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地理環境為農耕提供了有利條件，決定了農業經濟的主導地位，奠定了農業社會文化的自然、物質基礎
人類社會有史以來就存在著自然（或環境）、人類（或民族）活動、文化（或制度）這樣一個不可分的三角關系。起初，環境決定著人類或民族的生存發展，后來，人類的適應性和智能化活動有對環境產生重要作用，由此生出文化和制度，也由此引來社會變遷。就世界范圍而言，耕種和畜牧業決定著人類早期的農業文明，只是因為自然環境條件的差異各地區走不同的路。總體上來看，在環境條件適合的情形下，與畜牧業相比耕作農業對于人的生活來說會更便當。農耕能便利的獲取食物，有較多的生存機會，對人口的承載力和支持力高，溫熱的氣候條件，水源豐富、土地肥沃有利于人們進入農耕為主的定居生活，人類幾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發生在南方溫熱帶地區(1)。中國由于其地理環境的多樣性和優越性，為農業經濟（尤其是耕作農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也因此造就了農業文明，為農業文化的生根發芽和成長奠定了基礎。而以古希臘為代表的西歐等國也因其自然環境的特點取向畜牧文化與海洋文化為主的異型農業文化，這應是整個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源頭。中國自然地理環境為農耕提供了有利條件。其總體特征主要表現為：第一，南北緯度大，熱量資源沿緯度分布呈地帶性差異；第二，季風氣候，東南部水源豐沛，形成溫暖濕潤氣候，其突出特點是雨、熱同期，全年降水量的80%以上集中在作物的活躍生長期內；第三，地形起伏多山，熱量、水分資源以及植被和土壤類型，隨海拔呈帶狀更替。其中氣候是自然地理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自然地理環境又反過來影響氣候；支配中國氣候的三大因素，強盛的東亞季風氣候、大跨度的經緯差和懸殊多變的地形，它們的綜合作用，形成了東部季風區、西北干旱區和青藏高原區三大區域，其中季風區占全國總面積的47.6%，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95%，華夏文明起源發展于該區。季風區(2)的氣候特征，雨熱同季，四季分明，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其土壤特點，南方酸性粘重，北方堿性松細，土壤有機質含量較高；該區光熱資源豐富，黃河長江流域夏季時間長，溫度高，作物生長活躍期較長，黃土高原4-6個月，下游平原則長達7個月，與長江流域相當(3)。豐富的光、熱、水資源給黃河、長江流域的農業生產帶來便利，這就是種植業（水稻）發達并占農業主導地位的主要原因。因此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生產占據了傳統經濟的主導。自然地理環境這個人類生存的初始條件的不同，會帶來物質及生產方式的不同，也終究會導致整個文明的差異。古希臘，是西方文明的搖籃，其最顯著的氣候特征是海洋性和緯度地帶性，表現為面積廣大的溫帶海洋性氣候和典型的地中海氣候。夏季溫度偏低，冬季溫暖濕潤，雨水多，降水均勻，空氣濕度大，有效積溫較低，土壤粘重，酸性較強，肥力低。除南部利于耕作和種植谷物外，其它地區，尤其是西歐，要么水土不適，要么光熱不足。但西歐的氣候卻有利于牧草的生長，這使得畜牧業得到長足發展，占據了農業經濟的主導地位。畜牧業為主導的社會導致游牧生活，游牧是人的生活與為了尋找水和草而移動的家畜群的運動相一致的一種土地利用方式，由人和家畜群的共同關系所構成。游牧一般是以村落為根據地進行有規律的季節性遷移，也有的比較自由，規律性不強，人們對于自然表現出主觀積極的能動態度，這與以耕作為主的農業社會相比，人口密度明顯地小，社會組織關系也相當不穩定。人們不過分地依賴自然條件，也沒有固定的思維模式。古希臘由于其四周有半島，大陸環繞，海岸線綿延曲折，對航海十分有利，航海導致商業貿易的發達，生活新奇富有刺激；對自然的依賴性在海洋民族心理上不斷減弱，從而沖擊了原始農業和畜牧業時期具備的思維傾向(4)，使原本直觀、整體的思維取向不斷減弱以至漸失根基，結果是強調人的主動性，突出人對自然的征服。
