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雖然心智障礙、身體障礙、行為障礙和性格障礙為主要表征的個體障礙因素是部分農村光棍群體的重要形成原因，但是，對于大部分農村光棍來說，社會障礙因素仍是其形成的主要方面。地域性貧困問題與光棍個體的負性生命事件在社會障礙因素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通過引入出生隊列的考察發現，1987-1991年間出生乃至1982年以后出生的改革開放時代，在最近10年尤其是最近5年中快速步入光棍行列，他們的婚配困難與地域性貧困關聯緊密。地域性貧困引致光棍的形成，是由本地婚姻市場和全國婚姻市場對地域性貧困地區農村男性的雙重排斥而造成的，個體負性生命事件則會強化地域性貧困對光棍形成的擠壓程度。
關鍵詞：個體障礙；社會障礙；農村光棍；負性生命事件；地域性貧困
一、引言 略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實地調查法。以中部某省大別山村為個案，筆者于2019年5月2日至9日對該村展開了為期8天的駐村調查。根據學術田野倫理，大別山村是技術化處理后的化名，它只是位于我國大別山區的一個村莊的代稱。在更早時候的2007年12月15日至2008年1月2日，賀雪峰教授曾在該村駐村調查了18天，并以該村為中心，還同時組織了筆者所在團隊研究人員在周圍另外5個村開展了駐村調查。因此，對于當地的村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況的了解已經奠定了較好的基礎。筆者本次調查屬于專題調查，重點考察當地農村的光棍及其形成。
在資料收集方法上，筆者主要采用深度訪談法和座談會方法。深度訪談對象包括現任所有村兩委干部以及12位村民小組長和老、中、青結合的光棍本人，座談會的形式主要召集了40歲以上的9位光棍集體座談。在對村兩委干部和12位村民小組長深度訪談的過程中，除了深度訪談了解光棍的形成機制外，還以該村戶籍人口花名冊為數據底本，對照名冊核查了一遍該村全部光棍的基本情況。
在指標選擇上，有幾個重點指標需要交代。
第一個指標是“光棍”，一般而言，人們通常將30歲及以上的未婚男子稱為“光棍”，而在大別山村，當年齡跨越26歲時結婚就會變得非常困難，跨越28歲的門檻幾乎就會淪為“光棍”，當地方言，一般用“寡漢”、“寡根子”代稱。光棍的含義更多偏向于指稱跨越某一年齡線后會終身不婚的男子，但是，在實際情況中，不排除極少數跨越年齡門檻的男子仍能婚配成功，只是由于他們的數量極小，對總體樣本不會有根本性的影響，因而可以忽略不計。對于大別山村而言，我們根據當地約定俗成的“門檻線”將年齡限定為28歲也即將1991年及以前出生的未婚男子視為“光棍”。
第二個指標，是“時間”。在本文中，“時間”主要指“光棍”的“出生時間”和邁入光棍年齡門檻的“光棍時間”。以出生時間為指標，每五歲一段形成一個“出生隊列”。以“光棍時間”為指標，每五年形成一個“光棍隊列”。
第三個指標，是“光棍率”。所謂光棍率，即是指一個出生隊列內光棍人數占該出生隊列所有男子數的比率，用千分率表示。例如，假定我們調查的出生隊列A有光棍人口10人，而出生隊列A的男性人口數為100人，那么，出生隊列A的光棍率就是100.0‰。
