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城市社會學的研究視角
摘要：
“新型城鎮化”的本質就是“化鎮為市”，實現“農民市民化”。而中國城鎮化在既有發展歷程中逐步形成的特質及模式已經固化成為某種“路徑依賴”，這使得當下鄉村的城鎮化陷入以“農民主體缺位”為核心特征的困境，最終導致城鎮對鄉村更深層次地“規訓”?；诖?，本文依托浙江省青巖劉村這一典型案例，從城市社會學的視角解釋了“淘寶村”的出現、演變、特征及意義。正是借助互聯網經濟和技術創新，“淘寶村”將鄉村傳統和現代因素有效融合，在賦予農民充分自主權的基礎上，實現了對“農業、農村、農民”的“一體配套式”現代化改造，讓鄉村城鎮化真正能夠“記得住鄉愁”?！疤詫毚濉币惨虼嗽趯嵺`和理論的雙重層面提供了創新性的啟發。
一、中國既有城鎮化路徑的屬性與特質
(一)以“資源變現”為核心的“職業經理式”經營路徑
中國既有城鎮化發展路徑的核心是“職業經理式”(王明琳、周生春，2005)的“城市經營”(張京祥等，2002)，即將城市當做一個被經營、被運作和“待增值”的主體，行政轄區內的要素，包括土地、文化、生態等，都是重要的資本。政府與市場、技術等領域的精英形成一個排他性“職業經理式”的“增長聯盟”(張振華，2011)，利用政策、規劃、管理等手段，將上述要素進行吸收、統籌，并以其為“籌碼”在短期內吸引大資本、建設大項目，最終謀求迅速“變現”，從而不斷推進特定區域的城鎮化進程與經濟增長。事實上，“職業經理式”管理作為一種“委托—代理”方式，存在典型的機會主義、剩余索取權增加等問題(趙曙明，2012)。而在中國城鎮化這一特定背景下，由于“委托—代理”機制不完善等原因，上述問題更加突出。因此，“職業經理式”的中國城市經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作一種以短期內“資源快速變現”為核心的制度性投機行為。
這一機制的形成具有較為復雜的歷史淵源。雖然上世紀90年代中國地方政府出現了“地方合作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Oi，1992)等新變化，但“官員晉升”(周飛舟，2009)的考察標準卻延續至今，以地方經濟總量(例如“地區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等)為代表的經濟業績依然對于解釋地方官員的晉升或留任有顯著的作用(Bo，2002；Li and Zhou，2005)。其中，“相對排名”而非“絕對規?！崩^續作為核心變量(Rosen，1986)，而“職業經理人”的“自利行為”(Brennan and Buchanan，1980)在“財權上移、事權下沉”的現實困境與任期政績考核的交叉作用下，使得地方政府運作的“企業化”傾向愈加明顯，以“資源變現”為核心的“職業經理式”城市經營路徑也不斷被強化。這背后實際是地方政府以控制供給等手段實現區域內國有資產及其他“資源要素”重新分配和溢價攫取的過程，而這其中所產生的“差價”就成為城市過程(urban process)(陳嘉平，2013)發展的基礎，形成哈維所言的“資本積累的三個閉環”(Harvey，1978)。當下，這種“職業經理式”的“經營慣性”正在不斷加大對鄉村土地、文化、生態等多類型資源的占有，這無疑會固化甚至強化目前城鎮化的畸形模式，導致農村發展的內在動力愈加匱乏，城鄉二元差距進一步拉大，最終使得鄉村喪失發展的活力與新可能。
(二)以“附屬供給”為關鍵的“城鄉虹吸式”發展格局
