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知道王磊光博士的大名，是在微信上讀到他的返鄉筆記，這些文字在網絡上產生了巨大影響，閱讀量驚人，認同者很多，批評者亦眾。這樣一種爭議，恰恰說明了論題的重要性。作為一個同樣來自農村的學者，我與王磊光博士有相似的經歷和體驗，很能夠理解他的立場和情懷。但理解不代表完全認同，我認為，在城市化的背景下，要對村莊進行定位，或者討論村莊對于人的意義，必須區分兩個不同的邏輯：一個是審美的邏輯，另一個是實用的邏輯。如果不對二者加以區分，就會陷入雞同鴨講的無意義爭論。
記憶和想象：審美意義上的村莊
對那些生于斯、長于斯，長大之后離開農村，在城市中找到一席之地的人來說，鄉愁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情緒。他們常常會忘記，當初他們是那么急切地想要逃離農村——在夏天的驕陽下，在螞蟥的叮咬下，每一個有志的農村青年都夢想著有一天可以成為城里人——通過讀書，通過當兵，通過招工，實現農轉非，“鯉魚跳龍門”。
記憶是不斷被改寫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昔日的農村生活都變得越來越美好，越來越讓人懷念。夏天晚上停電的日子，汗如雨下，蚊蟲肆孽，追劇未遂的人們心癢難耐；而時隔多年，你只會記得自己挑燈夜讀的畫面，還有奶奶在一旁用蒲扇幫你驅趕蚊子的感人場景。你不再記得鄰居們為了宅基地而大打出手，農婦用最惡毒的語言相互攻擊，一言不合就有人服毒自殺，在你的記憶里，只剩下守望相助、溫情脈脈的鄉村共同體。時間會過濾一切的不如意，只留下那么美好的片段。城市繁忙的節奏、淡薄的人情會讓你產生一種錯覺，你仿佛只是這個城市的過客，在精神上，你仍然是故鄉的游子。于是，你開始懷舊。
這就是為什么那些逃離農村的年輕人，當年的賈平凹和現在的王磊光，他們愛土地愛得那么深沉；而路遙筆下的高加林，做夢都想要洗掉自己身上的泥土味。對賈平凹和王磊光來說，土地不再是一種束縛，而是他們精神上的“根”；而對于高加林來說，土地是他不得不背負的命運，想說愛你不容易。
有時候，我也會自嘲：當年我拼盡全力逃離農村，逃離土地，在城市生活多年以后，我最大的夢想居然是，退休后在郊區租一個農家小院，種種菜、養養花。一切似乎又回到原點，那么之前一切的奮斗還有意義嗎？當然有意義！小時候我種地，是無可選擇；退休后我種地，是閑情逸致。
對于另外一些城里人來說，村莊不是活在記憶里的，而是活在想象中。在他們的印象中，村莊是如詩如畫的梯田，是一望無際的油菜花，是雕梁畫棟的古建筑，是枯藤老樹小橋流水人家。他們會一廂情愿地把村莊的樣貌等同于烏鎮、宏村、鳳凰和麗江。他們希望苗族的人們永遠居住在苗寨里，因為那才意味著文化多樣性和歷史的傳承；他們無法理解為何涼山的彝族青年要逃離山清水秀的故土去城里討生活；他們覺得自己面對的不過是日復一日的茍且，而村莊則是詩和遠方；他們憎惡現代性，喜歡透過斑駁的城墻撫摸歷史的滄桑。雖然他們自己離不開空調和抽水馬桶；可是，當苗寨里的人們說，我們也喜歡空調和抽水馬桶，我們要搬出去住，他們卻不答應：那怎么行，傳統怎么辦？公寓房哪有吊腳樓的美感？
生活與實踐：實用意義上的村莊
審美意義上的村莊，是屬于游子和游客的。實用意義上的村莊，才是農民的村莊。
空心村讓懷舊的人們痛心疾首。但不要忘了，離開村莊是農民的理性選擇；理性的程度絲毫不亞于我們這些通過教育逃離村莊的人們。農民工不是盲流，他們的落腳地都是收入更高、機會更多的地方。
農民為什么要離開村莊？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收入，農業勞動的產出太低，而且農業也容納不了那么多的勞動力。我在上海的調查發現：五六十歲的農民工，大多把房子建在村里，他們年輕的時候，造房子是村莊里社會地位競爭的主要形式，“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每個人都把打工的積蓄寄回家造房子，屋檐越高，瓷磚越漂亮，就代表自己越成功；三四十歲的農民工，大多在縣城或鎮里購買商品房，那里有更加便利的交通、更加優質的教育和公共設施，他們也已經習慣了城市的生活方式，村莊反而住不慣了；更年輕的一代，出生在上海或自幼在上海長大的農民工子女，老家不是他們人生規劃的一個選項，他們寧可群租、蝸居，也不愿意在陌生的戶籍所在地購買一套商品房，因為那不是他們的故鄉，而是他們父輩的故鄉。
從這個意義上講，村莊的空心化是不可避免的。
事實上，全世界的村莊，人口都是相對少的；農村的人口密度必然大大低于城市地區。但人口少不一定就意味著蕭條。我和家人在美國自駕游的時候，路過許多農場，當時有一個感慨：中美工業發展固然有差距，但遠沒有中美農業差距那么大。美國的小鎮規模都挺小，大致相當于中國的一個行政村，但鎮上農民管理的農場卻非常大，全靠機械化作業。
中國農村的真正問題不是人口減少，而是生產力過于低下，缺乏高效的公共服務體系。我們的管理者卻總是把鄉村的問題歸咎于農民，他們總認為農民的流動是不夠理性的，是缺乏大局觀的。要解決鄉村的空心化問題，就號召農民工回鄉創業，把家鄉建設得跟城市一樣美好；要解決留守兒童問題，就號召農民不要為了賺錢而外出務工，甚至要對沒有盡到監管義務的父母進行追責。
