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四人幫在權力爭奪中獲勝，極左派的命運會有什么不同？
盡管高層權力斗爭風云變幻，最終決定一種社會理想成敗的，還是它在社會基層的可行性。極左派在文革中推行的農村政策是：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大寨模式可行，極左派的理想就可行。大寨模式行不通，極左派早晚要退出歷史舞臺。
文革末期，我在學大寨的最前沿，在極左翼，向更左的方向沖鋒，親身體會到極左派前進的艱難。極左派名聲不好，他們的視角很少被顧及。不過，我在左翼受挫的經歷，對我理解晚年毛澤東的失敗和中國極左勢力的衰落大有幫助：我的焦頭爛額之處，也是他們舉步維艱之地。
一、義務勞動受挫
下鄉插隊之前，我在中學當了幾年團支部書記，按照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中的教導，多次組織過“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到農村后，我接任第三生產隊的團小組長兼青年突擊隊隊長，又把“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搬到了農村。
我們村口的南山上有一片荒坡，第一次義務勞動就是在荒坡上刨坑栽樹，建一座“共產主義青年梨園”。1976年4月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收工之后，我們青年突擊隊四十來人義務勞動兩個小時，種上六七十棵梨樹。這是我們村歷史上頭一回搞義務勞動，大家很好奇，連在校學生也跑來參加。效率高，干勁大，挑水爬坡都是一路小跑，義務勞動大獲成功。
初戰告捷，按照當時的俗套，我作《流汗歌》一首，發在黑板報上。詩寫得很矯情，把符合正確路線的一分情緒夸張地感受為五分，表達為十分，努力自我感動并感動別人。
在勝利的鼓舞下，我又有了更宏大的設想：將不計報酬的義務勞動，從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兩天三天，最后取代有報酬的勞動。在我們生產隊，然后在我們村，率先實現共產主義的勞動分配形式。這種設想的理論基礎是：按勞分配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給多少報酬出多少力，以人們的私心為基礎，助長雇傭勞動思想。不計報酬的義務勞動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萌芽。我的計劃比大寨還要左。大寨當時的勞動報酬形式是“一心為公勞動，自報公議工分”，被后人譏為“大概工”，但勞動報酬與勞動態度和勞動成果多少有一些關系，因此就殘留了雇傭勞動的痕跡。我打算消滅這點痕跡。
一周后，我組織了第二次義務勞動，人數稍減，但干勁也不小，補栽了三十多棵梨樹，給上次栽的樹澆了水。公社廣播站很快就在大喇叭里表揚了我們青年突擊隊，還提到我的名字。
第三四次義務勞動，分別給蘋果園和梨園澆水。眾人的新鮮勁漸漸消退，參加者越來越少，有事請假的越來越多。列寧在《偉大的創舉》里提出過一個設想：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之后，如何判斷入黨積極分子的動機是否純正？他建議把“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作為一面篩子。經受住半年以上考驗的，才能吸收入黨。黨員經受不住考驗的，還可以清除出黨。這個想法當然不錯，可是，把這面篩子用到我們生產隊，恐怕過不了多久，篩子上邊就剩不下幾個人了——說不定只剩我一個。進一步說，我這個剩下的孤家寡人，動機是否純正仍然成問題：我能經受住較大的考驗，到底是因為我熱愛勞動或熱愛人民呢，還是因為我有更大的野心？
一天晚上，我召開團小組會，討論義務勞動中出現的問題。我猜想，大家的新鮮勁過去了，再往下走，必須調動蘊藏在青年心中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啟發大家的覺悟，讀書學習，思考人生的意義，樹立人生榜樣，等等。沒想到，這個會成了對我的批評會。幾位團員在會上聯合指責我，說大伙熱情衰退的主要原因就在我身上。我利用了大伙，干活是大伙出力，出名卻是我個人的。大家不愿意繼續被我利用，成為我撈取個人榮譽的工具。
