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協調好各方面利益”是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即《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中創新了的核心觀點之一。在政府和市場之間，無論是農業供給側改革還是結構性改革，主要方面在政府，決定性力量在政府，而不在市場。對此，不能有任何語焉不詳或含糊其辭。
通常而言，政府和市場是兩種配置資源和協調社會經濟活動的主要機制和制度安排。長期以來，理論界從不同的角度對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進行了比較廣泛和深入的研究，特別是亞當·斯密、馬克思和凱恩斯三大經濟學理論的奠基者，為后世提供了至今難以超越的基本理論。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雖然認為，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完全可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和經濟發展，政府只需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就可以了，但他也同時提出，政府要盡到并不輕松的三大義務：一是保護社會，使之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二是盡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之不受其他人的侵犯和壓迫；三是建立并維護公共設施。馬克思和恩格斯則首先從簡單商品生產和流通的角度分析了市場的功能，認為市場機制作為調節手段，能夠自發地調節生產資料和社會勞動在各生產部門之間的分配，能自發地制激生產力的發展。但由于私有制條件下政府計劃和宏觀調控的缺乏，市場機制的調節往往是盲目和滯后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帶來社會再生產比例關系的失調和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造成商品生產者的兩極分化，蘊藏著危機的可能性。20世紀以后，特別是1929年的經濟危機和30年代初期空前的經濟大蕭條暴露了自由市場和自由調節的不可靠性，從而徹底摧毀了放任自由經濟條件下的市場神話，為政府干予經濟樹立了權威地位。1936年出版的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系統闡述了政府對經濟干預的思想，確立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由此可見，主張國家干預的經濟學和主張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在西方不停地進行論戰，但從經濟生活的發展歷史中可以看出，這兩種經濟學的主張長期并存，任何一方都不能絕對地取代另一方。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產生，西方理論界從世界經濟與政治變化的角度進一步闡述了國家（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把如何看待國家（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視為理解和把握當代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變化的基礎，認為無論強調市場還是強調國家的角色，在20世紀70年代，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如果不能將這兩者都考慮周全，任何一種現象都無法充分地得到解釋。從而對政府與市場的研究，跳出了按照單純的經濟學研究范式和技術的框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理論界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討論不斷深入。《供給側改革引領“十三五”》（中信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一書展現出吳敬璉、厲以寧、林毅夫、樊 綱、周其仁、張維迎、許小年、李稻葵等20多位著名學者和企業家在政府和市場關系上的多種見解。但不管見解有多少，都離不開政府的有效作為，即使是稱為“吳市場”的吳敬璉，也在書中認為：我們從過去討論宏觀經濟問題的時候主要著重在需求側轉向著重供給側，這是非常重大的轉變，是積極的轉變。總體來說，政府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它還需要提供公共品，包括好的生活環境、創新環境和經營環境、良好的教育系統和基礎性的科研系統，一個全局的長遠的信息規劃。
中國在幾千年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政府所能做的非常有限，無非是均地權，讓“耕者有其田”，調節賦稅，有了這些，也就“太平盛世”了。但進入工業化、城鎮化社會以后，由于農業始終處于弱勢地位，投資收益低于二、三產業，政府的職責就遠沒有“吃飽飯”農業那樣簡單了，從生產到消費都發生了一系列顛覆性的變化。在生產上，農民即便是自給自足的那一部分農業，離開了工業化、城市化，離開了分工分業，也難以為繼。在流通上，遠距離的、大量的、鮮活的農產品，非小商小販力所能及。在消費上，消費者雖有了更多的選擇，但無論在何地選擇何種產品，其質量絕非個人所能作為。一句話，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千家萬戶的小農、千家萬戶的小商小販和億萬農產品的消費者，離開了政府，作為是非常有限的。
2017年一號文件部署了33件大事。這些大事是：統籌調整糧經飼種植結構；發展規模高效養殖業；做大做強優勢特色產業；進一步優化農業區域布局；全面提升農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水平；積極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建設現代農業產業園；創造良好農產品國際貿易環境；推進農業清潔生產；大規模實施農業節水工程；集中治理農業環境突出問題；加強重大生態工程建設；大力發展鄉村休閑旅游產業；推進農村電商發展；加快發展現代食品產業；培育宜居宜業特色村鎮；加強農業科技研發；強化農業科技推廣；完善農業科技創新激勵機制；提升農業科技園區建設水平；開發農村人力資源；持續加強農田基本建設；深入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治理和美麗宜居鄉村建設；提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扎實推進脫貧攻堅；深化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完善農業補貼制度；改革財政支農投入機制；加快農村金融創新；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探索建立農業農村發展用地保障機制；健全農業勞動力轉移就業和農村創業創新體制；統籌推進農村各項改革。
從實踐而不是從理論上講，上述33件大事，沒有哪一件事可以象農田家庭承包和免除農業稅費那樣，發個文件就能大功告成，而是要有政府的直接到場。而且，也不是那一級政府說辦就可以辦的，還要受到職權的制約。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就明確規定：“要建立省級全面負責、縣級組織實施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在這里，“全面負責”和“組織實施”的區別是明顯的，不能跨越。
加強黨委和政府對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領導，無論是省級還是縣級，都要擺脫舊思想，切實把認識統一到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上來，把農業農村工作的重心轉移到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來；要結合各地實際，從政策制定、工作部署、財力投放、干部配備等各個方面全面落實；要切實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完善農村土地集體單位（生產隊、村民小組）的工作機制。
作者：衡陽縣委宣傳部退休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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