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甘肅省4市6縣調查數據
[摘要]基于甘肅省農戶調查數據,研究發現,在青壯年勞動力加速流出推動農業生產要素流動重組的同時,也使得傳統農區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女性化及人力資本淺化更加嚴峻,帶來職業農民成長緩慢、農業新技術應用能力較弱、勞務經濟對農業的支持效應減弱等問題,可能嚴重阻礙傳統農區的農業現代化進程。據此提出完善農村職業教育體系、調整農業補貼政策、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等對策。
[關鍵詞]勞動力老齡化;人力資本;農業生產效率
一、引言
農業勞動力老齡化是世界各國關注的話題。高水平工業化國家在其工業化過程中伴隨著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和要素結構的升級,因而克服了生育率下降和勞動力老齡化對農業生產的不利影響,農業生產效率不降反升,促進了工業化和現代農業的良性互動發展。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截至目前為止唯一一個進入老齡化階段的發展中國家,截至2014年底,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經達到2.12億,占總人口的15.5%。在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的情況下,由青壯年農業勞動力加速離農、生育率下降等導致的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引發了決策者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1][2]
目前學術界在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問題上存在較大分歧。一些學者的研究發現,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在降低耕地利用效率的同時,會阻礙土地流轉,不利于規模經營,導致粗放經營和撂荒現象出現,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流出會導致農業勞動力整體素質下降,不利于先進農業生產技術的推廣和應用;[3][4]持相反態度的學者們則認為,青壯年勞動力的外流有利于增加家庭收入,促進農業生產投資,在增加人均耕地面積的同時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為規模化經營創造了有利條件,農業勞動力缺口可以通過增加資本和技術投入來加以彌補,勞動力老齡化是農業發展中的必然階段,不必過于擔憂。[5]
事實上,劉易斯、費景漢和拉尼斯農業發展模型揭示了勞動力轉移條件下的農業發展機制,我國30多年來的實踐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這些理論的正確性。但劉易斯、費景漢和拉尼斯農業發展模型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勞動力同質性假設之上的,現實中,勞動力由于教育、培訓、年齡、“干中學”等原因表現出較大的異質性,異質性的存在可能使該模型預言的轉移引致農業部門的積極變化未必出現。相反,經過選擇性轉移后滯留下來的勞動力可能不具有與現代農業技術手段相匹配的技能而難以擔當現代農業經營的合格主體。因此,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變化對農業成長的影響問題,是一個目前理論尚難以回答的問題。
甘肅農業具有人多地少、生產條件差、勞務輸出量大的特點,是西部傳統農區較為典型的省份,本文基于甘肅省農戶調查數據,就不同類型農戶在農業生產方面的差異進行對比分析,揭示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對農業人力資本積累、農業新技術的推廣、農業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等方面產生的深刻影響,并提出因勢利導的對策建議。本文數據來源于課題組2015年暑期入戶調查資料,為了確保調查的代表性,本文選取了寧縣、鎮原縣、兩當縣、民勤縣、莊浪縣、靈臺縣的18個鄉鎮的73個村共計420個農戶家庭進行隨機抽樣調查。有效問卷涉及410個家庭、1946個家庭成員、1258個勞動力的基本信息。
