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此文寫于1983年，是我提交當年秋天在成都召開的中國古代經濟史學術研討會的論文。該會議的論文集《中國古代經濟史諸問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90出版，此文亦載于其中。
（一）
為了掌握中國古代農業發展的歷程、特點和規律，需要對中國古代農業史作適當的分期。由于認識不同，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人們可以采取不同的分期法。表面看來，農史分期帶有主觀隨意性，實際上它是有客觀標準的，這個標準就是農業發展自身的階段性。毛澤東同志指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本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根本矛盾在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采取了逐步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影響的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1] 中國農業發生發展過程自身所表現出來的階段性，正是中國農史分期的客觀依據。
農史分期和社會歷史分期是又有聯系又有區別的。農業是一種特殊的物質運動形式，它是人類以各種手段干預自然界生物體的生長過程，使之在與外界環境不斷進行的物質循環和能量轉化中，制造出人類所需要的食物和其它產品。它是自然再生產過程與經濟再生產過程的結合。區分這種經濟活動的發展階段，不是依據自然再生產過程的變化，而是依據人們干預自然再生產過程的手段、內容和規模的發展情況。隨著人類對自然認識和改造能力的增強，農業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生產結構、生產內容、規模和布局總是或緩或速地發生變化，從而使農業生產顯示同階段性來。除了農業生產力諸因素、農業諸部門和諸地區之間相互制約外，上述農業生產力階段性的發展還受社會經濟、政治和自然諸種因素的影響。在這些因素中，社會經濟制度的因素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除了社會經濟制度外，自然條件的特點和變化，人口的消長、轉移和分布，民族的交流、融合和斗爭，都與農業生產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由上述諸種因素綜合作用所形成的農業生產發展的階段性，與社會歷史發展的階段性有時是一致的，有時又是不完全一致的。這是因為農業是古代世界最主要的生產部門，它的發展為古代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基礎，但農業發展階段的標志是農業生產力的水平，亦即人類干預生物體自然再生產過程的手段、內容和規模，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標志則是生產關系的不同類型或不同發展程度，而生產關系有時落后于生產力的發展，有時又跑到了前面，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道路。同是鐵犁牛耕出現和推廣的時代，由于具體歷史條件不同，在歐洲建立了希臘羅馬的古典奴隸社會制社會，在中國則導致了由封建領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過渡。西歐中世紀封建制度建立之初，農業生產力并不比希臘羅馬奴隸社會進步，在某些方面還有所后退，封建制度是在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以后，才證明了自己比奴隸制度優越。因此，雖然社會經濟制度與農業生產發展有密切關系，但社會歷史的階段性和農史的階段性畢竟不是同一的。為了便于說明農業生產與社會經濟制度之間的關系，按照社會歷史的一般分期敘述農史發展是可行的，但這終究不能代替按農史自身發展特點的分期。
基于上述認識，試把中國古代農業史劃分為五個發展階段：
一. 原始農業時期；
二. 溝洫農業時期（虞、夏、商、西周、春秋），也是從原始農業到精耕細作農業過渡時期；
三. 精耕細作農業成型時期（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主要特點是北方旱田精耕細作技術體系的形成；
四. 精耕細作農業擴展時期（隋、唐、宋、遼、金、元），主要特點是南方水田精耕細作技術體系的形成；
五. 精耕細作農業持續發展時期（明、清），主要特點是為了適應全國性人多地少格局的形成，多熟種植的推廣和耕作技術的精細化。
第一階段屬原始農業范疇，二、三、四、五階段屬傳統農業范疇。
這是從生產力角度考察農業生產所作的分期。農業生產力不僅包括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等因素，而且包括各生產部門和生產區域的結合形式，等等。因此，我們打算從生產工具和動力；土地和水的利用方式以及耕作制度；勞動者的經驗和技術；作物構成和牲畜構成；生產結構與生產布局等方面分析這五個階段的特點。
第一階段：原始農業時期
從距今一萬年左右農業發明開始，至距今四千年前階級社會形成為止，相當于中國原始社會后期。
農業工具以石器為主，并廣泛使用木竹器、骨角器和蚌器。石斧、石錛一類砍伐工具的應用是原始農業的特點之一，與之并存的是播種用的竹木棒和收獲用的石刀、石鐮。鋤、鏟一類翻土工具是稍后出現的，在我國尤以耒耜的使用最具特色，完全靠手工操作。
耕地開始可能在山地，以后向江河兩岸比較代平的地區發展。實行撂荒耕作制，最初是生荒耕作制，繼之是熟荒耕作制。這一時期耕作技術的特點是刀耕火種，以后產生了與播種直接相結合的原始的封耕作，生產技術的重點逐步由林木砍燒轉移到土地加工。出現了用以掌握農時的原始物侯歷。牲畜野放，后來產生了簡單的欄圈。把野生植物和動物培養、馴化驗室栽培植物和家畜是這一時期農業生產的最大成就。人類現今得用的主要作物和家畜，全部是在原始農業時代栽培和馴化成功的。
