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文明貫穿于中國歷史的始終，并孕育出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中國也是一個人口大國，長期以來農村人口都占到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貧困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農村貧困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制約區域發展、民族團結、國家富強的重要因素。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將農村脫貧攻堅工作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農村貧困地區”，農村貧困問題已經成為中國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的重要制約因素，減貧任務雖然艱巨但刻不容緩。
在中國第三個扶貧日到來之際(2016年10月17日)，國新辦發布了《中國的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白皮書，回顧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致力于消除本國貧困方面所做出的重要努力和取得的寶貴經驗，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在消除農村貧困和促進人權進步方面做出的重大貢獻。這不僅是中國人權事業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世界人權事業進步史上的一座豐碑。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就是一部農民人權的進步史。新中國成立后，面臨內憂外患、百廢待興的中國發展現狀，黨中央做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部署，但處在20世紀的中國，已經不可能再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海外殖民、勞務輸出等方式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而只能以計劃經濟作為資源配置手段，通過內生化的積累方式為發展工業提供原料和資金支持。于是，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開始形成。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農產品統購統銷、城鄉居民戶籍制度等方式，優先支持城市重工業的發展。從另一個角度說，中國農民為國家工業化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然而，這種以城市為主的發展戰略，最終拉大了城鄉差距，197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2.5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30.7%。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從中國國情出發，把農民的生存權、發展權放在首位，致力于減貧脫貧，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發展各項社會事業，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保障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從中國農村特殊實際出發，我國的扶貧事業先后經歷了以體制改革為主的體制扶貧(1978-1985年)、以區域經濟發展為主的開發式扶貧(1986-1993年)、以扶持貧困人口為主的攻堅扶貧(1994-2000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建設扶貧(2001-2010年)、以及當前的精準扶貧(2011-2020年)等各個階段，農村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同時，黨中央還從制度層面理順了農民與集體、農民與國家的關系，為中國農民人權進步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20世紀80年代初，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中心的土地制度改革，理順了農民和集體的關系。改革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勞動熱情，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促進了土地生產率的提高，解決了農民的生存權問題。1978-198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2.6倍，農村貧困人口由2.5億人減少到1.25億人，占農村人口比例下降到14.8%。
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以農民減負、減稅降費、取消農業稅為主線的農村稅費改革，理順了農民和國家的關系。壓在農民頭上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徹底告別了歷史舞臺。與此同時，從2004年開始，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聚焦“三農”，中央財政開始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公共財政的陽光開始普照農村。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農民的發展權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和提高。截至2015年底，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5575萬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5.7%。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中國的扶貧軌跡順應了農民對自我發展和公平正義的美好追求，體現了扶貧從保障生存到實現發展的人權價值導向。30多年7億多脫貧人口，超過70%的全球減貧貢獻率，這些足以載入人類人權發展史冊的數字，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到了充分的詮釋。改革正當時，發展未有期。中國已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農村的減貧事業也進入最為艱難的攻堅時期，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正將中國農業發展和農村改革推向新的高度，而農民人權的進步仍在路上。
(作者譚智心系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副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多彩貴州網 201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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