化水平，通過提高農業技術效率、經濟效率和產業鏈不同環節的協同銜接能力，支撐農產品成本和價格的降低，為搶占國際市場提供便利；另一方面，要關注農產品的品牌、質量和服務競爭力。從國際經驗來看，有些國家基于資源稟賦和發展基礎等原因，農產品成本和價格的總體水平較高，甚至要保持一定規模的農產品凈進口；但由于農產品及其關聯產品質量高、品牌影響力強，或通過發展覆蓋全程的涉農服務業，以及推進涉農產業融合、優化農產品消費場景和涉農消費體驗，在當前消費結構日益升級和消費需求迅速分化的背景下，能夠較好地搶占農業及其關聯產品的高端市場、特色細分市場甚至農業服務市場，或通過形成對農產品知名品牌的控制力實現農產品品牌溢價，能夠實現優質優價、特色高價和服務增效。現有研究往往較多關注提高農產品成本和價格競爭力，但對提高農產品品牌、質量和服務競爭力關注不夠。而從國際經驗來看，隨著農業強國建設的推進和農產品“國際競爭國內化、國內競爭國際化”的發展，增強農產品品牌、質量和服務競爭力的重要性日趨凸顯。
在研究農業強國建設問題時，要注意其與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區別與聯系。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包括“兩大支柱”，即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和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農業強國是強國體系的重要內容，當前我國與世界農業強國的發展差距仍然較大，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基。建設農業強國對應農業及其關聯產業鏈供應鏈的發展，是對農業現代化的“高標準、嚴要求”，更加要求提升農業及其關聯產業鏈供應鏈的創新力、國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是民心所盼，也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邏輯使然。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對應農村發展，是對農村現代化的“高標準、嚴要求”，聚焦于通過激發鄉村的多重功能價值、彰顯鄉村的獨特魅力，提升廣大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廣泛認同感，將農村建成廣大農民的美好幸福家園和能給市民帶來美好體驗的幸福樂園。從國際經驗來看，基于需求拉動、發展基礎和資源稟賦特征，越是大城市的農業發展往往越具有都市型現代農業的特征，其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也越容易呈現耦合共生的趨勢。因此，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不能就農業談農業，必須高度重視與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相融相長的關系。
（二）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
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以下簡稱“北京方案”），其實質就是在全國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過程中，北京市參與的目標定位和應該怎樣參與的方案。因此，開展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戰略研究，首先需要科學把握當前甚至今后北京市參與全國農業強國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為此，首先需要基于對北京市情農情、資源稟賦特征的深刻把握和對新時代新征程北京乃至全國發展趨勢、發展需求的科學分析，深入落實新時代首都城市戰略定位，找準北京市在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實踐中的戰略定位和發展方向，推動北京市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的發展更好地耦合共生、相融相長，將服務國家戰略需求與探索具有首都特點、更高水平的農業現代化道路結合起來，將推進北京更好地參與農業強國建設與推進北京市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結合起來，協同實現為北京增光、為全國添彩。
因此，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需要科學回答以下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基于北京市大城市小農業、大京郊小城區的市情農情和新時代首都城市的戰略定位，做好“三農”特別是農業及其關聯產業發展服務北京需求的文章；二是基于參與全國乃至全球農業及其關聯產業競爭合作的要求，找準北京發揮比較優勢、培育競爭優勢的著力點，力圖在全國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過程中，形成自身獨特甚至不可替代的競爭優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關于戰略研究的要求
“戰略”在現代漢語詞典里有兩重意思，一是指導戰爭全局的方略，與“戰術”相區別；二是泛指帶全局性的指導方針。借用此意，本文開展“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戰略研究”，旨在探討在全國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過程中，北京市參與的全局性、長遠性和根本性問題；重點關注如何認識當前北京市在全國加快建設農業強國過程中的歷史方位、北京市參與全國農業強國建設的目標定位、如何實現這種目標定位并培育北京獨特的競爭優勢等問題。鑒于戰略的本質是創造差異化，培育新優勢，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戰略研究，要注意找準北京市在全國加快建設農業強國過程中的獨特方位和目標定位、發展路徑、實施機制，科學分析北京市參與農業強國建設的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和取勝方式。
就通常而言，“戰略需要大思維、大格局、大架構”，但也要看得見、摸得著，體現清晰、統一的目標定位和發展脈絡、實施思路，并通過資源配置格局的調整和組織能力的支撐推動其實施落地。因此，好的戰略意圖不僅要給人帶來方向感，還要能激發人們為之積極努力、創新探索的激情，喚起利益相關者共同的命運感。戰略制定更要有辯證思維、遠景眼光，體現開放的時空觀，將時間維度的縱深感和空間維度的延展性結合起來。戰略制定的高度、戰略實施的有效性，決定著在未來競爭中能否有效集聚優勢，以及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可能性。
在戰略研究中，重視戰略思維至關重要。因此，要科學處理戰略與過去、戰略與現實的關系。有效的戰略往往是在未來與現實的“拉鋸戰”中不斷完善的，正如王成在《戰略羅盤》一書所說“戰略設計和戰略執行已經不能像過去那樣涇渭分明。戰略執行的過程中充滿了無數的‘戰略再設計’”。但從根本上說，戰略研究的思維不是“以過去推導未來”，而是逆向思維，要“以未來推導現在”，從終局看當前和將來的布局。因為“戰略是面向未來的，應該以未來的戰略方向來決定現在該如何行動，該如何取舍”“從終局看布局就是有戰略，從布局看終局就是沒戰略”。比如，到21世紀中葉，北京市參與全國的農業強國建設應該達到什么高度，按照現行政策和資源配置格局自然演進，到21世紀中葉會達到什么程度；二者之間有什么差距，如何通過政策和公共資源配置格局的調整，來彌補這種差距？這樣分析才是戰略思維。至于有人主要基于“過去業績+現實基礎+不遠將來的可用資源”作為制定戰略的依據，實際上不是真正的戰略思維，充其量只能算戰術安排、推算或可行性分析，很容易導致戰略制定缺乏遠見和高度。“可行性分析只能預測未來，卻不能創造未來”。換句話說，重視戰略思維更多地不是“按過去方針辦”，而是要追求創新、突破和超越，根據未來的戰略方向和發展定位決定當前如何行動；并為此科學把握“面向未來、吸收未來、揚棄以來”的關系，增強前瞻性。
建設農業強國“北京方案”的戰略研究，關注北京市參與全國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實踐面臨的全局性、長遠性和根本性問題，注意其與局部工作、當前問題和現象表現的差別是至關重要的。在相關研究中，切忌以偏概全、以日常工作思維替代戰略思維，甚至“用運營上的勤奮掩蓋戰略上的懶惰”；更要注意摒棄“由內及外”“由現實看未來”的短視思維和戰術眼光，增強“由外及內”“由未來看現在”的戰略意識，更多考慮發展環境、發展需求變化對“北京方案”的影響，綜合把握全國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和新時代首都發展對北京的要求和北京發揮作用的比較優勢。
當然，戰略研究不能不考慮現實可行性，何況美好的戰略未來往往是由當前的現實和基于現實的一個個將來鋪就而成的，因此戰略研究和戰略制定必須關注為了實現未來的戰略目標，當前和今后我們應該怎么做，這也是與現實相關的。但是，戰略研究和戰略制定又不能過分遷就和照顧現實，否則戰略的遠見和戰略定位的高度將難以體現。過分強調當前的困難和短期的制約，消極地認為“這不能干”“那很難辦”，缺乏攻堅克難的積極進取心，再好的戰略也會被以缺乏可行性為借口而束之高閣，甚至被視作無用。著名的企業戰略研究專家王成在其《戰略羅盤》一書中說，“戰略就是要擺脫現有資源的限制，遠大的戰略抱負一定是與現有的資源和能力不對稱的”“戰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擺脫現有資源的束縛，要思考的戰略行動就是如何去不斷地彌補現有資源和戰略目標兩者之間的差距”“與其糾結于‘是否可行’，不如深入探討‘如何實現’”。這句話在從戰略上研究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時，也是值得參考的。
（四）新時代首都城市戰略定位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強調，“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就是要建設好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首都、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國首都、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北京的一切工作必須堅持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的城市戰略定位，履行為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工作服務，為國家國際交往服務，為科技和教育發展服務，為改善人民群眾生活服務的基本職責”（以下分別簡稱“四個城市”“四個服務”）；“落實城市戰略定位，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著力提升首都功能，有效疏解非首都功能，做到服務保障能力同城市戰略定位相適應，人口資源環境同城市戰略定位相協調，城市布局同城市戰略定位相一致”，2050年的發展目標是“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首都、更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首都、超大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典范，建成以首都為核心、生態環境良好、經濟文化發達、社會和諧穩定的世界級城市群”。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對《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的批復強調，要“堅持把政治中心安全保障放在突出位置”“抓實抓好文化中心建設”“前瞻性謀劃好國際交往中心建設”“大力加強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發揮北京的輻射帶動作用，打造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三屆四次全會強調，要“堅持以新時代首都發展為統領，深入實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綠色北京戰略，深入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堅持‘五子’聯動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首都貢獻”“把首都優勢轉化為高質量發展動能”“加強‘四個中心’功能建設、提高‘四個服務’水平，深入實施新一版北京城市總規”。