這一時代人們栽培和利用的植物比后世多而雜，有所謂“百谷百蔬”之稱，后世所謂“五谷”（粟、黍、稻、麥、菽）也包括在內。在各種栽培作物中，北方以粟（稷）為主，南方以稻為主，麻葛和蠶比則是主要的衣著原料。這種作物構成延續到唐宋以前仍未根本改變。牲畜則以豬為主，豬、牛、羊、犬、馬、雞等“六畜”在這時代的后期已經齊全。
絕大多數農業遺址呈現以種植業為主，農、牧、采（采集）、獵（漁獵）相結合的經濟面貌。在長城以北和南方沿江、河、湖、海的某些地方，狩獵或捕撈長期保持著重要地位。畜牧業隨著種植業的發展而發展，在北方的某些地區逐步出現以畜牧為主的趨勢。
原始農業以砍燒林木獲得可耕地和灰燼為其存在前提，它的積極意義在于開始了人類通過自己的活動增殖天然產品的過程，開拓人類新的活動領域和空間，但它在進行生產的同時，破壞了自身再生產的條件，隨著人口的增加和耕地的相對不足，這種對自然界掠奪式的生產必然要被新的農業生產方式所代替。
第二階段：溝洫農業時期
從虞夏時代起，經商、西周迄春秋止。這一時期包括了我國奴隸社會和封建領主制社會，實行從農村公社土地制度演變而來的井田制度。
這一時期木石工具仍在廣泛使用，但青銅工具已占主導地位，因為廣泛使用的木器已用青銅工具加工制造，而且青銅農具已日益普遍地應用于農業生產中。與原始農業時期相比，農具的類型變化不大，耕犁可能已經出現，但耒耜和鋤钁無疑是當時的主要農具，雖然這些農具許多已安上金屬刃套了。在這一階段的后期，鐵農具和牛耕均已出現。
這一時期的耕地主要在華北大平原和其它江河兩岸比較低平地區。當時華北地區沼澤沮洳較多，要在比較低平的地區發展農業必須首先開溝排水，由此而產生的溝洫農業是黃河中下游華夏族農業的主導形式。溝洫農業起源于原始社會末期，大禹治水，“盡力乎溝洫”，標志著它的確立。甲骨文中田字和其它有關文字的形象，《詩經》、《周禮》等先春秋古籍中有關溝洫圳畝的記載，證明它的普遍存在。溝洫的作用在于排而不在于灌。溝洫農業是旱地農業而不是灌溉農業。與溝洫農業相適應，撂荒制基本上已被休閑制所代替，《詩經·爾雅》中的“菑、新、畬”，《周禮》中的“易田”等，都是休閑制的反映。在南方，除了部分地區仍在山區實行刀耕火種外，也較普遍地在低平地區經營水田。
溝洫農業是壟作形式的旱地農業。當時的農業勞動采取兩人簡單協作的耦耕方式。在這種形式下，耕地的選擇、布置、整治，農時的掌握，品種的選育、播種、管理、除草、治蟲等方面都獲得了初步的成就。《呂氏春秋》“任地”等篇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生產技術和經驗知識。在南方的水田則實行比較粗放的火耕水耨法，這種方法并不完全同于刀耕火種，有的地方往往是與簡單的蓄水工程相結合的。這一時期更為完備的天文歷已代替了原始的物侯歷。在對不同封的辨別和利用方面也積累了不少知識。在畜牧業方面，舍飼、閹割、相畜、孕畜保護、牧場管理等項技術都已出現或有所發展。
隨著各民族的斗爭和融合，原先在少數民族地區種植的稻、麥、戎菽（良種大豆）等作物向中原華夏族地區發展，但北粟南稻為主的局面沒有改變，麻葛與蠶絲仍然是主要的衣著原料。牲畜種類雖然沒有大的改變，但馬、牛等大牲畜有所發展，并廣泛用于駕挽，經濟價值提高。
在廣大地區內種植業的主導地位進一步確立。畜牧業也有較大規模。水產養殖、人工植樹、專業園藝相繼出現。“虞衡”是這一時期特有的生產部門，其內容主要是對野生動植物資源的保護利用，有些地方還設官管理，所以它既不同于作為原始農業必要補充的、對自然掠取式的原始采獵業，也不同于后世僅供統治階級消遣的狩獵活動。隨著畜牧業的發展，華北北部、西部和東部某些地區形成了游牧民族，它們迅速向中原地區推進，形成了同以農耕為主的華夏族交錯雜居的局面。這是中國歷史上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
本期是由原始農業到精耕細作傳統農業的過渡時期，在生產工具、生產結構等方面保留了原始農業時期的某些痕跡，但精耕細作的農業技術亦已在孕育之中。由于與耒耜、耦耕、井田制密切相連的溝洫農業是這一時期農業的主要特征，故以此名之。
第三階段：精耕細作農業的成型期
從戰國開始，中經秦、漢、魏、晉以迄南北朝，這是我國封建地主經濟制度形成和向上發展的時期。隨著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和確立，生產力獲得迅速的發展，出現了戰國和前漢兩次農業生產的高潮。魏晉南北朝時期，封建依附關系有所回增，但總的來說，封建地主經濟在向更大的范圍擴展。
鐵犁和牛耕的推廣是這一時期農業生產工具和動力的主要特點。農業具從質料到形制都比前一段有了很大的變化，鐵農具獲得普遍使用，不但有鐵鍤鐵钁，而且有鐵鏵犁、耙、耱、耬車等各種工具，農業動力則由人力發展到畜力以至水力和風力。農業工具和動力的這種變化使整個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為方改觀。
在北方由于自然景觀的某種改變，由于井田制的破壞和牛犁的推廣，溝洫農業走向衰落。在南方，水田獲得進一步的開發。這些情況促使了水利建設高潮的出現，一批大規模的水利灌溉工程相繼興建。但在北方，旱地農業仍占主要地位。耕作制度則由休閑制轉為連作制。戰國以后，雖然休閑制在某些地區和某些時期并未絕跡，但連作始終是農業生產的主要耕作制度。適應連作制的需要，我國農民創造了豐富多彩的輪作倒茬方式。這時復種制也已在局部地區出現了。
農業技術有了很大發展，北方旱地農業精耕細作的技術休系形成并臻成熟。最突出的是形成了以抗旱保墑為中心的耕—耙—耢—整套耕作措施。人工施肥受到普遍的重視，人畜糞尿、綠肥作物、墻土等相繼被用作肥料。選種技術有了較大進步，培育出眾多的作物品種。病蟲害防治和其它自然災害的防治技術有了可觀的成就。孕育出象《齊民要術》這樣代表當時世界農學最高水平的名著。這標志著我國精耕細作農業技術體紗已經成型。戰國秦漢時代南方仍然是地曠人稀，部分地區農業生產已比較進步，相當一部分地區仍然保留著火耕水耨的習慣。魏晉以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加速了南方的開發，醞釀著南方農業技術的躍進。但南方精耕細作技術體系尚完成，經濟重心在黃河流域。