就農耕而言，種子作物和營養繁殖作物栽培以及種麥型農耕與種稻型農耕也會有很大差異，其支撐的社會和文化也有顯著的不同。種麥型農耕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會出現耕地和休閑、放牧交替進行的混合農業，這使得人們有比較充裕的時間從事其他行業，自由想象和思維的空間也大一些；水田農耕以水稻耕作為中心，就會產生社會性的、宗教性的有力、統一的"種稻文化"。其對水利的較高要求促進了村落共同體的統一。另外，在農忙季節常需換工協作，這樣就形成了多種共同勞動的慣例。從這種背景來看，中國的"種稻文化"更傾向于整體配合協作。因此，"種稻文化"在一定的意義上，強化了農業生產運作及其思維的固定化。
農耕的物質基礎是農作物的生長，它是由種子-植株-種子構成的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這個過程具體包括播種、萌芽、生根、長葉、開花、結實等多個環節，人們對這一周而復始過程的認識和關注以及社會生產生活上循環運作，自然會產生對自然的依賴、與自然合拍、循環觀、取中思想等一些固定的思維模式，這無疑又強化了人們對于農業經濟的依賴。再講，糧食谷物（早期主要是小米和水稻）的生產必須要遵守一定的季節（氣候），所以人們又必須關注自然物候、四季更替、氣候變化、生活節律以及日、月、星辰的位置移動，農業生產實際上就是要把農作物生長與季節對應起來，人實行調控，才可獲得好收成。由于農業生產、農業自然經濟對自然的依賴性很強，農業生產的運作就必須要同天地自然條件密切聯系在一起，人們的生存依賴于自然，人們又總是把自己看作生命自然的一部分，從氏族時代起，人們就必須為社會性生存目標和應付環境的挑戰而齊心協力，做到人與自然相適應，從而鞏固人、社會、自然一體化的觀念(5)。這樣一種整體的生態化觀念，反過來使人們牢牢維系在農業生產上，從事著周而復始的小農生產和以傳統農業經濟為主導的社會生活。以農耕為主的社會經濟導致了農業文明，農業文化由此生根發芽，農業文化具有典型生態意味。
二、以自然經濟、小農生產方式為主體的農業社會經濟長期穩固，鑄就了早熟的典型的生態型農業文化
農業經濟是中國傳統經濟的主干，它的最顯著的特點是"靠天"，農業生產對天地自然的依賴性，越是往前，表現越強。適宜的光熱、雨量以及土壤環境是農業耕作的必備條件。對自然及土地的依賴，容不得人們有過分的舉措和非分的想法，人們活動空間相對狹小，交流、交往較多的限于宗族親情之間，重"和"重"仁"的人際關系，培養了人們的"中庸"性格。也由于對自然的依賴，一旦遇上自然災害（水旱災、蟲災等），農業生產就會遭受致命打擊，久而久之就培養了中國人樂天知命的性格，即"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反映到現實生活中，則多取向"知足常樂"、平安、寧靜的生活。從政治社會的角度來看，小農經濟思想利于社會的穩定，也是專制社會政治得以穩固的基礎。在各種條件約束下，農民既勤奮耕作，又安于天命。總是在不可抵抗的自然環境中，圍繞田塊、吃飯、睡覺轉圈子，農業生產周而復始，人生老病死，循環往復，沒有新意與刺激，生活封閉、單調、形式化。小農經濟的主要經營者是農戶家庭，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則，其經營的唯一動機是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得到較好的收成，以達足食飽暖。農業在自然環境中進行，在生產中首先要處理好動植物與外界環境即光熱氣水土肥的關系，做到天地人物的協調統一也就是動植物與外界環境的協調統一是農業生產的保證。小農經濟生產方式要求崇尚經驗，培養了人們愛好和平，禮儀為重，互幫互助的性格。這和歐洲人"好斗"性格以及"戰爭是萬物之父"的觀念極然不同。一個是尋求和平、安寧；一個是征服和擴張；這種民族性格、心理和觀念的不同會帶來文化的差異，導致各走各的道。
傳統農業經濟可以說是一種自然經濟，它必然受到自然生態系統演替規律的啟迪。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要與自然環境相適應協調，農民盡可能少地干擾農業生態系統（農田、旱地、草原），使其近似于或順應于自然生態系統的自然生態演替，這樣，農業生態系統就具有自然生態系統的自我保持和修復功能，這種生態智慧本質上就是人與自然的協調統一。當然，這也是由人口密度低、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以及實用性的最大追求原則所決定。