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X市街道的調查與反思
2014年12月11日閉幕的中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談到：“在扶貧方面，要求實現精準脫貧，防止平均數掩蓋大多數，要求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關注低收入群眾生活。”“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堅持精準脫貧。”其還談到：“精準扶貧是為了精準脫貧。要設定時間表，實現有序退出，既要防止拖延病，又要防止急躁癥。要留出緩沖期，在一定時間內實行摘帽不摘政策。要實行嚴格評估，按照摘帽標準驗收。要實行逐戶銷號，做到脫貧到人，脫沒脫貧要同群眾一起算賬，要群眾認賬。”
然而，在基層的扶貧工作中，不僅出現一些背道而馳的情況，且工作方法上比較欠缺，嚴重影響了中央扶貧工作在基層社會的貫徹和落實。具體來說，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扶貧數據和方式的造假，另外一個是“貧困羞辱”。后者在目前的研究中比較少見，我們通個田野調查，得到了一些相關情況。
1.扶貧中的“數字作假”
如今的扶貧工作中，出現一種新做法，即“數字脫貧”——貧困戶沒有脫貧，但在上報的文件當中讓其脫貧。為此，2017年3月，《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對“數字脫貧”要嚴肅問責》，其中談到：“從過去扶貧工作暴露出的問題看，假脫貧等問題不時發生，這些從官員政績出發的脫貧思維、工作方式，必然被廣大群眾所唾棄，也很難得到民眾的認可。從這個意義上說，防止脫貧工作弄虛作假、華而不實、搞數字游戲，不僅與中央倡導的務實、實干的工作作風格格不入，也會對扶貧工作的健康發展帶來嚴重危害。”
為什么數字“脫貧”搞不得？其不僅危害作為群眾的貧困戶利益，反而顯得為官者自私自利，不按照中央的要求來辦事，背道而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不能得“急躁癥”，但一些地方干部卻為了“政績”而“越軌”。
同時，除了“數字脫貧”以外，一些地方的干部還將取消貧困戶的低保數量變為脫貧政績。比如說，原先是貧困人口和貧困家庭，但為了讓其脫貧，在數字和比例上完成任務，而取消他們的低保，從而變成“不貧困”的階層（Class）。一位基層干部對我們如此談到：“原來每個社區有300戶享受低保，現在只有50戶不到，他們就是這樣讓貧困人口脫貧的。”他還反問說：“就是這樣脫貧的？”（訪談時間：2018-3-24，地點：X市某街道）我們啞口無言。誠然，有沒有脫貧，并不是數字能夠完全說了算（何況還是造假的數字（其實，在本文看來，數字造假也是一種對貧困者的羞辱）），而是真正按照規定來判斷。
2.扶貧中的“羞辱貧困”
其實，低保戶也未必愿意拿低保，因拿了以后在人格和尊嚴上很受傷。一方面，會受到一些工作人員的呵斥。畢竟“拿了人家的手軟”，為此，他們不愿意接受并不太多的“低保金額”，望自食其力而有尊嚴。另外一位基層工作人員告訴我們：“其實不享受低保也算是一種解脫，你不知道，享受低保的人，簡直是受社區工作人員的羞辱，只要社區有事情，就叫他們來做，比如打掃社區衛生。我親眼見到過一次，這些低保戶和拿了‘人家錢’的人就像一群奴隸被人家呵來呵去。”（訪談時間：2018-3-25，地點：X市某街道）
另外一方面，拿了低保，成為貧困戶的一種行政性“定格”后，被貼上這個標簽后，他們的人格比其他人似乎下降一等，被鄰居、鄉親、親朋、周圍的人群等變相看待，覺得他們是“低等”、“無能”的“象征”(符號）。這會造成他們自身的“身份焦慮”（Identity anxiety）。所以，對于真正的貧困人口來說，他們沒有在尊嚴與人格上得到扶貧方法地保障，從而不再愿意被扶貧。
進而，我們是否需要反思——在扶貧工作方法上是否應該改進？是否可以更加尊重貧困戶一些？徐賁在《正派社會和不羞辱》一文中談到：“貧困和極端的物質匱乏可以使某些貧困者感覺麻木,不在乎以自尊換取施舍,但社會其他成員仍有理由捍衛這些貧困者的自尊。決定一個社會貧困共識的不是最低收入標準或者物質滿足方式(如社會救濟、慈善幫助、乞討等等),而是如何設想一個起碼的做人條件。馬格利特就此寫道,‘貧困并不是以收入分配來定義的,貧困是一個社會關于人最低生存條件的概念。最低生存條件指的是起碼要滿足哪些需要才能過上一種算是人的生活。一個社會把這個標準訂得越低,把人也就看得越低。”（關于馬格利特的這番話，請見Avishai Margalit, The Decent Society. Trans. Naomi Goldblu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p.229）
所以，有時候一些人對貧困者的看法和觀念沒有因為自身是工作人員而改變，而是變本加厲地從身份和交換上進行人格低賤或不自覺的采取某種心態對對貧苦者，這本不應該，他們缺乏基本的工作素養，甚至可能是其自身人格扭曲所致。他們沒有認識到貧困戶也是人，而且還抱著施舍心態去對待貧苦者。如此，只會加重貧困對扶貧的“抵觸”，讓中央的扶貧工作和目標更難完成。
總而言之，無論扶貧中的兩種“造假”行為，還是扶貧中工作人員的不當做法，都值得我們深思和反問自我。誠然，一個社會不可能沒有高低之分和貧賤之分，如果沒有，那么這個社會是不正常的。而如何對待弱者（包括真正的利益）及其他們的“尊嚴”，顯示出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
（作者系桂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與傳媒學院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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