中國既有城鎮化路徑的主線就是“城鄉虹吸式”①發展。這很大程度上源于城鄉二元的制度化安排和歷史沿革，并成為中國城鎮化高速增長背后的“原始資本積累”動力。一直以來，中國城鄉二元發展格局形成了“剪刀差”式的不對等發展，國家利用戶籍、農產品統購統銷等制度安排，將農村資源以低廉價格供給到城市，從而以“異常低成本”支撐城鎮化發展。有統計數據顯示，僅在1952-1989年期間，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城鎮就從農業中獲取了971.6175萬億元(柳思維、唐紅濤，2006)。但是，在城市不斷吸取營養、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卻一直沒有形成對鄉村的輻射帶動效應，城鄉一體的生產力結構體系始終沒有得到確立和優化②，一種城鄉倒掛的“虹吸式”發展路徑形成并延續至今，這也造成了中國城鎮化的不可持續。
但我們不能簡單把這種路徑等同于“城鄉二元結構”，因為后者更多地表現為城鄉戶籍、農產品統購統銷等制度設計及其后果。而“城鄉虹吸式”發展的實質，是利用城鄉資源的不平等交易來支撐高性價比的城鎮化進程，核心在于把城鎮化簡單地視為將現代化特定要素“植入”傳統鄉村，使其“轉型”成為具有特定標準和內涵之“新市鎮”的過程。在這一過程內，鄉村的衰敗和城市的繁華是一種必然，即“農民為摧毀舊建筑提供了動力，然而在以后的再建設工作中卻毫無貢獻”(摩爾，1989)。但事實上，城鎮與鄉村并不是決然對立的兩極，“農民的終結”也并不意味著農業的終結或是鄉村生活的終結，而是“小農”(peasant)作為一種生產方式的終結，是一個新篇章的起點，是農民作為農業生產者(agriculteur)或農場主(fermier)等職業意義存在的起點(孟德拉斯，2005)，更是鄉村生活的有機延續與“更新”的起點。因此，城鎮化應該是城鄉的有機結合和互補，絕不意味著鄉村只能以一種被動卷入的方式、按照一個固定路徑“被改造”。這種以“附屬供給”為核心的“城鄉虹吸式”發展會將鄉村置于一種“被拋離”和“被邊緣化”的危險狀態，而這絕不是城鎮化的應有之義。
(三)以“空間規?！睘樘卣鞯摹皵的恐笜耸健痹鲩L目標
中國既有城鎮化發展路徑的目標就是“數目指標式”的增長。黃仁宇曾提出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全球性的組織方式，是因為它具備一種可以超越國界的“技術性格”(黃仁宇，1997)，這使資本主義國家得以按照商業法則來重組、運行和維護，而其核心就是“數目管理”。與此相對，當下中國的城市管理方式固然早已不是歷史上曾出現的那種“金字塔倒砌”式的虛偽(黃仁宇，2001)，但也決然不是資本主義意義上的“商業法則”式管理，反倒成為了一種混沌而含糊的“黑箱過程”，并且本末倒置，即原本用于考核結果的數據性指標超越了計量標準的范疇而成為最終目的。這構成了中國城鎮化“數目指標式”增長的實質內涵。具體來說，中國既有城鎮化呈現出“政府主導”與“從上至下”的特點，因此需要可以被量化、被比較、被宣傳、被考核的發展目標，這就導致政府在操作層面將指標化、數據化、規?；脑鲩L奉為圭臬，而這必然會忽視城鎮發展過程中微觀個人的幸福與軟性環境的建設，從而使得中國城鎮化呈現明顯的結構性缺陷。這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資源的極大浪費，最新一輪的國土資源部“全國城鎮存量建設用地專項調查”就顯示，2004年，全國城鎮規劃范圍內還有閑置、批而未供的土地近30萬公頃，相當于年度城鎮建設用地總量的7.8%(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08)。
馬克思曾說，“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③。城市的發展歸根結底是要依靠市場主導的“調節”和“生長”機制，使其成為一種“自然歷史過程”。換言之，城市需要“發展生命中的那些潛能”(芒福德，2005)，從而賦予人以自由發展的更大可能，城市的活力恰恰是因為它能夠為文化要素提供自發增長和培育的開放性空間。而中國既有城鎮化路徑的這種“數目指標式”增長傾向，過于偏重規模、速度、數量等表面性和短期性的指標，讓城市“面臨一種單調的未來”(芒福德，2009)，從而喪失了城市持續繁榮的基礎。