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戰略研究，也要堅持以新時代首都發展為統領，堅持首都城市戰略定位，服從和服務于加強“四個中心”建設、履行“四個服務”的要求；結合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找準北京在參與全國加快建設農業強國過程中的歷史方位和比較優勢，培育競爭優勢，夯實“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首都貢獻”的農業農村支撐。
二、當前北京參與農業強國建設的現實基礎
研究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必須準確把握當前北京參與農業強國建設的現實基礎和面臨的主要問題，借此找準北京參與農業強國建設的現實方位。
（一）糧食、蔬菜等重要農產品生產止跌回升，主要農產品儲備和流通能力不斷加強
當前，北京市糧食、蔬菜、生豬自給率不高。2020年之前，在較長時期內，北京市糧食和主要農產品播種面積經歷了一個較快下降的過程，推動糧食和主要農產品產量進而自給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從2012年開始，北京市先后啟動了兩輪百萬畝造林綠化工程，雖然大幅增加了北京市綠色生態空間，但也導致可用于糧食和主要農產品生產的耕地面積大幅減少。這是推動這種現象形成的重要原因。但自2020年以來，北京市逐步加強糧食、生豬、蔬菜等重要農產品穩產保供工作，超額完成耕地保有量任務，積極加強高標準農田建設，嚴守糧食安全底線，糧食、油料、蔬菜及食用菌、肉類、牛奶產量均呈現穩定回升或止跌回升態勢，干鮮果品、禽蛋和水產品產量降幅趨緩（見表1、表2和案例1），帶動糧食、蔬菜、豬肉自給率呈現穩中有升態勢。
案例1 以大興區為例，2023年全區糧食播種面積、蔬菜和食用菌目標產量分別約占全市近1/5和1/3，現有永久基本農田25.81萬畝、設施農業5.12萬畝，均據全市首位，2022年全區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和農業產值分別較上年增長4.6%和12.4%，2023年糧食播種面積較上年增長10.3%，超過市級下達任務39%；糧食畝產較上年增長3%。2023年大興區推進3.3萬畝高標準農田建設，2024年還將啟動新一輪1.6萬畝高標準農田建設，推動糧食、蔬菜和種苗等重要農產品實現產量、產能雙穩定，質量效益雙提升。
與此同時，北京市糧食和重要農產品流通能力不斷加強，為防控特殊時期大城市蔬菜市場價格異常波動對民生的負面影響提供了有效保障。近年來，北京市結合健全北方大城市冬春蔬菜儲備制度，積極加強重要農產品儲備能力建設，并將其同加強重要民生產品保供穩價應急機制建設結合起來。如2022年，建立了土豆、白蘿卜、胡蘿卜等8種耐儲蔬菜的政府儲備，儲備量約5萬噸；并在河北、天津建設130個環京周邊蔬菜生產基地，總面積達10萬畝；豬肉（生豬）政府儲備約2.5萬噸。結合加強應急運輸保障能力和抓好環京蔬菜生產基地建設，著力構建1小時鮮活農產品物流圈。北京市部分農產品價格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固然原因很多，但這是重要原因之一。據《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2023》，2022年北京市中規模生豬、中規模蛋雞、大規模奶牛、設施西紅柿、設施黃瓜、設施茄子、露地大白菜每50公斤主產品平均出售價格分別較全國平均水平低13.6%、10.3%、12.6%、22.9%、3.9%、15.4%和19.0%。
以農產品批發市場為龍頭、以線上平臺為新增長點，多層次、網絡化的農產品流通體系，也對北京市農產品保供穩價發揮了重要作用。農產品批發市場是北京市生活必需品供應的主渠道，北京已形成以新發地為主輻射華北乃至北方地區，以東南方向北京鮮活農產品流通中心、西北方向昌平區南口農產品批發市場為主服務本地的空間布局。從蔬菜來看，新發地批發市場日均上市約2.1萬噸，占全市的70%左右；從豬肉來看，主要由二商大紅門、順鑫鵬程等9家生豬屠宰企業，經大洋路、岳各莊和新發地批發市場供給超市、社區菜市場和企事業單位食堂；從雞蛋來看，經大洋路、水屯等批發市場流通至超市、社區菜市場和企事業單位食堂；糧油流通則主要依靠八里橋農產品中心等重點批發市場以及物美、永輝等連鎖超市。同時，線上線下融合發展的銷售模式加快發展，全市生鮮電商主要由美團買菜、盒馬生鮮、天貓生鮮、叮咚買菜、7Fresh等構成，活躍戶數超過百萬個。此外，線上電商平臺積極布局線下門店，提供物流配送服務。如盒馬鮮生布局線下實體門店，物美超市為顧客提供線上下單2小時送貨上門，線上線下融合發展的態勢加快形成。
（二）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且水平較高，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
2017年全市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4240元，2022年、2023年分別增加到34754元和37358元；按當年價格計算，2018~2022年5年間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遞增7.5%，增速較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1.4個百分點。在此基礎上，2023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較上年增長7.5%，增速快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0個百分點。尤其是低收入農戶全部脫低、低收入村全面消除，進一步夯實了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基礎。與此同時，雖然北京市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全國平均水平的程度更大。北京市城鎮、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7年分別高出全國平均水平71.5%和80.5%，2022年分別高出70.5%和72.6%。2022年，北京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次于上海市和浙江省，位居全國第三位。在此基礎上，2023年，北京市城鎮、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高出全國平均水平71.1%和72.2%。與此同時，近年來北京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2017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于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7倍，2022年和2023年分別縮小到2.42倍和2.37倍；城鄉居民收入的相對差距小于全國平均水平。2017、2022和2023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相當于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1倍、2.45倍和2.39倍。
（三）都市型現代農業加快發展的方向日趨鮮明，帶動農業多功能性迅速凸顯和農業農村現代化融合發展態勢加快形成
近年來，北京市逐步明確了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的方向，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文化和數字經濟與農業鄉村產業融合發展，促進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加快提檔升級，培育發展了一批精品民宿和精品旅游線路（參見案例2）。都市型現代農業的發展，在提升農業鄉村產業生產功能的同時，激活了其生活、生態、文化、科技等多重功能，促進了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耦合共生、相得益彰；也拓展了農民收入來源渠道，增加了農村就業機會，帶動了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許多地方都市型現代農業成為發展鄉村集體經濟的重要渠道和引入城市資本、人才、要素支持鄉村振興的重要路徑，也帶動了農業農村發展理念的躍升和創新能力的培育。此外，自2012年以來，北京市先后投入大量資金實施了兩輪平原地區百萬畝造林工程，有效推動了綠色北京建設，為首都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生態屏障。2017年以來實施的新一輪造林工程，同實施“疏解整治促提升”專項行動聯動，有效擴大了北京的綠色生態空間，厚植了美麗北京的生態底色，提升了綠色生態系統的品質、完整性和穩定性。從2012年到2022年，全市森林面積增加了23.8%，森林覆蓋率由38.6%增加到44.8%。
案例2 延慶區作為北京遠郊區，立足其區域“小氣候”特色，面向北京“大市場”對高品質農產品的需求，強化農業發展的綠色生態導向，促進農業設施提檔升級，推動農文旅融合發展，已入選全國農業綠色發展先行區、全國休閑農業重點區，已形成八達嶺、康莊、大莊科、四季、張山營、舊縣等6大休閑農業重點片區。毗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朝陽區黑莊戶鄉，正在著力打造以農業生態公園為統領，集農業生產、鄉村生活、農耕文化體驗、音樂藝術欣賞于一體的生態休閑和鄉土文化農旅模式。
（四）科技農業、精品農業、品牌農業、智慧農業、設施農業發展亮點紛呈，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新型涉農產業融合主體和新型產業發展載體作用凸顯
