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介紹的是我的家鄉——江西高安市相城鎮礦山村北城自然村。在村后的小山上，有少量的古墓，從模糊的碑文中依稀可以辨認出墓主生活的年代在19世紀末期，也就是清朝末年，據此可推斷，北城村具有較長的歷史，經歷過清朝與民國時期，直至走進了新中國。在這些年的發展過程中，村莊出現了很多變化。20世紀90年代末，為追求美好生活而不安于現狀的部分青壯年村民通過傳幫帶的形式去上海從事大理石裝修行業；他們憑借自身的聰明才智與辛勤的付出，其中大部分人經商成功。留在村里的村民，年紀較大的多為純農，年紀較輕點的選擇兼業，在務農的同時找一些非農的活干，以增加家庭的收入。但今天我要從以下方面來看展開我的思考。
一、土地流轉新方式——競標
在2016年以前，本村外出務工與經商人員的土地都是分散流轉出去。2014年個別農戶將農田以300元/畝的租金流轉給外村大戶，流轉期限為3年。2016年底，流轉合同到期，這些外出務工與經商人員的水田需要重新流轉。隨著這幾年水稻最低收購價的提高，想擴大水稻生產規模的農戶不斷增加，直接表現在這次參與承租的外村農戶明顯多于三年前。本村參與農田轉出的外出務工與經商人員決定組織起來，統一流轉給某個農戶，每畝租金不得低于300元，流轉期限為4年。本村需要轉出的農田規模在100畝左右。需要轉入農田的農戶們就得相互競爭，誰出價高便可獲得這百畝農田未來四年的經營權。競標規則是以暗標的形式進行，也就是先把自己想要轉進農田的意愿價格寫在紙上，不讓別人知道，然后放在桌面上，最后同時公布。這次參與競標的農民有8人，皆來自外村。開出的最高租金為480元/畝，其次為409元/畝，出價為409元/畝的為兩個農民聯合寫的標。出價最高的農民經過慎重權衡水田生產的成本與收益，做出讓人驚訝的舉動，最后決定放棄所競得的經營權。這樣，出價409元/畝的這兩個農民就自動成功競標，獲得這百畝水田未來4年的經營權（最高出價者與次高出價者是否存在合謀行為值得探究）。
需要說明的是，北城村小組外出務工與經商人員（土地轉出方）何以在這次土地流轉中占主導地位？除去內部統一組織增強談判能力的因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緣自本村農業生產水利設施良好，灌溉便利，土壤肥沃，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有較大的吸引力。本村300米外有一個地區中型水庫，保證這里的水稻生產風調雨順。此外，田間修了機耕路，便于農業機械作業。
在農業雇工成本連年提高的背景下，土地流轉價格的不斷攀升使糧食生產利潤微薄，抑制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糧食生產的積極性，也阻礙糧食生產適度規模經營的形成，對我國糧食安全產生威脅。如何健全土地流轉機制，規范土地流轉行為，保持農戶種糧熱情，解決“誰來種地”的問題是需要長期研究的課題。
二、為什么村莊的池塘淤塞無人管？
在洗衣機還未普及的年代，以供村民洗衣服為主要功能的池塘對于每一個村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使在家家戶戶能買得起洗衣機的今天，池塘依然有其獨特的功能，但是本村池塘長滿水葫蘆，淤塞長達十年時間之久，至今無人清理。
在池塘還未淤塞、水質良好的時期，村婦們在早晨先后來到池塘邊，清洗一家人前一天換下的衣服。俗話說“三個女人一臺戲”，確實如此，她們趁洗衣服的時間聚在池塘邊，邊用木棒捶洗著衣物，邊談笑風生聊家常，成了一道美麗的風景，為小村莊增添了許多生氣。她們愜意的交談聲夾雜著木棒捶打衣服的響聲穿透建筑與樹林，傳向遠方，我甚至經常能聽到對面村莊池塘邊村婦們聊天的聲音。聊天的內容無非是與家常和農業生產有關，但也經常聽到一些母親向其他村民夸耀自己的孩子多么孝順與有出息，孩子給家里寄了多少錢，又給家里添置了什么物件......眉飛色舞間，流露出那份自豪感，成功達到讓人羨慕的目的。