按照前述指標的設計，以調查時間2019年為截止時間，本文將光棍的出生隊列劃分為：1947-1951；1952-1956；1957-1961；1962-1966；1967-1971；1972-1976；1977-1981；1982-1986；1987-1991共9個隊列。1946年以及之前出生的光棍數量因年齡因素受死亡水平影響沒有納入本文的總體樣本中進行考察。以國家統計局關于2015年中國人均壽命數據估計為標準，其中男性人均壽命為73.64歲，本文的1947-1951年出生的隊列年齡上限是72歲，處于國家男性平均壽命線以下，從而可以充分抵消因“死亡”水平對樣本所造成的影響。同樣，以“28歲”的光棍年齡門檻計，本文樣本最早進入光棍序列的時間是1975-1979年間，此后依次為1980-1984；1985-1989；1990-1994；1995-1999；2000-2004；2005-2009；2010-2014和2015-2019共9個時間列。
三、光棍的形態學研究
（一）基本概況
以大別山村2016年的戶口花名冊為底本，通過詳細核查后，該村1991年及以前出生的所有光棍總計有114人，其中，1946年及以前出生的有5人，考慮到死亡水平的抵消效應，沒有將之納入本文的樣本總量。所以，本文所收集的樣本總量是109人，詳細情況見表1。
從表1的數據來看，我們能夠獲得一個大致的籠統把握，即大別山村109例光棍集中分布在1966年以前出生的人口和1982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中。其中，尤以1987-1991年出生隊列的光棍數最多，共38例，占比總體的比例高達34.86%，次之，1962-1966年出生、1957-1966年出生和1952-1956年之間出生的光棍也是比較多的。從時間分布來說，不同出生隊列所產生的光棍數量跟他們跨入光棍門檻的時間自然地是相對應的，所以，2015-2019年、1985-1999年間是光棍比較多的時間段。
（二）光棍的分類
僅僅只是籠統把握光棍分布的相關情況是不夠的，基于形成原因對光棍進行形態學的分類并在此基礎上展開研究就非常必要。在本文中，筆者根據109例光棍的詳細的生活史資料，按照其直接的形成原因進行分類。分類的步驟包括兩個。
首先，是從理論上對之家加以分類。誠如我們開篇所說，關于光棍形成的原因方面，從社會學角度集中起來看仍然脫離不了“個人與社會”這對社會學核心的元理論問題所型構的框架。因此，筆者將光棍的形成首先區分為“個體障礙”和“社會障礙”兩大因素所導致。
“障礙”這個詞，筆者選擇對應的英文詞是“disorder”，主要指某種秩序的失序或失調。從中文詞看即是因“障”而“礙”，也即因為什么“原因”而“妨礙”到什么秩序，“障”是阻止和妨礙某一秩序的“物”。當我們在討論“光棍”問題的時候，事實上，我們暗含了一條基本的“婚姻秩序”，這一“婚姻秩序”是指，任何成年男子或女子進入法定婚姻年齡后，按照法律和禮俗正常完成婚配從而進入“婚姻狀況”中的“已婚”序列。因任何“障”而“妨礙”到這一“秩序”的實現，就是這一秩序失調的原因。當然，在實際的用詞指意過程中，“障礙”通常是合在一起使用的。
就光棍的形成原因而言，所謂個體障礙，即是指因為光棍個體的某些“障礙”因素而導致光棍之所以成為光棍的原因；相應地，所謂社會障礙，則是在個體障礙之外的因為社會的某些“障礙”因素而導致光棍之所以成為光棍的原因。在這兩者所導致的光棍類型中，極少部分難免存在重疊的因素，也即個體障礙程度并不是特別深而同時可能兼具社會障礙的案例，對于這種情況，本文一般按照個體歸因的辦法將其劃分在個體障礙所導致的光棍類型中。