二、鄉村城鎮化的困境與“淘寶村”的出現
(一)既有城鎮化“路徑依賴”導致的農民“主體缺位”
中國既有的城鎮化推進路徑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已經成為提升城鎮化質量的制度性障礙。因此，“新型城鎮化”將地域生產力結構的再建構、生活方式的現代性、地方特色文化的彰顯等作為核心要求(房冠辛、張鴻雁，2015)，試圖對以往城鎮化的推進方式進行糾錯和調整。但當下鄉村卻依然在沿襲、甚至強化既有城鎮化路徑的核心邏輯，這也導致鄉村的“新型城鎮化”處于一種遲緩乃至停滯的狀態，并引發一系列衍生問題。究其原因，對既有城鎮化路徑的僵化照搬固然不可忽視，但根本在于鄉村城鎮化對本地性、內生性、自發性的著力不足，這種不足導致鄉村城鎮化的“主體缺位”，使得“新型城鎮化”滑向城鎮對鄉村土地、文化等珍貴資源的又一次掠奪。
以土地資源為例，目前鄉村多以政府為主體形成唯一的操作平臺，將宅基地、農用地等土地資源進行流轉和集中以待置換，并通過引入特定產業主體實現對土地資源的規?；\作和經營，最終形成“居住上樓、土地入股、農民轉工”的鄉村現代化改造，讓農民成為住在新居民點中的產業工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通過“增減掛鉤”與“占補平衡”等政策獲取了更多的城市建設用地指標(賀日開，2014)，實際上，這一過程的本質是政府利用“左右手互倒”的方式將城鄉之間的“土地價格差”進行再分配，將發展權劃撥給發展價值更大的城鎮空間和經營主體，并以此不斷提升自身轄區范圍內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這種建設導向無疑會使得鄉村土地的增值在操作層面被“前置”，即空間與資源的城鎮化、資本化成為重中之重，而農民市民化、農業現代化以及農村產業多元化則成為了次要目的。但事實上，鄉村城鎮化的關鍵應是農民的“市民化”轉變，即實現“人的現代化”。英格爾斯(1985)曾指出，“國家的現代化，首先是國民的現代化”。而中國的鄉村城鎮化恰恰忽視了“人的現代化”。農民作為城鎮化發展的主體地位必須被顯性化，否則，鄉村城鎮化將始終在簡單粗暴的同質化與城鄉二元的分裂化之間徘徊，并有可能演化成嚴重的社會矛盾乃至沖突。
(二)城鄉二元關系結構下鄉村特質的“被消費”與“被規訓”
鄉村城鎮化中農民“主體缺位”的實質是城鎮對鄉村城鎮化的“越位”，即城鎮資本、技術和話語體系對鄉村的強勢入侵，迫使農民交出了對自身村莊發展的主導權，成為城鎮消費的“商品”，這在更深層面強化了城鄉不平等。例如，在浙江德清莫干山區域，“洋家樂”成為廣受政府和市場歡迎的高端民宿產品，一個村落甚至幾個村落被城鎮和國際投資者占據形成一個鄉村度假村④，成為消費不菲的“鄉村精品民宿”⑤。但本地居民在信息不對等的情況下收取了一次性房屋租金，之后就喪失了對鄉村珍貴資源的主導權⑥，不僅無從參與后續“資產性收益”增長的分配，更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外來技術、審美對本地要素的審視和改造，以一種“不自覺”的方式喪失了地方原真性。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農民參與的摒棄和對鄉村地方性的產業化改造已經開始得到某種“配套話語體系”的附和，即認為農村的自然生態、人文歷史等珍貴資源就不應該讓農民參與開發，因為他們“錢少、眼界低、土氣”⑦，從而將對農村珍貴資源的二次掠奪裝扮成一件理所應當的事情，這實際上是預設農民不具備“自主行動”的意愿和能力。但事實上，農民對鄉村自身資源的主動性經營非常普遍。一項針對全國10省農村宅基地轉讓情況的調查就發現，36.35%的受訪農戶表示本村存在轉讓宅基地使用權的行為，在江蘇等省份該比例甚至達到了48.89%(陳小君，2012)。