也是基于農業初期這樣的一個事實：早期的火耕農業和草原牧場的利用這兩種農業系統，在人口稀少的情況下運轉良好，在各種生態環境下幾乎都可以通過較少的勞動投入來獲取食物。在農業的大部分歷史中，農民依靠土地、自然能（太陽能）和生態智慧進行著生產，這是一種良好地生態適應體系，對于先民來說，生態適應體系就要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人們必須在同樣多的土地上生產更多的糧食，農業生態系統不穩定的因素就多起來，對于耕作農業來說產量低、病蟲害、水旱災害等問題就更加突出，人們就必須增加勞動投入，采取措施，以求得生存。對此，中國先民采取"雜五糧，以備災害"的作物輪作間作套種等種植措施，并注重以耕作的方法和生物的方法（自然的）以及積肥進行養地，采取農業的生態的方法防治病蟲害。興修水利，提高復種指數，以艱辛的勞動投入，自然合理的生態觀，進行精耕細作，與自然災害抗爭，獲得相對穩定的收獲，滿足需求。也就是說，小農在面臨生存危機的情況下，仍然以與自然相協調統一的生態觀來實行自救，明知違背自然的做法或掠奪性生產是走不通的，自然合理的生態觀是小農經濟能夠自我維持和相對穩定的重要前提。小農經濟與自然生態觀念有著必然的聯系。
農耕要求人們的生產實踐活動要與天地自然相協調、相一致，這是一個"天律"、"地律"，不可違背。農業走向天地人物協調統一的生態化道路(6)，久而久之，這又必然貫穿于人們思想觀念實際行動之中。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可以用"農業生態化的泛化"來解讀。在思維層面上，其總體架構是"三才論"、"天人合一"、天地人整體系統思維，其思維觀念取向是氣、陰陽、五行、圜道、中庸等，總體上趨于混沌模糊、實用、直觀、系統和整體；在社會生活生產實踐層面上，人們依存自然，注重于務實，重視傳統和經驗；心理上趨向于自足、樂天、均和、知命。因此，不論從農耕文明自身，還是從由它引導的觀念、思維、文化來說，都反過來規定著中國農業經濟的主導地位。農業經濟的長期穩定是以小農生產方式為主的農業自然經濟結構與其培植的社會文化相互作用的結果，中國古代社會在農業經濟和由它引導的農業文化相互作用下綿延發展。幾千年來，漢民族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主要是簡單的農業生產方式--小農經濟，小農經濟的長期穩固，農民種莊稼的歷史培植了中國的社會結構，中國文化或許可稱之為"鄉土文化"或"五谷文化"，總之離不開"土"和"谷"。美國農業科學家金（F.H.King），曾于中國、朝鮮、日本調查農業，著有《四十個世紀的農民》(7)。他以土地為基礎闡述中國文化。認為中國人像是整個生態平衡里的一環，這個循環就是人和"土"的循環，人從土里生，食物取之于土，瀉物還之于土，一生結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復始，人是這個循環的一部分，不與土地相對立，而是協和的農業(8)。五谷文化的特點是世代安居，人以土地為生，土地不能移動，人們跟著定居，聚集在一處，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即"生于斯，長于斯，終老于斯"。這無疑會強化"家"的觀念及其運作。在農業生產中，季節氣候、農作物生長、農事活動（耕作栽培）周而復始。人與土地循環往復，如此等等都是一種典型的生態化模式，它由中國社會各種情況廣泛博弈的結果，鄉土文化、五谷文化等是這種生態化均衡機制下的必然產物，因此可以說中國文化是一種"生態型文化"或稱之為具有生態意味的文化。從這種意義上來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及其中蘊涵的力量可能是一種可取的視角(9)。
三、農業經濟培植了特定的宗法倫理制度，兩者相得益彰，為農業文化的生成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
在氏族部落（團伙）時期，社會秩序的維持，是人們的相互協調，而不是依靠權威或制度化的規定，協調性、互酬性和平等主義在小規模的社會中（部落）也可以極其自然地發揮社會化、政治性的機能，原始思維及思想文化在本質上趨同。進入農耕階段，由于生產力和人口支持力的顯著提高，產生了固定的村落，并相繼發展了以瓦器、陶器和機織為主的多種技術，在社會內部出現了不直接參加生產的商人、貴族、戰士和其它人員（如占星家、祭司等），人類社會文化出現了明顯的進化，其思維根基、思想文化主要源于農業生產實踐活動。農耕要依賴順應天地自然，人們必須直接面對和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由此構成社會文化及宗法倫理的基礎。
