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是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挑戰，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新中國成立以后，在六十多年的反貧困歷程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減貧成就，并在長期扶貧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發展了中國特色扶貧開發理論體系。中國扶貧開發理論是馬克思主義貧困理論中國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國歷代最高領導人立足國內扶貧開發實踐，不斷形成、發展和完善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成果。
一、馬克思主義貧困理論及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反貧困思想
追溯和討論中國扶貧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必須基于馬克思主義貧困理論以及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反貧困思想。馬克思最早從制度層面分析了資本主義貧困問題，并提出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的反貧困目標。通過對勞動者貧困化的關注，馬克思認識到社會不同等級中富人和窮人的對立和沖突，并站在勞動者的立場試圖揭露貧困的真實原因，對“非人的生活”進行解釋。［1］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分析了在社會財富減退、增進及繁榮達到頂點三種狀態下工人的狀況，提出“即使在對工人最有利的社會狀態中，工人的結局也必然是：勞動過度和早死，淪為機器，淪為資本的奴隸，發生新的競爭以及一部分工人餓死或行乞”。［2］馬克思將貧困的根源歸結為異化，指出工人淪為機器和資本奴隸的命運與異化勞動分不開。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3］“生產資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應地聚集在同一個空間，因此，資本主義的積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狀況就越悲慘”。 ［4］馬克思總結了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后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5］因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企圖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改變無產階級的經濟地位是不可能的，無產階級擺脫貧困的唯一出路是“剝奪者被剝奪”，建立共產主義制度。“在資本主義時代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6］
馬克思主義貧困理論深刻影響了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反貧困思想和實踐。面對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狀態、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推翻三座大山、謀取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奮斗目標，而農民貧困與革命之間有著天然的內在聯系，土地和農民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關注的最主要問題。一方面，黨的領導人把關心群眾生活提高到了團結群眾、組織群眾、保障革命勝利的政治高度，將物質利益的人民性視為實現黨領導群眾的必要條件。［7］20世紀30、40年代，毛澤東進行了一系列農村社會調查，系統分析了中國的農村社會和農民狀況。在貧困根源上，他明確指出：“現今中國的貧困問題主要是由已經被推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制度造成的。”［8］因此，“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出路”，［9］“只有進到社會主義時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時代”。［10］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領導了一系列農民反貧困行動。早期中共領導人大都意識到平分土地對于調動農民革命積極性的作用。“普遍的貧農對于土地、財產的要求不消說是為農村革命斗爭的中心動力”。［11］因此，土地分配不均情況下，平分土地成為廣大貧苦農民的熱切期盼。土地革命時期，中共領導的解放區就通過實行分田分地和輕徭薄賦，使貧困勞動者分享勞動成果，并試圖從制度上消除貧富不均的根源。
總的來看，馬克思主義貧困理論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看待和分析貧困問題的唯物主義立場，指明了消除貧困的根本路徑和方向，為新中國扶貧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在馬克思主義貧困理論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反貧困思想和實踐以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決農民生存問題為旨歸，突出農村反貧困對于平等和公平的追求，并進一步影響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反貧困思想形成和實踐。
二、新中國扶貧思想的提出與形成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貧窮與落后的基本國情，黨和國家領導人將反貧困作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提出通過工業化和合作化實現反貧困的戰略構想，形成了對于貧困及緩解貧困的基本認識，即從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歷史背景分析中國的貧困問題，從滿足人民群眾利益角度分析反貧困問題。特別是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貧困理論基礎上，對社會主義建設發展過程中的反貧困實踐進行經驗總結和理論升華，形成了一系列反貧困思想和主張。
