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屆全國社科農經協作網絡大會綜述
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意見》指出：到2020年，統籌推進黨政部門、社科院、黨校行政學院、高校、軍隊、科研院所和企業、社會智庫協調發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鮮明、規模適度、布局合理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十三五”時期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必須牢固樹立并切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重點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在增強國家硬實力的同時注重提升國家軟實力，不斷增強發展的整體性。在現階段，建設“三農”智庫具有重要意義。
2015年12月22～23日，“深化農村改革智庫建設論壇暨第十一屆全國社科農經協作網絡大會”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召開。本次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和河北省社會科學院共同主辦，全國社科院與高校的領導與專家共100余人參加了此次會議，其中21位專家學者做了大會發言，會議主要針對精準扶貧、深化農村改革、轉變農業發展方式、鄉村治理等熱點問題進行了討論。
一、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探索
2015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作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對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的三項任務而言，存在著深刻的現實問題背景：由于農業生產力水平持續提高，農業支持政策措施得當，2003年以來，中國糧食生產實現了歷史性的連續增產，糧食庫存持續升高，一方面保障了糧食安全，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相關問題。
針對當前中國農業持續增長的動力機制，有觀點認為，隨著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農業生產的不確定性持續下降，其中，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力水平提高降低了自然風險的危害，提高了農作物產出水平，而制度創新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市場風險。在國家糧食安全“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的戰略背景下，除了全面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推進農業技術創新，加強制度建設之外，有必要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除了農業生產的內生動力機制之外，壓力機制也將產生一定的倒逼作用。也有觀點認為，隨著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成員的區域內貿易開放程度提高，區域內農產品的貿易創造效應將會顯著放大，而不同成員從中所獲得的福利也將呈現出巨大分化，同時也將產生顯著的貿易轉移效益。TPP對于中國農業的潛在風險較大，因此，中國農業發展的目標仍然是提高自身農業生產效率。
“十三五”期間，隨著中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農產品質量安全、農民利益保護、農業支持政策效率、農村生態環境都是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由此必須全面創新農業經營體系，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優化農業支持政策，切實提高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從該觀點出發，針對農業生產經營中的具體問題，當前的“短板”主要是生產力層面的問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在于提升農業生產經營效率；而解決問題的思路更多地可以考慮生產關系方面的改革，比如政策調整和制度創新，促進生產規?；?、交易市場化、農業特色化，從而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
除了理論探討之外，河南省“三山一灘”農業結構調整提供了一個改革案例。洛陽市在農業結構調整中，根據市場需求變化調整農業生產，通過適度規模集中的方式避免農產品同質化問題等，說明了農業結構調整對于促進產業融合、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升農業效益有著積極作用。而關于農業經營規?；诒敬螘h上也有另外一種觀點認為，適度規模經營對于解決中國農業“內卷化”問題是一條重要的途徑，但也帶來了農業生產的“去家庭化”傾向，其動因在于農業機械化的推廣與農業生產中商業利益的最大化，而農業經營規模化并未促進農作物單產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相應提升，使得部分規模經營主體的主觀激勵在于套取政策補貼，這種現象值得重視。