費孝通(2004)曾指出，“文化自覺”的目的是“文化主體性”，即對現代化的“自主的適應”?！拔幕杂X”的本質是對“本民族或地方文化在面對現代化訴求時的能動性的理性認知”(李永梅，2010)，是塑造主體性的一種必要經過。因此，鄉村城鎮化必須充分尊重、積極喚醒、主動激發農民主體行動的“自覺與自為”，讓農民自己決定自身村落、自身生活與自身發展的方向和命運。如若不然，城鎮化最終會磨平鄉村的地方特色，閹割鄉村的文化自信，以“洋家樂”為代表的市場化產品將替代地方“實質性傳統”(substantive tradition)(克朗，2005)，成為被建構的“集體無意識”，鄉村最終淪為城鎮的“消費對象”和“消遣空間”，也徹底喪失與其平等對話的基礎。
(三)“淘寶村”中的青巖劉村：一種鄉村城鎮化的新方向
在鄉村城鎮化陷入困境的同時，一些鄉村出現了特殊性的增長，這構成了當下鄉村發展的新方向。其中，“淘寶村”現象尤其值得注意。根據阿里研究院的定義，“淘寶村”現象是指聚集在某個村落的網商，以淘寶為主要交易平臺，以淘寶電商生態系統為依托，形成規模效應和協同效應的網絡商業群聚現象(阿里巴巴(中國)有限公司，2015)。“淘寶村”具體認定標準參見表1。
根據筆者對相關資料的匯總和統計⑧，目前全國“淘寶村”共有780個，“淘寶鎮”⑨71個。這些“淘寶村”都有“農村淘寶”服務站，后者是指導農村淘寶發展的平臺。目前，通過電商集團龐大的資本投入和產業聯動支持(比如“淘寶農業”、“淘寶大學”、“京東白條”等)，“淘寶村”正在高速發展?！疤詫毚濉币呀洀V泛分布于全國17個省(區、市)，但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的5個省份(見表2)；活躍網店數量超過20萬家；所銷售產品集中在服裝、家具、鞋、日用品等高頻次、低門檻、大銷量的門類。當下“淘寶村”的發展呈現出三個明顯的趨勢：第一，出現了地域性集群，以浙江義烏為代表的區域成為重點集聚區。第二，與鄉村建設和扶貧等政策緊密結合。省級貧困縣的“淘寶村”達到了166個，而國家級貧困縣有10個(見表3)。政府也從物流、稅負、人才培養等方面給予“淘寶村”支持。第三，B2B類的電商村開始規?；霈F。這標志著“淘寶村”已經開始從以往村落層面的產品集散中心走向更大區域的特色產業集群。
在現有的“淘寶村”中，位于浙江省義烏市江東街道的青巖劉村是典型代表⑩。該村距義烏市中心僅有3公里，緊鄰義烏中國小商品城和江東貨運市場，占地面積0.28平方公里，原住居民1706人。青巖劉村的“淘寶村”發展始于2008年，主要銷售以小商品為主的日常生活用品。根據筆者的實地調查，目前青巖劉村已形成以網絡電子商務為核心，集網頁設計、銷售客服、物流包裝、餐飲休閑等多產業為一體的地方產業就業集群，村落活力大大提升。青巖劉村在電子商務迅猛發展的推動下已經基本實現了城鎮化，成片的住宅樓和近千家網店成為村落顯性化的空間特征。
在這里，傳統的鄉村生產生活方式也發生了變化。青巖劉村的一天從下午開始，持續到凌晨，下午是打包、裝貨、發送和各種交通工具忙碌的階段，晚上則進入阿里旺旺(11)“叮咚叮咚”不停的網店運營和客服時間，因為晚上8點到凌晨2點是網購消費最集中的時段。這之后則是燒烤攤、宵夜攤等服務行當繁忙的時候，網店店主會聚集在一起休息交流。目前青巖劉村每天有超過10萬個包裹的快遞需求，20多家快遞公司、10幾家大型網貨超市以及餐飲店、印刷店、廣告公司、包裝供應商、網絡服務公司等組成了“網商一條街”。村里基本上人人都在從事淘寶網店或者相關產業，整個村落居住了上萬人(多數是外來打工者或創業者)，活躍網店數量超過2000家，年交易規模超過20億元?，F在的青巖劉村已經成為區域性的網商產業中心，并為義烏市輸送了大量網商創業人才，被譽為“淘寶第一村”和農村網商的“黃埔軍?！薄?