農民只要體驗了城市生活，他們就會知道：蹲茅坑不如坐在抽水馬桶舒適。由于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的改變，農民已經不可能回到自給自足的狀態，他們必然要進入城市。懷舊者所懷念的舊日時光，是永遠不可能回來了。
市場主導的城市化
在我看來，當前中國鄉村的大部分問題都與城市化的模式有關。癥狀在村莊，根源在城市。長期以來，中國實行的是“經濟吸納，社會排斥”的半城市化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農民進入城市，從事非農職業，但仍然擺脫不了農民身份，被稱為農民工。半城市化實際上是一種行政主導的城市化。在這種模式下，一個人是不是城市需要的人才，不是由市場決定的，而是由政府部門來認定的。符合政府設定的標準的，給予戶籍或居住證，可以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不符合標準的，則被定義為流動人口，被排斥在公共服務體系之外。
這種模式產生了一系列問題，主要包括對農民工的制度性歧視問題、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分割、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留守兒童問題、老年農民工的養老和醫療問題。近年來，人們開始反思舊的城市化模式，提出了就地城市化的新思路，這樣農民在務工的同時可以兼顧家庭，大城市的公共資源緊張問題也可以得到有效緩解?？瓷先ズ苊?，但實踐證明，就地城市化的思路可能是行不通的。
離土不離鄉的“就地城鎮化”模式在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地區的農村可能具有一定的適用性，但很難在全國推廣。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中國流動人口最多的十大城市分別是上海、深圳、北京、東莞、廣州、蘇州、重慶、成都、溫州和佛山。除了重慶和成都以外，其他城市都是沿海城市，這意味著工作機會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人口流入地必然也是沿海地區。由于缺乏足夠的就業機會，內地大多數地區的農民不會選擇“就地城鎮化”，而是“異地城鎮化”。這就能夠解釋近年來的“鬼城”現象，部分三四線城市新區建設和住宅開發速度過快，導致房地產存庫嚴重，新城區樓房林立、人煙稀少。之所以會出現“鬼城”，就在于地方政府誤以為在中小城市進行大規?；A設施建設和新區建設，擴大建成區面積，就能夠吸引足夠的農民和外來人口定居城市。真實世界的邏輯不是房子蓋在哪里，人就去哪里；而是人去哪里，房子就應該蓋在哪里。
當前中國城市化的高歌猛進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流動人口的巨大規模。2015年，全國流動人口多達2.47億，占總人口的18%；二是村莊數量的迅速萎縮。有研究者發現，在過去的十多年時間里，中國的行政村數量減少得相當驚人：村委會數量從2001 年699974個減少到2011年的589653個，共減少110321個，平均每年減少11032.1個，平均每天減少30.22個。每天30個村莊以三種方式消失：一種是撤消和兼并，即多個行政村合并為一個行政村；第二種方式是村改居，即將原來的村委會變成居委會，原來的村民身份變為居民身份；第三種方式是整村拆遷，或分散或集中安置到城市、城鎮小區和一些大型集中區。
對于人口流動，這是人們在用腳投票，是市場選擇的結果，政府不要試圖用“拆違”、“治理群租”、“教育控人”等方式進行人為干預，不僅有違市場規律和社會正義，而且事實上也發揮不了預期的作用；對于村莊撤并，這是大勢所趨，但需要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
實際上不同地區的村莊撤并有著不同的邏輯：在中西部地區的偏遠農村，村莊撤并很大程度上是“空心化”的結果，因為大量村民外出務工，相當一部分村莊人煙稀少，撤并可以降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成本；沿海發達地區和中西部的城郊地區，撤并則是為了給工商業和住宅開發騰挪空間。第一種情況下，撤并并沒有改變村莊的性質，只是行政村的規模變大了；第二種情況下，往往會導致“村改居”，即村委會變成了居委會，村莊集體資產從村委會剝離出來，但村民的抵制情緒會很大，不少地方在這些城市化郊區仍然保留了村委會。
雖然在城市化的時代，鄉村仍然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但是，要解決鄉村問題，最終需要重建城鄉關系，需要基于人口自由遷徙的城市化。
注：本文根據作者在本次討論會上的發言稿整理而成
（作者：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探索與爭鳴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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