其實，池塘為大家提供了一個相互交流的平臺，成為村中重要的信息集散地。一方面，村婦在此頻繁接觸，有利于促進人們間的交流，加深相互間的感情，對于和諧社會建設具有推動作用；另一方面，村婦在此分享各自擁有的信息，形成信息的共享與知識的外溢。其中，人們關于農業生產方面的信息分享，有助于較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與經驗的傳播，促進整體農業生產技術水平的提升與農作物產量的提高。例如，相互間分享水肥管理與病蟲害防治經驗。
池塘除了給村民提供洗衣服的場所，也是我們兒時戲水的樂園，還為大家提供少量的水產品，夏天去池塘抓泥鰍與黃鱔、冬天撿蚌殼。
既然池塘如此重要，為何它會淤塞十年之久，至今未見有改善的跡象？
第一，對池塘的依賴性下降，重視不夠。大部分村民家中已經挖了直徑一米左右的水井，全家的生活用水主要來源于水井，水井有足夠的水時就在家里洗衣服，不再像以前跑到池塘去洗。因此，池塘淤塞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第二，勞動力外流，人員短缺。農業生產自然風險、經營風險與市場風險高，農業比較收益低下，在城鎮化進程中，為改善家庭生活，增加家庭收入，大部分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與經商，導致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趨勢加快，在村莊公共物品（池塘、道路、灌溉設施等）提供方面勞動力短缺。
第三，產權不明晰，管理失位。池塘屬于集體所有，集體屬于大家，也就是人人有份。對于集體財產，人們缺乏積極性去維護，因為維護的成本被行動者獨自承擔，而收益不能排斥其他村民的分享，也就是實施行動維護集體財產的行動者并不能獨占集體財產的收益，即其他人對集體財產收益搭便車的行為抑制了其行動的積極性。因此，對于集體的事，人們似乎天然地習慣采取漠不關心的態度。如果池塘承包給個人，池塘的使用權與收益權清晰界定給了某個村民，并簽訂長期的期限，必將激發承租方長期投資的積極性，那么池塘應該會得到較好地維護，就會避免如今被淤塞的狀況。事實上，用于洗衣服的池塘也存在較大的缺陷。一方面，洗衣粉中含有磷元素，容易對水質造成污染，促使水藻快速生長，擠占魚類生存空間，影響魚類的生存。所以，洗衣池塘用于養魚的價值很低，造成村民沒有積極性去承包。以前承包一年才10塊人民幣，而且承包期限非常短，如此低的承包成本，承租方即使不對池塘進行維護也不會對其造成什么損失。
第四，外來生物入侵，水葫蘆泛濫。現在農村的池塘到處可見水葫蘆，幾乎成為災難。以前農村家家戶戶養豬，引進水葫蘆是為了給豬吃，但隨著大部分村民放棄養豬，繁殖能力強大的水葫蘆被丟棄，其生長失控，造成池塘與水渠淤塞。
池塘的淤塞給村民的日常生活造成極大的不便，平常牲畜飲水與洗菜都困難，不在家洗衣服的村民要走很長一段路到田間狹小的泉水池那里去。請施工隊在住房邊挖一口直徑一米左右的深水井需要花費上萬元，給村民家庭帶來較大的負擔。希望借此新農村建設的良機，村小組內部加強管理，組織村民清理，建立有效的管護機制，改變這種衰敗的景象；同時，上級部門應當正視民生需求，在村小組內部公共設施建設方面給以指導與支持。
三、村民環境衛生意識顯著提高
以前在家我習慣于將瓜皮果屑扔到房屋周邊長滿雜草的村道上，可在2016年的春節，當我吃完柑橘和柚子時，我媽會阻止我把果皮扔在外面，要求我把垃圾集中放在村委分發的垃圾桶中。可見，新農村建設成果顯著，“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的理念已經深深植入村民的腦海中。