這種指責是有道理的。畢竟公社大喇叭只點了我一個人的名字，其他人的面目模糊為一個集體。從結果看來，我迅速得到提拔重用，這種說法也可以得到支持。但利用大家撈取個人榮譽確實不是我的初衷，至少我沒有意識到這種動機。我意識到的就是前邊描繪的宏圖大略。至于我想在實現宏圖大略的過程中撈取什么私利，這一點不妨討論，我也有興趣加深自我認識，但我肯定不認那筆小賬。我的抱負或野心沒那么小，不在乎大喇叭表揚之類的蝸角虛名或蠅頭小利。穩定軍心，穩住陣腳，哄著大家死心塌地跟我走，更符合我的長遠利益。
問題在于，我不在乎，人家卻覺得虧了。而且是精神物質雙雙虧損。我剛來，根基尚淺，會上沒有一個人替我說話。
按照黨團生活會的規矩，我必須先作自我批評。我很想在自我批評之后發動反擊，說他們試圖逃避義務勞動，用對我的指責掩蓋自己的懶惰和自私，掩護自己臨陣脫逃。但是爭吵起來，公開決裂，以后的義務勞動就更難組織了。這種仗只能由別人替我打前鋒，我本人出面屬于赤膊上陣。
于是，我更加廣泛深入地征求了大家的意見，做了自我批評，深挖了個人名利思想，重新部署了黑板報小組的宣傳工作，請大家今后對我多多批評監督。原定議題取消，下一次義務勞動也沒有安排。
幾天以后，我被任命為生產隊副指導員，進入生產隊領導班子，團內職務由別人接任。我的極左宏圖也不了了之。
我感覺松了一口氣。當時有一句話流傳頗廣，據說還是毛主席說的：“在命運的迎頭痛擊下頭破血流但仍不回頭”，我把這句話抄在日記本上自我激勵。這次及時的提升，免去了我預感到的一連串頭破血流的失敗。
當然，這種分析已經是事后諸葛亮了，那時我并未深想。現在深究起來，我感覺松了口氣，就是因為我朦朧地感覺到，“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這棵幼芽在我們團小組內難以存活，更長不大。這還沒涉及什么大東西呢，無非是一兩個星期拿出兩個小時，還有公社大喇叭里的那點榮譽分配，同志們已經擺出一副決裂的架勢。
這點東西尚且不能承擔，一旦人數擴充到整個生產隊，時間擴大到每周三五個工作日，關系到半數以上物質利益的分配。那時，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中寄以厚望的“勞動群眾本身自由的自覺的紀律”，又如何擔當得起？我們心里究竟存在多少支撐這種自覺紀律的“偉大的英雄主義”？
列寧指望那種奮不顧身的英雄主義能夠戰勝小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在革命精神基礎上建立的勞動組織能夠創造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因而取代資本主義。但在我發動的實戰中，不過幾個回合，英雄主義就敗于利己主義，青年突擊隊也面臨散伙的危險。當然，將來我可能更老練，根基更穩固，大權在握，手下有人打前鋒，還可以動用強制手段，讓反對者不敢說一個不字。不過，在那種情況下，維系義務勞動的還能算“自由的自覺的紀律”嗎？
二、向自留地讓步
我第一次和貧下中農打架是在1976年5月上旬。生產隊的麥子正在澆灌漿水，社員自留地的土豆還在旱著。誰澆誰不澆、早澆或晚澆，與收成關系甚大。當時隊里的三級揚程水泵老出毛病，我敢拆敢修，又是生產隊副指導員，便由我負責帶著一幫社員日夜輪班澆麥。
我主張先集體、后個人，集體的麥子不澆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看來，自留地是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領域的殘余，在此基礎上，小生產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必須時時加以限制。我信奉這套理論。
開頭幾天，有一些社員向隊委會提意見，抱怨自留地澆不上水。指導員和隊長向我轉達了意見，我用幾句大話將他們頂了回去。但形勢一天比一天嚴峻。渠道常被扒開，社員偷偷截水澆自留地。有一回，麥田里的社員很久等不來水，順著渠道巡上來，發現有人扒水又不敢制止，就找到我，說斷水了，讓我查查原因。我順著水渠往下走，看見大隊書記的嬸子在扒水澆自留地，就上去訓了她一頓，堵上口子。她罵我禍害貧下中農，我罵她給貧下中農丟臉，偷大伙的東西。這種事情時常發生，澆麥進展緩慢。
為了打退小生產的進攻，我發動了輿論攻勢。我借助團支部的力量，召集本隊團員和青年積極分子開會，討論用水中的兩條路線問題，還在黑板報上發表小評論：《危險的口子》，再通過大隊的大喇叭廣播出去。
這種從報紙上學來的招數不太管用，夜里總有扒口子的人。我在明處，扒口子的人在暗處，再說我也不可能一天24小時不間斷地巡渠。負責澆麥子的社員怕得罪人，既不巡渠，斷水了也不報告，我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再往后，澆不上水的社員愈發急了。一天下午，我在巡渠時看見一位年近四十的正牌貧農扒水澆自留地。我過去制止，他先說好話，不管用，便罵我不顧貧下中農的死活：“你們知青有飯吃，就往死里整我們貧下中農！你干脆一鐵锨劈死我得了！”說著還伸過頭來。我看說空話沒用，便自己動手堵水渠，我堵一鍬，他扒一鍬，你來我往，演變為推推搡搡，我腳下一滑，一個趔趄跪在一塊尖石上，當時膝蓋就腫起來了。那漢子怕事，立刻住手，倉惶退走。我又一次得勝，一瘸一拐地回去了。