近年來，北京市積極打造“種業之都”，推動農業“中關村”建設走深走實，一批國家農業科技園區、國家現代農業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市級農業科技示范基地和現代農業產業集群，成為推進北京市率先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生力軍，也是發展科技農業的突出亮點（參見案例3、案例4）。到2023年，在京郊地區已經建立87個科技小院，輻射帶動300余個村，累計解決5600多人就業問題，實現農民技術培訓4萬余人次，成為科技助力鄉村振興的重要節點。在全國現有524個“全國農業文化遺產”中，北京已有50個，接近1/10。2023年11月，平谷區已進入2023年全國休閑農業重點縣公示名單。以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為代表，一批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新型涉農產業融合主體迅速成長，呈現了較強的科技創新能力、產業帶動能力、服務保障能力，成為探索農業強國建設“北京方案”的開路先鋒（參見案例5、案例6、案例7）。中電農創大興基地、四季陽坤農業科技、老翟瓜菜產銷專業合作社等在發展設施農業，延慶區康莊鎮北菜園公司、禾畝潤風生態農場等在發展有機蔬菜種植加工方面，可謂亮點紛呈。許多地方鄉村民宿產業發展很快，激活了農村閑置房屋等沉睡資源，帶動了一部分農戶通過房屋出租、農民務工和農產品銷售增加收入，形成了大興北臧村鎮產業民宿、魏善莊鎮半壁店村“紅色劇本殺”沉浸產業基地、延慶隱居鄉里?山楂小院等一批各有特色的精品民宿，延慶姚官嶺民宿產業集群帶動所在姚官嶺成為首批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全國文明村、全國首批乙級旅游民宿和“金村級”景區村。到2023年9月，北京市已認定“北京優農”品牌180個，年銷售額超過60億元，帶動就業10余萬次。到2022年底，北京市已形成北京鴨、大興西瓜、平谷大桃、延慶國光蘋果等區域公用品牌15個。朝陽區小魯店村依托本村宮廷金魚養殖文化基礎濃郁的優勢，“小金魚游出大產業”，已成為華北地區重要的觀賞魚產銷基地。
案例3 近年來，作為北京最大的平原區和傳統農業大區，大興區先后入選國家農產品質量安全縣、國家農業綠色發展先行區、全國率先基本實現主要農作物生產全程機械化示范縣，2022年和2023年又相繼入選首批全國100個“國家鄉村振興示范縣”創建名單、首批“國家農業現代化示范區”創建名單，近年來一直將建設首都“種苗核心區”和“華北瓜菜種苗產業基地”作為支撐北京打造“種業之都”的重要舉措。到2023年9月，大興區已形成農業標準化基地100家，取得“三品”認證基地110家，建成10個農業產業集群項目，新增國家級農民專業合作社示范市和市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各2家，有9家經營主體入選市級生態農場和綠色基地，2023年綠色有機農產品產量較上年增長42%，大興西瓜入選全國農業品牌精品培育計劃，新增3個品牌入選“北京優農”。
案例4 豐臺區將發展智慧農業作為促進農業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激活集體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重要方向，引導智慧農業集聚發展、創新發展，依托花鄉花木集團，打造花卉科研和數字化電子交易中心，并聯花卉產業資源，推動“北京花卉”數字平臺打造成智慧農業產業鏈示范平臺，正在打造北京首個數字品種試驗展示基地，培育“生活場景+鮮花”的生活體驗新業態。
案例5 首農集團作為涉農大型市屬國有企業，已擁有三元食品等7家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龍頭企業，三元種業、二商肉食等18家北京市級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形成了從育種、種植養殖到產品加工、貿易流通到終端銷售的全產業鏈，涉及乳業、糧食、油脂、肉類和水產品、糖酒和副食調味品等領域，培育出一批知名品牌，在首都“菜籃子”、“米袋子”、“奶瓶子”、“肉案子”保供中發揮舉足輕重的重要作用。在2020年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中，北京首農集團入選品牌影響力10強。
案例6 位于中關村自主創新示范區的德清源公司是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龍頭企業、全國最大的蛋雞養殖和蛋品生產企業，近年來通過將科技引入現代農業，形成了從雞苗育種到飼料營養、蛋雞養殖、蛋品生產、有機肥處理、質量追溯、蛋品銷售的全產業鏈經濟，近年來積極探索數字農業、智慧養殖管理等現代農業發展新模式，并在全國14個省建成19個現代化農場。
案例7 大北農集團堅持科技鑄就品質、服務體現價值，產業發展覆蓋飼料科技、養殖科技、作物科技、疫苗動保科技、農業互聯網科技、乳業科技等領域，在部分領域已經成為我國涉農科技和產業發展的引領者。
（五）以改革促發展的態勢加快形成，改革賦能、科技賦能、城鄉融合賦能相得益彰
北京正在高標準推進“兩區”建設，即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范區、中國（北京）自由貿易試驗區。“兩區”建設看似與農業農村發展關系不大，但也會從宏觀環境和發展要求上對農業農村發展產生深刻影響，甚至帶來經濟社會管理方式的深刻變革。北京著力加強“四個中心”建設、提高“四個服務”水平，正在不斷產生對農業農村發展的改革賦能、科技賦能、城鄉融合賦能效應。從北京相關區域來看，新版北京城市總體規劃賦予大興區面向京津冀的協同發展示范區、科技創新引領區、城鄉發展深化改革先行區、首都國際交往新門戶的功能定位，大興區承擔了全國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農村住房質量提升和農村亂占耕地建住宅專項整治等試點任務，在全市率先開展的“黨建引領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一鎮一村’創建”工作，入選北京市創新典型案例。位居北京中心城區的豐臺區正在積極推動農村資金、資產、資源市場化改革，促進改革舉措與產業生態圈建設有機銜接，探索推廣項目帶動型、資源盤活型、三產融合型、多元服務型集體產業發展模式，激活集體經濟發展內生動力。與此同時，豐臺區一方面積極探索集體產業與創業社區融合發展模式，推進集體租賃房轉型為優質眾創空間，培育政府、集體、企業“發展合作伙伴”關系。遠郊的延慶區正在東南部山區選擇27條溝灣，統籌利用山林資源，盤活周邊閑置宅基地和村集體閑置資產，打造新時代首都生態溝域綠色發展新模式。
三、當前北京參與農業強國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農業資源總量少且在不斷減少，部分農業及關聯產業總量增長乏力甚至出現萎縮
根據第二次、第三次全國土地調查結果，2009年北京市擁有耕地22.72萬公頃，其中水田、水澆地和旱地分別為0.22萬公頃、17.20萬公頃和5.29萬公頃；到2019年，北京市擁有耕地面積減少到9.35萬公頃，水田、水澆地和旱地面積分別減少到0.06萬公頃、7.66萬公頃和1.64萬公頃。2019年北京市還有園地12.63萬公頃、林地96.76萬公頃、草地1.45萬公頃；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北京市耕地、園地、林地、草地面積分別位居第31位、第23位、第27位和第30位。2022年，全市農業用水2.6億立方米，占全市用水總量的比重為6.5%，農業用水量僅為2017年的40%。
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必須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經濟體系的質和量之間往往存在辯證統一關系。如果沒有一定的規模或增長速度，提高經濟運行質量的回旋空間就會收縮，提升經濟質量、效益、競爭力的難度也會明顯加大，甚至經濟體系引入人才和創新要素的難度也會顯著增加。北京市參與農業強國建設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提高農業質量、效益、競爭力的過程。但是，北京市由于農業及其關聯產業資源總量少，甚至近年來還在不斷減少；導致農業及其關聯產業規模小，人均量更少，且自給率低（見表3），近年來部分產業規模還呈萎縮態勢（見表4、表5）。這不僅表現在農林牧漁業發展上，在農業觀光園、鄉村旅游、種業和設施農業發展上也有較為突出的表現。按當年價格計算，農林牧漁業增加值規模從2013年的162.0億元持續下降到2020年110.7億元的水平。在此基礎上，農林牧漁業增加值規模2021年、2022年略有增加，分別為113.4億元和113.1億元，2023年又回落到106.9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以上年為100，則自2015年開始，農林牧漁業增加值指數一直低于100，僅2021年為102.3。2022年，北京市農林牧漁業增加值113.1億元，較2017年減少9.0%；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北京市農林牧漁業增加值規模和占GDP比重僅略高于上海市。與2017年相比，2022年北京市干鮮水果、牛奶、肉類、禽蛋、水產品產量分別下降51.9%、29.9%、83.7%、44.6%和62.2%（見表2）。這對于農業及其關聯產業提質增效升級，以及對于北京市參與農業強國建設的制約都在不斷增加。因為沒有一定的規模，推進品牌化、科技化和涉農服務業發展的成本和風險也會明顯增加。
（二）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比較勞動生產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都市型現代農業的特殊性、獨特的資源稟賦特征和發展要求成為形成這種現象的主因
農業勞動生產率是反映農業質量效率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本文所稱農業勞動生產率實際上是農林牧漁業勞動生產率之簡稱。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即農業勞動生產率與全社會勞動生產率之比，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農業現代化相對于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差距。鑒于現行統計資料中僅有第一產業就業數據，缺農林牧漁業就業數據；而第一產業與農林牧漁業在統計范圍上僅相差農林牧漁專業及輔助活動，因此我們用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代替農業勞動生產率。計算結果顯示，2022年北京市農業勞動生產率為4.46萬元/人，低于全國平均水平（5.00萬元/人）；北京市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為12.13%，在全國31個省（市、區）中最低。從動態發展趨勢看，在過去10年間，北京市農業勞動生產率經歷了由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轉為低于全國比較水平的轉變過程，北京市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基本呈現在波動中走低趨勢（見圖1、圖2和表6）。在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背景下，北京市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在全國較低，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近年來北京市以高精尖產業為龍頭的整個國民經濟現代化發展較快，有效帶動了其全社會勞動生產率位居全國最高水平。