從2014年李克強總理走訪青巖劉村開始，一年之內有4位國家領導人分5次造訪各地的“淘寶村”，都給予充分的肯定，并要求各地“淘寶村”立足實際，不斷探尋發展的創新路徑。這實際上顯示了“淘寶村”已經從產業經濟創新、商業模式創新走向基層治理創新和社會發展創新。不僅如此，依托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電商集團(包括京東、蘇寧云商、騰訊等)，“淘寶村”正面臨更大的創新空間與發展可能性。截止到2015年(12)，阿里巴巴已經在全國202個縣建立了9278個農村淘寶服務站，培養了5870個淘寶合伙人。2015年“雙十一”期間，全國農村淘寶服務站的單日銷售額達到了2.93億元，平均每個“淘寶村”達到了3萬元?！安锁B網絡”可以為全國50萬個村實現入村配送，“螞蟻金服”為全國200多萬農村電商用戶累積提供了300億元貸款?！疤詫毚濉辈粌H在產業上實現了現代化，也逐步開始推進互聯網醫療和小微金融下鄉，以及農用機械、農藥化肥、滴灌設備等農用產品質檢等一系列現代化服務，未來“淘寶村”居民從出行、消費、生產，到醫療、社保等，都可以借助于以淘寶平臺為核心的互聯網技術來完成。可以說，以青巖劉村為代表的“淘寶村”實際上已經成為借助“互聯網+”驅動鄉村轉型的典型樣板，也必將為鄉村城鎮化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
三、既有學術研究探討與“淘寶村”的啟發
(一)相關研究成果評述
“淘寶村”的迅猛發展已經構成了一種具有代表性的鄉村現代化轉型路徑，但其背后的邏輯以及對鄉村城鎮化的啟發卻值得進一步思考。為此，就必須首先對既有相關理論成果進行梳理，在此基礎上對“淘寶村”現象進行總結，探索這一模式所蘊含的理論意義和價值。由于本文將“淘寶村”視為一種鄉村現代化的路徑，因此，對相關研究的梳理就必須著眼其所處的鄉村現代化(13)領域。
以費孝通為代表的學者在近代就展開了相關研究，將鄉村經濟尤其是鄉村工業作為推動中國鄉村現代化的重要路徑，這一研究思路也成為后續學界重要的參考取向。改革開放之后，折曉葉(1997)和胡必亮(1996)等學者就分別以深圳市和山西原平市為研究對象，指出鄉村工業的發展會帶來本地就業結構的提升，最終避免鄉村資源單方向流向城鎮的畸形城鄉關系，實現“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推動鄉村經濟乃至鄉村整體社會形態的轉型。而黃文華(2002)、楊云彥等(2000)認為，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鄉村工業實際上還是計劃經濟時代“自上而下”行政思維的一種體現，未來必須以市場為導向，形成以大中城市為中心的環狀城鎮帶和市場空間及要素集聚載體，通過外部發展空間的擴展倒逼鄉村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轉型。在這之后，由于鄉村經濟發展沒有得到新政策、新技術的支持，因此，鄉村經濟與其他領域的關系——尤其是與鄉村秩序、基層民主等領域的關系成為學界關注點。比如，圍繞鄉村經濟精英的崛起與嬗變就出現了大量研究，它們大致可被歸為“精英循環”(Nee，1989)與“精英再生產”(孫立平，1996)兩個流派，前者強調新精英的產生和舊精英的退出是相伴相隨的兩個方面，后者則強調精英更替實質上是精英內部的角色轉換。