我摔瘸了的故事很快就傳開了。于是，大隊書記出面，召集貧下中農協會開會，眾人紛紛發言，痛斥那位扒水的貧農：你爹咋死的？忘啦？——他父親看見日本鬼子進村，心里害怕，拼命往家跑，日本人讓他站住，他照跑不誤，結果讓日本兵一槍打死了。——那會兒你咋不敢鬧？現在，人家北京知青到咱山溝來，受這么大罪，還不是為了咱們好？你倒敢鬧啦？如此這般。那貧農點頭哈腰，態度誠懇，連聲認錯。大隊書記給我撐直了腰，做足了面子之后，當場任命我為貧協小組副組長。
我當時多少有些疑惑，貧下中農協會這么有威信？憶苦思甜這么管用？我們打起來他都不讓步，一提他父親的死因立刻就覺悟了？后來，處理過幾次類似沖突之后，我才明白他真正怕什么。按照村里的常規，兩人動起手來，一旦有人受傷，就可以讓對方賠一筆醫藥費和誤工補助，外帶探視賠禮必須攜帶的點心匣子。看不出傷來，尚且要裝病開藥訛他一筆，像我這樣膝蓋腫得老高，換了普通社員，至少要扒他一兩個月的工分。我是知青，如果回家休養，再加上路費，那費用就更沒譜了。
事情鬧大以后，一直不愛管事的指導員也召開隊委會，專門研究用水問題。我說了自己的觀點，主張先集體后個人。隊長并不和我正面爭論，他說我的主張是對的，但毛主席讓我們關心群眾生活，貧下中農的吃菜問題也應該重視。再說，分給社員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給人家了，就不能不讓人家種，不能不讓人家澆水。他建議白天集體澆麥子，夜里社員澆自留地，誰先誰后，由抓鬮決定。隊委會七個成員，六個同意他的意見，我只好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
話說回來，我不服從又能怎么樣？腿腳靈便時尚且把不住水，現在瘸了，我更不能不識抬舉，與所有人為敵。
后來，我當了生產隊的一把手，有權一個人說了算了，再遇到類似的情況，照樣被迫讓步。假如不讓步，迫使人家執行我的命令，就等于逼著人向我辭職。我們生產隊方圓五六里，溝壑縱橫，數千棵干鮮果樹，大大小小數百塊糧田，哪面坡上的哪棵樹果子該摘了，需要幾個工，哪塊田該鋤了，需要幾個工，這些知識我不懂，沒有多年經驗的積累也休想掌握。隊長一撂挑子，我就抓瞎了。就算我本事大，什么都懂，我也只能帶一撥人干活，其他生產小組，老人婦女和各種專業隊，如果沒有干部招呼著，眾人能在地頭一坐一整天，根本就別指望出活兒。我本想讓社員多為集體做貢獻，如果干部撂挑子了，大家全在地頭坐著，豈非求益反損？
三、社員激勵機制的缺口
農民對集體大田和自留地的親疏是可以計算的。
剛插隊的時候，我對農民普遍偷懶的現象很不理解。按照當時的意識形態信條，工人農民愛國家愛集體愛社會主義，不應該偷奸耍滑。我問一位貧農為什么不好好干活，他反問道：“有我多少？”這話我聽見了，但沒有往心里去。十幾年之后，我才領悟了這句話的深意。
我們第三生產隊有57戶人家。假設每戶人口勞力相等，在集體的大田里，我刨57鎬，才為自家刨了1鎬。反過來說，我偷懶少刨57鎬，自家才損失1鎬。這種體制極其有效地激勵偷懶，同樣有效地懲罰勞動。自留地則不然。那里的每一鎬都是為自家刨的，真所謂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對我們生產隊的社員來說，自留地對勞動積極性的激勵效率，是生產隊的57倍。結果，自留地和庭院僅占總耕地面積的7%左右，但社員像繡花一樣精心伺候，每年收獲的煙葉糧食和蔬菜，價值將近家庭總收入的三至五成，能與生產隊90%多的耕地分庭抗禮。
我們生產隊的激勵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57，這還算好的。1958年人民公社興起的時候，規模動輒萬人，連生產隊和大隊的干部都不用對勞動成果負責，結果鬧出了一場大饑荒。饑荒迫使極左派撤退，在“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一線構筑防御工事，同時伺機反撲。大寨大隊和昔陽全縣取消“三自一包”，實行大隊核算，又把前沿推進到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中線陣地。大寨大隊80戶人家，從物質刺激的角度看，其激勵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80，還不如我們生產隊。