那么，北京市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為什么低，甚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呢？我們的專題研究發現，在此方面雖有統計原因，如許多涉農產業融合的企業，其農業增加值往往難以進入農林牧漁業統計，而進入工業或服務業增加值之中；但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點。（1）作為超大城市，北京市農業發展具有典型的都市型現代農業特征，而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一方面要將夯實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產保供底線放在突出地位，但這會影響其按市場導向和比較優勢原則進行農業發展和結構選擇；另一方面，北京農業發展要更加重視農業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開發，存在農業發展需要以部分增加值換“顏值”和“好玩度”的問題，甚至農業容易成為通過產業融合實現涉農產業鏈更大幅度提質增效升級的“托”。這兩方面都會影響農業增加值的形成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2）由北京作為首都和超大城市必須堅持“四個中心”、面向“四個服務”的特殊要求帶來的。因此，相對于普通城市特別是非首都城市，北京農業發展要更加重視守住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產保供的底線，更加重視激發農業及其關聯產業的多功能性，培育外地農業難以替代的本地化服務功能。這也是增強城市韌性和抗風險能力的要求。（3）由北京農業資源稟賦特征帶來的特殊問題和困難造成的。如連片耕地規模小、布局散，農產品生產成本和機會成本高。
（三）農民收入增長與農業發展的直接關聯性明顯減弱，完善農業及其關聯產業鏈發展的動力結構和發展方式日趨緊迫
2017年，北京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240元，其中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轉移凈收入分別占75.2%、8.8%、6.5%和9.5%。到2022年，北京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34754元，其中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轉移凈收入分別占71.7%、5.3%、10.2%和12.7%。可見，近年來，在北京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來源結構中，工資性收入和經營凈收入占比均呈下降趨勢，財產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占比均呈上升趨勢。近年來，北京郊區特別是近郊地區農村拆遷補償費和農村房屋租金收入的增加，發展民宿經濟并推進閑置農宅盤活利用、深化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和平原造林、農村土地流轉、生態林補償政策落地等，成為帶動農民財產性收入增加的重要渠道。農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和福利養老金等標準的提高、發放煤改清潔能源補貼，農村低保、困難補助、特困和低收入家庭補助政策惠及范圍的擴大，增強了社會保障的兜底功能，也助推了農民轉移性收入的增加。
2022年，在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轉移凈收入分別占42.0%、34.6%、2.5%和20.9%。相比之下，在北京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和財產凈收入占比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經營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占比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絕對水平來看，2022年，北京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全國平均水平72.6%，其中工資性收入特別是財產凈收入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分別高出195.0%和598.6%；轉移凈收入只是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高出5.2%），經營凈收入則比全國平均水平低73.5%（見表7）。近年來，北京市持續加大對農村地區的就業幫扶力度，推行城鄉統一的就業促進政策，加之地處超大城市，非農就業機會本就較多；這是北京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來源結構中，工資性收入占比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
經營凈收入包括農戶從事農業家庭經營獲得的經營凈收入和在非農產業從事經營獲得的凈收入。北京市經營凈收入占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2017年為8.8%，2022年僅為5.3%；農村居民經營凈收入2017年為2140元，2022年為1850元。可見，近年來，北京市農村居民的人均經營凈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下降、其數量也呈減少趨勢。就北京市總體而言，農戶在農業從事家庭經營已經不是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結合近年來北京市農村土地流轉數據，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這一點。到2019年底，全市家庭承包土地面積427.7萬畝，土地經營權流轉率接近70%，其中從流轉面積來看，流轉給企業的約占1/4，流轉給農戶的不足1/7，流轉給專業合作社的不足5%，流轉給村集體經濟組織、鄉聯社、林業站等經營主體的接近3/5。盡管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包括一部分在農業就業的收入，但考慮到北京市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迅速發展提供的龐大非農經營或就業機會，從這組數據仍可以看出，農業對北京市農民收入增長的直接貢獻已經明顯減弱，完善農業發展和培育農業產業鏈供應鏈創新力、競爭力、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動力結構日趨緊迫；促進農民增收也需要跳出農戶農業和就農業論增收的局限，更加重視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和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發揮城市對鄉村產業發展的引領帶動作用，借此拓寬農民收入來源。
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來源結構相比，在北京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來源結構中，工資性收入和經營凈收入占比更高，但財產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占比更低（詳見表8）。討論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時，北京市城鄉收入差距較大這種現象經常受到質疑。2022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于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數位居全國前列。但將北京與同作為超大城市的上海相比，二者在轉移凈收入上的差距是導致北京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2022年，上海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于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12倍（見圖3）。從202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來源結構看，北京與上海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各項構成上差別不大，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工資性收入和經營凈收入上也無明顯差別，北京市農村居民財產凈收入高出上海市2183.7元，但轉移凈收入較上海市低7080.9元（見表9）。考慮到政府對農戶的經常性轉移支付是轉移凈收入的重要來源。假設北京市能夠通過政府對農戶的經常性轉移支付將其與上海市在農村居民人均轉移凈收入上的差距縮小一半或消除，則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于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數將分別縮小到2.19倍和2.01倍，則北京市的城鄉收入差距將分別略高于、略低于上海市的城鄉收入差距。
近年來，北京市對農業農村發展的投入較多，但農業農村發展依靠“輸血”較多、“造血”機制形成不暢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如全市農業農村投資超過2/3屬于政府投資，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帶動能力不足；許多鄉村振興項目直接支持市場主體，但難以形成對鄉村振興和農民增收的帶動能力，甚至導致部分政府支持資金沉淀為企業資產甚至股東私產，或助長了鄉村和農民的“等靠要”思想。2020年的一項調研顯示，全市仍有超過四成的村收不抵支，約1/3的村人均從集體獲得收益為零。部分農村改革創新的先進典型對前全國的影響力，也出現減弱現象。
（四）農村空心化、人口老齡化和農村技術、經營人才短缺問題凸顯，龍頭企業等新型涉農經營主體帶動能力不足
北京市作為超大城市，非農就業機會多、收入高，農村許多年青人都到城市打工了。由此導致農村空心化、人口老齡化疊加出現，年富力強且富有開拓創新精神的勞動力較為缺乏，甚至勞動力流失區與集體經濟發展薄弱區高度重合。從2015年開始，北京市鄉村人口呈現新一輪持續減少趨勢。2014年北京市鄉村常住人口293.1萬人，2022年減少到271.5萬人，年均遞減1%。從2014年到2022年，在北京市常住人口中，鄉村人口占比由13.5%下降到12.4%；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數由46.5萬人減少到25.1萬人，占常住就業人口數的比重由4.1%下降到2.2%。2014年，全市村民委員會個數、行政村常住戶數、行政村常住人口、行政村從業人員數分別為3937個、225.2萬戶、606.9萬人和357.0萬人，2022年分別減少到3783個、217.7萬戶、559.6萬人和333.3萬人，分別減少了3.9%、3.3%、7.8%和6.6%（見圖4）。2022年末，全市鄉村人口數、鄉村就業人員數、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數分別為271萬人、141萬人和25萬人，分別較2020年減少2萬人、5萬人和3萬人。2022年，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北京市鄉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僅高于上海市（10.7%）；鄉村人口數和鄉村就業人員數（年末）僅多于上海、寧夏、青海、西藏和天津，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數（年末）僅多于上海市。