作物構成和牲畜構成比起前段均無根本改變。但適應連作制換茬的需要，豆類和冬麥在作物構成中的地位提高了。大豆有培肥地力作用，而且“保歲易為”，在春秋戰國之際一度與粟并列為主要糧食，耕—耙—耢耕作體系完成，導致旱地農業抗旱防澇能力提高以后，大豆向副食品方向發展，種植面積有所縮小，但豆類作物作為禾谷作物的良好前作，始終被廣泛種植。冬麥有利于輪作倒茬和“接絕續乏”，隨著石磨推廣、面食精細化和旱地精耕細作體系的形成，它的種植面積在不斷增加。民族之間的斗爭和融合，作物和牲畜種類的交流，大大豐富了各民族的物質生活，尤以西亞通路的開辟，促進了國內民族之間以至中外之間的農業交流，一批有經濟意義的作物先后引進中原。西域和蒙古草原的良種馬和騾、驢、駱駝等“奇畜”，在這一時期也大量引入中原地區。
在生產結構和生產布局方面，春秋以前華夷雜處的局面改變了。進居中原的游牧民族大部分接受了農耕文明，一部分被斥逐于塞北，形成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在地區上明顯地分隔開來的格局。這種格局在戰國時代形成以來，其影響一直及于今天。在本時期內，農區以種植業為主，農桑并重，多種經營，畜牧業也是比較發達的。以養馬業為基干的、由國家經營和地主經營的大規模畜牧業與以養豬養牛為主的、由小農經營的、作為家庭副業一部分而服務于農業生產的小規模養畜業為主、游獵為輔的，種植業雖然早已存在，但比重很小。在游牧的“行國”的旁邊，散居著一此以農耕為主的“土著”民族。在農區與牧區之間，平常通過互市和民間交流進行經濟聯系，并不時發生戰爭。秦漢統治階級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擾，在西北地區屯田和移民實邊，使農耕經濟方式向牧區推進，在農區與牧區之間形成一個半農半牧的地區。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游牧民族大量進入中原，一度把部分農田改為牧場。但他們很快就接受了漢族的農耕文明。中原地區以種植業為主、農牧結合、多種經營的生產結構經受了歷史的考驗站穩了腳跟。這是我國歷史上游牧民族的第二次大融合。
第四階段：精耕細作農業的擴展時期
包括隋、唐、宋、遼、夏、金、元諸代，這是我國封建地主經濟制度走向成熟的時期。由此魏開始的均田制在隋唐時代繼續實行，個體農民的人身依附關系削弱，到宋代租佃制度全面確立，封建地主制獲得了典型的形態。農業生產出現又一次高潮。與租佃制確立相伴隨的我國封建經濟的另一個歷史性變化，是全國經濟重心從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以南地區。這一轉移魏晉南北朝發其端緒，隋唐繼續發展，到宋代最后完成。
這一時期農業工具繼續有重大的發展。例如包括十一個部件的結構完整、使用輕便的曲轅犁，用于深耕的鐵搭，適應南方水田作業的耖、耘盪、龍骨車、秧馬和聯合作業的高效農具如糞耬、推鐮、水轉連磨等。旱地、水田農具均已配套齊全，在傳統農業范圍內，已達到接近完善的地步了。王禎《農書》對此作了系統的總結。
由于人口增加（尤其是在南方）和土地兼并的發展，“地不敷種”的情況有所發展，出現了“與山爭地”和“與水爭地”的浪潮。在中部和南部的山區，除沿用保留了原始刀耕火種習慣的“畬田”法外，適應水稻上山的需要并具有保持水土意義的“梯田”在這一時期發展了起來。在江南水鄉，則出現圩田、涂田、沙田、架田等土地利用方式。這一時期水利灌溉工程南北各地均有所發展，但建設的大頭在南方，而南方又以小型水利工程為主。在太湖流域，五代以后形成了治水與治田相吉合的墉浦圩田系統。珠江三角洲也獲得了開發。在耕作制度方面，這一時期輪作復種有所發展，最突出的是南方以稻麥復種為主的一年兩熟制已相當普遍。
這一時期北方旱地農業技術繼續有所發展，但比較緩慢，農業技術最重大的成就是南方水田精耕細作技術體系的形成。在土壤耕作方面形成了耕—耙—耖等一套完整的措施。水稻育秧、移栽、烤田、耘耨等都有了進一步發展。為了適應一年兩熟的需要，更重視施肥以補充地力，肥料種類增加，講求漚制和施用技術。南宋陳旉在其《農書》中對南方水田耕作技術作了總結，提出了“地力常新壯”的理論，標志著我國精耕細作農業在廣度和深度上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這一時期的作物構成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北方小麥種植面積繼續上升，并向江南地區推廣，南方的水稻種植進一步發展，并向北方擴展，終于取代了粟而居于糧食作物的首位。原來為少數民族首先栽種的西北的草棉和南方的木棉傳至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取代了蠶絲和麻類成為主要的衣著原料。在農區的牲畜構成上，馬的比重由大而小，耕牛進一步受到重視，養豬繼續占居重要地位。
生產結構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唐代以國營養馬業為基干的大型畜牧業達到極盛；中唐以后，由于吐蕃等少數民族的侵占和土地兼并的發展，傳統牧場淪衰，大型畜牧業走向沒落，小農經營的小型畜牧業成了畜牧業的基本經營方式。多種經營有所發展，如茶葉、甘蔗、果樹、蔬菜的栽培有較大發展，花卉業興起了。在傳統的牧區，農業經濟的成分有所增長。在這一時期內，原以游牧為主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族相繼進入中原，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第三次大融合。但這一次沒有出現中原農區大規模農田改牧場的情況，相反，它加速了中原農耕文化向北方摹地區的伸展。蒙古帝國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在游牧經濟基礎上建立的最后一個威震世界的大帝國，但它在統治了中原和江南廣大地區后，仍然不能改變傳統的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結構。隨著元蒙帝國的崩潰，北方游牧經濟的黃金時代也就基本上結束了。
第五階段：精耕細作農業持續發展時期
包括明代和鴉片戰爭以前的清代。這一時期封建地主經濟制度仍然是有活力的，在這一制度的范圍內進行了若干調整，定額租成為主導的地租形式，佃農的人身依附關系更加松弛，經營自主權更加加強，在這一基礎上農業生產在明代和清代又相繼出現新的高潮，并順利地經受了清代人口激增的歷史考驗。順治年間人口統計數只有幾千萬，經過一百多年，到道貌岸然光年間已突破四億大關。人口的這種急劇增長顯然是與農業發展所提供的物質基礎有關的。同時，由此而導致全國性人多地少格局的形成，又對農業的發展方向產生深遠的影響。