二、深化農村改革的經驗與問題
（一）培育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在于提高農業生產率，在宏觀層面側重于體制機制改革，具體的農業生產經營、鄉村治理等方面問題都需要通過推進相應的改革來解決。例如，當前甘肅現代農業經營體系中，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勢頭迅猛，規?；?、規范化程度不斷提高，而傳統意義上的甘肅農業生產經營主體面臨的問題主要在于生產經營規模小、集約化程度低，農村“空心化”程度嚴重，使得甘肅農業產出水平相對較低。面對現代農業與傳統農業并存的格局，甘肅省著力促進第一第二第三產業融合發展，充分利用農業多功能性，提升農業發展水平。
與甘肅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狀況相類似，當前新疆農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迅速，規模化與規范化水平不斷提高，合作層次逐步提升，聯合優勢逐步顯現。但新疆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在具體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也較為突出，例如優惠政策落實困難、帶動能力較弱等，這些問題也是當前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存在的普遍問題。由此，從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方向來看，需要集中力量探索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實現形式，完善其運行機制，增強其內在發展動力。
相對于中國的實踐而言，有學者利用美國農業合作社的歷史數據，通過VAR模型回歸得出如下結論：隨著農業生產商品化，農場主成立合作社自助使其勞動生產率提高；產出增加導致市場競爭加劇，弱小合作社倒閉或被兼并，存續下來的合作社經營規模擴大，服務能力增強；合作社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以應對不斷加劇的競爭，而這反過來又加劇了競爭，勞動生產率再次提高，競爭再次加劇。從而形成了合作社發展循環往復的“踏輪效應”，由此合作社的演進必然帶來效率的提升。
（二）加快推進農村產權交易
相對于組織形態改變促進農業生產效率提高而言，改善要素的流動性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相關研究表明，近年來重慶市推進的農村建設用地交易平臺是這方面的一項有益嘗試。當前重慶土地流轉在實踐中存在著制度與技術層面的問題，有待于進一步改革和探索。但是，“地票交易”模式在設計上不僅保護了農民利益，實現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而且為農村產權交易提供了經驗。
鑒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率導向，“十二五”期間，河北省農村改革在全國農村改革的大框架下積極推進，取得了一定實效，但仍然面臨重大現實問題，特別是京津冀協同發展對河北“三農”問題的解決提出了更高要求?！笆濉逼陂g，包括土地、農村產權、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農村金融等一系列改革需要深入，在穩妥有序的背景下取得重點突破，其中改革的關鍵在于土地確權與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三）完善農村基層治理機制
從鄉村治理的歷史演進出發，當前鄉村治理中存在逆向選擇問題，即能人不參與鄉村治理，具有深刻的歷史根源，特別是既存在著政府意志的垂直控制，也存在自治與民主意志的表達。這兩種力量的交織塑造了現有的鄉村治理形態，也呈現出垂直控制與票選民主各自的特征。具體來看，在當前新農村社區治理的過程中，新農村社區治理的發展日趨多元化，居民參與、互動程度不斷提高。但是，由于制度規范、自治管理水平、公共服務供給等方面仍存在較大缺陷，新農村社區治理面臨很大挑戰，為此有必要完善治理制度，加強組織建設，加大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
三、城鄉發展一體化的路徑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
按照人均GDP計算，2014年中國已經邁入中等偏上收入經濟行列，未來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重點在于全面提升城鎮化質量。當前城鄉發展一體化的趨勢與格局表現為：城鎮化增速與農民市民化意愿下降；城鄉差距將進入持續縮小時期；要素從單向流動轉向雙向互動；政策從城市偏向轉向農村偏向。從治理的角度來看，當前城鄉發展一體化的要求包括：資源配置亟待實現城鄉均衡；城鄉二元體制急需加快并軌。在新常態下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戰略部署應當包括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體系與社會治理體系，在制度層面包括統一的戶籍登記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就業管理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