其次，根據具體的經驗材料在上述兩大理論類型之下進行經驗分類。其中，個體障礙所導致的光棍類型包括身體障礙、心智障礙、行為障礙和性格障礙四種類型，而社會障礙所導致的光棍則主要包括地域性貧困和負性生命事件兩種類型。當然，這六種類型只是窮盡了筆者在大別山村所收集的光棍個案類型，但我們不能說是窮盡了所有光棍的類型。在個體障礙的四種類型中，有少數存在身體障礙與心智障礙同時并存的情況，對此，我們依據哪一種情況更為嚴重從而導致光棍之所以成為光棍來進行歸類。
四、個體障礙與光棍形成
（一）心智障礙
心智障礙所導致的光棍是指光棍因個體自身所存在的心理或智力疾病而造成其進入適齡婚姻年齡后仍無法婚配成功的光棍類型。在民間社會中，這一人群也有相應的“污名化”的歧視稱呼，如精神病、神經病、傻子、癡呆等等，大別山村的村民更喜歡用俗稱“天地人”（分不清天和地，傻乎乎，懵懵懂懂）來代指這一群體。
個案1：
ZL，1988年生，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狂躁癥，讀初中后發的病，他什么人都打，父母也被他打，需要長期服藥控制病情。
個案2：
SZY，1966年生，患有精神疾病，生活無法自理，長期在外流浪。
在大別山村全部個體障礙所導致的光棍中，心智障礙類型是排第一位的，其占比達到全部個體障礙光棍類型的56.41%（22/39），超過了一半。在總體的全部光棍中，這一類型的占比也達到了20.18%（22/109）。
（二）身體障礙
身體障礙所致的光棍主要是指因為身體某一器官殘疾而無法婚配從而淪為光棍的類型。聾啞、眼盲、手腳殘疾、身高特別矮小、性器官功能障礙都更容易導致男性婚配困難。
個案3：
HXF，身材特別矮小，身高不足1.3米，他會理發，但當村民坐在椅子上理發時，他需要拿凳子墊著然后站在凳子上才可以夠得著村民后腦勺。父母條件尚可，家庭條件亦可。有一個哥哥且結婚了。
個案4：
ZYF，1947年生，生殖器官疾病，陰莖無法勃起，且包皮過長，尿尿時尿液很細，就像頭發絲一樣，其人相貌長得挺好，他在20歲時談過一個對象，因為無法勃起，相處一晚上后，女方第二天離開就沒再來了。
身體障礙所導致的光棍在個體障礙中排第二位，占比為30.77%（12/39）。
（3）行為障礙
所謂行為障礙所致的光棍是指光棍本人的行為與社會常態的行為規范是相違背的從而導致光棍成婚困難。它集中表現在性行為取向偏差和違法犯罪方面。
個案5：
DGS，1959年生，有同性戀傾向（或厭女癥），他只喜歡男的，不喜歡女的，看到男的，他就很高興，說話都滿面春風，笑容很多，且談吐自如，頭頭是道，但一看到女的就緊張、煩悶甚至莫名生氣，村民為了戲弄他，有時故意說要給他介紹女的做老婆，他聞之就很惱怒，且不說話，把頭往一邊梗著偏。
個案6：
ZQB，1971年生，1994年在WH市務工時，因盜竊且涉案金額特別高被抓獲后獲刑18年，2012年出獄后一直單身且仍在外地務工。
行為障礙所導致的光棍在大別山村有3例，占個體障礙所致光棍的比例為7.6%（3/39），在全部光棍中，行為障礙所致光棍的比例為2.8%（3/109）。
（4）性格障礙
個案7：
ZYL，1967年生，他脾氣特別暴躁，動不動就拳腳相加暴力相向，年輕時務工帶回過一個廣西的婦女，還沒結婚就開始經常打那位婦女，最后女人受不了跑了，他之后也沒有再找，也沒有村民愿意給他介紹對象，他一家兄弟五個，他的兩個哥哥和兩個弟弟都結婚了，只有他單身。
性格障礙所導致的光棍總共有2例，占大別山村個體障礙所致光棍的比例為5.1%（2/39），占全部光棍的比例為1.8%（2/109）。
五、社會障礙與光棍形成
（一）負性生命事件