很多人對農民固有的印象為落后、愚昧，其實這是對淳樸農民的偏見。農民根本上是理性的，他們的行為是在面臨各種約束的環境下追求效用最大化而做出的。他們多數人為風險規避者，在保證生存安全的基礎上追求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如果破除他們受到的約束，他們的行為會更接近于外人所能理解的情境。就像給村民免費提供垃圾桶，他們沒有理由不講衛生一個道理。
四、淳樸鄉風猶存
村民長期共同生活在這個固定的區域中，彼此交往頻繁，非常熟悉，相互間信任度較高，逐漸形成并保持互幫互助的傳統。
小時候，村里其他種植柑橘樹較多的村民在每年的收獲季節會拿出一部分分享給其他村民，這個傳統一直被延續；讀大學期間，我爸承包了村里的蓮藕塘，于每年寒冷刺骨的冬季到池塘里挖蓮藕到鄉鎮農貿市場上去賣，以增加家庭收入。雖然挖蓮藕非常辛苦，但我爸毫不吝嗇，依然會拿出一些送給其他村民。2017年春節前，在村里養魚的村民把池塘抽干抓完魚后，也送了一些大魚給我家。這些事例表明北城村內部相互分享的傳統得到傳承。
村民間的這些互惠行為體現淳樸的鄉風猶存，表明大部分村民具有共享精神，樂意與他人分享對方沒有而自身擁有的物品，這樣在村莊內部擁有良好的人際關系，收獲更多的友誼與幫助。可以這樣去理解這個傳統——產權維護的需要。感謝其他村民在過去的日子里的支持與幫助。在村內開展生產活動，其他村民沒有搞破壞就是一種支持；主動分享行為雖然使其短期內損失了一定的貨幣收入，但在與其他村民間的關系上進行少量的投資能夠促進雙方感情，獲得其他村民的理解與支持。從長遠來看，在村莊內部能夠更順利地開展生產活動，這在學術上被稱為邊緣合約匹配核心合約，從而保證生產經營這一核心合約得到實施。
五、老年留守農戶開辟替代收入渠道
人到60歲，真正步入老年時期，隨著身體機能的弱化，不得不面臨一個殘酷的現實，那就是非農就業機會銳減，也就是說在非農領域找不到活干。我爸說農村建筑隊一般不找60歲及以上的人加入，一方面是因為其行動相對遲緩，工作效率下降；另一方面，年紀增大，在工地上面臨的風險上升，雇主不愿承擔這個風險。
村里60歲及以上的勤勞的留守農戶，在所經營的田地面積不變的情況下，當其非農就業崗位喪失、非農收入渠道關閉時，農業收入又重新成為其家庭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家庭收入水平可能面臨大滑坡。為降低非農收入喪失對家庭生活的沖擊，減少對子女的依賴與負擔，部分仍然具備勞動能力的村民一般會在自己熟悉的農業內部尋找替代收入渠道。例如去挖草藥、抓泥鰍黃鱔去賣。但從這些渠道獲得的非農收入也是杯水車薪。
解決“三農”問題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目標是農業要強、農村要美、農民要富，核心問題還是農民增收問題。在工業化與城鎮化背景下，農村勞動力持續向城鎮與非農轉移，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問題愈加突出，60歲及以上的老年勞動力群體必將越來越龐大，在他們非農就業機會喪失，但自身又有較好的勞動能力的情況下，解決其就業不充分，增加其收入的其問題就亟待解決。相關政府部門應主動作為，為其提供免費的農業技能培訓，協調金融機構提供小額信貸服務，幫助村民發展特色種養業或許是一條值得探索的途徑。在創業組織選擇方面，可以嘗試農民合作社的形式，通過能人或者龍頭企業帶動村民參與特色種養殖業，建立合理有效的利益聯結機制，吸引農戶積極參與。畢竟在人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背景下，市場消費需求轉型升級，對特色農產品的需求增加。