總之，如果把自留地比作社員的親兒子，集體大田就是50竿子甚至80竿子打不著的遠親，其疏遠程度如同陌路。
順便交代幾句：我沒有計算工分差別對勞動者的激勵作用，因為這種作用在我們村并不存在。名義上說是按勞分配，實際是按年齡和性別分配。男壯勞力一概評10分，女壯勞力一概評8分，老人孩子根據年齡體力評4至8分，地主富農比正常標準低一檔。真實規則偏離名義規則，是因為這樣做阻力小，就好像現在評職稱，論資排輩，評委會只卡硬條件，否則就難免紛爭大起，既得罪人又擺不平事。我一度不知深淺，試圖打破這套不分好歹的規矩，把一位敬業的老飼養員從八分半提高到十分，結果孤軍奮戰，在隊委會上幾次爭吵，只給老飼養員爭到9分。老飼養員感到社會壓力，私下找我，求我別替他爭了。
對比自留地和大包干，大寨模式在激勵機制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缺口，農村基層干部如何彌補呢？常用的辦法有三種。
第一種，以身作則，道德感召。
普通社員刨57鎬，我刨87鎬，107鎬。我讓你們占我便宜，你們好意思嗎？有不好意思的，自然會多刨幾鎬。大寨的陳永貴，大寨大隊的幾個黨支委，尤其是賈進財，都是這么干活的。這種感召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那么可靠——它不僅依賴干部行為的感召力，還要依賴眾人良心的敏感程度。
我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進知青聊過這種作用最佳狀態。他講了一個故事。他們公社有一個村，隊長干活拼命，為了集體不顧家，結果和老婆打架，老婆喝農藥自殺了，丟下四個孩子。他們隊里的社員特別感動，不用招呼就出工，干活全不惜力，誰偷懶大家就罵他沒良心。收工后大伙還輪著去隊長家帶孩子，替他種自留地，幫他家打的柴禾堆了一房高。我們兩人唏噓之下，笑嘆自己沒有老婆，想感動大家不知還要等多久。
第二種，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也有兩個層次。所謂提高階級覺悟，無非是讓眾人認清自身利益與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的一致之處。這種以物質利益為基礎的教育，說到底，避不開1鎬與57鎬的關系問題。算得越透徹，偷懶越有理。假如人家偷懶而我不偷懶，一位社員反問我：那不是讓人家剝削了嗎？這是第一個層次。在這個層次上我們算不贏偷懶的社員。
第二個層次，倡導“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創造共產主義新人。毛澤東試圖培育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公而忘私、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新人，“對工作極端地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極端地熱忱”。
在蜜蜂和螞蟻的社會中，這種個體確實存在，但一個社會性昆蟲群體其實只是一個繁殖單位，近似于人類的一個家庭，而不是血緣關系疏遠的一個生產隊或一個村莊。工蜂工蟻與本群體姐妹的基因重合率達到75%，而人類的父母與兒女之間、兄弟姐妹之間的基因重合率不過50%。螞蟻蜜蜂的獻身精神是有生物學基礎的，正如人類對家庭和親人的關愛也是有生物學基礎的。擁有這種利他精神的物種可以在進化中獲得競爭優勢，從而保住甚至擴大自己的基因分布區域。極左派鼓吹以社會階級為基礎的獻身精神，而社會階級并不是遺傳繁殖的基本單位。極左派的這種企圖，簡直就是要創造一個連“造物主”也不知如何設計的新物種。
當然，毛主席說了，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人類確實有一種精神力量，問題在于，在激勵機制的缺口中，這種精神力量頂得了多少鎬？頂三五鎬還是57鎬甚至80鎬？在我們生產隊，平均而論，這種不在乎回報的純精神力量，似乎連三五鎬——缺口的7%——也頂不上。極左派堅決反對一切利用人類利己之心的政策，說那是調動私心，因此狠批物質刺激，禁止各種承包制度，迫使基層干部集中力量創造共產主義新人。如此極端的政策，固然符合兩種激勵機制的競爭逐步升級、走向破釜沉舟的邏輯，但也意味著關閉93%的能量，依靠7%的能量推動農業生產。結果，產品嚴重匱乏不說，在我的感覺里，那7%的精神力量也被折騰得筋疲力盡，歷盡摧殘之后，剩下的還不足3%。
第三種，政治壓力。