北京市60歲及以上人口、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2012年分別為13.9%和9.2%；2022年分別提高到21.3%和15.1%。2022年，北京市60歲及以上人口、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分別高于同年全國平均水平1.5個和0.2個百分點。相對于城區，北京市農村人口的老齡化更為嚴重。根據我們對朝陽區的調研，許多農民已多年不從事農業生產，農業吸引本地人口就業的難度加大。在從事農業的農民中，65歲以上者占60%甚至70%以上。許多地方依托農戶建設的大棚發展設施農業，但缺乏產業統籌規劃，規模小、種植技術落后、集約化程度低，且設施老化等成為其突出問題。縣鄉兩級農技隊伍人員少、年齡大、專業技術水平不高的問題也比較嚴重。由于村干部、村合作社負責人年齡老化、觀念陳舊，在發展鄉村集體經濟和帶動農民增收致富上缺乏開拓創新思路，導致許多地方鄉村產業經營項目少，集體經濟收入主要依靠集體房屋出租和百萬畝造林政策性養護補貼形成的收入；許多地方精品民宿發展較好，但主要依靠外來公司投資經營或專業公司運營，村集體、合作社只能獲得租金收入或“租金+分紅”收入。有些地方林地資源較多，但發展林下經濟基本處于空白狀態。近年來，精品民宿是北京市鄉村產業發展的一個突出亮點，但餐飲、文化娛樂等服務精細化程度低，伴手禮開發少，休閑配套、民宿配套設施和服務體驗難以滿足高品質消費需求，也與缺乏相關經營管理和創新人才有關。
此外，全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農村產業融合主體少，對當地農戶和區域產業鏈帶動力弱。雖然也有少數企業影響力較大，但在全國較有影響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少仍是一個突出問題。如2023年5月18日農業農村部網站公布的1952家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龍頭企業名單中，北京市46家，不足全國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龍頭企業總數的2.4%。在2023年4月發布、由農業農村部和國家發展改革委等7部門聯合公布的2022年共1919個國家農民合作社示范社名單中，北京市僅15家，不足總數的0.8%。有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甚至多屬飛地經濟，以自營農場為主，對農戶帶動力和本土產業鏈帶動力弱。營商環境方面存在的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吸引優質企業和引進外來投資。近年來，北京市農戶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較快，但絕大多數屬于住房投資，用于產業發展的比例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五）農產品生產成本、機會成本高和耕地細碎化問題重，普適型農業政策對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的制約日趨凸顯
以2022年蘋果和中規模生豬為例，每50公斤主產品總成本分別為351.70元和991.19元，分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08.3%和20.7%。根據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發布的“2020年北京市外來新生代農民工監測報告”，2020年新生代農民工在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制造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信息傳輸，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月均收入水平分別為5195元、6017元、6587元、5888元、5668元、6489元；分別較全國平均水平高53.4%、46.9%、40.2%、66.7%、68.8%、34.8%。由自然資源部辦公室印發的《鄉村振興用地政策指南（2023年）》，要求嚴格控制設施農業用地使用一般耕地，嚴禁占用永久基本農田。但相對于全國多數地區，北京市永久基本農田比例明顯偏高，因此發展設施農業和精品民宿受現行土地政策約束較重。如大興區作為北京傳統農業大區，現有耕地面積共28.6萬畝，其中永久基本農田及其儲備區占比超過90%。在延慶區共22.7萬畝耕地中，永久基本農田和永久基本農田儲備區占比更高。按照京規自發[2023]168號文件，中心城區應當執行綠化隔離地區政策，而點狀用地政策在綠化隔離地區不再適用，這導致朝陽、海淀、豐臺等中心城區的鄉村地區發展休閑農業和精品民宿、推進農文旅融合，在獲得用地保障方面難度陡增。
此外，北京許多地方耕地地塊規模小且布局分散，細碎化問題嚴重。如連片農用地塊面積通常僅為200-300畝甚至更小，加之耕地資源稀缺，早期以長期租約流轉出去的土地難以回收，導致近年來多數農民傾向于短租，制約了土地整合和規模化種植生產，加大了推進農業機械化、發展精準農業、智慧農業、農業社會化服務和農產品運銷等困難，容易增加農技、農機服務成本和人工成本。而且，北京市部分耕地甚至永久基本農田土壤質量不高。如朝陽區劃定1.55萬畝永久基本農田及儲備區，其中近3年實施客土回填的田塊整治地塊較多，地力涵養至少需要4-5年；而且這些地塊分布于12個鄉、129塊地，最小面積5.99畝。北京豐臺區作為首都核心功能承載區，其北宮門鎮農田利用僅限于完成耕地種植任務，但地塊分散細碎，難以規模化利用，更難以在發展設施農業、休閑農業上形成規模收益，也影響農文旅融合、互聯網和農業融合內涵的豐富和層次的提升。此外，由于在建設用地指標上客觀存在“城與農爭地”現象，制約新建配套種養設施和休閑農業設施，特別是在減量發展背景下，涉農區普遍存在擠壓農村建設用地指標用于保障城鎮產業園區發展的情況，導致許多地方農業和涉農產業發展往往面臨缺乏大塊晾曬用地、就近倉儲和加工設施配套不足等問題，導致農產品收獲后必須隨行就市及時銷售，缺乏議價權，不利于延伸涉農產業鏈、提升價值鏈。
此外，普適型農業政策對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的制約，不僅表現在用地政策上，在基礎設施建設標準、農業科技推廣、勞動力培訓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現。如北京部分地區土壤肥力偏弱，甚至涵養地力仍需若干年份積累，推進“良田工程”特別是加強高標準農田建設將面臨大量資金需求。由于科技推廣、勞動力培訓等政策針對性不足，科研院所特別是中央屬科研院所涉及農業及其關聯產業鏈的科技創新成果，大部分不是在北京轉移轉化，而是到京外地區轉移轉化。此外，在現行農業中關村支持政策中，對于“博士農場”的身份認定與市屬科研人員不能在職入股或創辦企業的規定容易形成矛盾；采用后補助資助方式支持企業創新，也不利于發揮對初創企業的“雪中送炭”作用。
四、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北京方案”面臨的條件、優勢和潛力
（一）有利條件
1.獨特的區位優勢和新時代首都城市戰略定位，提供了其他地區難以模仿復制的比較優勢
北京是我國首都，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北京城市規劃建設的“牛鼻子”，北京城市規劃建設必須明確“四個中心”戰略定位，深入實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綠色北京戰略，努力把北京建設成為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因此，獨特的區域優勢和新時代首都城市戰略定位，決定了北京農業及其關聯產業發展應該面向加強“四個中心”建設、提高“四個服務”水平的需求。而加強“四個中心”建設、提高“四個服務”水平，也可望賦能北京市更好地參與農業強國建設。此外，加快建設現代化首都都市圈、縱深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也有利于北京市更好地騰挪發展空間，高質量參與農業強國建設。
2.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高且高收入人口集中，有利于形成培育高端市場、特色市場的優勢
北京市經濟社會發達程度高，2022年人均GDP達到190313元，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高出位居第二的上海市5.8%。2023年，北京市實現GDP43760.7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較上年增長5.2%，較同期上海市GDP實際增速快0.2個百分點。無論是常住人口，還是流動人口，北京都是高收入人口較為集中的城市。從常住人口來看，2022年北京市居民、城鎮居民、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77414.4元、84023.1元和34753.8元，分別高出全國平均水平109.9%、70.5%和72.6%；在全國31個省（市、區）中，北京市居民、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略低于上海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略低于上海市和浙江省。2022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五等份分組，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中等收入戶、中高收入戶、高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27997元、51884元、72830元、97129元和162630元，分別較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五等份分組同組別收入水平高225.5%、168.6%、138.0%、104.9%和80.5%。2023年，北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1752元，實際增長5.2%；城鎮居民、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88650元和37358元，分別較上年同期名義增長5.5%和7.5%。作為首都，堅持和強化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功能，將會帶動國內外高端收入群體、特色消費群體加速向北京流動和匯聚，有利于北京發展品牌農業、特色農業、科技農業和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近年來，北京正在扎實推進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借此也有利于培育參與農業強國建設的高端市場、特色市場優勢。