從具體的實踐來看，云南省開遠市在城鄉發展一體化發展過程中，包括戶籍、農村社區、產權、金融、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在內的各方面改革均取得了很大實效，使得當地城鄉面貌、農民生產生活均發生了重大變化。湖南省資興市在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過程中，盡管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但體制機制創新面臨的政策紅線難以突破，使得政策創新面臨很大挑戰。因此，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應該考慮各地情況的特殊性和舉措的創新性，積極謀求政策突破。
相對于云南省開遠市、湖南省資興市的城鄉發展一體化發展，隨著要素的雙向流動，經濟發達地區的經驗顯示出了較大的差異。經濟發達省份的古村落保護問題，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比如，在浙江歷史文化村落保護中，單純依靠財政資金的辦法是不可持續的，而依靠村民的自覺意愿也是不現實的，因此，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可以引入社會資金參與歷史文化村落的保護。由此，有必要對現有的宅基地轉讓、建筑抵押貸款等相關約束條件進行改革。通過商業運作機制的建立，形成縣域古村落保護和利用相結合的良性發展道路。
四、堅持共享發展的理念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堅持共享發展，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本唧w舉措包括：增加公共服務供給，加大向老少邊窮地區轉移支付，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等。落實共享發展理念，除了發揮政府的作用之外，利用市場化的方式也是一條可行的途徑。
（一）精準扶貧
江西革命老區的產業扶貧通過增強贛南地區產業發展的“造血”機能，起到了增收減貧的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重大現實矛盾，例如，家庭分散經營與集約化生產的矛盾、融資渠道單一依靠政府與資金缺口的矛盾，農業生產與生態保護的矛盾。為此，在“十三五”期間，贛南地區的產業扶貧應當以農業產業化為抓手，創新金融與組織方式，通過科技引領，實現產業扶貧與生態扶貧的相互促進。
與江西革命老區產業扶貧方式不同的是，江蘇作為經濟發達地區，采取了片區扶貧的方式。系統評估江蘇省“十二五”時期扶貧開發成效，通過收入總量與收入來源結構兩項指標判斷，江蘇片區扶貧的增收效果明顯，取得了實際效果。但是，由于資金來源單一，多頭管理，江蘇貧困地區的“造血”能力不足。在“十三五”時期，江蘇在重點片區實施整體幫扶、連片開發的重點在于改變扶貧目標，突出發展新要求，從實現貧困人口基本溫飽逐步走向滿足其教育、醫療需求，增加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投資，培養“造血”能力，夯實脫貧基礎。
（二）利益補償機制
當前中國的貧困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顯現出城鄉分化與地區分化的因素，其部分原因在于整體上缺乏相關的利益補償機制，例如生態補償機制與糧食主產區補償機制。生態脆弱區與糧食主產區承擔了相應的發展代價與成本，放棄了相應的發展機會，有理由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獲得補償，而這樣的補償又與當地扶貧有著密切聯系。這也意味著，建立健全科學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將有助于減少貧困，促進包容性增長。
具體來看，第一，以青海三江源區為例，生態環境保護的投入、放棄的發展機會以及生態的正外部性，使得該區生態補償機制的實踐對全國生態補償長效機制的建立健全都具有重要的典型示范作用。與此同時，在青海，生態保護也是產業扶貧的最佳路徑，建立生態補償基礎上的產業扶貧長效機制，有助于實現精準扶貧與整體脫貧。第二，在當前黑龍江糧食生產中，對農業生產者的補貼并沒有實現“誰種糧誰受益”的目標，使得真正種糧者吃虧。而在糧食主產區與非糧食主產區之間尚未建立起匹配的利益補償機制，使得區域發展差距逐步擴大。因此，有必要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糧食購銷的利益補償機制與農業生態補償機制。第三，在京津冀發展一體化過程中，也需要建立相關的利益補償機制與市場連接機制，從體制機制層面確保京津冀協同發展。
五、總結
總體來看，本次論壇在主要農業、農村政策思路上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能夠形成共識，例如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改善農村基層治理、推進新型城鎮化等；而對于土地流轉、農業規模化經營問題也有所爭鳴。這反映出深化農村改革的頂層設計能夠把握整體方向，協調各方利益，同時相關改革政策仍有進一步深化的潛力。對于具體的改革進展與實踐，各地存在鮮明的差異，例如，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新型城鎮化與扶貧主要依靠政府投入；而在經濟發達地區，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要素的城鄉雙向流動已經逐步形成，片區扶貧成效已經逐步顯現。
本次論壇所反映出的核心問題在于，中央政策的頂層設計與地方政策的分層對接之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協調，例如農村產權交易、新型城鎮化試點等都亟待破除現有的體制機制束縛，這對相關政策之間的相容性提出了新要求，也是未來一段時間內農村改革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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