而隨著中國城鎮化在上世紀末的高速推進，鄉村城鎮化成為新的研究熱點，很多學者開始關注鄉村產業推動鄉村社會轉型的可能性，對于鄉村產業多樣性的討論也開始出現。何光耀、錢洪明(2000)和惠錫清(1999)等指出，必須發展第三產業以接續鄉村工業。他們認為，工業化實際上是實現鄉村城鎮化的第一波動力，目標是助力城鎮的“量態擴張”；而只有繼續發展第三產業，才能提升鄉村區域對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等資源的吸引力，從而推動小城鎮走向繁榮發展。張京祥等(2014)則以南京市武家嘴村為對象，指出武家嘴村本質上是利用城鄉二元制度的“利差”來發展鄉村工業，即不斷弱化鄉村集體主義傳統中的文化認同、地緣等要素，不斷強化競爭合作、利益分配、品牌經營等經濟性要素。在這個過程之中，鄉村成為“超級工商業村莊”，一種“準城市”的空間類型、產業集聚與社會形態。他們繼而認為，這種鄉村工業發展方式會漠視甚至磨平鄉村社會的傳統性特質，鄉村發展的多樣性也將因此喪失(申明銳、張京祥，2015)。
可以看到，鄉村經濟研究呈現出明顯的時代性，當下的鄉村經濟已經越來越多地與鄉村現代化的新要求相聯系，很多學者也開始探索第三產業等多種產業形態對鄉村現代化的作用。但目前針對互聯網(包括電子商務等)與鄉村城鎮化互動機制的研究卻稍顯單薄，且大多集中在電子商務運營、互聯網技術下鄉等領域，圍繞“淘寶村”作為一種社會學研究對象、尤其是城市社會學研究對象的相關研究尚屬空缺。經過筆者檢索，較為有影響力的相關學術文章只有十幾篇，且多集中在經濟、技術等相關學科。當然，也有學者指出，“淘寶村”作為一種“全球鄉村經濟體”，有利于重構自身的鄉村性，是鄉村文化重建的一種可能(吳昕暉等，2015)。同時，“淘寶村”打破了既有鄉村以本地人為主的空間分配，帶來了新的空間博弈和再生產(張嘉欣等，2016)。但總體而言，從區域發展、尤其是鄉村整體社會轉型的視角切入“淘寶村”的國內相關研究極少。
國際類似的研究雖然并不罕見，但大多側重于互聯網技術作為一種公共服務資源的運作、分配、接受和社會反應過程。例如，Cecchini and Scott(2003)對印度農村展開了研究，提出互聯網作為一種新技術和公共服務對于鄉村發展具有積極作用，但也應該思考如何避免形成新的“信息鴻溝”和不平等。然而，由于在其他發展中國家，鄉村電子商務還遠遠沒有形成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因此，目前國際上并沒有學者從社會學或者城鎮化的視角對此展開進一步研究。
(二)“淘寶村”的特質與意義
“淘寶村”是真正具備“本土性”的鄉村城鎮化路徑。正是基于中國城鄉二元體制、強有力的政府基層治理能力、規模龐大而又同質的統一市場，一個個村落才有機會借助電商蓬勃發展，成為中國城鎮化進程中極具特色和啟發意義的新方向。而相對于其他已有的鄉村經濟現代化或者鄉村城鎮化路徑，“淘寶村”呈現出諸多特質。
其一，重塑“本地行動主體”，實現“本地化充分就業”。在青巖劉村的發展過程中，村民劉文高(14)率先意識到電子商務的機遇和市場，在只有1個辦公室和4臺電腦的情況下承擔起相關工作，推動全村淘寶店的發展。而在后期，劉文高又主導成立了全國首個“鎮街級電子商務協會”，并相繼提出“串貨”和“網貨超市”等概念，可謂是青巖劉村居功至偉的“淘寶第一人”。但筆者同時注意到，在青巖劉村，互聯網經濟中的快速啟動、迭代更新等要求和內在規律與鄉村固有的熟人社會、差序格局等傳統要素形成了內在耦合，親戚鄰里之間不僅會通過“喝茶吹牛會”等形式交流開店和運營心得，形成一種鄉村性的互聯網“長尾效應”(15)和“認知盈余”(16)，而且還依托鄰里宗親間的“非正式網絡”相互協調和合作，避免同質競爭，形成差異化的發展定位。正是基于這種耦合，劉文高的個人經驗才可以被接受和傳播，村里的淘寶賣家才可以形成良性的競爭氛圍，電子商務的產業層次也因此不斷提升，產業規模不斷擴大。青巖劉村所代表的“淘寶村”模式以“創新帶頭人”引領，激發農民發展的自主性，從而實現鄉村的內生性增長。這與費孝通(2001)提出的“農民群眾在實際生活中自己的創造，是在農業現代化和農民日益富裕中走出來的路子”這一鄉村產業現代化規律不謀而合。這一路徑不僅具有產業創新效應，更可以重塑鄉村社會“權力的文化網絡”載體(杜贊奇，2003)，與傳統行政體制內的“一把手”領導互相補充，從而成為“基層自治”的新嘗試。
