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成年后，不免常回憶快樂童年時光；中年老年后，又更易想起青年壯年的經歷。這種對以往人、時、地的眷念，英文是nostalgia，翻成中文成為「鄉(xiāng)愁」，但不一定和「鄉(xiāng)」有關。另一方面這卻是超越文化、種族、階層的普世經驗和情緒。其中共同元素即是：回不去了，就像失去的稚心和童貞，時光不可逆轉。Tomas Walfe的『你不能再回家』 (You Can’t Go Home Again)是這一層意義。
鄉(xiāng)愁的另一層意義果真與鄉(xiāng)有關，特別是指多少曾有鄉(xiāng)居經驗，而在都市里生活己久，不時感到厭煩的人之情緒。這也是中外皆然，不過是特指工業(yè)革命及城鎮(zhèn)化后的現象，英國湖濱詩人群是最好代表。從階層看，這應屬中產人士特有。 (注一)他們不是不能回鄉(xiāng)或下鄉(xiāng)，只是多不愿在鄉(xiāng)久留永居，理想是能在城鄉(xiāng)之間隨意來去。
(如從人為政治因素來看，與鄉(xiāng)有關的鄉(xiāng)愁還應擴大「鄉(xiāng)」義。例如：兩岸開放前敘述臺灣一部份人鄉(xiāng)愁的余光中之一詩 (曾被溫家寶引用)、游洇大陸不能回鄉(xiāng)奔喪的林毅夫、等等。)
鄉(xiāng)愁的第三層意義是指城鄉(xiāng)移民人的感受。這才是大陸當前城鎮(zhèn)化中的課題，而只有在這層意義上能和經濟掛勾成為「鄉(xiāng)愁經濟」。鄉(xiāng)間農民為工資吸引，來到城市，又何止是產業(yè)別之改變。從此他要順從鐘表和遵受工作紀律，他要被馴服。更重要的是他要適應完全不同于鄉(xiāng)間的城市人間關系---頻繁多禮而冷漠，他要從以往的群體認同中重新建立獨立人格，要學會自私、理性、和計算，懂得時間和金錢價值。總之，他要脫胎換骨，轉變成為一個新人 (注二)。是這種新人的勞動力才能和資本結合，創(chuàng)造產出剩余，推動經濟。他匯款回家，經過乘數效應給村經濟帶來活力。但他為鄉(xiāng)愁撕裂。最初過年過節(jié)時他仍舊回鄉(xiāng)，但最后發(fā)現他也己回不了家，他身體和靈魂己屬于另一世界。但是他帶回了資訊和新價值，引走了更多年青村人。他就是改變鄉(xiāng)土的媒介。
我們能為這第三種鄉(xiāng)愁做什么？好像不多。去年年底中共中央文件中出現了“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xiāng)愁”的詩意指示，使人一頭霧水，倒底什么意思？是要規(guī)劃工作者創(chuàng)造城鄉(xiāng)之間的中繼環(huán)境來安撫被疏離了的移民？(注三) 這里有西方經驗可參考。十九世紀末，Ebenezer Howard 推動的三萬人左右、在都會區(qū)邊緣的「花園城」(garden city)就是為了這個目的。此種衛(wèi)星「城」后來成了二戰(zhàn)后各類新鎮(zhèn)的先軀。但他們的實際功能并沒有攔截了城鄉(xiāng)移民，而是提供了都會裡中產階級郊區(qū)化的低密度居住，也就是減除上述的第二種意義鄉(xiāng)愁。更重要的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歐美各國發(fā)現這些郊區(qū)新鎮(zhèn)不需要也不應該由政府來補貼推動，土地經濟機制接手，市場自然會供應。(注四)
城鄉(xiāng)新移民實際去了那里？他們不是進了工廠，就是來到都會中心，那里有各種各式的第三次產業(yè)工作需求，(不是商業(yè)、金融、教師、、而是營建工、幫傭、垃圾收集、、---而同樣是城市運作功能之必需。)都會中心地價高昂，他們以高密度居住方式來集體出租競勝中產家庭。(注五)他們的鄉(xiāng)愁也是靠高密度居住來相互取暖支持，他們不會選擇住在望得見山看得見水的郊區(qū)，除非工廠在那裡。他們要到下一代成功后或許會搬離市中心。
要分析鄉(xiāng)愁經濟，也許得從空間經濟著手，因為其中邏輯似乎能和現實聯接。紐約的唐人街、小意大利或許是不錯的標本。誤解了鄉(xiāng)愁經濟可能導致政策上的美麗錯誤。
