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思想落后不會“訴”苦
1950年代前后，與“苦”字相關的政治語匯曾大行其道，像“訴苦”、“憶苦思甜”等都被賦于了特定的政治內涵。當這些詞匯被染上政治色彩后，便開始遠離它原先指稱的那種個體行為，而演變為一種由無數民眾共同參與的政治行為，一場集體性的政治儀式。
“訴苦”便是土改運動中一個核心的政治行動，它讓千百萬貧苦的農民參與其中。個人的苦難訴說在這個集體儀式中得以重新塑造，苦難不只屬于個人，它還升華為一個階級的歷史。在1952年出版的《人民學習辭典》中，對“訴苦”的官方解釋是：“訴說自己被階級敵人迫害、剝削的歷史，因而激起別人的階級仇恨，同時也堅定了自己的階級立場，就叫做’訴苦’?！?/span>
可以說，土改運動并不是鄉村社會矛盾激化后的自然結果，而是由于政治力量的介入與廣泛的民眾動員才引發起的一場政治革命。土改領導者發現，他們試圖建立的階級話語體系，與農民的日常思維及鄉村的客觀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距離，要想發動農民起來斗地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借助訴苦、算帳等一些特殊的手段，才有可能實現目標。
由于當時的農民有較強的命運、家族及鄉情觀念，對什么是苦、苦從何來也有著自己完全不同的解釋。山東莒南大店的土改總結，記錄了當時一位60歲老佃戶的回答。這個佃戶叫王成，家里6輩子干佃戶，窮得連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問他：“你不賭錢，又不喝酒，天天干活，為什么還這么窮？”他想了半天回答：“這些年短工太貴了?！保ù蟮钁艮r忙時要雇短工）又問其他原因，回答：“我種的地總是舍苗，少打糧食?！痹僮穯?，他嘆口氣說：“咱命苦啊，那有什么辦法?！睋Q個角度問他：“為什么地主整年整輩子不干活，可是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呢？”他的第一個說法是：“人家當大官，當初大店十二頂轎出來進去，還沒錢嗎？”第二個說法是：“人家開大買賣還沒錢嗎？”最后又歸結為：“人家命好呀！祖宗……”當問到“你有什么辦法沒有呀？”他的回答：“除非我去當土匪！可是我又不會?！惫ぷ麝犠詈笾缓每偨Y道：“大店群眾久在地主欺騙之下，階級覺悟不是普遍的。”
而山東濱海地委的土改總結中則有這樣的記載：“群眾的落后思想：‘窮是命不好，祖上沒積德’；‘家里人多，吃窮了’；‘分家分窮了’；‘給土匪搶窮了’；‘賭博賭窮了’；‘死人送殯送窮了’；‘嫁閨女嫁窮了’?！鞭r民們往往把自己的“窮根”歸于：“一、命；二、自己；三、鬼子漢奸、土匪。”
可以看到，農民即使在訴苦的過程中，與領導者試圖灌輸的階級觀和斗爭觀的政治目標也相距甚遠，農民個體之間的想法也大相徑庭。我們知道，土改的最終目的并不是土地的再分配，而是要啟發農民認識到自己貧窮的根源在于受剝削，進而達成對地主階級的仇恨心理。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壓迫→反抗→解放”的革命邏輯。
工作隊營造訴苦的氛圍
我們從訴苦時的一些口號，就能感知到當年領導者的良苦用心：“是窮人都有苦，是地主都有罪”、“窮人都有苦，有苦人人訴”、“父苦不訴不算孝子”等等。在這些口號中，宣揚的是一種以苦為榮、以窮為善的價值觀，而訴苦與否則成為判斷窮富和善惡的標準。只有訴苦才能表明自己的階級身份，才能在分配時獲得更多的好處，才能被工作隊提拔為鄉村中新的政治精英。訴苦本身也許并不能體現權力，但訴苦這一集體政治儀式無疑成為階級權力系統構建的有力支點。
為了使訴苦達到預期效果，各地領導者也總結了大量的實戰經驗用來推廣。比如在選擇“苦主”上，冀南九地委認為：“青年人沒有什么苦，壯年人有苦也不大，受苦最多而且受地主剝削最厲害的是老年人，因此培養的對象應在這些人身上。”
渤海區黨委的經驗是：“各種訴苦會議，老頭兒訴苦最起勁，婦女最容易哭，有了婦女哭才能哭成一團?！焙颖蹦车毓ぷ麝牭霓k法是：“典型訴苦人員的選擇，最好是女人，因為女人感情脆弱，容易哀情，記憶力較清，訴起來即哭泣，能以淚引淚?！?/span>