其二，聚焦“地方特色產業”，介入“大區域地域分工”。青巖劉村緊鄰義烏中國小商品城，國內大部分網貨都直接或間接來自這里，這賦予該村在“小商品”類別上巨大的價格、規模和速度優勢。因此，圍繞“日用品家居”這一特色類別，青巖劉村利用淘寶平臺實現了對外部市場的規模化輸出，占據了這一產品類別14家5皇冠網店中的10家(阿里巴巴(中國)有限公司，2015)，將一個村落的產品匯集，并以“高頻率、大規模、低價格”銷往全國乃至全球市場。事實上，“淘寶村”就是依托電子商務產業實現村落發展能級的躍升，以此突破了鄉村產業“內卷化”(Geertz，1963)的低效困境。這在本質上是鄉村對城鄉關系的主動思考和再建構，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城鄉在經濟意義上的二元結構——即只提供廉價資源的鄉村和首位度過高的中心城市。換言之，“淘寶村”模式使得鄉村可以介入更大范圍的地域生產力結構。而這要求鄉村必須立足地方性，發展全鏈條，形成局部產業集聚的“完整閉環”。為此，就要大膽創新，引進電子商務、生鮮物流和網絡通信等新技術，縮短乃至消除鄉村與城鎮消費主體之間因通信、語言、物流、品牌等因素而存在的中介成本，實現對縣市、省域、全國乃至全球要素市場和消費市場的直接吸收、利用與輸出。只有這樣，鄉村才能真正實現“一村一品”式的特色產業集群建構，成為地域產業分工體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環，最終實現“自循環、自盈利、自成長”的創新發展。
其三，喚醒“鄉村文化自覺”，打造“全球性地點精神”。青巖劉村之所以能夠在網絡電商產業的發展過程中占得先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其所處的義烏市具有悠久的經商傳統，自古就有“雞毛換糖以搏微利”的習俗，因此，該村村民具有很濃的經商文化(包括經商意識、契約關系和抱團互助等)。青巖劉村早在2005年就進行了村落改造，將原本散落的村落建筑統一整合，形成了由200多幢“上居下租”的5層樓房組成的集約空間，為當地的“篁園市場”提供了商鋪用房。而在“淘寶村”的發展過程中，青巖劉村更是不斷創新，通過“全村貨源共享”、“快遞集體談判”、“年度計劃制定”、“特色爆品營銷”等創新市場手段，持續推進自身發展。在現階段，青巖劉村通過“產學研”合作，積極引進外部金融機構，打造智能倉儲基地和創業基地，建設“義烏·國際電子商務城”，謀求更大發展。現在的青巖劉村不僅是義烏市電子商務產業發展的高地，更是一個“可持續、可創新、可集聚”的“區域極核”。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鄉村的“文化自覺與自信”成為鄉村城鎮化的必要議題。而在全球化的敘述話語之下，鄉村“地方意義”的缺失正在愈演愈烈，空間喪失了與人的經歷、社會關系、情感和思想等要素的聯系(Stokowski，2002)，最終造成鄉村“地點依戀”(Kyle et al.，2004)和“獨特賣點”(帕洛格，2007)的湮沒，鄉村發展的不可持續與“無根化”也因此出現。要回應這種沖擊，就必須將鄉村的“文化自覺”放在關鍵位置，而“淘寶村”恰恰就是挖掘、喚醒了鄉村的“地方自覺”，從而賦予鄉村地點精神以“全球性”，實現了地方性的全球化融合。
四、結語與討論：“淘寶村”的“變與不變”