在生命歷程理論中，生命事件（life events）與轉折點（turning points）是兩個很重要的概念（埃爾德，2002），它是指在人的一生中，會經歷諸多重要的事件，如結婚、生子、親人去世等，這些重要的事件的發生可能會在人的生命歷程中形成轉折點，正向事件更可能帶來強勢累積，從而使得人的生命歷程更加順利，負向事件更可能帶來弱勢累積，從而使得個人的生命歷程更加坎坷。
就光棍的形成而言，所謂負性生命事件，就是指在光棍的生命歷程中所發生的某些負向事件，這些事件形成了光棍弱勢累積的關鍵轉折點，從而使得其在生命歷程中的連鎖反應中一步一步滑向婚配困境的深淵。
個案8
HL，1988年生。精準扶貧戶。2014年暑假，剛從XN職業技術學院大專畢業的HL，遭遇到其父親2014因突發癌癥晚期在WH市ZN醫院醫治無效死亡的負性生命事件。當時，HL雖已“就業”，但實際上是被卷入傳銷，且掏光了家里4萬多元的積蓄。HL家為準備他的結婚而修建的樓房也才剛剛開始裝修。突如其來的變故，使得房子裝修擱置，筆者今年（2019年）去調查時二層以上的房間窗戶仍是空洞洞的，磚墻也全是毛坯裸露。面對丈夫突如因病死亡而兒子又被卷入傳銷而沒能回家奔喪，本已患有高血壓等心腦血管疾病的HL母親病情急劇惡化并隨之半身偏癱臥床不起，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HL有一個姐姐已經出嫁且育有兩個子女，變故發生時主要是她在支撐，等HL回來后，她和HL姐夫就出去打工去了，HL則留在家里照顧失能的母親。他當時在大學時談的女朋友在他回家后不久就分手了，一晃五年過去了，他仍孑然一身。
筆者在訪談他時建議他改變下家庭策略，比如先讓他姐姐在家照顧母親，他出去務工并尋找機會先成家立業，但是，其姐姐確實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需要照顧，兩難之下，他還是選擇繼續照顧母親。筆者問他今后怎么辦比如婚姻問題怎么解決，他兩手一攤說“愁，又不能扔下我媽，只能聽天由命了！”
個案9
ZCH,1991年生，其母是原來的村婦女主任，2009年時其母與其父離婚，ZCH的父親好賭，當時輸了幾十萬元，10年過去了他父親到現在還沒還清賭債，ZCH在浙江務工，做電焊，收入尚可，人也長得還不錯。
類似個案9這樣的案例，之前有研究將之歸入“家風不好”所導致的光棍的類型（張翠娥、狄金華，2013:45）是有一定道理的。應該說，如果其父不好賭且不巨虧的情況下，從家庭條件和ZCH個人條件來說，其成婚應該是比較有希望的。18歲時候遭遇父母離婚這樣的負性生命事件，很自然地會對其即將步入適齡婚姻門檻時候的成家立業造成非常大的影響，其父所負賭債則意味著親代無法為其提供結婚所需要的家庭積累。
個案10
ZH，1984年生。ZH的生母與其爺爺關系不好，齟齬不斷，導致其父母之間夫妻矛盾頻發，最終其生母因無法忍受而離婚。ZH的繼母屬于帶娃改嫁過來的，與其父結成“組合家庭”，并與其父在婚后生了一個弟弟，但其繼母同樣與ZH的爺爺關系不好，沖突不斷，其爺爺則總慫恿ZH父親離婚，ZH父親因無法調停公媳矛盾，氣憤絕望之下在1991年夏天喝農藥自殺死亡，當時其ZH僅7歲。繼母再度改嫁，其爺爺去世后，ZH成了獨戶且一直沒有談對象。
個案11
ZXL，1959年生，兄弟三個，二弟ZCL，1964年生，小弟ZBL，1968年生，他們的父母去世較早，其中，他們的父親1985年因病去世，兄弟三個當年依次為26歲、21歲、17歲，他們的母親亦在1987年因病去世。ZXL和ZCL一直未能婚配，小弟ZBL曾娶過一個喪偶后的婦女，生活時間很短，女的就跑了。從統計口徑上說，兄弟三人有兩個是光棍，一個是準光棍。