二、農業人口結構現狀分析
(一)農村人口結構總體狀況
本次調查的410戶家庭平均人口為4.7人,平均勞動力為3.1人,人口最多的家庭為10人,最少的為2人。受訪家庭共計1946人,女性占48.8%,男性占51.2%,勞動力占總調查人數的64.6%,非勞動力占總調查人數的35.4%;調查總人口的平均年齡為36.5歲,15歲以下的人口占調查總人口的14.1%,15~64歲適齡勞動人口占調查總人口的75.2%,64歲以上的老人占調查總人口的10.7%(見表1)。
表1農村人口結構狀況(略)
(二)農業勞動力年齡、性別及受教育情況
1.農業勞動力年齡及性別結構
分勞動力類型來看,在調查涉及的1258個農村勞動力中,農業勞動力521人,占比為41.41%;兼業勞動力246人,占比為19.6%;非農業勞動力456人,占比為36.25%,其他勞動力占比較小。對勞動力年齡結構的進一步分析發現,農業勞動力的平均年齡為52.1歲,兼業勞動力為45.4歲,非農業勞動力為33歲;農業勞動力主要集中在40~69歲之間,兼業勞動力主要集中在30~59歲之間,非農業勞動力則主要集中在20~49歲之間。農業勞動力中50歲及以上的比重為56.6%,兼業勞動力的這一比重為29.2%,非農業勞動力的這一比重則為6.6%;農業勞動力和兼業勞動力中30歲以下的比重同為3.7%,非農業勞動力為6.5%。分性別來看,男性勞動力占被調查農村總勞動力的53.97%,農村女性勞動力的這一比重為46.03%。在農業勞動力中,女性農業勞動力占農業勞動力總數的56.8%,高出男性農業勞動力13.6個百分點;兼業勞動力中,女性兼業勞動力占兼業勞動力總數的33.7%,低于男性兼業勞動力32.6個百分點;非農業勞動力中,女性非農業勞動力占非農業勞動力總數的37.1%,低于男性非農業勞動力25.8個百分點,可見,西部農區農業勞動力表現出較為明顯的老齡化、女性化態勢(見表2)。
表2農村勞動力年齡、性別結構(略)
2.農業勞動力受教育情況
農村勞動力中受教育水平為小學及以下的504人,占農村總勞動力的40.1%,其中文盲及半文盲189人,占農村總勞動力的15.1%;受教育水平為初中的農村勞動力為495人,占農村總勞動力的39.4%,高中的為147人,占農村總勞動力的11.7%;受教育水平為中專、大專、大學及以上的農村勞動力人數占農村總勞動力的比重為8.9%。農業、兼業、非農勞動力受教育水平呈現出由低到高的特征,農業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階段,占農業勞動力總數的79.3%,中專及以上的農業從業者僅占農業總勞動力的0.6%,兼業勞動力中受教育水平雖集中在高中階段以下,但中專及以上兼業人員占兼業總勞動力的3.2%,非農業勞動力受教育水平明顯提高,中專及以上從業人員占非農業勞動力總數的21.7%。農業勞動力中高中及以上的比例是9.6%,兼業勞動力的這一比例是19.5%,非農業勞動力的這一比例是34.2%。這說明勞動力的選擇性轉移造成了受教育水平較高的勞動力流向非農業部門,農村勞動力人力資本弱化問題明顯,而農業勞動力人力資本弱化的現象非常突出(見表3)。
表3勞動力受教育水平(略)
三、主要發現
(一)農業比較收益低,職業農民成長緩慢
在調查所涉及的410戶家庭里,父母和孩子都表現出明顯的惡農傾向。老齡勞動力“選擇務農的主要原因”排在第一位的是“找不到其他工作”,其次是“自己自足”,排在第三位的是“不愿意離開家”;非老齡勞動力“選擇務農的主要原因”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找不到其他工作”,其次是“不愿意離開家”,排在第三位的是“自給自足”。“農業收益高”、“政府政策支持”和“接受過農技培訓”幾乎不是他們選擇從事農業生產的主要原因。而對兼業勞動力來說,老齡與非老齡勞動力都一致以“增加收益”為擇業的主要原因。對于務工勞動力,“收益高”和“輕松體面”是老齡和非老齡勞動力選擇從事非農業生產的最主要原因,還有一部分非老齡農村勞動力表示,“不會種地”和“家庭耕地少”是影響其職業選擇的主要原因(見表4)。調查中發現,一個青壯年勞動力一年的務工收入是其務農收入的5倍以上,且務農還面臨著天災、市場價格波動等風險,懂經營、會管理、從事規模化經營的職業農民幾乎沒有。
(二)勞動力老齡化加速農業生產要素的流動重組
