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房的土地有沒有被污染過？污染后是否已修復？這些問題今后在武漢都會有個明白且權威的答案。《武漢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近日公布，這是武漢迄今為止最為嚴格的“治土”措施。（新華社7月8日）
在論述之前，先容筆者做一簡單設想，如果你要參加某種職位的競選；如果你公司生產的產品要打開市場；如果你和一個陌生的人接觸向別人推薦自己等，你會率先說出自己的缺點與不足嗎？你會給別人說自己的產品有這樣或者那樣的不是嗎？你會給別人說出需要防范自己在哪些方面可能會犯錯誤嗎？答案還真是不能一概而論。或許，換做任何一個人都會掂量其“輕重”，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推介給別人，以便留下一個好的印象。回到近日《武漢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公布來看，要求開發地塊得先公開“污染史”。此舉雖然值得一贊，但千萬別成一廂情愿。
土地是不可再生資源，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一直以來土地財政儼然成為一些地方主要經濟來源。沒有資金運轉，在土地上“動動手腳”，便可解決“燃眉之急”，這是不爭事實。尤其是在土地可用資源日漸“緊縮”的當下，一些地方在落實宏觀調控政策上打折，在推動經濟轉型產業升級上原地轉圈。更有甚者，在局部利益訴求下，突破了“法無規定不可行”的施政底線。地方管理經不起經濟“快餐”的誘惑，面對招商一鍋燴、蘿卜快了不洗泥，只要能賣錢，哪管這塊土地曾經“干個什么”，在污染土地上新建居民區、學校、醫療和養老機構不是沒有。
就如同早前有這樣一個事例，某地在污染地上建起了經適房小區，當監督接到舉報后，管理卻如是說道：“你們來晚了！房子都建起來了，難道能推倒？”誠然，不能推到，誰也不愿意來擔此責，這實則就是土地“污染史”沒有公開所致。可問題是，作為有利鏈接的地方政府，作為希望賺取更大利益的開發商，誰又愿意“搬起石頭自己腳”？如果沒有“民不告”，難保會有“官來究”。
事實上，從早前的多起事件來看，土壤污染的形成非一朝一夕，問題的解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的污染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工礦業的“三廢”排放。廢渣經雨水淋溶污染土壤，廢水經河流污染農田，廢氣（包括汽車尾氣）通過大氣沉降在土壤中累積。二是農業面源污染。化肥、農藥、地膜的過度使用，造成污染物在土壤中長期殘留。禽畜飼料中含有銅、鋅、砷等添加劑，長期使用禽畜糞便作為有機肥也可造成土壤污染。三是垃圾圍城、圍村，污染土壤。這中間值得注意的是工礦業的“三廢”排放。它們的“前身”都是地方曾經的“香餑餑”，誰有愿意和“自己”過不去？
所以，這也是土壤污染治理和難以公開的癥結所在。在污染治理責任認定上，國家曾經做出“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但由于特定的歷史條件，如何定義它是否污染呢？與黑臭水體等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就像穿著隱身衣，污染易累積、擴散卻很慢，有著嚴重的滯后性。不少企業正是鉆了這個空子，“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污染完了就搬遷走人，甩下一個爛攤子。尤其難以追索歷史污染者的責任，隨著企業的搬遷、破產，更難以追蹤到具體的責任人。于是，這個土地“污染史”公開，便有了難以實現的可能。
再者，對于土壤污染狀況，人們很難從直觀上準確了解，只能通過專業檢測的數據了解。以現在的技術和一些地方管理的心存“小九九”來講，要給土壤判定污染那是需要很大勇氣的。因為一旦認定污染，治理的周期長、成本高，很難見實效。有鑒于此，要讓公開土地“污染史”不是一廂情愿，得從政策、法規、經濟、科技、教育等多方面，對地方產業進行規范，讓其良性發展；得加大相關部門監管失職懲處；得充分發揮社會監督這一重要環節；得加強污染區域、程度等信息公開。或許公開土地“污染史”才不能成為“一廂情愿”，從而捍衛我們的每一寸土地。
（作者單位：四川北川縣組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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