當下，中國鄉村現代化成為黨和國家密切關注的核心議題，不僅中央連續多年的“一號文件”聚焦“三農”問題，“留得住青山綠水，記得住鄉愁”、“精準扶貧”等概念更是成為習近平總書記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鄉村發展的殷切期望和現實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探索鄉村城鎮化的內生性、持續性、人本性路徑就顯得尤為重要。“新型城鎮化”、“美麗鄉村建設”等多項發展戰略正不斷推進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現代化發展，但我們應首先尊重鄉村自身的獨特性和歷史性，避免大而化之和“一刀切”的“外部植入性”改造。為此就必須重視鄉村現代化的獨特性和能動性，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站在鄉村的立場上理解、接受城鎮化，才能讓鄉村既留得住鄉愁，又看得見明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淘寶村”不僅僅是一個成功的個案，更是具備典型性的鄉村城鎮化新路徑。
作為一種鄉村城鎮化的新模式，“淘寶村”以農民自覺學習和運用網絡電商、信息科技、物流倉儲等技術為核心，在同一階段同時推進經濟現代化與生活現代化的雙重轉型，從產業層面、生活層面、地域生產力層面，實踐鄉村現代化的新路徑。在這個過程中，作為鄉村新形態的“淘寶村”至少發生了三個層次的“轉變”：其一，鄉村產業從單一簡單的農業、工業轉變成為跨產業發展的電子商務集群；其二，鄉村樣態從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與文化習俗轉變成為兼容現代化要求的新市民生活；其三，鄉村地位從被邊緣化的城鎮附屬轉變成為集聚人才、資金、信息的區域新核心。
但與此同時，“淘寶村”又有三個“不變”：其一，鄉村的發展主體不變。在“淘寶村”興起之初，幾乎都是村民自發探索形成了網絡電商的產業化路徑，即便在后期有阿里巴巴、京東等資本主體以及政府的介入，但村民始終是“淘寶村”發展的核心。其二，鄉村的傳統要素不變。熟人社會、差序格局、生產生活一體等在“淘寶村”不僅沒有被取代、被沖擊，反而與技術傳播、資源共享、網絡協同等互聯網內在要求耦合，成為驅動鄉村現代化的重要力量。其三，鄉村的本地特質不變?！疤詫毚濉本褪峭ㄟ^網絡電商以彰顯乃至強化固有優勢，因此，其本地特質在發展過程中被不斷挖掘和強化，成為鄉村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和堅實基礎。
正是這種“變”與“不變”的結合，才使得“淘寶村”成為突破當下鄉村城鎮化困境的典型樣板。而在這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淘寶村”真正使農民成為鄉村城鎮化建設的主體?！疤詫毚濉钡膶嵺`證明，農民只有主動參與、主動學習、主動傳播網商技術，并在“以農為主”的基礎上汲取來自市場、政府和第三方的多元力量，才能將網絡電商這一新技術和新產業做到“為農所用”，才能鑄造鄉村“就地城鎮化”的持續性內生動力，才能在自己祖祖輩輩居住的土地上繪制具有地方鄉愁記憶的現代化新藍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觀察》 2016年第3期 第71-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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