隨著青壯年勞動力大量離農,農業勞動力供給進一步縮減,勞動力市場價格的上升正在改變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資本對勞動的替代已經成為常態。在調查涉及的410戶家庭中,農忙時勞動力不足的家庭有257戶,占66.8%;在應對農業勞動力不足時,有107戶家庭采用機械替代的辦法,占27.8%;有81戶采用雇工的方式,占21.0%;有58戶家庭選擇找親戚幫忙或與鄰居換工,占15.1%;老齡農戶在應對農業勞動力不足時,機械替代和雇工成為排在第一、二位的方式,其中僅有1.0%的老齡農戶選擇棄耕或粗放經營,0.5%的老齡農戶選擇轉讓給別人。
表4農村勞動力擇業原因(略)
另外,受體力、健康狀況等的影響,老齡農戶在土地資源配置上也表現出明顯不同于非老齡農戶的特征。在種植規模上,老齡農戶的勞均耕種面積是6.4畝,非老齡農戶是7.8畝。從撂荒情況來看,老齡農戶撂荒的占比為17.7%,34戶撂荒家庭的平均畝數達到7.1畝,非老齡農戶的這一比例是11.4%,平均畝數為4.6畝。老齡農戶撂荒的比例要高于非老齡農戶6.3%,撂荒的平均規模也大于非老齡農戶。在土地流轉方面,老齡農戶出租土地的比例為10.9%,高于非老齡農戶2.1%。與非老齡農戶相比,老齡農戶在種植規模上要低于非老齡農戶,而撂荒的比例及土地流轉的比例均高于非老齡農戶。
(三)不同類型農戶的種植決策呈現出較強的小農經濟特征
在影響農戶作物種類選擇的因素上,老齡農戶和非老齡農戶都將“什么好賣錢種什么”排在第一位,但老齡農戶的這一比例比非老齡農戶要低4.0%;老齡農戶依據“倒茬等老傳統”進行作物選擇的比例是24.5%,排在第二,非老齡農戶的這一比例是20.2%,排在第三,老齡農戶要比非老齡農戶高4.3%。在生產要素畝均投入方面,老齡農戶畝均投入的種子、化肥、機械、薄膜都要低于非老齡農戶,而農藥、役畜的畝均投入要高于非老齡農戶,老齡農戶整體的畝均要素投入較低,其對傳統生產要素役畜的投入仍然很高,農藥的過量使用令人擔憂(見表5)。
表5農戶要素投入情況(略)
(四)農業勞動力老齡化不利于農業新技術的推廣使用
目前老齡勞動力的平均農齡高達37.6歲,老齡勞動力具有更豐富的務農經驗,在農業生產上具有一定的優勢,但他們總體受教育水平偏低,和非老齡勞動力相比,在接受與適應農業新技術方面并不具有明顯的優勢。調查發現,在295名老齡農業勞動力中,能適應新技術、新產品的推廣和使用的老齡農業勞動力有168人,占比56.9%;226名非老齡農業勞動力中,能適應且使用新產品、新技術的有178人,占比78.8%。非老齡農業勞動力在接受新產品和新技術方面比老齡農業勞動力具有優勢。在246名兼業勞動力中,有72名老齡兼業勞動力,占兼業勞動力總數的29.3%,其中可以接受和使用新產品和新技術的有51人,占比70.8%;而在153名非老齡兼業勞動力中,87.9%的人能夠適應并使用新產品和新技術。非老齡兼業勞動力較之于老齡兼業勞動力而言,在吸納及使用新產品與新技術方面更具優勢(見表6)。在技術獲取途徑上,老齡農戶和非老齡農戶也表現出明顯的差異:老齡農戶更偏向于通過看電視或親戚朋友口口相傳來獲取新技術,而非老齡農戶則更偏向于自己看書找資料或參加農業技能培訓來獲取農業新產品及新技術。老齡農業勞動力受制于自身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較弱的抗風險能力,在新技術使用及信息獲取路徑上都較為保守,雖然務農經驗豐厚,但其在農業新產品及新技術的使用及推廣方面的比較劣勢較為明顯,不利于農業新產品及新技術的推廣與應用。
表6新產品、新技術的接受與使用(略)
(五)勞務經濟對農業生產的支持效應趨于減弱
勞務經濟的興起具有顯著的增收效應,已成為很多農戶的主要收入來源,老一代農民工的務工收入在增加農業生產投資、促進農業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新生代農民工成為務工人員主體,勞務經濟對農業生產的支持效應明細減弱。調查發現,兼業勞動力平均從事農業生產的時間是2.9個月。兼業勞動力和非農業勞動力“收入的主要用途”排在第一位及第二位依次是“家庭生活開支”、“孩子上學”。兼業勞動力“收入的主要用途”中,“農業生產發展”排在了第6位,而非農業勞動力則排到了第8位(見表7)。勞務經濟帶來的收入并沒有直接轉化為農業生產投資,而是用于家庭生活開支和子女教育等消費領域,甚至農業收入還要支持新生代農民工在城鎮結婚、買房等。
表7兼業勞動力和非農業勞動力收入的主要用途(略)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研究發現,我國西部傳統農區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女性化及人力資本淺化較為突出,盡管農業生產要素相對價格和稀缺性的變化已經引起了農業生產要素的流動重組,并逐漸誘導農業向節約勞動和集約經營的現代生產方式轉型,但非農產業對農業勞動力選擇性吸納所造成的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帶來了勞動力素質下降、粗放經營、農業新技術應用不足、職業農民成長緩慢等新問題的挑戰。