農業生產工具在這一時期沒有重大的發展。在江南地區雖然出現過代耕架，但并沒有獲得推廣。這一方面是由于在封建地主制和小農經營條件下，農具改進已臨近它的歷史極限，另一方面也由于人多地少、勞力充裕的情況抑制了提高勞動效率的新式工具的產生。
人口激增、耕地不足，迫使人們進一步向邊際土地、向傳統的牧場進軍，這一時期山區和海涂的利用又有所發展；而在人均土地面積減少的條件下，解決民食問題的主要途徑是提高土地利用率。多熟種植的迅速發展成了這一時期農業生產的突出標志。在江南地區，雙季稻開始推廣，在華南和臺灣部分地區，出現了一年三熟的種植制度，在北方，二年三熟制獲得了發展。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糧菜間套作一年三熟和二年十三熟的最大限度利用土地的方式。
精耕細作的農業技術又獲得發展。深耕被進一步強調，耕法更為細致，為了彌補耕具的不足，出現了套耕、轉耕等方法。肥料的種類、釀造、施用繼續有長足的進步，接近傳統農業所能達到的極限。作物品種的選育有很大發展，地方品種大量涌現。各種作物的栽培方法也有不少新創造。在傳統農業技術繼續發展的同時，西方農業科學技術開始傳進。這一時代不但出現象《農政全書》這樣集傳統農業科學技術大成的著作，而且出現了一些高水平的地方性農書。
作物構成的變化也是顯著的，影響最為深遠的是新大陸作物的引進。玉米、甘薯、馬鈴薯等耐旱耐瘠高產作物恰好適應了人口激增的需要，獲得迅速推廣，為中國農民征服貧瘠山區和高寒地區，解決民食問題作出了巨大貢獻。煙草、花生、蕃茄、向日葵等經濟作物的引進豐富了我國人民的經濟生活。在作物構成的總體上，高產的水稻的優勢進一步加強。相比之下，牲畜結構的變化是不大的。
由于人口的增長，中唐以后農區大畜牧業衰落的趨勢在明清時代繼續加劇，但多種經營卻獲得進一步發展，而且形成了一些新的經濟作物集中產區。明清是農業區獲得相當大的擴展的時代。如明代對內蒙的屯墾，清代內蒙、東北的開禁，新疆、西南邊疆、東南海島和內地山區的開發等。在這過程中，精耕細作的農業技術獲得一定的推廣，尤其是東北開辟成重要農業區，意義特別重大。但森林資源由此遭到進一步破壞，傳統牧區面積縮小，畜牧業在全國國民經濟中比重再一次下降，出現了某種農林牧比例失調的趨向。
（二）
綜觀我國古代農業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它和世界其它國家古代農業的發展有著共同的規律。例如都是從使用木石工具、實行刀耕火種和撂荒制的原始農業開始的，進入階級社會以后，逐步使用和推廣了金屬農具，農業動力是人畜力，并以牛耕鐵犁為其典型形態，形成了一套建立在直觀經驗基礎上的農業技術，由撂荒制逐步過渡到輪作制，小農經營為主等等。然而我國古代農業與西歐中世紀農業比較，又有其顯著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 精耕細作是我國古代農業生產技術的主導形式和發展方向。我國早在溝洫農業時期，精耕細作的農業技術即已孕育，秦漢以后逐漸成型，并不斷擴展和提高，西歐中世紀長期實行休閑制，我國古代則很早就從休閑制過渡到連作制，并逐步發展了多熟種植。西歐中世紀不重視施肥，我國古代則強調施肥重要性。西歐中世紀種植制度死板，我國古代則強調因時因地制宜種植，并實行靈活的輪作倒茬方式。西歐耕作管理粗放，產量低，我國古代耕作管理精細，產量高，等等。我國的精耕細作農業，是以精耕、細管、良種、重肥等綜合措施和高土地利用率為手段，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為主攻方向的勞動集約型農業。無論從農藝方面或產量方面都達到世界古代農業的最高水平。
二、我國古代農業生產結構的主導形式是以種植業為中心、農牧結合、綜合經營的經濟，形成了廣大的農區，同時又是游牧為主的廣大牧區的存在為其補充。這種格局原始農業時代即已開始醞釀，至戰國時代正式形成，并一直延續至今年內。西歐游牧的或半游牧的蠻族入侵并傾覆了羅馬帝國以后，與當地居民融合在一起，建立了馬爾克公社，并在這基礎上形成了封建莊園，此后沒有出現強大的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長期并存并互相斗爭的情況。在馬爾克公社或封建莊園內部有公區牧場，三圃制中休閑的耕地也成為公區放牧的場所，因此，在馬爾克公社或封建莊園的范圍內，農牧的比例是比較接近的。我國古代井田制解體以后，在個體農民獨立經營的經濟單位之上，一般沒有別的經濟實體，也沒有穩定的公共牧場，畜牧業只是作為一種家庭副業來經營。因此，在單個農家范圍內，畜牧業比重要比種植業小得多。但我國農民很早就懂得利用農副產品喂養牲畜，并重視利用牲畜的糞肥和動力為農業服務，比較合理地利用作物和牲畜之間互相利用產品、互相促進的關系。這又是較西歐中世紀農業優勝的地方。從更大范圍看，除小農經營的畜牧業以外，還有地主經營和國家經營的大畜牧業，還有牧區少數民族的發達的畜牧經濟。因此，從總體看，我國古代畜牧業在生產結構中的比重不比西歐中世紀低，畜牧業發達程度則超過西歐，起碼在唐宋以前是這樣。此外，我國古代農牧區的劃分是民族關系交織在一起的，農區牧區的經濟聯系是通過民族的交流和斗爭進行的，這也是我國古代農牧關系區別于西歐中世紀的一個顯著特點。總之，與西歐中世紀相比，中國古代也是農牧結合的，只是結合的方式與西歐不同而已。我國古代農業不是“單一經濟”，也不是“跛足農業”，而是以種植業為主的綜合經濟。
三、我國古代各地區和各民族農業的發展是不平衡的。精耕細作技術雖然出現很早，但它最初只是出現于黃河中下游的局面地區，而與之并存的相對落后的地區可以說是汪洋大海。它出現后，在水平的提高和地區的擴展方面經歷了漫長的過程。這兩個方面是交叉地曲折地向前推進的。如果以戰國時代為這種精耕細作農業技術的出現時期，以宋代作為其在全國范圍內確立的時期，這中間經過了一千多年。即使在唐宋以后，仍有相當一部分地區農業經營處于粗放狀態。我國邊疆某些少數民族和內地部分山區的刀耕火種或“畬田”即是其例。這種落后的農業生產方式對自然資源破壞嚴重，成為我國傳統農業的歷史贅疣。農業發展不平衡的情況西歐中世紀也是存在的，不過我國古代表現得更為顯著罷了。