所謂政治壓力，對我來說，主要體現在大庭廣眾之下訓人。大家干活的時候，如果有人站著聊天，半天不動彈，我就吆喝一嗓子：“動彈啦動彈啦，要聊回家聊去！”再嚴重點，就在出工前不點名地警告一番。“有人思想成問題啊。我數了，一上午鍘草不到二百下！一分鐘還鍘不了一刀！給誰干呢？給你自己干呢！你偷懶，不是剝削大伙嘛！再不自覺，咱們就拉出來說說！”如果有誰反抗，頂嘴帶臟字，我就狠狠扣他的工分。我對社員如此兇悍，以至我們隊的小孩哭，當母親的會拿我來嚇唬孩子：“哭，哭，再哭吳思來啦！”
當然，作為平衡，也要經常表揚勞動態度好的社員。
保持政治壓力，我認為是填補缺口的主要手段。以我們生產隊而論，那56鎬的缺口，假如以身作則和道德感召的力量可以補上6鎬，思想教育可以補上4鎬，政治壓力就可以補上16鎬甚至20鎬。于是26鎬至30鎬有了著落，剩下的26鎬到30鎬則難以彌補，體現為怠工造成的凈損失。
這種估計，用來解釋大寨，肯定低估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干部帶頭作用的力量。大寨的社員很少怠工。但用這個比例解釋我們生產隊，解釋全國的情況，未免過分樂觀。大包干之后，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留在家里的人，勞動質量明顯提高，勞動時間卻大大縮短，由此可見，公社體制下怠工的凈損失不止一半。
八億農民怠工，中國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極左派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沒有能力彌補激勵機制的缺口，就守不住集體經濟的陣地，更別提繼續前進了。
四、干部激勵機制的缺口
算到這會兒，一個新缺口出現了：那些以身作則、進行思想教育、維持政治壓力的干部，他們的動力來自何方？普通社員激勵機制的缺口靠他們勉強補上了一半，但在這一半的背后，補缺者自身的激勵機制，也是千瘡百孔，隨時有瓦解的危險。
我當生產隊指導員的第一年，平均每兩個月，生產隊長向我辭職一次。其他五位隊干部也穿插其間。撂挑子的原因很多，為了省事，仍舊以水渠為例。
有一天，大隊書記的堂兄忽然將通過他房后的水渠拆毀，幾十畝麥田的封凍水沒法澆了。他說水渠滲水，把他家的房基洇了，要求隊里挖地三尺，用水泥澆筑這段水渠。我們去他家看了，一絲水痕也沒有，為了這種莫名其妙的擔心，就要斷水半個月，大量耗費貴如面粉的水泥？生產隊長認定大隊書記支持他堂兄刁難自己，立刻找到我，宣布辭職。
這位生產隊長年近五十，是個心高氣傲的人，農活很好，自留地和庭院收拾得妥帖至極。他看前任隊長一而再，再而三地撂挑子，什么事也扛不住，多次耽誤隊里的農活，心里有氣。所以，我請他出山，一探口風就覺得有戲，按常規三顧茅廬之后，他就接手上任了。沒想到剛上任就遇到了這種挑戰。
拆水渠的漢子大約三十六七歲，精靈鬼怪，好講三國，是我們生產隊的人尖子。新隊長也是人尖子，便有了幾分競爭關系。新隊長不肯受他的氣，所以一遇挑戰便派人去硬修斷渠，那漢子干脆往斷渠上一躺：要動家伙就往我身上招呼。派去修渠的石匠自然不肯為了隊里的事打架，就找了隊長，隊長又氣哼哼地找到我，說這是受大隊書記的指使，沒法干了，宣布辭職。其實他夸大了挑戰的來頭。大隊書記私下跟我說過不少新隊長的好話，請他出山當隊長也是大隊書記的建議。
我上門問那鬧事的漢子，為什么早不鬧晚不鬧，隊長剛上任就鬧，是不是對人家有意見。漢子說，早就想鬧，看前任隊長溜肩膀，怕嚇著他，就忍到現在。新隊長不是本事大嗎，怎么也這副德行。現在想來，這話其實也是斗氣。莊稼急用水的時候他不敢斷，怕激起眾怒。莊稼不用水的時候，我們又不怕他斷。澆可有可無的越冬水之時，最是打劫的好機會。結果，僵持數日，經過四五次往返談判，鬧事的漢子放棄挖地三尺的要求，只要用細水泥把他屋后這段水渠抹上一層，就容許過水了。
此事解決了，隊長的心卻涼了，死活不肯再干。于是，我又拿出對付前任隊長的老辦法，吃過晚飯就到他家做“思想工作”。其實也沒什么可說的，翻來覆去就那么幾句話：“大伙的事，都不干誰干呢？你也不干我也不干，秋后大伙喝西北風？”然后就端過他家的煙笸籮卷大炮，喝他家的茶，有一搭沒一搭地閑扯幾句，每天熬他到半夜，按照常規，熬到第五六天，再堅決的人也會答應繼續干。遇到特別頑固的情況，我還會拉上其他隊委會成員，甚至拉上大隊書記，一起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起去熬他，輪流去熬他。
按照左派的革命邏輯，干部干部就是先干一步，除了責任義務和指揮別人的榮耀，當干部幾乎沒有物質方面的好處，全憑革命精神的支撐。在那57鎬里，他們只有1鎬，但他們卻要晚上開會，處理瑣事，白天操心安排農活，帶頭多干，督著別人多干，不時還要干點堵人財路的事，得罪幾個路子多的能人。這就意味著，他們付出了兩到三鎬，所得只有1鎬。他們讓普通社員搭了便車。