雖然從短期來看,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對我國農業生產影響不大,但長期來看,勞動力結構性矛盾會影響國內農產品的有效供給,一味地用資本替代來應對農業勞動力斷層帶來的挑戰,可能會抬高農產品生產成本,削弱本國農業乃至國民經濟的競爭力。毫無疑問,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不斷深入,我國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的程度還會進一步上升。從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經驗來看,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順利轉型的關鍵。效率的源泉主要有兩個,一是規模擴大帶來的效率提升,這就要求進一步推動勞動力的流出,為提高勞均耕地面積和規模化經營創造條件,二是依靠農業技術進步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這根本上取決于農業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
本文的政策啟示是:第一,進一步改革和完善農村產權制度,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在穩定農戶承包權的基礎上,明確和提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頒證的法律效力,發展土地流轉、入股、托管等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加快培育家庭農場、專業大戶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升農業經營的規模經濟效應,同時積極推動農業服務型經營主體發展,降低農業生產成本。
第二,完善農業職業教育體系,加快培養職業農民隊伍。舉辦非學歷教育性質的農業大學,作為職業農民的培養基地,培養一批懂經營、會管理的新型職業農民,提升老齡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資助參加教育培訓的新務農人員,為有務農意向的青年人提供研修生活補助等。
第三,進一步改革完善對農業的支持保護體系。一是盡快落實“價補”分開政策,穩定農資價格,保護并提高農業經營的相對收益,為職業農民的培養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二是調整農業補貼政策,整合“小、散、亂”及效果不明顯的涉農專項資金,建立認定農業者制度,把經營面積達到一定標準并有適齡勞動力的種植大戶列為政府優先扶持的對象,對認定農業者因自然災害或市場價格下跌減少的部分,給予財政補貼,對其固定資產投資提供無息或低息貸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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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馬林靜,歐陽金瓊,王雅鵬.農村勞動力資源變遷對糧食生產效率影響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9):103-109.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人口轉變條件下的農業發展機制及相關對策研究——以西部地區為例”(13YJC790111);西北師范大學“知識與科技創新工程”項目(SKQNGG12018);甘肅省財政廳高校業務費項目
[作者簡介]聶正彥,西北師范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宏觀經濟研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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