以上這些特點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我們試從以下四方面的關系進行分析：
第一：農業生產與社會經濟制度之間的關系
社會經濟制度對農業生產影響很大，我國古代每次農業生產高潮的出現，都是與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或調整分不開的。但農業生產不是單純地受社會經濟制度的制約。農業生產一定程度的發展，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建立或這種經濟制度的調整提供了客觀需要和物質基礎，而這種經濟制度建立和調整后，又反過來對農業生產的發展及其形態的演變產生深刻的影響。
我國奴隸社會和封建領主制社會都實行井田制，而井田制正是建立在溝洫農業的基礎上的。原始井田制就是農村公社，它是由于維系集體興建和維修溝洫系統這種公共職能的需要而產生的。井田制后來雖然改變了性質，但始終把興建溝洫、疆理土地作為自己的經濟職能。井田制的實行又反過來使耒耜、溝洫、耦耕相結合這樣一種農業形態獲得了加強。
鐵犁牛耕的使用，商品交換的發展突破了井田制的樊籬，導致了封建地主制的建立，而我國精耕細作農業也進入了成型期。溝洫農業時期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進步已經孕育著精耕細作農業，但它的形成和發展也是離不開封建地主經濟制度發生和發展這個重要條件的。在我國封建地主制下，雖然與西歐中世紀農奴制下一樣，農業生產主要是由個體農戶經營的，但西歐中世紀農民是人身依附于領主的農奴，份地比較固定，但只有使用權，實行勞役地稻，經營上受領主較多干預和農村公社古老生產習慣的束縛。相比之下，我國封建主義墳制下的農民人身相對自由，土地可以私有，實行實行地租，經營比較自主，因此他們生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比西歐中世紀農奴為高。但在多子繼承、土地可以買賣和兼并等條件下，他們的經營規模狹小，生產條件不穩定。這樣，中國古代農民就有必要、有可能，而且也愿意用多投勞動、精細耕作的方法，爭取在有限的土地上獲得盡可能多的產品。精耕細作農業技術體系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形成的。我國封建地主經濟制度有其特有的強大的自我調節能力和再生能力，從唐宋以迄明清，正是地主經濟制的自我調整，使小農進行生產的條件獲得某種改善，從而使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精耕細作農業繼續獲得發展。
第二：農業生產與自然條件的關系
農業生產是以生物的自然再生產為基礎的，它直接在自然的環境中進行，自然環境為農業生產提供了依以開展的地盤，因此，農業與自然條件的關系特別密切是不言而喻的。農業伊始各地所馴養的動物和培育的植物，顯然是與各地的野生動植物資源有關的。我國原始時代形成的南稻北粟的作物構成，直至唐朝宋才發生較大變化，而原始時代即已馴養的六畜，一直延續至今年內。農區和牧區分野的形成，也是與這些地區分別宜于農業和牧業的發展分不開的。黃河中下游沼澤沮洳遍布的自然景觀，則是導致溝洫農業出現的主要依據。
另一方面，農業生產并非單純的自然再生產的過程，它本質上是一個經濟再生產的過程，它是以人類對生物自然再生產過程的干預為其特征的。因此，在農業生產中，人們不是簡單地適應自然條件，更重要的是能動地改造自然條件；而人們改造自然能動性的發揮，并不以優越的自然條件為前提。馬克思曾經說過：“過于富饒的自然‘使人離不開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離不開引帶一樣’。它不能使人的發展成為一種自然必然性，因而妨礙人的發展。” [2]我們也可以這樣說，相對不利的自然條件，反而更能激發人們征服自然的斗志。事實正是這樣。我國主要處于溫帶，地大物博，為農業生產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廣闊的發展余地。但我國自然條件對農業生產并不總是有利的，在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是嚴峻的。例如黃河中下游雨量并不充沛，而且降雨休中在秋季，春旱多風，秋季又容易發生澇災。在歷史上，這一地區可謂旱澇頻仍，而精耕細作農業恰恰在這一地區首先發生。作為北方旱地農業精耕細作技術特征的“耕—耙—耢”耕作體系，其核心正是抗旱保墑。我國古代農民是在對不利自然條件斗爭中創造了高度的農業文明的。唐宋以來成為全國糧倉的長江下游精耕細作農業區，在《禹貢》所反映的時代是“厥土惟涂泥，厥田為下下”的，勞動人民為了克服低洼易澇的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危害，經濟長期摸索，建立了治水與治田相結合的塘浦圩田系統，發展了南方水田精耕細作技術，才使這一地區的經濟面貌徹底改觀的。我國農民改造利用鹽堿地、干旱地、山區低產田等，有許多獨特的創造，反映了我國勞動人民征服自然的勇氣和智慧。在某種意義上講，精耕細作就是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克服自然條件中不利的方面，利用基有利方面的一種巧妙的農藝。
我國勞動人民的這些農業實踐，在傳統農學思想中有深刻的反映。人們懂得進行農業生產不能超越客觀條件、違反自然規律，所以要“順天時，量地力”，但人在自然規律面前不是無能為力的，可以改造自然條件（如磽埆地經人加工改造，產量可以趕上肥沃地），可以駕馭自然規律（如可以“盜”天地之時利），所以又強調“人定勝天”。我國古代農學把人的主觀能動性放到重要地位的關于天時地利和人力辯證關系的觀點，正是精耕細作農業的結晶和指導準則。
第三：農業生產與人口消長、轉移和分布的關系