改變舊中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受剝削和壓迫的局面，建立平等社會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執政理念。在貧困及消除貧困問題上，毛澤東提出中國共產黨是消除貧困問題的堅定領導力量，全體中國人民尤其農民群眾是反貧困的主導力量；工業化和現代化是實現反貧困目標的前提和基礎，合作化是反貧困的基本戰略。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開始指引中國農民的合作化建設，指出“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御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12］1955年，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提出“共同富裕”理念，并闡述了實現共同富裕的具體設想：“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于手工業、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13］隨后，毛澤東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闡述了共同富裕的具體目標：即在幾年內“使現在還存在的農村中一小部分缺糧戶不再缺糧，除了專門經營經濟作物的某些農戶以外，統統變為余糧戶或者自給戶，使農村中沒有了貧農，使全體農民達到中農和中農以上的生活水平”。［14］
從新中國成立到1977年改革開放前這一時期，黨和國家領導人尚未形成對中國貧困問題的系統認識，亦沒有做出專門性的政策安排。但是，通過農村土地改革和技術進步，以及農村基礎教育、醫療衛生及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廣義的扶貧措施，逐步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取得了一定的減貧成效。而毛澤東基于當時國情的認識，解釋了貧困問題的根源，確定了反貧困的奮斗目標以及消除貧困的步驟和戰略，提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農村反貧困工作中農民的主體地位，為農村反貧困建立了制度基礎和認識基礎。尤其是其關于共同富裕的思想及追求平等的反貧困實踐，為鄧小平等進一步深化共同富裕思想，以及中國的扶貧開發積累了經驗。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農村處于普遍貧困狀態，國家發展面臨著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怎樣擺脫國家貧困面貌等重大現實問題，以及迅速改變計劃經濟體制、“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戰略性失誤造成的困難局面。從1978年開始，通過全面啟動農村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放寬農產品價格，賦予農民農業生產自主權，極大激發了廣大農民的勞動積極性，體制改革釋放出巨大減貧效應。1986年，中國政府開始實施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農村扶貧開發，并確立了開發式扶貧的方針，改變了以往救濟、輸血為主的扶貧方式。成立專門工作機構，確定貧困標準和重點扶持區域，安排專項資金，制定特殊支持政策，反貧困取得明顯成效。這一階段是鄧小平深化共同富裕思想，確立中國扶貧思想體系的重要階段。
在扶貧戰略目標方面，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的共同富裕思想，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扶貧的戰略目標。他認為，貧困同社會主義不但沒有必然的聯系，而且是不相容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15］“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16］鄧小平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7］即生產力高度發達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政治保證。［18］鄧小平主張將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中國經濟的發展、擺脫貧困緊密結合起來。“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19］“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20］同時，鄧小平反復強調改革對于發展和消除貧困的重要性，主張用改革促進反貧困工作的開展。此外，鄧小平在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深刻認識到擺脫貧困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特別強調：“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21］
從1977到1993年，鄧小平在毛澤東共同富裕思想基礎上，總結了新中國近三十年的建設實踐，結合對馬克思主義貧困理論的認識和理解，進一步深化了共同富裕思想，打破了過去受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局限的社會主義本質認識觀，以及單純強調共同富裕對反貧困的思想禁錮。［22］他還首次提出了制度性貧困以及中國反貧困的總體戰略，主張在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發展的進程中消除貧困，對于貧困的實質、反貧困戰略及對策措施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構想，初步形成了新中國的扶貧思想體系。
三、新中國扶貧思想體系的發展與完善