3.北京現代化經濟體系特別是現代服務業高度發達，聚力抓好“兩區”建設還將進一步激發發展動力和活力
按照《北京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北京市正在著力構建特色與活力兼備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并在率先探索融入新發展格局有效路徑、全面激發“兩區”新活力、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打造更具活力的高精尖產業、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等方面聚焦發力。尤其是近年來北京正在高標準推進“兩區”建設，“積極開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的先行先試，推動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范區建設再升級，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行動，爭創國家服務貿易創新發展示范區和數字貿易示范區”。這些將為北京發揮自身優勢和獨特作用，在參與農業強國建設中發揮更大作為，提供日趨良好的環境條件。長期以來，北京市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高度發達，服務業占GDP比重明顯高于其他各省（市、自治區）。2022年，北京市服務業占GDP比重達到83.9%，高出位居全國第二的上海市9.8個百分點；人均服務業增加值159593元，較上海市的133350元高19.7%。2023年，北京市服務業占GDP比重達到84.8%。在這里，跨國公司總部、央企總部、金融企業總部較為集中，金融、會展、科技等現代服務業和數字經濟發展優勢突出，已經形成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科技服務業兩個萬億級產業集群都與現代服務業發展密切相關。這些條件不僅為北京市涉農產業發展在獲得創新要素支持方面提供了便利，也有利于北京市揚長避短，搶占涉農服務業發展先機，培育現代服務業引領現代農業發展新格局，打造農業會議會展等涉農服務業發展先鋒城市和高端、精品、特色農業消費中心城市，培育對周邊地區乃至全國農業及其關聯產業鏈發展的領航和輻射功能。
4.涉農科技和創新資源富集，有利于促進涉農產業鏈與創新鏈深度融合
北京是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中國農科院和眾多央屬科研機構所在地，國內著名高校密集，是我國國家級研發資源、涉農研發力量最為富集的地區。這里擁有一批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集中了國家涉農科技創新的多數頂尖人才和精銳力量，在部分涉農科技創新領域已經成為全球農業科技創新的領跑者。北京農林科學院也是國內地方農科院的翹楚，在部分學科領域形成較強的國際影響。依托加快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近年來北京市加速推進農業中關村建設，旨在建成具有全國引領作用和全球影響力的農業科技創新中心，培育以平谷區為核心，核心區、拓展區和輻射區互利共促的總體布局。目前，農業中關村建設正在著力打造京瓦農業科技創新中心核心引擎，基本建成功能實驗室和奶業、果業、溫室園藝業三個創新分中心示范園，積極探索建立“政府+科研機構+企業”的“金三角”模式，培育高端科技創新人才聚集地、新型科技創新機構和“頭部企業”聚集地，并在現代種業、生物技術、智慧農業、智能裝備、營養健康、食品安全6大領域協同攻關和成果轉化方面取得顯著進展。依托這些有利條件，北京不僅在聚力提升原始創新能力上可以實現更大作為，在推進涉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培育涉農創新型產業集群、促進涉農科技型企業家成長、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等方面，也有潛力發揮更大作用；甚至有潛力成為全國涉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策源地，有利于打造全國乃至全球科技農業引領區、創新引領農業發展先行區。
（二）農業強國建設“北京方案”需要重視的比較優勢和發展潛力
1.北京科技資源密集的優勢能否轉化為發展科技農業的優勢存在較強不確定性，創新政策、完善激勵機制至關重要
《北京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要求“打造更具活力的高精尖產業”，并將“提升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水平”作為其重要內容。發展科技農業，推進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促進現代涉農科技向農業產業鏈全程滲透，推動涉農產業鏈和創新鏈深度融合，建設現代涉農科技示范展示平臺，培育其科教普及和旅游功能，是改造提升傳統農業、提升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水平的重要途徑，也是提升北京市農業及其關聯產業鏈創新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重要抓手。由于現代科技往往具有多學科交叉、跨領域融合滲透等特征，科技農業往往存在“三高兩大一協同兩融合”的傾向，即科技含量、效益和風險高，投入和產出大，要求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協同推進，產業之間、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現代種業、生物農業、智慧農業、精準農業、會展農業都是科技農業的重要業態，通過培育科技農業在北京打造新潮流農業發源地，是北京農業發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北京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增長極。但是，科技農業不僅要體現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先進性，還要體現較高的質量效益、較強的創新力、市場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既要“中看”也要“中用”。“華而不實”、“中看不中用”的科技農業不是北京科技農業的發展方向。農業農村部和北京市共同打造的中國?平谷農業“中關村”，將會成為促進央屬單位涉農科技在京試驗和成果轉化的重要平臺，成為發展涉農“高精尖”產業的領航力量。
但是，當前北京市科技農業發展仍然面臨科技成果轉化不暢、技術創新能力不強、投入不足等突出問題。由于涉農央地科技合作和產學研用金合作機制創新不足，北京對央屬涉農科技資源“可望而不可及”的問題仍在較大程度上存在，其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燈下黑”的現象還比較嚴重。由于科技成果孵化和轉移轉化的激勵機制發育滯后，加之涉農企業數量少、規模小的問題比較突出，許多央屬科技資源甚至選擇到北京之外轉移轉化。由于涉農科技服務體系和科技型創新創業生態不健全，北京市還較多存在“涉農科學創新處于制高點、但技術創新較為一般”或科技創新“點上領先、面上一般”的問題，導致科技推廣、成果轉化和產業化能力弱成為普遍現象。這不僅影響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更妨礙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制約推進創新鏈帶動產業鏈的進展。此外，央屬企業、央屬科技機構對北京農業的引領和示范帶動作用不顯著，也受到用地政策的影響。
2.北京或許有可能成為華北地區或全國農產品加工業總部經濟中心，但難以成為華北地區或京津冀農產品加工中心
北京少數農產品加工頭部企業發達，具有引領全國的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能力；但北京往往屬于其企業總部所在地，其產業領域則多遍布北京市外，如三元集團、德清源集團、大北農集團等。況且，許多農產品加工業適合布局在產地，北京許多農產品原料規模小、產業布局散，加之人工成本、運輸成本、機會成本高，農產品加工業發展面臨用地政策的局限性也較大，難以成為全國甚至京津冀地區農產品加工中心。況且，北京缺水，部分農產品加工業涉及用水較多，且容易形成水排放污染問題。水資源制約和對控制水排放污染的重視，也會約束其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導致其難以成為華北地區抑或京津冀地區農產品加工業發展中心。至于北京的有些農產品加工企業主要側重于農產品營銷、包裝和創意設計、品牌推廣等，把加工環節委托給其他地方的企業完成；這只能表明北京有可能成為農產品加工企業總部經濟中心或功能總部聚集區，不能表明北京可以成為實質上的農產品加工中心。況且，現行用地政策也會導致北京市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在加工或分包車間、晾曬場、冷庫和分級、包裝等項目“落地”方面，容易面臨更大限制。
五、構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北京方案”的戰略導向
（一）面向和借力加強“四個中心”建設，提高“四個服務”水平
北京作為大國首都，大力加強“四個中心”建設、提高“四個服務”水平，是新時代首都發展的全部要義，也應是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北京方案”的行動準繩。做好新時代北京“三農”工作，構建農業強國建設的“北京方案”，應該更好地借力“四個中心”建設，面向加強“四個中心”、提高“四個服務”水平的需求。
1.始終把服務保障全國政治中心擺在首要位置，要求北京農業農村發展不僅要算經濟賬更要算政治賬，要更加重視農業的多重功能價值
要從提高政治站位、確保政治安全的高度，推動新時代“三農”工作更好地維護經濟安全、社會安全、文化安全、生態安全。如夯實食品安全、“米袋子”“菜籃子”保供底線、糧食和重要農產品應急物資儲備基礎，穩定并適度提高糧食、蔬菜和豬肉自給率，增強對首都民生、重大活動保障能力，這是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北京方案”的底線要求。從保障社會安全來看，要引導“三農”工作持續加強農村低收入人口增收工作，同時加強農產品市場調控、強化糧食和重要農產品應急物資儲備保障能力，防范“米袋子”“菜籃子”產品出現價格超常波動和臨時性、階段性短缺。北京生態涵養區超過全市面積的2/3，是首都重要的生態屏障和水源保護地，也是推進首都高質量發展的底蘊，是實施綠色北京戰略的“壓艙石”。北京生態涵養區的“綠水青山”，就是全市高質量發展的“金山銀山”。要堅持生態優先導向，鼓勵生態涵養區推進生態保護和綠色發展有機融合，發展適宜的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產業和區域特色產業。
