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報道，內蒙古一旗縣扶貧半年迎檢5次，一次迎檢花費20萬，“開展檢查評比的初衷是為了推動工作，但次數過于頻繁、操作與實際脫節、問責壓力過大，扶貧檢查在基層走了形、變了味”，掀起了一股關于扶貧成效考核的探討。
在全國上下如火如荼的開展脫貧攻堅工作這幾年，關于基層扶貧工作浮于表面爭議一直諸見報端，最集中的問題就表現在扶貧疲于補資料、迎檢查。因而，內蒙古這次所反映出來的情況是一個共性問題。我們在例行地憤慨批判同時，應該思考，為何這樣的情況總是屢禁不止還鋪散蔓延？應該摸索，怎樣才能徹底扭轉這個漩渦？
就拿這次被當作靶心的內蒙古而言，我們以其為參照，以點帶面來分析這種情況普遍存在的原因。由于上次檢查評比中排名靠后導致旗委書記被約談做檢討，而本月末又將迎來新一輪檢查，如果第二次排在后五名，上級領導將直接被問責，“迎檢”已成全旗頭等大事 ，為了迎接這次決定命運的“大考”，補資料、交叉檢查成了常規動作。乍一看，這種思路似乎沒什么問題，問責上級領導體現了首問責任制，迎大檢前的各類交叉檢查是自查摸底、查漏補缺，可為什么成了干部叫苦、群眾側目的泥潭了呢？
最顯而易見的原因是扶貧工作沒有做細做到位。通過幾年的實踐探索，關于扶貧工作的測評已經相當科學了，測評指標精準識別與退出過程、群眾認可度和教育、健康、產業等扶貧措施，涵蓋了各個領域各個方面。有些方面短期內不能直接產生效益又需要客觀評價體系的，就只能依靠資料來證明，雁過留聲，只有做了相關工作，就應該有痕跡，需要通過補資料來湊數的只能說明日常工作沒有做細致。而群眾認可度更是直接反映干部的扶貧工作，為了迎檢才挨家挨戶上門叮囑甚至突擊發錢，更是敗壞了工作風氣。工作沒有做細做到位是因為問題導向沒有落實，沒有帶著解決問題的目的去開展工作。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從上至下對扶貧工作考核脈絡的不清晰，沒有提前部署謀劃好考核方案，我們理解考核體系需要客觀可操作性，可這就不免陷入了掉書袋的死板情況，而基層為了配合這種死板只能僵硬地條條框框比對，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資料上。
如果把迎接上級檢查比作高考，那么為迎檢的而進行了交叉檢查、專項檢查就是診斷考試。既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順利“升級”，那么可以向教育系統學習，強化知識點、弱化高考一錘定音效果而增強結業考試地位，相對應的指導扶貧工作，為基層一線工作者減負，給貧困群眾帶來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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