注一, 湖濱詩人William Wordsworth 在他一詩中以區(qū)區(qū)六字表達了對工業(yè)化后城市人的性格: Late and soon, getting and spending. 見到梁實秋以同樣的簡練譯為: “夙興夜寐，競營揮霍”八字。記得Lewis Mumford 在他的『歷史中的城市』（The City in History）書中挿圖曾引用Getting and Spending。當代中國，不僅是土豪，大約也可以這幾個字來形容吧。吊詭的是：經濟發(fā)展就還得靠這種性格。最近中國要經濟轉型，希望以內需代替出口作為增長動力，也就是說國人的節(jié)儉美德要改為多揮霍一點。總體經濟和個人德性間的關系是遵從辯証法則的？此話扯遠了。總之，英國城市人的鄉(xiāng)愁并未隨文學上的浪漫時期過去而告終。實際上最能代表此類鄉(xiāng)愁的應舉愛爾蘭詩人葉慈的”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不過此詩喻愿，并非實際行動。后者則應舉本讀書網站曾熱烈討論的碧山村計劃？
注二, 最能表達城鎮(zhèn)化后人際關系變化進而影響個人性格者，莫過于Louis Wirth 1938年的社會學一文”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我此處所述乃是五十年前讀此文后的心得之應用。剛上Yahhoo去查，發(fā)現此文迄今仍然當紅。被引述、推崇不減當年，還有人將之摘要，以供繁忙的都市學人學生快覽。又：Wirth 是受19世紀末德國社會學家George Simmel的影響，特別是后者的”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一文。Simmel主張社會及文化之形式和內容互動而被認為后世結構主義的先軀，此可在Wirth文中見到。
注三,他離開了土地上所熟悉的農耕, 來接受受別人管理的工廠或服務性工作, 這是近似馬克斯所說的異化，雖然馬之原意不及于農耕；他在城市裡又經歷了Wirth所描述的人際疏離。所以他的鄉(xiāng)愁是基于這alienation一字的異化和疏離的雙重意義，恐怕不為知識份子所能體驗。
注四, 英人于1950年代工黨執(zhí)政期間大力推動新鎮(zhèn)政策，還藉聯合國向世界推銷，認為是對人類偉大貢獻。臺灣也是此理想之進口國之一。但在英國三代新鎮(zhèn)后無以為繼，財務虧損，政府叫停。其根本原因是在于新鎮(zhèn)中初期無人居住時不應有大量公共建設來浪費資源，而無此類建設時又無人搬去居住。在這雞和蛋關系之間須經政府利息補貼十至廿年來打破矛盾，其間公共利益目的受人質疑。1970年William Alonso在一篇”海市蜃樓的新鎮(zhèn)”（TheMirage of New Towns）有過犀利批判。這類批判原可能不適用于中國，因為在后者土地取得簡易，城鎮(zhèn)稅收和經營成本計算不同，更重要的是政府原可掌握需求，使新鎮(zhèn)開工后三五年即有了過半居民。我在廈門即看過幾個這樣的快速新鎮(zhèn)---譯為英文應是instant new town吧。不過近年來全國推行過頭，讓建商依投資融資辦法而依不市場需求來興建，結果到處出現了空蕩鬼城，真的成了海市蜃樓。
注五, 在工業(yè)革命、中產階級興起以前，中外都是菁英階層居住城市中心。此后結構反轉。Alonso在他的Location and Land Use一書中開頭即問為什麼所見卻是窮人住在地價高昂的都會中心？答案是此乃高密度之集體競租結果。這是市場力量。政府以規(guī)劃干預后使事複雜。例如臺北市所給之平均容積率偏低，使得低收入者難以高密度之集體競租方式留存，他們于是住在市外以機車通勤。早晚上下班時站在臺北市聯外穚梁上所看到的如云機車可說世界一景。其造成的空氣污染以及較高的傷亡率均因其為外部性成為社會成本而并未計入市場。這是政府應補貼建造社會住宅之理由。此理由是基于效率而非公平。
作者系臺灣大學建筑與城鄉(xiāng)研究所退休教授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網轉自：鄉(xiāng)愁經濟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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