在場地選擇上，工作隊往往也煞費苦心。冀南三地委總結認為：“訴苦會場的嚴肅沉寂是必須要注意的問題，尤其干部態度要鄭重其事，啟發動員，便很容易造成越訴越冷靜、越冷靜越苦的空氣?！倍硪环菸募t對場地做了更細致的要求：“小組會以在貧苦農民之住暗淡破爛房屋（為好），如晚上不甚明的燈光下更好，大會訴苦也要在偏僻凄涼的地方，無人來往，如戲廣（場）的布置布景就更會（令人）感動了?！?/span>
在一些工作報告中，甚至規定了要訓練訴苦者的“悲哀表情，說到地主欺壓農民時，要有奮（憤）恨之態度，能成為一個能感動人的演員來感動農民”。在領導者這番精心的策劃下，無怪乎每一個訴苦會都開得群情激憤，如一位農民所說的：“他叫窮人家笑窮人就笑，他叫窮人哭窮人就哭！”
只有在訴苦中讓農民強烈地感受到“苦”，這種苦才可能轉化為“怒”。只有真正“怒”了，一旦指明“苦”的根源，農民自然會完成了從訴苦走向復仇、從訴說走向行動的重要心理轉化。面對面的斗爭是讓農民感到陌生與恐懼的，如何將這些處在邊緣地位的農民發動起來，主動投身到政治斗爭中去，進而實現對鄉村政治結構的重構，這是訴苦真正要解決的問題。
范斯萊克在《劍橋中華民國史》分析道：“每一次行動都使下一次行動更容易，并且斷絕了退路。一個佃戶由于害怕報復或者為了保持社會融洽，可能一時偷偷地付給地主原先未減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斗爭會上大聲訓斥了這個地主之后，他或許再也沒有退路了。”
土改領導者對這一目的的認知也是非常清楚的。在山東臨沂地委的工作布置中就明確要求：“由訴苦到控訴地主的苦，將農民低級的苦提高到階級的苦，少數人的苦成為廣大群眾的苦，群眾才能發動，成為團結內部部向封建階級斗爭的過程，是階級教育的過程，其覺悟則提高，訴苦就成為運動，由低到高的發展，成為自覺的訴苦，地主的罪惡得到揭發，群眾就起來了?！?/span>
湖南醴陵縣委則把訴苦分為訪苦、問苦、引苦、訴苦、論苦等幾個階段，這個過程的演進，使我們可以清晰地窺見當年訴苦的真實原由、操作手段及想達成的目標。而冀中區委的結論是：“訴苦越訴的苦，斗爭亦好發動，群眾越能翻心，否則群眾即使翻了身亦不能翻心”。河北唐縣的總結則更直接，“越訴越苦，越苦越冤，越冤越恨，越恨越有氣，越有氣越有勁斗地主?！?/span>
哭聲中提高農民階級覺悟
訴苦的高潮階段就是“哭”，不哭就沒完成任務。河北渤海區委在介紹樂陵縣訴苦運動時，就寫道：“四區西涼家六十個貧中農訴苦會上哭了五十多個，小趙家四十個中貧農會員全都哭了，東梁家六十個貧中農會員哭了五十多個，九區×村中中貧農哭成一團?！薄坝腥舾傻呢氜r哭死了，哭病了，把眼哭紅了，哭得不吃飯了，這種現象不勝統計，在各個貧農大會上絕大部分的干部與群眾哭成一團，有些哭得死過去了。”
冀南三地委在總結蒹莊的工作中寫道：“經一天多的時間，百分之百的都訴了苦，其成績效果之大，是在發動群眾的已往歷史上少見的，有的弟兄二人對面抱頭痛哭，口口聲聲要冤冤相報，有的哭不成聲，有的痛哭絕食，有的眼皮哭腫了，有的一人訴苦痛哭，大家為之淚下或傷心的低頭不語，一片哭聲，其凄涼慘酷之景況，使人不禁流下階級同情之眼淚?！?/span>
河北渤海區介紹黃驊縣訴苦情形時，還有具體的統計數字：“黃驊縣五個區一個鎮，到會人數7519，刷洗350人，剩下7169人。7169人中6492人訴苦，其中哭的5411人，哭病了的195人，哭死的13人，干部哭的273人?？薜姆N類，為餓死哭的397人，賣兒女哭的157人，給土匪打死打傷而哭的153人，全家書（輸）訟而哭的55人，為要飯哭的75人。”
針對訴苦中的“哭”，有的地方還提出了“不哭就不是真貧農”、“消滅不哭的貧農”等口號。經過這場政治儀式的洗禮，農民的個體意識開始被集體馴化了，他們認識到，個人只有通過階級才能發出聲音。農民，這個通?！白顬橄麡O、最無精致目標、最少組織性的階層”，終于因為“訴苦”這一“政治技術”所提煉的苦難，而被聯系起來，并通過“階級”這個中介物，與更為宏大的國家政治話語發生了關系。訴苦不僅使農民有了“階級覺悟”，也使他們認識到新、舊兩種社會制度的不同。這雖然是以打亂農民的日常生活邏輯為代價的，但突顯了一個全新的、正面的國家形象，在這個革命的邏輯中，國家成為農民感恩的對象。同時，通過打擊傳統社會中的鄉村精英與權威——地主，訴苦也成功地在農民心中摧毀了那個舊的、負面的國家形象。
作者簡介:葉匡政，生于1969年4月，當代著名詩人，學者，文化批評家。代表作有：《孔子為何哭了？》《土改學》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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