新石器時代，最古老的一些農業文明區已構成原始部落社會，此期為巫術和祭司統治的階段，以崇拜太陽為主要文化特征(10)。對太陽的崇拜可能是表達了人對自然（太陽）的強烈依賴，農業生產社會生活離不開"天"，這體現了原始的天人關系。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已有的農業文明的痕跡，其中仰韶文化區遺址數量最多，表現的文化程度也最高，發展較速，成為重要的一支文化。而黃河流域就成為后來的主要農業文明區。如仰韶文化區的西安半坡發現有成堆的小米，河姆渡文化區以及漢水流域發現有人工栽培的水稻等，表明了先民對干旱和水、熱等自然環境的適應性，農業文明的產生就是人對自然的適應及人與自然的協調。受自然環境嚴格約束的社會經濟狀況，無疑會導致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宗法觀念制度的產生。
夏朝世襲制代替了氏族"禪讓制"，財產私有制破壞了公社制度。商朝進一步發展，等級、階層進一步區分(11)，國家(12)也隨之產生。國家雖由國王統治，但卻更象"巫史"政治。巫史從不同側面代替鬼神發言，指導國家政治和國王行動，國王事無大小，都得請鬼神指導，也就是必須得到巫史指導才能行動。《尚書·洪范》中講國王遇疑難之事要與巫史商量大體可信。《禮記·表記》也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商王遇事必卜，表示自己的行動是符合天命神意的，崇拜鬼神，祭祀祖先，溝通權威與天意，這是天人溝通的政治體現，實際上也是商人對自然現象不可抗拒的一種敬畏心理，企圖不違背自然行事。把人置于天地自然的大系統中，農業生產實踐納入天命神意之中。在科學文化方面，占星術最發達，歷法水平高，歷法在當時具明顯的政治功能，當然歷法的進步同時也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生產實踐及人們的行動要符合天命神意應該是政治倫理的最初表現。
周施仁政，行分封制，農業經濟運作以土地為樞鈕，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權向任何人取得貢賦，土地的授予和接受之間靠貢賦和服役來聯結，形成庶民-諸候-王子的貢賦，王子-諸候-庶民的土地授予的權利和義務關系。農業勞動者成了小私有經濟生活的主體，小農經濟因此產生(13)。農夫一家人世代附著在這土地上，離開土地不能生活。這種格局無疑會強化民、臣、君之間以及子、妻、父（夫）之間的關系，其結果便是"家族式"制度的建構和倫理本位。統治階級，尤其是天子，持有代天保民思想，"惟命不于常"，"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等等，認為要永命必須保民，要把民心看作天心所自出，民心是政治好壞的鏡子，民為天所生，保民即敬天，皇天上帝是丞民的宗王，上天選擇敬天有德的國君作天子，天子不稱職，皇天上帝就要改選他人。周代敬天保民思想，實際上是商代"巫史政治"的翻版或是它的深化和延伸。春秋戰國時期是個大動蕩、大變革、大發展的時代。形成了政治上七國劇戰和學術上百家爭鳴的格局。儒家是尊禮（周禮）、德治仁政的"仁學思想"，承認"天命"，天是最高主宰，天被當作有意志能賞罰的人格神，要敬畏天命，安于命運，人要順應天，做到"天人合一"，反映到農業生產實踐中，就是天地人物的協調統一，這實際上是對周禮的繼承和發揮。道家以"道"為最高哲學范疇，道是自然法則，是萬物本原，先于天地存在，它強調對立雙方存在于同一體之中，關懷自然，講"無為"，道體現了對自然的崇尚，強調人和自然和諧，即"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指出人類的（自然的）生存智慧。法家強調統一專制，否認道法價值，比較極端，受帝王歡迎，也為秦統一提供了理論依據。儒家重視現世、關心社會，儒家文化占據了中國文化的主導地位，它繼承了周禮那一套，其尊天、敬禮、倫理政治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對后世影響很大。中國歷來以農立國，歷代王朝都重視農業，中國農學乃至技術以及農書的刊行等，都曾領先于世。農業經濟發展早，比重大，人口多，這種傳統經濟造就了農業文化的早熟。民以食為天，農業穩定、農民安居則國家穩定、社會安定，重農重民思想以及與此相應的思想文化便成了農業文化的傳統。
