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日報《理論周刊》刊發了李培林的文章《我國“特殊逆城鎮化”現象正大量產生》，本人認為文中概括的四個方面現象，并不是所謂的“特殊逆城鎮化”，而是城鄉互動的良好開端和表現。另外文章歸結了逆城鎮化的三個屬性，也有混淆概念和詞不達意之嫌。探討逆城鎮化問題，首先要規范界定其概念，這是學術研究和政策決策的基礎。城鎮化是整體與局部、宏觀與微觀統一的現象，想象中的逆城鎮化同樣如此。逆城鎮化就是在總體上對城鎮化的一種逆反運動，逆城鎮化主要是假設含義，不是指單純局部現象，更不是毫不相干的局部現象。城鎮化發展至今，國外城市發展中偶爾的逆反現象不足以說明事實上存在逆城鎮化，我國更不存在所謂的特殊逆城鎮化。
我國正處在化解二元結構的路上，我國二元結構既有劉易斯研究的二元經濟特點，更有城鄉二元政策問題。從對城鎮化的影響和逆反作用來看，我國一定時期存在逆城鎮化的政策傾向，如限制外出務工，限制城鄉要素互通有無等政策措施，這些倒稱得上特殊的逆城鎮化。城鎮化是歷史發展的大方向大趨勢，但是城鎮化本身并不是一個單向過程，而應伴隨來去自由的選擇。隨著我國四化同步協調發展戰略實施，相關改革措施比以往更有利于城鄉要素合理流動，現在出現的返鄉創業和資本下鄉，不是逆城鎮化，人們因為農村自然環境吸引，以及因鄉愁鄉戀所系發生的返鄉下鄉行為，更談不上是逆城鎮化，種種現象只是實現城鄉動態均衡的過程。在二元結構消弭之前，人往高處走的格局沒有打破，城鎮化的大方向沒有改變。2016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2，這還是在農民非農收入占較大比例下的城鄉差距?，F在農民的處境仍然是雙棲鐘擺狀態，留不住的城市與回不去的鄉村問題同時并存，主要原因是在開放條件下，農村一畝三分地難以形成飽和勞動量，難以滿足農民綜合經濟需求，農業自然成為農民的副業和兼業，農業主要依靠農民的農外收入自哺并輔助其他反哺機制得以維系，這是在現代經濟條件下小農經濟存活和農業發展的奧秘所在，總體上看需要轉移的農業人口還沒有完全洗腳上岸，也足以說明逆城鎮化是不可能的。
在城鎮化進程中，人地關系再配置再平衡會朝有利方向發展，有時也會因為整體經濟波動出現短暫回流，這不是逆城鎮化現象，這是經濟發展的問題。大城市功能布局調整，大中小城市與農村合理組合不是逆城鎮化，而是城市和鄉村結構的再優化。即使達到劉易斯拐點，那也是在更高層次上城鄉均衡的再調整，進而形成新型的城鄉結構關系。不管怎樣，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更小，完全不具備支撐所謂逆城鎮化的條件，可以說逆城鎮化是一個偽問題。
在討論城鎮化和所謂逆城鎮化時，有兩大問題需要特別關注。一是城市如何擴容并促進城鄉互動發生。對城鎮化發展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習近平語）。要尊重城市發展規律，既不搞強制性的城鎮化，也不搞抑制性的城鎮化。城市承接人口轉移能力需要逐步提升，政策要跟著農民選擇走，跟著城鄉發展的步伐走，要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有些看似促進城鎮發展，看似保護農民利益的措施，實際上在阻礙四化同步協調發展，最終也阻礙城鎮與農村的共同發展，對可能帶來負面影響的政策要及時甄別，及時糾偏。二是城市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問題。當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就業和產業發展等問題會接踵而來。當出現危機征兆時，不是一些人想象的城市變盤時由農村接盤的問題，甚至通過所謂可逆城鎮化維系社會穩定的問題，我們不能用農業思維來化解城鎮化問題，因為發展到城市經濟高級階段時，城鎮化的路徑和結構體系本身就是不可逆的，我們只有始終實施積極有效的城鎮化，發展健康的城市經濟體系，豐富和完善社會經濟和國家治理體系，不斷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才能從根本上長遠上尋求解決之道。
（作者為湖北省經濟學會理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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