農業生產與人口發展的關系，實際上也就是物質資料生產與人類自身生產之間的關系。人類社會中存在的這兩種生產是互相制約的。人口的消長、轉移、分布受多種社會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響，例如生產力發展狀況、社會經濟制度、統治階級政策、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分布等等。在這各種因素中，農業生產無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因為農業生產出人類維持生存所必須的生活資料，從而為人口的增長提供了物質基礎或現實可能性。在我國古代社會中，人口的增長與農業生產的發展大體是同步的。另一方面，人口的消長、轉移和分布又反過來對農業生產發生重大的影響。在手工操作為主的古代農業時代，人口的增長提供了進行農業生產最重要的條件——勞動力，對于多勞集約的我國古代農業尤其是這樣。所以農業總是在人口分布比較集中的地方發展起來，而人口的轉移往往導致農業重心的轉移。例如秦漢時代南方地曠人稀，實行火耕水耨的粗放經營，人口增加，這種粗放經營的方式就遭到人們的責難，而魏晉以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為南方精耕細作農業體系的形成準備了重要條件。又以耕作制為例，撂荒制是以人煙稀少、有大量可墾荒地存在為前提的。撂荒制轉為休閑制，已必人口增加有關。而連作和復種的制度顯然與人口大量增加，耕地相對不足有關。其實，一般而言精耕細作的農業技術也是以人多地少為必要條件的。
但從全國范圍看，清代以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并不算少。漢唐盛世人口只有五千多萬，現今人口二十倍于古，而版圖并無大的變化。就明洪武二十四年人口數和墾田數看，每人平均占有耕地還有14.6畝。談不上人多地少。但局部的相對的人多地少確實早就出現了，那是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土地兼并造成的，有真有假。例如早在戰國初年，三晉地區就被人稱為“土狹而民眾”（《商君書·徠民篇》），但前此不遠的墨子說過：“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楚晉越，若使此四國得意于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眾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余也。”入戰國以來，黃河下游經濟繁榮人口增加是事實，但不會發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變化，三晉“土狹民稠”當是土地兼并造成的假象，所以孟子要呼吁“制民恒產”，類似的局部的相對的人多地少情況歷代都是有的。但不宇航局是真是假，精耕細作的農業技術是從這些“人多地少”的地區首先發展起來的，因為這種情況迫使人們致力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單產。
到了清代，地主經濟制度的調整導致了農業生產的高漲，這就為人口的激增提供了物質基礎和現實可能性（當時人口的增長還與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攤西入畝”、“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有關）。而這時全國性人多地少的格局形成以后，多熟種植及與其相關的農業技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著，農業的精耕細作化更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第四：農業生產與民族的融合和斗爭的關系
民族問題與農業生產關系密切。民族的特征之一是有共同的經濟生產，而農業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經濟活動，因此，從事不同類型的農業，成為區別不同民族的重要依據之一。例如，許多學者都把種稻作為古代百越族主要文化特征之一。我國是多民族的國家，各個民族在不同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下，從事各具特色的農業，各有其獨特的創造，這些創造匯合成中華民族光輝的古代農業文明。農業的發展包括縱的和橫的兩個方面：縱的方面是生產內容的豐富、生產領域的擴大、生產工具的改進、生產技術的提高等等；橫的方面是先進技術的推廣，農業地區的擴展等等。這兩個方面都是在各民族斗爭和融合的過程中向前推進的，以致我們很難把各民族的成就截然分開。例如代表我國古代農業發展最高水平的漢族，本身就是由許多原始民族和古代民族融合而成的。漢族前身的華夏族，就是在從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的過程中，由活動于黃河中下游的黃炎集團和部分東夷集團為主體，并包括了南方苗蠻集團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夏、商、西、周、春秋以迄戰國，它融合了進入中原的諸多游牧民族和游牧部落，融合了苗蠻系統的楚族和越族的一部分，奠定了漢族的基礎。漢族形成后繼續不斷吸收其它民族成分而日益壯大。因此，在現今漢族農業生產和農業科技的歷史成果中，實際上包含了歷史上許多少數民族的貢獻在內。另一方面，我國歷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各民族住區互相交插和彼此雜居的局面，即所謂“大雜居、小聚居”。由于起義、逃亡、戍邊、屯田、經商等原因，各少數民族地區無不居住著相當數量的漢人和其他族人，有些甚至融化到這些少數民族中去。他們一方面學習、適應當地民族的生產經濟和生活方式，同時又傳播漢族和其他民族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促進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這就是說，這些少數民族農業的許多歷史成果，同樣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