當然，干部偶然也能在招工招生等好處出現時優先一把，但那不是主要因素。如果特權多、待遇好，就像大公司高薪雇傭管理人員一樣，也可以構成強大的激勵體系，但這條路與文革的理想背道而馳。當時正在抓“黨內資產階級”，“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主要罪狀就是利用特權搞腐敗。眾目睽睽之下，那時的特權收益比現在少得多，在干部比普通社員多付出的10鎬中，平均起來，特權未必能抵償兩三鎬，缺口依然存在。
地主和資本家都有足夠的動力監督雇工的勞動，正如雇工也想方設法逃避監督一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雙方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構成均衡，維持著經濟的運行。但是，地主資本家監督管理的動力來自剩余索取權，監督帶來的收益完全歸他們自己，虧損也要由自己承擔。這種物質利益的獎懲機制是有效的，但被視為資本主義道路。在大寨模式中，干部監督管理的收益全歸大眾，他本人的收益主要來自精神和社會地位方面的榮耀。那么，干部的社會地位、當干部的精神愉悅和指揮別人的榮耀能不能補償那些額外付出呢？這就因人而異了。
前任隊長，開頭覺得還能補償，干得時間長了，榮耀和地位帶來的愉悅淡化了，就覺得難以補償了。干得越久，與怠工和占小便宜的社員的沖突就越多，對人性和自己的服務對象就越失望。最后，原來還有幾分的同情心和責任感消磨殆盡，輕蔑和憤懣越來越重。隊干部找我撂挑子的時候，往往會撂下一句狠話：“這幫東西，餓死他們也不屈！”
新任隊長，支撐了大半年后，榮耀感同樣淡化了，對前任隊長缺少擔當的義憤消失了，兒子又進公社農機修配廠當了工人，繼續當干部的利益相對下降，于是，遇到一點小麻煩就辭職了。最后我請出一位有殘疾的中年人接替他當了隊長。如果我繼續熬他，未必不能再使他撐半年，但我失去了熬他的興趣。
和那些辭職的干部一樣，我對人們的一般看法越來越壞，溫情越來越少。開始，我希望自己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生活得彼此分不開，想他們之所想，急他們之所急，努力去熱愛人民。當干部不過一年，有一天，偶然和其他公社的先進知青聊天，說到社員偷懶的現象，我咬牙切齒地冒出一句：“一群牲口，恨不得拿鞭子抽！”話一出口，心里一驚。我這是怎么了？本想熱愛人民，怎么反倒滋生恨意？本想當人民的勤務員，怎么心里成了奴隸主？我隱約感到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五、反向改造世界觀
這又扯出了我心里的一個漏洞。隊委會激勵機制上的缺口，由我這個一把手負責填補。我湊湊合合地補到60分及格的水平，但我心里的缺口誰來補呢？
按照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中的要求，“對工作極端地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極端地熱忱，”這個漏洞似乎可以自我填補。就好像餓了要吃，渴了要喝一樣，熱愛人民就去為他們服務，從而得到自我滿足。但在我的感覺中，這種純情感的東西，在與工農大眾的沖突中會逐漸冷卻，缺口越來越大。靠愛和情感補不上。
我們村流傳著一首順口溜：“大隊干部摟，小隊干部偷，社員縫個大兜兜。”描述了眾人踴躍占集體便宜的場面。如此描述有些過分。我的印象是，在正常年景，五分之一偷，五分之三摟，五分之一不偷也不摟。每到偷竊收益最高的季節，隊委會就推出我當一個月的護秋員。我是外來的愣頭青，敢得罪人。幾個月護秋員干下來，每天想賊防賊，練出了一雙賊眼。
我每隔三五天抓一個賊，創造了我們村看秋歷史的最佳戰績。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在這種檢驗和調整之中，我的世界觀悄然轉變。多年之后，我接觸到西方經濟學對人的基本假定：人們理性自利地追求利益最大化。這個說法讓我眼前一亮，好像揭去了看秋練出的賊眼的最后一片蒙子。
現在回首往事，我才意識到自己的世界觀確實得到了改造，只不過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截然相反。在貧下中農的教育下，我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徹底改變了，從醉眼陶然的一片粉紅，變得越來越像老鼠，善于在黑暗中發現利益和危險——賊眼賊亮。