基于北京加強“四個中心”特別是全國政治中心建設的要求，北京農業發展固然需要注意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增強農業競爭力，但北京農業具有重要的生態涵養功能，是北京重要的生態屏障，這種作用更加值得重視。在激發農業多重功能價值、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的過程中，北京農業固然需要像其他大城市、特大城市的都市型現代農業那樣，通過彰顯生態、社會、文化、景觀等多種功能價值和突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品質發展，為農村居民提供宜居宜業和美的幸福家園，為城市居民享受休閑放松愜意的鄉村生活提供幸福樂園。但僅有這點還是遠遠不夠的。如北京的生態涵養區多是山區，是首都重要的生態屏障和水源保護地。這方面的價值僅算經濟賬是遠遠不夠的。從國際經驗來看，華盛頓特區和東京分別作為美國和日本的首都，農業發展都將重視農業多功能性放在突出地位。如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都市農業兼具生活、生態、文化、教育等多重功能，甚至通過都市農業從華盛頓特區向華盛頓首都圈、“波士華”大都市群的延伸，形成都市圈、城市群內部有機聯系的農業網絡和都市農業景觀；城市獨特的都市農業網絡，也是加強韌性城市建設的重要內容。日本東京重視通過振興農業，發揮其在首都區域生態保護、教育示范、休閑保健、甚至防災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因此，與其說東京都市農業是農業發展的獨特形態，不如說它是穩定都市運行、拓展城市功能、推進城鄉融合的重要載體。
2.北京農業農村發展與大多數省份難以比規模、比自然資源、比范圍品類，但依托扎實推進全國文化中心等建設，仍然可以彰顯燕風京韻的獨特魅力和優勢
農業農村是推進人文北京建設的重要窗口。北京圍繞“一核一城三帶兩區”總體框架建設全國文化中心，其中大運河、長城、西山永定河“三條文化帶”主體在鄉村。近年來，北京市堅持以新時代首都發展為統領，深入實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綠色北京戰略。在此背景下，與全國大多數省份相比，依托推進全國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北京農業農村在比文化內涵、比創意設計、比科技含量和發展理念方面，有基礎、有潛力，也應該有勇氣、有擔當、有作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應該堅持“生態優先、文化為魂、創新引領”導向，推動北京農業農村更好地建成農耕文化、古都文化、紅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創新文化交融激蕩的平臺，推進北京精品、特色農產品和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傳統村落更好地體現燕風京韻。借此，更好地實現文化賦能鄉村振興，為激發鄉村多重功能價值，為吸引資源、要素、人才向農業農村流動發揮“催化劑”作用，推動北京的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更好地彰顯燕風京韻的獨特魅力和競爭優勢。
3.持續推進國際交往中心建設有利于北京打造新潮流農業發源地，建設涉農服務業發展樞紐城市，并搶占國內外涉農產業鏈供應鏈競爭制高點
北京持續推進國際交往中心建設，有利于培育北京在全國涉農國際交往、涉農服務貿易中的領航功能，推動北京打造世界農業新理念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交融展示的樞紐城市。結合北京市高標準推進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范區、中國（北京）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培育北京作為農業產業鏈供應鏈國際交流合作先鋒城市、國際精品農業消費中心城市功能，提升涉農國際文化節慶、展會展覽和品牌賽事的國際影響力，打造國際精品農業（農資）博覽會、世界種業大會、涉農行業組織或商會聯盟論壇、國際康養農業論壇、國際創意農業設計周等會議會展品牌，鼓勵國內外精品農業、品牌農業展銷與國際電影節、國際音樂節、國際旅游節、國際時裝周等文化節慶、品牌文化活動融合發展，培育在國內外富有影響力的農業總部經濟中心、涉農創意設計中心等特色功能區。這有利于提升北京在國內外農業產業鏈供應鏈轉型升級中的領航功能。
4.加快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有利于北京打造富有競爭力的現代農業科技創新策源地，建設農業產業鏈科技協同創新和集成轉化引領區、農業科技成果試驗示范和轉化先行區，并打造農業高新技術企業密集區
北京涉農科技、人才等智力資源和科研大院大所、著名高校密集，正著力實施科技北京戰略，加快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并將打造農業中關村等作為農業科技發展的主要任務，努力強化國家涉農創新戰略力量的牽引作用和成果就地轉化能力。這為科技賦能北京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了良好環境，也要求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更加重視以科技為底色和靚麗名片，推動打造富有首都特色的中國農業科技強市，強化在智慧農業、現代種業、設施農業、精品農業、數字農業發展等方面的比較優勢。結合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和城鄉融合發展，也可以打造在國內外富有影響的創意農業優勢區、科技沉浸式旅游和體驗式農業先行區，形成科技農業、創意農業和都市型現代農業融合發展新格局。
（二）推動“以大城市帶動大京郊、大京郊服務大城市”和京津冀協同發展走深走實，創新推動都市型現代農業高質量發展和農村產業融合發展
北京市城鎮化率高，人均收入水平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是全國高收入人口和高端人才較為集中、國內外高收入人口和高端人才流動較為密集的現代化大都市；也是現代服務業高度發達，央企總部、跨國公司總部、各類金融企業總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較為密集的地區。
1.堅持“以大城市帶動大京郊”要求更加重視產業融合，打造富有競爭力的發展服務型農業先鋒城市，培育都市型現代農業標桿城市
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必須放寬視野，跳出農業抓農業、跳出農村抓農村，結合北京大國首都的市情農情，統籌考慮北京經濟社會發展的比較優勢，發揮大城市需求引領和服務帶動作用。如面向高收入人口對農業農村發展，特別是對綠色生態空間和農業農村提供生活、生態、科教、文化、景觀、休閑體驗功能不斷增長的需求，引領農業綠色化、設施化、園區化、融合化和數字化發展，培育高端農業、精品農業、特色農業新增長點，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文化或數字技術與農業鄉村產業深度融合，推進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耦合共生。發揮城市需求引領、城市服務業對農村服務業甚至農業產業鏈轉型升級的帶動作用，推進會展經濟、文化旅游、創意設計、科技創新、數字經濟、創新友好型金融與農業產業鏈融合發展，加快構建現代服務業引領農業鄉村產業融合發展、城鄉涉農產業鏈供應鏈協同耦合的發展格局。農業農村是北京旅游景點的重要載體，要結合發展北京旅游，推動具備條件的地區打造鄉村旅游會客廳，帶動北京農產品、鄉村特色工藝品向旅游商品、文化禮品轉化。借助這些方式，不僅可以帶動北京農業由生產型農業向服務型農業轉型，提升農業和鄉村產業鏈附加值；還可以更好地培育北京對全國農業轉型升級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引領帶動功能，帶動北京打造都市型現代農業產業融合和服務化轉型先行區。
2.堅持“大京郊服務大城市”要求更加重視發展生產、生活、生態、文化有機結合的現代農業，引導農業發展加快實現由生產導向向消費導向、服務導向轉變
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要求面向大都市運行發展需求，結合北京超過六成山區和打造生態溝域等有利條件，將提升農業質量效益競爭力同激發農業的多功能性結合起來，以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作為北京農業發展的主攻方向，將夯實“米袋子”“菜籃子”穩產保供底線與順應城鄉消費結構升級需求結合起來，重視消費需求分化和服務消費、體驗消費不斷增長的趨勢。2023年農林牧漁業增加值占北京市GDP的比重僅0.2%，但農業占GDP的比重越低，越要注重夯實農業對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的底線作用，加強對農業多功能性的支持。從許多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都市農業作為一種地域形態的農業，服務于城市居民需求，為城市提供可持續、穩定的地方食物系統和都市農業景觀，在提升食物供應系統的韌性和靈活性方面發揮了獨特作用。日本東京也注意通過都市農業鄰近市場的供應優勢，滿足市民對新鮮時令農產品的需求。
3.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要注意跳出北京看北京，鼓勵打造京津冀涉農協同創新共同體，培育“米袋子”“菜籃子”穩產保供共同體
近年來，我國打造首都經濟圈積極推進，加快構建京津冀更加緊密的協同發展格局不斷取得進展。扎實推進環京周邊農產品供應基地建設，增強首都市場蔬菜保供能力，就是其中重要內容之一。從打造現代化首都都市圈的戰略全局出發，要注意引導京津冀涉農產業鏈供應鏈梯次分布、分工協作、優勢互補、合作共贏，鼓勵跨區域涉農產業聯盟發揮作用。加強環北京肉蛋菜奶產品自控基地和重要農產品應急儲備基地建設，鼓勵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建立穩定可控的環北京生豬養殖和屠宰加工基地。疏通農產品內外物流渠道、完善農產品現代流通網絡布局，對于增強北京“米袋子”“菜籃子”產品供給保障能力，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三）構建農業強國建設的“北京方案”未必要北京成為其他省（市、區）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樣板，但最好能推動北京走出一條別具一格的、具有新時代大國首都特點的超大城市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道路
基于北京市情農情和在全國農業中所處方位，構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可能更多地不是要求北京在推進全國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方面先行一步，成為普通省份提升農業及其關聯產業鏈供應鏈創新力、競爭力、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先行樣板；而是要推動北京走出一條別具一格且具有大國首都特點的超大城市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道路，最終建成全國乃至全球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的先鋒城市，并在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和提升其創新力、競爭力、可持續發展能力方面，形成鮮明的大國首都特色。與此同時，要利用北京在科技創新、市場創新、服務創新等方面的資源優勢和發展潛力，培育在相關領域對全國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引擎”作用和領航功能。