例如，現今漢族人民的主食稻和麥，在我國分別是百越族和西方少數民族首先栽培的。對中華民族的健康發展作出特殊貢獻的大豆，之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躍居為主要糧食，與從東北部的山戎傳進“戎菽”有關。棉花、甘蔗、茶樹、漆樹等重要經濟作物和經濟林木的栽培利用，也以少數民族為早。對古代農業起革命作用的原料是鐵，而春秋時代冶鐵業最發達的是苗蠻系統的楚族。最初的水利澆灌溉，大概也是在楚越等地發展起來的。漢唐良種馬身上流動著西域蒙古少數民族良種馬的血液，漢唐畜牧業的興盛直接與游牧民族傳進的良種良法和優良飼料有關。西域的葡萄、瓜果、蔬菜傳入中原，豐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質生活和農業內容，而新疆的灌溉農業則是漢族的屯丁和移民協同當地各族人民興辦的。總之，我國古代農業生產和農業科技成就，是各族人民在其相互斗爭和相互融合的漫長過程中共同創造的。
我國古代農業發展的不平衡，與各地自然條件的差異有關，也與多民族的狀況有關。因為雖然各民族的農業成果匯合為光輝的農業文化，但由于存在 著封建統治，由于各民族情況與條件的懸殊，它的推廣必然要走曲折的漫長的路，而且封建壓迫總要把一些少數民族排斥到邊遠閉塞、自然條件惡劣的地區。
在民族關系中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關系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游牧部落是在原始農業發展的較晚階段出現的，在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之中或之后，在游牧部落的基礎上形成了游牧民族。由此形成了以游牧為主的和以農耕為主的兩種經濟類型的民族，這就是我國古代歷史學家所稱的“行國”和“土著”。農耕民族需要從游牧民族地區取得牲畜和畜產品，游牧民族則需要從農耕民族地區取得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形成了兩類民族之間的經濟聯系。尤其是游牧民族，由于種植業基礎的薄弱，這種需要更為迫切，形成對農耕民族的經濟依賴。在正常的經濟交往受到陰礙或不能滿足需要時，往往訴之于戰爭。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在土地利用上是有一定矛盾的，加上游牧部落的這種掠奪性，往往構成對農耕民族的威脅。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這種區分，它們的經濟聯系和矛盾斗爭，在世界歷史上是帶著遍性的現象。中國的特點是游牧民族統治區和農耕民族地區明顯地分隔開來，在經濟上互相聯系、又互相斗爭，此消彼長。這成為我國古代農業布局和農牧關系的一個顯著特征，對我國農業生產的發展，以至整個政治、經濟和文化產生深刻的影響。在兩者長期的聯系和斗爭中，促進了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各自發展，總的趨勢是農耕文化不斷擴展。因為在人口增加的條件下，農耕方式能在一定的土地上能養活更多的人。
所謂規律就是事物的本質和本質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決定了事物發展的總方向和大秩序。上述諸方面關系及其開展，就包含了中國古代農業發展的規律性在內。
（三）
鑒古知今。研究我國古代農業的特點和發展規律，有助于正確地確實實現中國式的農業現代化應走的路。越來越多的同志認識到，實現中國式的農業現代化必須繼承和發揚我國農業精耕細作的優良傳統。這并不是因為什么人突然發思古之幽情，產生愛古董的癖好。這是因為精耕細作符合我國的國情，有它存在的現實依據，因此，它仍然是有生命力的，是不以人的主觀意愿為轉移的。上文說過，我國傳統農業技術體系和生產結構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和自然條件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和那時相比，現在社會經濟制度變了，民族關系改觀了，但自然條件基本沒有改變，人多地少的狀況有增無已，那時形成的技術體系和生產結構許多方面并未過時，尤其是人口眾多、耕地相對不足，是現今我國國情的基本特點之一。十億人口吃飯的問題仍然是擺在我國面前的一個迫切問題，離開這個問題談農業現代化只能是空中樓閣，在不存在大規模擴大耕地面積的可能性的情況下，依靠精耕細作提高單產成了解決問題的基本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農業現代化必須與精耕細作的優良傳統相結合。
在我國的傳統農業中，有許多值得學習和繼承的東西，概括起來，主要是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高度用地與積極養地相結合。盡量提高土地利用率，是我國古代農業的基本要求和發展方向，一整套農業技術是圍繞著這個基本點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連作制基礎上，我國人民創造了豐富多彩的輪作復種和間套作的形式，這不但在相當程度上解決了土地不足的困難，而且在對太陽光熱的利用上也是比較充分和合理的。我們今天還要堅持多熟種植和合理的間套作。這樣做會給農業機械化帶來一定困難；但如果貪圖機械化的方便而取消多熟種植和間套種，只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我國古代人民對土地利用很充分，但并不是掠奪性的，他們很注重補充和培肥地力。主要方法一是施肥（主要是各種有機肥），二是耕作（改善土壤的物理結構），三是生物措施（主要是合理的輪作換茬）。在這些方面都達到了世界古代農藝的高峰，所以中國耕地種了幾千年而沒有種壞（從基本方面說），被外國人視為奇跡。
二、合理利用自然界和農業本身的物質循環，開展多種經營。在這方面，我國古代農民有許多出色的創造。例如利用秸稈、糠麩等農副產品作為牲畜飼料，同時又充分利用牲畜糞便肥田，農牧結合、互相促進。又如江南的某些地區合理而巧妙地安排大田力水面的生產，把種桑養蠶、池塘養魚、大田種植糧食和經濟作物，以至養羊養豬等生產環節緊密地結合真情為，互相利用產品，形成合理的人工農業生態系統。中國古代農民還十分重視對農副產品的綜合加工利用。這些做法符合自然界物質循環和能量轉化的規律，因而比單一經營能更有效更合理更充分地利用自然資源。我國農業能在有限土地上養活眾多的人口，也是與此有關的。