負性生命事件所致光棍在大別山村共有36例，占總體比例的33%（36/109），屬于排序第一位的類型。應該說，負性生命事件所導致的光棍，從時間上貫穿了各時間段，也在各出生隊列中均有所體現。一旦負性生命事件發生，就容易在光棍的生命歷程中形成至關重要的弱勢累積的轉折點，其后的人生歷程就猶如倒下的多米諾骨牌，弱勢累積的連鎖反應最重要的就是影響到他們的婚姻。就筆者所調查統計的情況來看，改革開放后出生的年齡較小的光棍主要與家庭變故致貧從而無法為他們提供婚姻所需的家庭積累有關，而改革開放以前出生的年齡較大的光棍中，除前述個體障礙因素所導致的外，有為數不少的光棍都與家庭變故特別是父母早亡這類負性生命事件有關。當然，在分布比率上，不同時間、不同出生隊列中仍會有差異，我們在后文會討論到這一點。
（二）地域性貧困
社會障礙所致的光棍的另一種重要類型是地域性貧困所致的光棍。地域性貧困是指某一地域在整體意義上屬于貧困地區，經濟條件較差，處于婚姻市場中的洼地。一般來說，老少邊窮地區是最典型的地域性貧困區域。本文所調查的大別山村所在縣就屬于革命老區和國家級貧困縣，也是H省9個深度貧困縣之一。
個案12
ZSHS，1987年生，初中畢業，畢業后學了汽車修理，很會修車，技術不錯，他家里的經濟條件在當地并不算困難，父母均健在且都年富力強，他本人長相各方面條件都可以。沒有談過對象，至今未婚。
個案13
ZCHU，1990年生，他現在在北京務工，今年剛在城關剛買了房子，他各方面條件都算好的，經濟條件在本地不差，之前談過2個女孩，到了真正要談婚論嫁的時候，都提出大別山村所在地方不行，除非ZCHU能在縣城買有房子，否則不可能考慮跟他結婚。今年（2019年），ZCHU家好不容易在縣城買好房子了，但是，他的年齡也上來了。
個案14：
ZYC，1989年生，幾年前他在大別山村所在縣城務工時談過一個安徽姑娘，姑娘跟他到大別山村家里一看，覺得地域太偏堅決不肯來了，其實，筆者所調查的大別山村算是靠馬路最近且方便的村之一。前兩年，眼見著年齡越來越大，村里后來有人給他介紹了一個有心智障礙的姑娘，但他不甘心還是放棄了，寧愿繼續單身。他目前仍在外務工。
個案12、個案13和個案14三個案例中的男青年，從經濟條件、個人長相甚至為人處世等各種傳統的擇偶所需要考慮的情況來看，都是符合比較容易婚配的人，但最終卻又都成為光棍了，其原因就在于地域性貧困。村民一個最直接的說法是，女孩只要來這個村，往位置稍高一點的山上一站，再往下一俯瞰，就無論相戀的對象說什么都不愿意嫁過來了。無論是外地年輕女性還是本地人，他們越來越達成的一個共識是，如果要結婚，能接受的底線就是在大別山村所在縣城有商品房，大別山村只能作為婚后偶爾調劑生活的地方，而不能作為棲身之所。地域性貧困所致光棍在大別山村共有34例，占總體的比例為31.2%（34/109），屬于排序第二位的光棍類型。但是，這種類型的最大特點是，光棍在年齡區間上呈年輕化分布。我們下文會從更為復雜的角度考察這一特點。
六、光棍分布的常態與病態
對光棍加以研究并非是要讓所有光棍都能成婚，這在實踐中是不可能的。與自殺問題一樣，我們需要區分光棍的常態分布和病態分布。也就是說，在一定的地域社會中，一定數量和一定類型的光棍的產生是正常的，我們需要防止和應對的是病態的光棍分布。如何測量常態與病態，就需要整體意義上的指標，而非從單純個體的角度來觀察。
圖1是光棍類型占比的時間分布。
透過圖1，我們可以看到每一種類型在各時間區間中的占比分布情況及其特點。個體障礙所致的光棍類型相較于社會障礙所致光棍類型來說，前者的占比分布更為穩定，分布也相對更為均勻，后者的占比分布變化較大，隨時間分布而有明顯波動。