以小農經濟為主導的農業經濟狀況要求有相應的社會組織結構，中國古代社會組織的主要特點在于其血緣宗法制度。血緣結合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最自然的結合方式，中國的社會組織關系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在父子、夫婦、君臣之間的宗法原則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從整個歷史來看，像是一種"家邦"式的建構，抑或是"家長式"的國家社會組織，其制度或許可稱為"家國制"或"家國主義"。具體來講，社會組織關系就是"五倫"，五倫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中"君臣"擬父子，"朋友"擬兄弟，從廣義上來講都屬于血緣關系，是一種廣義的"家"。國家、社會行為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家"的運作。中國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處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蒂固，是世界聞名的，中國老話說"國之本在家"，"積家而成國"，認為家為組織單位。中國的社會組織，輕個人重家族，先家族而的國家。正如盧作孚所說："家庭生活是中國人第一重的社會生活，范圍了中國人的活動，規定了其社會的道德條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14)。究其原因無疑與農業自然經濟有關，農業民族的經濟單位，只需簡單的一個家庭，其社會生活就是家庭生活，縱然有時超越了家庭范圍，也只是家庭關系的擴大或延伸。農耕經濟，有利于生產力的穩定，人口支持力顯著提高，村落比較固定，各種工藝技術也會應運而生，社會分工的產生也會遲早到來，有分工就有協作，傳統的"家"就得到鞏固和延伸。以家為本位的生產方法會導致以家為本位的生產制度和社會制度，其結果是一切社會組織都以家為中心，人與人的關系由五倫聯系著，確定著。中國的五倫就是中國社會組織，離了五倫另無組織，把個人編入這種層系組織中，使其居于一定地位，而負起那個地位的責任。中國實是倫理本位的社會，它脫胎于宗法，其基礎是道德禮教禮常，可稱為"孝的文化"，孝即倫理。這種倫理關系形成一個網絡，每個人只是一個網結，這可比擬為"生態關系"，與"天人合一"、"三才論"等思想是切合的，它從特定的自然、社會經濟、宗法倫理制度而來，但它一經形成，就影響制約著人們的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生產實踐，政治上的倫理化或者是生態化政治，農業的生態趨向，小農經濟的持續穩定等等都與此相關。總而言之，中國古代社會組織結構是一種"泛生態化"的建制，社會經濟與政治宗法倫理制度互相促進是傳統農業經濟乃至農業文化得以維持穩固和長盛不衰的重要條件。
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經濟營造了生態化的農業文化。它是自然環境條件、政治宗法倫理制度、社會經濟狀況綜合作用的結果。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在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的互動中綿延發展，幾千年沒有改變。我們不能割斷傳統與現實的聯系，要重視國情，以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觀點看待和研究中國社會經濟與其思想文化，在經濟全球化、世界各國文化空前沖撞融合趨同的視野下，構建中國社會經濟思想文化體系，尋求區域、國家乃至國際整合的社會經濟發展之路。
注釋：略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人文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考古》2003年第3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