有人把我國古代小農經營的農業說成是“單一經濟”，而且這種“單一經濟”是各種壞事的根源，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我國古代農業是以種植業為主、農牧結合、多種經營的綜合經濟。同樣而積的土地種糧比放牧能養活更多的人是顯而易見的。況且我國古代農民還在種植業的基礎上發展多種經營。使自然資源獲得充分的利用。因此，這種生產結構是有其經濟上的合理性的。游牧民族我次入侵中原而不能改變這種生產結構，證明它是符合我國社會經濟條件和自然條件，在我國這塊土地上深深扎根的。我國農牧分區也是基本上符合我國具體的，后來發生了一些偏頗，農牧關系出現了某種不協調。解決的辦法不是實行“以牧為主”。在農區，應該在繼續發展種植業的基礎上，利用可能的條件加速畜牧業的發展。在牧區，我不贊成不顧具體的自然條件盲目地把牧場改為農田。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游牧經濟或單一的畜牧業是一種不穩定的脆弱的經濟。在牧區有條件的地方應該發展為畜牧業服務的種植業，使畜牧業建立在更穩固的基礎上，同時應以適當的方式建立農區和牧區之間合理的經濟聯系。
三、克服不利自然條件的抗逆措施。上文已經說過，我國精耕細作的技術體系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長期和不利的自然條件斗爭中掌握了客觀規律的結果。其中一整套因時因地制宜進行耕作和栽培的措施，體現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對我國自然條件的深刻認識，是極其珍貴的傳家寶。例如北方旱地以抗旱保墑為核心的耕作技術體系就很值得我們總結和繼承。我國北方水資源有限，過分利用水資源又會造成各種問題，因此有人提倡“水路不通走旱路”。其實我國古代早就有這方面的成功經驗，如對旱、澇、病蟲害和冷害等自然災害的防逆措施，不止是耕作，還包括作物種類和品種的安排、種子處理、施肥、灌溉等生物和物理措施。我國很早就懂得利用害蟲的天敵進行生物防治；我國在改良和利用鹽堿地等低產田方面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至今仍有現實意義。歷史告訴我們，現在的一引起魚米之鄉，原先是存在許多發展農業的障礙因素低產區，經過人們改造自然的長期斗爭才有今天。今天，我們繼承和發揚古代勞動人民發展農業生產的抗逆經驗和氣概，克服自然條件的不利方面，利用其有利方面，把低產區改造為高產區，應該是發展我國農業生產的現實途徑之一。
在肯定我國傳統農業精耕細作優良傳統的同時，不應走向另一個極端，把傳統農業說成一切皆好。我國傳統農業有許多不足的地方，有落后的地區和落后的環節，甚至有封建迷信的成分。即使是實踐證明是好的精耕細作技術，也基本上儀在直觀經驗的水平上。又如我國古代農民雖然在一定范圍內合理利用自然界的物質循環，但由于小農經營狹隘性和盲目性，難以在更大規模上合理保護和利用自然資源，建立農林牧副漁協調發展的關系。我國傳統農業在其發展中出現過農牧比例失調和森林資源受到破壞的情況。經濟重心由華北移到江南，不能不說與華北地區自然生態平衡受到某種破壞有關。有些問題遺留到今天，仍然需要我們著力去解決。
從世界農業發展的歷史看，作為農業發展的一種歷史形態，正象原始農業必然為傳統農業所取代一樣，傳統農業也必然為現代農業所取代。在傳統農業的基礎上，雖然創造過光輝的古代文明，但由于它是建立在小農經營、手工操作、部分使用畜力和直觀經驗的基礎之上的，而且主要是利用農業本身物質循環所提供的物資和能量，發展速度相對較慢，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當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就不能滿足社會對物質和文化不斷增長的需要。在世界古代農業中，我國傳統農業成就最大，但也不可能擺脫傳統農業固有的這種局限性。例如在我國傳統農業的發展中，生產工具的改進落后于生產技術的提高，明清時代農業工具就基本上沒有什么改進，有些精耕細作區甚至還使用人耕。這是因為生產工具發展到一定限度時，小農經營規模狹小的傳統農業自身再也提不出進一步改進農具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迫切要求，而勞動力富余的狀況又抑制了這種要求。明清時代單位面積產量較前代有了較大提高，但農業勞動力平均生產糧食卻下降了。雖然這與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積減少有關，并不意味著生產能力降低。當時農民除種糧外，還積極發展多種經營，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因此，單純根據農業勞動力生產糧食的數字斷言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是不妥當的。但在傳統農業形態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受到很大限制是毋庸置疑的。社會上絕大多數人口要為搞飯吃而奔忙，不能分化出更多的人口從事工業及其它經濟與文化活動，這就影響了社會的進步。人們在探討我國封建社會為什么長期延續，資本主義為什么遲遲不能產生，原因是很多的，傳統農業的這種局限性也不無關系吧。從現實看，傳統農業的這種狀況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需要也是不相適應的。必須用現代生產手段和現代科學技術改造和武裝我國的農業，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化。但這種轉化不是對傳統農業的簡單否定，而是一種“揚棄”，是在繼承、發揚和改造傳統農業中一切好的有生命力的東西的基礎上的創新。
注釋：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古代經濟史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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