1994年，黨中央國務院頒布 《國家八七脫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扶貧開發繼續深入推進。這一時期，以江澤民為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進一步完善中國扶貧思想內容、體系，突出表現在扶貧開發與國家發展戰略相結合，對扶貧策略、扶貧主體、扶貧模式等具體問題的深刻闡述。1999年6月9日，江澤民在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指出：“下個世紀繼續開展扶貧開發，要首先解決剩余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鞏固扶貧成果，使已經解決溫飽的人口向小康邁進，同時在穩定解決溫飽的基礎上，全面推進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這項工作，必須同我們對下個世紀整個經濟發展戰略的考慮結合起來，同加快中西部地區建設、縮小東西部地區發展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結合起來。”［23］結合“三個代表”思想，江澤民指出，“不斷改善人民生活，是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和‘三個代表’要求的最終體現。”［24］因此，在農村組織扶貧開發，絕非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貫穿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重要任務”。［25］在扶貧策略方面，江澤民強調，做好扶貧開發工作，推動農村經濟發展，要堅持開發式扶貧的方針，加快發展教育，推廣適用技術，普遍提高勞動者素質，要把農業的基礎打牢。［26］江澤民還提出，“必須把扶貧資金落實到貧困村、貧困戶，減少一切可能消耗扶貧資金的中間環節。這個問題，要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視”。［27］扶貧瞄準對象由貧困地區轉變為貧困人口，推動了中國農村扶貧戰略的根本調整。在扶貧主體問題上，江澤民提出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參與的“他扶”與農村貧困人口“自扶”的有機統一。在扶貧路徑和模式方面，江澤民重點強調了五個堅持，即堅持開發式扶貧、堅持科技先行、堅持正確領導、堅持因地制宜、堅持可持續發展等。［28］
將農村扶貧開發與國家整體發展戰略、黨的隊伍建設、農村基層組織發展、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人權事業建設以及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相結合；將解決貧困人口溫飽問題與貧困地區全面開發相結合；將政府主導作用與社會參與相結合；將政府扶貧開發責任與貧困群眾自力更生相結合。這些既是江澤民有關扶貧開發的主要觀點，也是這一階段中國扶貧思想的時代特征。［29］江澤民系統回答了“為何扶”“扶誰”“誰扶”“怎么扶”等一系列扶貧開發的基本問題，促進了中國扶貧思想的發展，尤其是開發式扶貧以及瞄準對象由貧困地區向貧困人口的轉變，進一步豐富了中國特色的減貧實踐和理論。
從1977到2000年，在長期高速穩定的經濟增長帶動下，經過體制改革推動扶貧、大規模的開發式扶貧計劃實施，中國農村扶貧開發取得了顯著成效。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扶貧開發戰略的重點已經從解決溫飽為主要任務的階段轉入鞏固溫飽成果、提高發展能力、加快脫貧致富、縮小發展差距的新階段。
在此背景下，胡錦濤為首的新一代領導人立足新世紀的廣闊視野、全球視角以及中國實際，結合科學發展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及新農村建設等理論思想，對中國扶貧開發提出了更高要求，將扶貧開發的重要性和目標置于更廣闊、更深刻的歷史背景。［30］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來，胡錦濤在多個重要場合或講話中闡釋了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涵，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扶貧開發是“以人為本”理念的重要體現，是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同時，胡錦濤系統提出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理論，并闡述了扶貧開發與和諧社會的關系，即“扶貧開發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項歷史任務，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內容”。［31］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上，胡錦濤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戰略，要求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以后，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為21世紀中國反貧困事業提供了新的動力和目標方向。此外，胡錦濤在具體扶貧策略上堅持全方位扶貧開發的理念和政策，在農村視察和調研工作中始終強調做好扶貧幫困工作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要求建立全方位幫扶體系，改善人民生活條件，堅持開發式扶貧和社會保障相結合，堅持外部支持與自力更生相結合，堅持專項扶貧與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相結合。［32］
立足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建設，胡錦濤進一步發展了中國的扶貧思想，突出體現在：堅持以人為本，賦予了反貧困新的內涵；構建和諧社會，開拓了反貧困新的路徑；建設全面小康社會，描繪了反貧困新的目標；實現科學發展，彰顯了反貧困新的戰略。［33］這些是這一階段中國扶貧思想的主要內容，也是胡錦濤對馬克思主義貧困理論中國化、完善中國扶貧思想的重要貢獻。
四、新中國扶貧思想的豐富與創新