六、環保先行，但豬場設施是否必須拆除？
高安市政府出臺政策規定，要求在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禁養區重點區域內的豬場拆除工作。這些重點區域包括錦河、肖江河兩岸1公里以內，連錦溪兩岸500米以內，飲水源聚水區，以及村莊內及距離村莊等人口聚集區300米以內（信息來源互聯網）。
對于村莊內部及周邊豬場拆除工作，絕大部分村民是支持的。規模養豬不可避免地造成村莊水污染與空氣污染，給村民的生產與生活帶來嚴重的影響。村內的豬場拆除之后，井水原有的豬屎味消失了，村內彌漫的臭味消除了，此起彼伏的噪雜的豬叫聲也不復存在，小村莊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有些豬場靠近稻田，豬糞漫過田埂，流進稻田，導致稻田的肥力過剩，使水稻在收割季節難以成熟，造成減產。豬場的這種負外部性在村內引起過不少糾紛。因此，大部分村民非常支持拆掉豬場的政策。但是政策存在宣傳不到位的情況，養殖戶對政策把握不到位，應對不及時，產生較大的損失。據養豬戶反映，一開始是明確要拆除村莊300米內的養豬場，后來擴展到500米內，最后延伸到800米內的豬場都要拆遷。離村莊較遠的養殖戶原本存在僥幸心理，以為自己的豬場不用拆，到最后還是被拆掉。在這種僥幸心理的驅使下，沒有去積極應對被拆遷的事實。例如，養殖戶早做準備，提前拆除養殖設施，將建筑材料轉賣，降低損失。
農民創業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其中政策的不確定性就是其中一方面，使其決策產生困難，甚至導致創業失敗。有些被拆除的豬場剛建成投產兩三年，甚至投資都沒有收回，豬場就面臨被拆的命運。
很多具有養殖技術的村民利用自身的技術優勢投資建設養殖場，從事養殖工作，兼種一些田地，這樣不僅自身在農村地區實現充分就業，獲得不低于外出務工人員收入水平的收入，還能夠照顧子女與父母，保持家庭的完整。然而，這突如其來的政策逼得這些村民再一次做出改變，在主要收入來源被砍掉，農業經營面積有限，農業比較收益低下的條件下，其中一部分人再次踏上了背井離鄉與外出務工經商的道路，帶著濃濃的鄉愁離開家鄉。
相關的政策只一味地拆除豬場，卻不關心部分存在困難的養豬戶后續就業的問題，對于豬場設施合理利用的情況也未加以考慮。村莊周邊的規模養豬行為應當被禁止，但豬場是否一定該被拆掉就值得商榷。因為豬場作為固定投資，在不用于養豬后還是可以轉作其他用途！只要不用于有污染的用途就應當被允許，如此，村民的固定投資才不會變成永久的沉沒成本，禁止養豬的損失才有可能降低。
希望這些豬場被拆除的村民能夠獲得合理的賠償與補貼，在轉業時有足夠的啟動資金，在開始新一輪創業前充分考慮潛在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最大限度的將風險控制在一定范圍內，進而提高創業的成功率。
北城村正在建設新農村，這是村莊發展史上千載難逢的好時機，做好發展規劃必將實現村莊的跨越式發展。但新農村建設不僅僅是基礎設施的改變，核心在于產業發展。如何組織凝聚村民力量，改變村民面對市場時的弱勢地位，開辟新的收入渠道，發展特色種養業，甚至是農林產品加工業，使村莊獲得可持續發展能力才是應當被重點考慮的問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公眾號 三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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