回顧對農民感情的變化，我還有一個驚奇的發現：當年的憤恨現在又變成了贊賞。過去，意識形態教條把工農大眾描繪成精神最干凈、關心集體、大公無私的圣人集團，抬高了我的期望值，一旦失望就滋生恨意。 現在，高調的意識形態轉變為人類理性自利的假設，期望值已經降低，對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憧憬也變成了對利益制衡體制的信仰。
此時心態平和，把千方百計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視為當然，發現一點自我約束也知道珍惜。再看農民與統治集團斗智斗勇，包括當年與我斗法，妙手連發，不禁欣賞起他們的反抗策略。由此看來，現實主義培養同情和溫情，理想主義反倒助長仇恨。
順便提一下，我對工人階級的感覺比對農民更糟糕。1974年，我曾在當時最革命的石油戰線當過一個月的翻砂工，發現工人們每天只干三四個小時的活兒。我多干了，就有熱心的師傅勸我注意群眾影響：你這樣干可能提高定額，連累大家，群眾會對你有意見。后來我在大港油田干活兒，以中上等速度干兩個小時，師傅就過來制止我們，說一天的定額已經完成。我大惑不解：號稱最先進的領導階級為什么也偷懶怠工？
多年之后，我看到劉少奇在安源煤礦組織罷工的經歷，工人得勢之后，每天只干半天活，整得公司承受不了。李立三在路口攔截工人，不許他們早下班，工人就罵他是資本家的走狗，還動手打他，氣得他大哭而去。劉少奇為此苦惱很久，還請教了來訪的美國共產黨領導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跳出馬列主義教條之后，我才鬧明白一個淺顯的道理：工人農民和地主資本家一樣，每個階級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種互相沖突的追求構成均勢，社會因此正常運行。確實有自覺精神這種東西，但僅靠某個階級的覺悟和自律是不夠的。任何一家獨大的格局都會損害全局并最終傷及自身。這種來自生活經驗的認識就是我轉而信仰利益制衡體制的根據。
隨著世界觀的悄然轉變，我的浪漫情懷越來越淡，理性和算計深入骨髓，本來依靠理想和信念填補的缺口也進一步擴大。干部當到第二年，我隱隱約約地意識到，自身力量補不上那二三十鎬的大缺口。我對農業學大寨運動的前途深感悲觀。極左派描繪的共產主義理想越來越顯得渺茫。我開始懷疑繼續死撐下去的意義。
在真實的心理活動中，這個變化過程體現為拉鋸般的沖突。革命熱情逐漸冷卻讓我深感恐懼，便調動起全部力量與之對抗，精心呵護心中的每一顆火種，鼓起腮幫子吹出火苗。這時我寫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幾句詩：“火紅的黨旗呼啦啦地飄！我們是黨旗上的鐮刀！我們的熱血在黨旗上燃燒！”我迫切需要用熱情的大話給自己加熱。
總之，靠精神力量或世界觀改造補不上缺口。那么，靠行政升遷如何？
如果像國營企業那樣，出色的管理者可以得到行政體系內部的升遷，這當然是有效的激勵。不過，農村干部能夠進入干部系列的概率極低。大寨出了一個政治局委員，一個中央委員，這種概率，在全國上百萬個村莊里，連二十萬分之一也沒有。建筑工人的年度死亡率是十萬分之八，這種死亡風險幾乎不在職業選擇的考慮范圍之內，而成為中央委員的概率還不到這種不值考慮的概率的6%。
對農民來說，成為公社干部的機會也小到了不值考慮的程度。一旦升官的概率低到一定濃度，激勵就不再普遍有效。反過來，撂挑子，爭取更多的閑暇，才是獲得福利最大化的策略。這也是農村基層干部的實際選擇。
結論：干部激勵機制的缺口，靠行政升遷的路也補不上。
不過，這條路可以列入我的考量。我是知青，又是先進典型，從大隊領導升到公社領導再升到縣委領導的概率遠高于常人。我當時確實也如此預測自己的歸宿。問題在于，追求升官的個人前程，還能算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嗎？我想走這條路，到底是為了對革命做更大的貢獻呢，還是為了個人的名利地位呢？我糊弄自己說，地位越高，對社會的貢獻越大，這是為了革命。但我懷疑自己是自欺欺人，而且可疑程度超過六成。
假如毛澤東長命百歲，我在學大寨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我會變成什么樣子？
如果沒有升官，如果我和農民一樣需要養家糊口，大概用不了幾年，我的肚子就會告訴我什么是真理。如果我因為學大寨積極而很快升官，恐怕我會繼續與農民作對，加大向小生產進攻的力度，在更大的范圍內割資本主義尾巴。
順便插一句，我的升遷完全是由上級領導決定的。甚至在入黨之前，公社副書記和大隊書記就找我談話，內定我為生產隊指導員兼大隊黨支部副書記，連群眾意見都不必征求。繼續聽黨的話，繼續與農民作對，對我的升遷有益無害。