六、構建農業強國建設“北京方案”的戰略思路和建議
（一）廓清打造全國乃至全球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先鋒城市的方向，推動普適型農業政策向專用型農業政策轉型
作為超大城市，北京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的特殊性；以及作為首都，北京堅持“四個中心”、面向“四個服務”的特殊要求，決定了簡單套用對多數省份適用的普適型農業政策，難以有效支持北京農業的高質量發展，也難以支撐高質量的農業強國建設“北京方案”運行。從前述北京參與農業強國建設面臨的問題，農業強國建設“北京方案”面臨的條件、優勢和潛力，特別是構建農業強國建設“北京方案”的戰略導向可見，過于強調普適性農業政策難以有效支撐高質量的農業強國建設“北京方案”。從國際經驗和北京發展的戰略需求來看，北京市要聚焦打造在全國乃至全球富有影響的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先鋒城市，單靠北京或其相關區縣自身是難以根本解決問題的。其中相當一部分問題，帶有都市型甚至超大城市都市型現代農業的特殊性。如前述北京許多地方耕地地塊規模小且布局散，細碎化問題嚴重；東京都市圈的都市農業往往也在城市內部形成“插花式”“零星式”分布。可見，這屬于超大城市特別是作為首都的超大城市都市型現代農業面臨資源稟賦的特殊性。對于這類特殊地區，簡單套用對多數省份、多數地區普遍適用的普適型農業政策，容易導致政策失靈，影響農業發展的質量效益競爭力。如雖然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堅守耕地和永久基本農田保護紅線是必要的，但考慮到在北京現有耕地中永久基本農田占比明顯偏高，在此背景下，如果嚴格執行“永久基本農田重點用于發展糧食生產”和“禁止以設施農用地為名違規占用永久基本農田建設休閑旅游、倉儲廠房等設施”“臨時用地和設施農用地原則上不得占用永久基本農田”等政策，北京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和農業結構的優化調整，選擇空間將不是很大，推進其高質量發展難度更大。
因此，構建農業強國建設的“北京方案”，亟待積極爭取中央有關部門支持，在推進北京市涉農政策創新和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上加大力度，借此增強其對北京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的針對性和有效性。考慮到深入落實新時代首都城市戰略定位，進一步優化提升首都功能，要求堅持首都規劃權屬黨中央，情況更是如此。簡單套用對多數省份普遍適用的農業政策，有可能導致北京等超大城市都市型現代農業的發展，相對于普通省份的農業更容易面臨“負重前行”問題。建議遵循“試點先行、局部探索、穩中求進”原則，鼓勵北京或其相關縣區、功能區開展改革試驗，在土地政策、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探索同常規農業有所不同的支持政策體系。考慮到北京經濟發達，創新對北京農業發展的支持政策，建議更多采取“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資金”的方式，允許北京在自愿前提下自費開展不同類型地區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的改革試驗，適度放松對涉農土地政策等要求，支持北京市為其他大城市、超大城市探索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的模式，發揮經驗借鑒和改革引領作用。
鑒于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對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負面影響，在政策設計上要注意跳出農業看農業，將關注重點從農業勞動生產率轉向涉農產業鏈覆蓋全程的勞動生產率上；觀察農業價值和功能作用也應在重視生產功能和直接經濟價值的同時，更多關注農業及其關聯產業鏈供應鏈的生活、生態、科教、文化甚至美學價值，更多重視農業的多功能性，特別是生態涵養和北京地區生態屏障功能。
（二）引導北京農業發展更多聚焦提升精品農業、短鏈農業、科技農業和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形成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的圈層結構
基于前文分析，在北京按其他地區的常規方式發展農業，難以形成較高的質量效益競爭力。北京農業發展應結合夯實重要農產品保供底線要求，明確超大城市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方向，并將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作為加強韌性城市建設的重要內容。在此前提下，構建農業強國建設的“北京方案”應注意引導北京農業更多聚焦于發展精品農業、短鏈農業、科技農業，并提升涉農產業融合發展水平。所謂精品農業，注重農業的高端化、品牌化發展和農業特色、小眾細分市場開發。所謂短鏈農業，有別于常規農業追求延伸產業鏈、提升價值鏈的發展方式，通過縮短農產品運輸過程以減少碳排放，通過增加農產品生產流通過程對消費者的透明度以提升農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水平。所謂科技農業，強調強化科技對現代農業產業鏈供應鏈的引領支撐帶動作用。結合發展精品農業、短鏈農業、科技農業，并提升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提高農產品價格和農業附加值，增強農業及其關聯產業鏈的創新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這在北京具有消費市場優勢，又有利于化解農產品生產、流通成本高的難題。要鼓勵北京市結合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激發農業及其關聯產業的多重功能價值，發揮其他國家、其他地區農業難以替代的本地化服務功能。
要結合創新政策，引導形成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的圈層結構。在現有基礎上，引導不同圈層農業探索不同的發展方向。建議研究以下方案的可行性。即：（1）在朝陽、海淀、豐臺等中心城區，鼓勵發展市民農園、會展農業和涉農展會經濟等，鼓勵加強都市型現代農業創新平臺和創業孵化基地建設。謹慎考慮是否要設置或在多大程度上設置糧食、蔬菜生產考核任務。借鑒日本東京、美國華盛頓特區的經驗，鼓勵市民利用邊際耕地或零碎、耕地、插花地興辦銀發族農園、社區農園和耕種社區等，甚至建設屋頂農場。（2）在近郊農業發展圈，鼓勵結合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創辦科技農場、農耕體驗和農業科普、親子教育等，支持建設鑲嵌于城市社區的區域農貿市場。鼓勵因地制宜地發展蔬菜、花卉和地方特色水果種植和特色水產養殖，鼓勵發展設施農業，興辦垂直農場等。（3）在平原農業發展圈，適當放松對糧食生產的考核要求，穩定蔬菜生產任務，鼓勵發展特色蔬菜、花卉種植和設施農業、涉農創意產業等。（4）在生態涵養區：鼓勵發展特色農業、全域有機農業和林下經濟。
（三）加強政策引導和資金支持，創新對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的支持方式
建議：（1）實施都市型現代農業帶頭人提升工程，提升涉農企業家素質和創新創業能力。引導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協同提升科技創新、業態創新、產業帶動和服務保障能力。（2）引導科技人員向科技特派員或科技創業帶頭人轉型，鼓勵協同打造區域公共品牌、產業鏈聯合品牌和產學研用金合作平臺。實施都市型現代農業創業計劃、科技人員進農村創業計劃等方式，鼓勵科技人員向涉農科技型企業家轉型，加大對科技型創業的支持力度。（3）優先支持現代服務業同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融合發展，探索服務引領、需求導向的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方式。（4）打造科技創業孵化基地。以平谷農業中關村為龍頭，以現代農業科技園、農業產業化示范園為節點，完善支持措施，鼓勵提升涉農科技型企業孵化器和科技特派員創業基地功能，培育融科技示范、技術集成、成果轉化、融資孵化、創新創業、平臺服務于一體的涉農眾創空間——星創基地，形成有利于農業高新技術企業和涉農高精尖產業孵化培育的創新創業生態。鼓勵建設現代農業科技創新聯盟，支持其發揮引領作用，形成涉農產業鏈、創新鏈協同創新共同體。鼓勵風險投資等創新友好型金融，加強對小微科技型初創企業和專業技術人員創業的支持。（5）實施央智惠京計劃。加大資金支持和政策引導，鼓勵央屬科技資源面向北京涉農產業進行科技成果孵化和轉化，建立科技成果中試基地。建議實施央屬科技惠京銀發工程，爭取中央相關部門支持開展改革試驗，允許甚至鼓勵央屬科技機構退休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在北京開展科技型創業。
（四）完善激勵機制，鼓勵打造外埠農業合作發展基地和合作農業發展圈
基于北京堅持“四個中心”、面向“四個服務”的特殊要求，北京市要注意穩定并適度提高重要農產品自給率，加強糧食和重要農產品應急保障基地建設。鑒于北京市實際上處于河北省環繞之中，應結合加快構建京津冀更加緊密的協同發展格局，來考慮這一問題。建議進一步支持北京市在河北省甚至鄰近的遼寧省和內蒙古自治區建立外埠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應基地，加強“米袋子”“菜籃子”產品保供或應急保供基地建設，拓展夯實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底線的選擇空間。結合京津冀協同發展和深化同周邊地區合作，建議在嚴格執行首都規劃重大事項向黨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前提下，鼓勵北京和河北、遼寧、內蒙古等周邊省份在雙方自愿協商基礎上，開展建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的改革探索；或依據“跨省域補充耕地國家統籌管理辦法”，探討北京同周邊省份加強合作，建立耕地補充特別是高標準農田建設合作機制的可能性。在此前提下，探索可否有限放松對北京市利用永久基本農田種植糧食、蔬菜等任務要求，有條件允許其在不破壞耕作層的前提下，在其需要綜合整治和涵養地力的永久基本農田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耕地發展設施農業或作為農業、農村產業融合配套設施用地。
此外，加強農業中關村建設，對于發揮北京涉農科技和創新資源密集優勢，增強北京對周邊地區乃至全國農業及其關聯產業鏈發展的領航和輻射能力具有重要意義。從中長期來看，優化農業農村發展的空間布局，引導鄉村人口、經濟甚至涉農關聯產業向中心鎮、中心村或區縣城適度集中，對于高質量推進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北京方案”也有重要意義。要從戰略上注意這一問題。
（作者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農村發展學會副會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治理評論》2024年第1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