個體障礙所致的光棍類型，在最近的15年的三個時間區間中都是很穩定的，其占比均為5.1%，其變化只是在不同的具體個體障礙因素方面有所變化。在全部時間區間分布中，除了1995-1999年的區間中因為行為障礙因素所導致的光棍的出現而推高了這一區間的占比水平外，其余各區間中盡管有些小的波動但都仍然還是有一定規律性的。筆者考察這種變化大致要說明的是，個體障礙所導致的光棍，在大部分時間里是屬于“常態”分布，屬于光棍分布中的“正常”情況。
社會障礙所導致的光棍類型，在1975-1989年間并不突出，占比較低。自1990年以后開始逐漸增大，2015年至2019年間處于惡化的狀態，占比陡升到了51.4%。這說明，社會障礙所導致的光棍是“病態”的。從更為細致的角度看，負性生命事件所導致的光棍，在1990-1994年、1995-1999年以及2015-2019年這三個時間區間中是比較嚴重的。更突出的特征是，地域性貧困所導致的光棍，在1975-1999年間分布為0，也就是說，從1975年開始，到2000年以前，大別山村無一例光棍是因為“地域性貧困”所造成的。2000-2009年間，地域性貧困這一社會障礙因素開始造成相應的光棍的產生，在2010年以后開始增長，且集中增長和分布于2015-2019年間。
僅看時間分布還不足以抽絲剝繭的提煉出最終需要關注的問題。圖2是各出生隊列的光棍率的分布圖。由圖我們可以察知不同出生隊列其總體光棍率以及各類型光棍率的分布情況。表2則是各出生隊列中光棍類型分布占比的情況。
從每個出生隊列的總體光棍率來看，從圖2可以看出，1987-1991年出生的隊列，其光棍率是最高的，比例高達361.9‰。大別山村總體水平在筆者所調查的區域是屬于條件相對較好的，因此，如果據此推算，這意味著該區域每1000名1987-1991年出生的男子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是光棍。這批人目前大多數都還在外地務工，再過十年二十年的樣子，他們大多數都會返鄉。毫無疑問，如此大的數量，外出務工則會對務工地的社會秩序有巨大壓力，返鄉以后則會對當地社會秩序構成巨大壓力。
同樣，結合表1的數據我們可以知道，2015-2019年中的光棍主要就是1987-1991年出生的男性進入光棍序列的年齡門檻年份。而進一步地，我們可以得出的發現是，由圖2可知，1987-1991年出生隊列的光棍中，因為個體障礙而致的光棍并不多，相反，這一出生隊列的光棍主要是由社會障礙中的地域性貧困所帶來的。從表2的數據可以看出，地域性貧困所致的1987-1991年出生的光棍高達76.3%，可以說，從趨勢上來看，這是構成理解這一出生隊列乃至隨后的1992-1996年出生的大齡未婚男性以及即將進入適齡婚姻主力的1997-2001年出生的人口的婚配問題的重點。
同樣，在總體光棍率排序第二位的1982-1986年的出生隊列中，地域性貧困也是重要的因素，其37.5%的比例高出了這一類型在總體分布中的比例（31.2%）。
總體光棍率排并列第二序位的是1957-1961年出生的隊列，這一隊列中主要的社會障礙導致光棍的因素是負性生命事件，占比達到了53.8%。
除此之外，從圖2可以看出，在其余隊列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前出生的隊列中，總體而言，個體障礙所導致的光棍更多，而社會障礙則主要是負性生命事件的發生所造成的。特別是從1947-1971年間出生的所有隊列中，個體障礙所致的光棍幾乎都超過各自隊列的一半以上，且因為心智障礙而導致的光棍在1947-1956年間出生的人口中超過一半，在1957-1961年以及1967-1976年之間出生的人口中幾乎超過或接近三分之一。