如果我在明白是非之后升了官呢？
我會為了自己的前程昧著良心推行極左路線嗎？我會像安徽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那樣默許大包干嗎？我不知道。官場也是改造世界觀的好地方。
六、臨陣脫逃
以極左的標準衡量，我的插隊經歷就是一連串的失敗。青年突擊隊的義務勞動首先受挫，以共產主義義務勞動替代雇傭勞動的夢想破滅。限制自留地或曰資產階級法權的努力以退讓告終。建立堅強的領導班子的企圖也一再失敗。屢戰屢敗之后，我失去了發動進攻的銳氣，和多數基層干部一樣轉入守勢。
每年深秋，種完冬小麥后，縣里都要開二十多天的三級干部會，簡稱“三干會”。先在公社開，再轉到縣里開，整黨整風，建班子。我連續參加了兩年，每年的重點都是解決干部撂挑子問題。在全國范圍內，干部激勵不足的問題普遍存在，年底便是干部撂挑子的高峰。
我們聽大量鼓動報告，接受上級給我們打氣，學習先進典型，互相批評并自我批評，聽革命前輩訓我們沒出息，聽公社書記跟我們說好話，說大話，再集中解決幾個讓人灰心喪氣的難題。最后人人過關地表個態，承諾再干一年。那么，經過多年的篩選沉淀，什么人留在干部隊伍里？
我們聽過一個生產隊長的報告，題目是《當隊長有癮搞管理沒夠》。許多有管理偏好的人，當領導感覺輕松愉快的人，組成了生產隊干部的群體。他們有個人特色的選擇偏好降低了當干部的成本，提高了當干部的收益。只是這種人比例很小，經過長期沉淀積聚起來，也未必能補上激勵缺口的兩三成。
各級領導竭盡全力，只能勉強維持這種均衡。這是學大寨運動維持不垮的最后一道防線。這道防線漏洞百出，但最高司令部一輪又一輪地動員發令，干部隊伍像環環相扣的戰陣和各級督戰隊一樣挺在那里，經受著八億農民海潮一般撲向自留地的正面沖刷，經受著農民和農村干部大面積怠工在內部和背后的淘洗。
僵持之中，恢復高考了。
我曾經在公社大喇叭里放出大話：“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遠扎根在貧下中農的心里。”這句大話悄悄給升官的前程留了一條路，卻完全堵住了進工廠和上大學的路。
一位和我同樣肩負重任的知青朋友勸我：“我試著扎根了，但我發現貧下中農的心里是一片沙漠，你扎根其中也無法成活。”他考上了清華。可是我的大話余音繚繞，報名高考無異自打耳光。我咬緊牙關，不理父母的請求，不報名，不復習，默默抵制了那年高考。伙伴們在考場中答卷的時候，我正爬在樹上打核桃。秋色西來，天高云淡，我胸中激蕩著自我犧牲的悲壯感。
1978年，社會大變動的各種跡象越來越顯著，大隊書記和公社負責知青工作的副書記先后找我談話，表示支持我參加高考。我表面上顯得不太情愿，答應考慮考慮，暗自卻高興有這個就坡下驢的機會。我自欺欺人地想：上大學也是為革命，本事大了可以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一所我認為最具理想主義和革命精神的學校。考分到達村里的時候，正是護秋的季節。人們大呼小叫地找到我，說我的考分特別高。我半信半疑去大隊廣播室看了成績通知單，果然遠遠高于錄取線。我心中一陣狂喜，卻故作鎮靜，不緊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鐮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線出了村。
走到荒僻處，終于按捺不住，一口氣跑上十幾層樓高的山梁，毫不氣喘，興猶未盡，又蹦了幾個高。平靜下來后，我為自己的反應大吃一驚，也為自己的大喜感到羞恥。我怎么這樣？不是上不上大學無所謂嗎？我那么想離開農村嗎？我還以為自己對農業學大寨的偉大事業戀戀不舍呢。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條經驗：人們往往并不了解自己。
新鮮勁過去之后，我心底的羞愧露頭了，而且數年揮之不去。我食言了。我怕苦了。我臨陣脫逃了。同時我又感到大為輕松，真切體會到什么叫“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我不必在一場預感到失敗的戰爭中，苦苦支撐下去。
（作者簡介：吳思，1957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著名作家、記者、歷史學者）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三屆（微信公眾號）201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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