2011年，第一個十年扶貧開發綱要完成。一方面，中國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減貧成就，是全球首個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貧困人口減半的國家。另一方面，相對貧困凸顯、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總體水平不高，制約貧困地區發展的深層次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等問題，依然是新階段中國扶貧開發面臨的新問題新挑戰，扶貧開發進入新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作為新一屆中國領導集體的核心、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的領袖，習近平高度重視農村扶貧開發，并在一系列考察和重要講話中對扶貧開發工作做出全面部署和深刻闡述，形成了新時期扶貧開發的戰略思想，推動了中國扶貧思想的創新和豐富。
習近平深刻闡述了新階段扶貧開發的極端重要性與緊迫性。他在多次考察中反復強調扶貧開發的重大意義。包括“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34］“扶貧開發是中國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點工作，是最艱巨的任務”［35］等，強調扶貧是中國共產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重要體現，是黨和政府的重大職責，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基于當前國際反貧困趨勢以及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現實，習近平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理念，體現出以人為本、全面發展、科學發展特點，既豐富了反貧困的行動內容，也將扶貧開發上升至全黨全社會共同努力的事業。2015年11月27日，習近平在中央扶貧工作會議上強調：“脫貧攻堅戰的沖鋒號已經吹響。我們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標、苦干實干，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這對于黨和國家從“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兩個百年目標出發調整扶貧開發戰略定位，進一步深化和推進扶貧開發理論體系發展提出了新要求。不僅體現出習近平對扶貧開發的高度重視，也進一步明確了新階段中國扶貧開發及脫貧攻堅的戰略定位。
習近平提出并系統闡述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思想和方略，這是中國扶貧思想的重大創新，體現了習近平在長期工作實踐中對扶貧問題的深入深邃思考。三年多來，習近平多次在貧困地區調研及其他重要場合提及“精準扶貧”思想。2013年11月3日至5日，習近平在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做出“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的重要指示，提出反對“一刀切”，要根據具體情況，靈活開展扶貧的工作思路。隨后，習近平多次闡述精準扶貧：明確提出“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闡述“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的“六個精準”；以及“通過扶持生產和就業發展一批，通過移民搬遷安置一批，通過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過醫療救助扶持一批”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路徑。2015年11月23日，習近平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時進一步提出“把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作為基本方略”。基于對中國貧困現狀以及新階段扶貧任務轉變的認識，習近平在一系列考察、講話中還闡述了一系列扶貧新思想、新觀點、新要求。
總之，習近平對新時期中國扶貧開發極端重要性以及脫貧攻堅戰略定位的闡述，建立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提出內源扶貧、科學扶貧、精神脫貧、教育脫貧、生態脫貧、社會保障兜底脫貧等思想理念以及共建沒有貧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是他對馬克思主義貧困理論中國化的突出貢獻，賦予了中國扶貧思想新的時代內涵與特征，推動了中國扶貧思想的創新和豐富發展，也為當前及未來階段中國的扶貧開發指明了方向。
五、簡短小結
新中國歷屆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在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實踐過程中，提出并不斷繼承和發展了中國扶貧思想體系。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中國領導人在各個階段的扶貧探索中，結合不同的歷史背景，提出和總結了不同歷史時期中國扶貧開發的重大意義、戰略地位、戰略途徑、實施模式等具體問題，不斷豐富和創新了中國扶貧思想體系的理論內涵和時代特征。從理論溯源看，馬克思主義貧困理論是中國扶貧思想形成的基礎，共同富裕貫穿扶貧思想體系的核心。從理論內容上看，扶貧開發理論或思想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貧困的產生以及貧困的緩解和消除。圍繞這些根本性問題，歷屆中國領導人針對貧困的產生、貧困現狀以及中國開展扶貧開發的意義、主體、對象、目標、策略等問題進行了闡述，形成了相應觀點和理念，為中國特色扶貧開發理論的形成發展以及馬克思主義貧困理論的中國化做出了重大貢獻。由此也推進了扶貧思想體系由奠基到發展，以至完善、創新的發展繼替，以及中國扶貧理論和扶貧實踐從追求平等、公平的救濟式扶貧到促進區域發展、能力提升的開發式扶貧，再到嵌入國家發展戰略、推動小康社會建設的綜合性扶貧和攻堅階段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等理念方式的階段性演進。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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