所以，要而言之，對于改革開放以前出生的世代來說，除了負性生命事件所帶來的光棍外，其他個體障礙所導致的光棍大致與當時的醫療與疾病控制水平、生活水平等相關。隨著這之前的世代逐漸老去，他們不構成我們要解釋的重點。相反，對于1982年及以后出生的光棍來說，也即改革開放以后出生的世代，理解地域性貧困是如何導致他們成婚困難并最終淪為光棍的，既是我們需要解釋的重點，也是把握未來農村光棍發展趨勢的關鍵點。
七、地域性貧困、雙重排斥與光棍的形成
敘述至此，我們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本文所發現的1982-1991年間出生特別是1987-1991年間出生的光棍，他們的婚配是如何與地域性貧困所勾連起來的？我們將從婚姻市場與雙重排斥的角度對此做些討論。
筆者此前的研究亦指出過，在全國性婚姻市場中，光棍所在地區與之外的地區雖有流動但多屬于非對稱性流動，也就是說，流出的女性多，流入的女性少，從而加重了本地婚姻市場中的擠壓，使得男子成婚更困難。
在大別山村，當前的婚姻市場仍然是由本地婚姻市場和全國婚姻市場構成。
在本地婚姻市場中，若要婚配成功，主要取決于三點：親代所能提供的支持、青年男子本人的綜合條件以及婚姻消費的能力。
在親代所能提供的支持方面，首要一點是，雙親均要能健在且身強力壯、年富力強，無論是在本地謀生還是外出務工，都具備經濟生產能力，能為家庭發展提供收入積累，簡要說就是，親代必須是市場主義下的“正資產”而非“負資產”或“負擔”。第二，親代在當地的為人處世必須要好，至少不能有為人處世的“污點”。
在青年男子本人的綜合條件方面，首要一點是具備養家糊口的能力，有一份正經工作，有至少一門靠譜的技術，從而能夠在婚后不僅能維系家庭的運營，還能讓女方能夠看到家庭有發展潛力。第二，要會為人處世，能說會道，會疼人，會哄人，具備良好的社交能力。第三，外貌要過得去，身高、面容、身體素質等外在方面決不能有“硬傷”。
在婚姻消費能力方面，主要由代際合力來完成，親代與子代在這方面如果是雙強，那么，子代的男性就會在本地婚姻市場中很有競爭力；親代或子代任何一方具備壓倒性的強從而可以掩蓋另一方的弱也是可以接受的；親代和子代如果雙弱或者任何一方是另外一方的“負資產”或“負擔”，那么，子代的男性在本地婚姻市場中就沒有競爭力。
在大別山村，婚姻消費能力的大小與家庭能否支付得起婚姻消費所需要的“錢”有關。婚姻消費的“錢”集中在兩“大項”。第一大項是彩禮。彩禮在2000年以前與當地收入水平基本匹配，其后開始緩慢上漲并逐漸超出當地一般意義上的收入水平，從幾千元不等上漲到上萬元。2010年以后，彩禮開始急劇上漲，在2010-2015年間，大致在4-8萬元不等。2015年左右以來，10萬元屬于“起步價”。婚姻消費第二大項是在縣城買房。大別山村所在縣城商品房價格最近五年里大約在均價每平米3000元至4000元不等的區間浮動，作為結婚用房，面積一般都是需要購買100平米左右的三居室才能滿足婚后家庭的生活和發展的需求。這意味著住房消費方面僅毛坯房購置就得在30-40萬元不等，一般的農民因為沒有正常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來源，就是想按揭貸款買房也有難度。除此之外，即使購買成功了，房屋的裝修普遍需要花費10-20萬元不等。
