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農立國。國家對農業的重視形成了一些傳統，勸農便是其中之一。從最高統治者皇帝到地方官員，都肩負有勸農的使命。皇帝在每年的特定日子都要舉行籍田大禮。地方官員也有相應之舉。特別是宋代以后，州縣官員在每年的二月或八月稻、麥將種之時（一般是在農歷的二月十五日，也有在八月十五日加辦）都要下鄉勸農。勸農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發布勸農文。先由地方官向父老宣讀，再在各處張貼。朝廷每次舉行藉田大禮，或有頒布其它與農事相關的詔文，也要印發各地張貼。這是中國傳統社會官府向民眾傳遞信息的主要形式。
《勸農文》一般重在對勞動者進行政治和道德勸說，以提高其勞動積極性，對于農業生產技術性問題，則不在討論之列。南宋吳泳（約公元1224年前后在世）的《勸農文》最為典型。
今春氣向中，土脈漸起，正是東作之時，如谷之品，禾之譜，踏犁之式，戽水之車，辟蝗蟲法，醫牛疫法，江南秧稻書，星子知縣種桑等法，汝生長田間，耳聞目熟，固不待勸也，惟孝悌與力田同科，亷遜與農桑同條，太守懼爾未必能家孝亷而人遜悌也，故躬率僚吏，申勸于郊，爾其修乃身，順乃親，睦乃鄰，遜乃畔，既種既戒，自此月中氣至八月寒露，谷艾而草衰，西疇畢事，則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以報豐年，豈不為汝農夫之慶，敬之哉，勿懈。
從10世紀以來的實踐來看，勸農過程中的官民關系顯然沒有處理好。地方官把勸農看作是例行公事，并不是要真正解決農業發展中所存在的問題。農民成了看客，但他們對這種勞民傷財貽誤農時的活動不感興趣，對有些官員以勸農之名，行游玩之實，并借機宴集賓客，魚肉鄉民，更是反感。至于《勸農文》的內容對農民也沒有吸引力，由于農民大多不識字，自然無以卒讀。復由于官員多非本地人，宣讀起勸農文來，也都打著“官腔”，這對百姓來說，缺少親切，聽起來也興致索然，甚至充耳不聞。這是一種普遍現象，時人便有詩曰：“是州皆有勸農文，父老聽來似不聞”。
有名無實的勸農活動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甚至因擾民取到負面效果，因而受到多方的批評。有人建議略去勸農活動中的“繁文末節”，“以免親詣煩擾之害”。朝廷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地方官員在勸農活動中出現不正之風。宋高宗趙構要求禁止各地官員下鄉勸農期間置辦酒席，請客送禮。但這個禁令到底起到多大作用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到了南宋末年仍然看到這樣的規定，“諸守令出郊勸農（每歲用二月十五日）。不得因而游玩及多帶公吏，輒用妓樂宴會賓客。”只是到了元朝初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八年（1291），才廢除了官員親自下鄉勸農的制度，改為發布書面文告。
為什么一個好的制度，卻得到了一個壞的結果？何以農民對勸農文不感興趣，甚至嗤之以鼻？當事者在反思其中的原因。有人將其歸結為《勸農文》所用的語言文字難懂。的確傳統社會中，農民大多目不識丁，官員在《勸農文》中強調自己只是“識字一耕夫”，也說明耕夫是不識字的，他們的生產經驗和技能主要是通過自身的經驗積累，父子兄弟的言傳身教而代代相傳，甚至沒有“文字下鄉”之必要。《勸農文》在農民的眼里只見“行行蛇蚓字相續”，根本無法讀懂，加上有的官員在寫勸農文時喜歡“古語雜奇字”，以炫耀自己的知識和文采，更讓“田夫莫能讀”。以吳泳的《勸農文》為例，他所提到的農作物品種、農具、水稻種植技術、治蝗技術和家畜防病技術等，對于農民來說的確是“耳聞目熟”，但他在《勸農文》中大量使用典故，則斷不是他所管轄下的寧國府的一般農民所能知曉的。如所謂“禾之譜”，當指的是北宋曾安止所著水稻品種專著《禾譜》；“踏犁之式”，指的是北宋淳化五年，宋、亳數州牛疫死者過半，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運以人力，即分命秘書丞直史館陳堯叟等，即其州依式制造給民；景德二年，內出踏犁式，詔河北轉運使詢于民間，如可用，則官造給之。 “星子知縣種桑法”則指的是南宋朱熹任職南康軍時，其管轄下的星子縣（今屬江西）縣令王文林所著《種桑法》。至于“孝悌與力田同科”則用的是漢唐時期的典故。漢唐時都曾設立孝弟、力田等科，用以獎勵在農業生產和孝敬老人等方面卓有成績的人物。這些典故對于農民來說，是難以知曉的。他們出現在勸農文中只會拉大與農民的距離，無助于農民對勸農文的理解。有些官員也認識到這點，并為此做過努力，在行文上盡量少用冷僻生字，在內容上也盡量通俗易懂，在語言上要“以里巷通曉之言”，力求“淺易”，拒絕“艱深”。也有官員從更深層次去找原因，認為官員自己對農業缺乏了解，勸農文“空話連篇”，沒有真情實感，不能打動百姓，才是《勸農文》遭到冷遇的原因。為此有的官員改弦更張，另辟蹊徑進行勸農。他們對農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施之以威”，方法就是講述自己的出身和背景，試圖拉近與百姓的關系，以提高農民對自己的信任度。也有的地方官員身體力行研究農業，寫作農書，成為農學家，如吳泳《勸農文》中所提到的“星子知縣種桑法”，便是適應勸農的需要而出現的。除《種桑法》之外，星子知縣王文林還有《種田法》，“尤為詳細”，朱熹在南康軍任職期間也曾一再加以推廣。南宋以后的勸農文一改此前空洞說教的官樣文風，而加入了一些技術內容，成為中國農學的傳統之一。元代王禎、魯明善，明代的袁黃、鄺璠等都是出于勸農的目的，研究農業，成為農學家的。只是他們所寫的勸農文和農書，有多少會被農民所接受，則還受到社會結構、官僚制度，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
官民二重結構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這一特征因為官僚制度而強化。中國歷來有“異地為官”或“地域回避”的傳統，主要官員不得在本人成長地任職。但作為一個外鄉人，《勸農文》作者與其所訴求的對象是對立的，一方面官員對其所管轄下的這片土地和人民沒有感情，也不懂當地的語言，一口“官腔”，與百姓難以溝通，盡管官員們試圖樹立親民形象，甚至說：“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樣親。”但他們的努力并沒有奏效。更有甚者，壓根沒有為民服務的思想，而專心于魚肉鄉民，正如吳澄在為陳襄《州縣提綱》所作序中指出，“（州縣之官）近年多不擇人，或貪黷，或殘酷，或愚暗，或庸懦，徃徃惟利己是圖，豈有一毫利民之心哉？”在這種情況下，官員們的所作所為自然很難得到地方百姓的擁護。勸農和《勸農文》不受農民的歡迎，便和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及官僚制度有關。
當然，外來官員很難獲得地方百姓的信任和配合，這當然不能全賴在官員身上，農民也要負一定的責任。中國農民向來有無政府主義傾向，他們認為農業“是固吾事，且吾世為之，安用教？”沒有外人介入的必要。官員下鄉勸農只會讓農民覺得官府只是在勸農日當天想到農民，其他的時候便把農民忘了。農民的想法和官員的想法是不同的。農民關心的是政府減輕他們的負擔，不要催租太急。因此，他們對于各級官員的勸農活動總是消極應對。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史研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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