如此算下來，能夠在本地婚姻市場中成功婚配的，除了前述第一和第二點都處于優勢外，代際合力起來為婚姻消費至少得積累儲蓄50萬元左右，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向親朋好友多少借貸一點應急，也才有可能順利結婚。在一個深度貧困地區，50萬元的儲備積蓄，就算是每年積累5萬元，也需要10年時間的代際合力才能完成。而在完成這個事情的過程中，必須保證代際兩代人在這一段生命歷程中都要“風調雨順”，否則，任何一方在其中出現“負性生命事件”，就會形成關鍵性的弱勢累積的轉折點而很難再有翻身的可能。
在大別山村，能夠基本滿足（很難說是完全滿足）上述三個條件的家戶約占一半。這部分人基本上可以依靠本地婚姻市場完成他們的婚配，詳細情況我們以1987-1991年出生隊列的婚姻狀況為例，見表3的數據。
從表3的數據來說，50.5%的這一出生隊列的人能夠在符合前述三大條件下依靠本地婚姻市場解決婚配問題，也就是說，在理論上，另外49.5%的這一出生隊列的男子事實上是被本地婚姻市場擠壓排斥出來的。當然，在依靠全國婚姻市場婚配成功的13.3%的人中（就大別山村而言，外娶媳婦來源地主要集中于安徽、河南、四川、湖南、貴州、江西幾個省份），有40%左右（6/14）的情況大致也是可以符合本地婚姻市場成婚要件的，或者說以他們的條件即使不在全國市場解決他們的婚姻問題，也很有可能可以在本地婚姻市場中娶到合適的女性。那么，實際上的水平可能是，能夠依托本地婚姻市場解決婚配問題的情況約54.1%【（53+6）/105】。當然，這只是基于大別山村最精確的數字得出來的，因為大別山村差不多是該村所在鎮各方面條件最好的四個村之一，所以，就整個區域而言，完全能夠依靠本地婚姻市場解決婚配問題的當在40%左右，60%的人會被本地婚姻市場擠壓排斥出來。
在本地婚姻市場中被排斥出來的男性，他們中約10%-15%左右的人，最終能夠依托全國婚姻市場中那些條件與之基本相當或比之還要差的地區來完成他們的婚配。剩下約2%-5%左右的會因為個體障礙而本來就無法在兩種婚姻市場中解決他們的婚姻問題。余者，最終因為地域性貧困而在全國婚姻市場中的洼地效應而被再度擠壓排斥，從而即使個體條件等各方面都還尚可的情況下卻也淪為了“不知不覺”的光棍。在上述背景下，在地域性貧困所致的光棍之外，負性生命事件的發生，則加劇了進入適齡婚姻年齡的男性在上述兩個市場中的被擠壓排斥的程度。所以，我們會在實際情況中看到，1987-1991年間出生乃至整個改革開放以后出生的世代，為什么會在最近10年中尤其是最近5年中快速步入光棍行列。
當前我國精準扶貧戰略已進入攻堅的關鍵階段，可以預想的是，在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下，地域性貧困的問題終將得到徹底解決。但是，這需要時間。不僅需要未來的時間，就是立足當下來看，之前的很長時間段內所形成的地域性貧困所造成的社會障礙式的光棍已經形成。隨著他們的年齡由而立往不惑之年轉換，年齡效應本身會對他們的婚配困難形成擠壓排斥。除了極少數人有可能在未來成功婚配而化解個體的困境外，作為總體意義上的光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將很可能面臨終身不婚的結局。因此，如何防范他們在人生的中年階段對社會可能構成的潛在風險壓力，以及如何為他們步入晚年的后的生存生活養老醫療等民生保障兜底，應該成為我們未來研究的重點課題。
作者系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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