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新年一過，我馬上就趕赴襄樊。這么多年來，襄樊已成為我生活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可此次到襄樊并沒有因為春節而心情愉快，農民上訪的問題不斷干擾著我的工作思路和心情，現在涌到北京的農民越來越多，省、市、縣的政府大門前上訪的農民也越集越多，鎮政府派到北京和省市縣接訪的干部個個筋疲力盡。
2004年農民上訪占鎮政府工作量的30%，2005年占了35%，2006年占50%，2007年占52%，2008年勢頭更猛，農民上訪速度超過了我們的GDP，超過了失業率和就業率。
現在進入了一個怪圈：國家為了新農村建設，政府的惠農政策越多，優惠幅度越大，可農民上訪的速度卻更快。在基層工作的干部有句順口溜：中央惠農一步到位，農民上訪一步到位。
農民都知道，進京上訪效果最好。政府與農民之間為上訪在斗智斗勇。我發現在和鎮政府的領導一起交談或者吃飯、坐車的時候，都能聽到通知他們有農民上訪的電話，聽到回答最多的是，無論如何要抓住到北京上訪的農民，不惜一切代價抓回來!只治表，不及里，只為了解決上訪而制止上訪，一票否決制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就農民上訪，中央要求省、市、縣開通綠色通道，現在通道有了，省、市、縣關口重重，可各部委仍然不斷接待上訪的農民。處理辦法是通知各市政府快速派人到北京接人，省通知市，市通知縣，三級政府的工作量最后都壓到鎮，鎮政府成了農村自治和穩定的最后關口。
而鎮政府如何堅守這個關口？
眾所周知，我國85%以上的鎮政府面臨巨大的債務壓力，這些債務95%以上來自建學校、老師的工資、上交政府的農業稅、修路、修渠等等。因此，無一例外，每屆鎮政府領導到了年底，要么躲債、要么關手機、要么抱病、要么提前兩個月就開始跑縣市，求人找項目，要錢！同時年底又是農村農閑的時候，大批農民利用閑時上訪……
現在很多農民把上訪當作另一種捷徑，他們常常在一起研究何時、何地、尋找何人，或者商議怎么去北京、怎么最合適，有經驗的農民會告訴你，去了先玩上幾天然后再到新華門上訪，政府會有人接訪，對你會好酒好住，有接有送，還能給解決問題，農民何樂而不為？
農民知道用法律尋求保護了，但他們有事不找律師，不找當地派出所，不找村里的干部，也不找市長和縣長熱線，更不會找住村的縣市干部。因為他們知道找這些部門，解決不了問題，還受氣。中國農民歷來就怕官，不把他們逼急了，他們是不會上訪的。
而另一方面，村干部沒權，鎮政府沒錢也沒權，在鎮政府上班的干部周一能來95%，周三來50%，周五只剩下20%人了……對農民來說鎮干部就是泥菩薩過河啊！
現實是，在鄉鎮機關工作的年輕人，超過35歲就意味著失去了升遷做官的機會，鎮主要領導超過45歲，組織系統就會安排他們到縣局做個副職，不能安排的根本沒心思工作，開始找門路調回城里。
農民眼里的泥菩薩，收入平均在850到1300元，勉勉強強養活老婆，生個孩子后就會變成弱勢群體，所以大量的年輕人都離開了政府。
為什么把鎮（鄉）稱為我國行政機構的弱勢群體？據了解，一個村委會欠債30—50萬是很正常的，而且他們欠的大多是本村村民和村干部的錢。這些錢他們都用在了干部工資，修校舍，修路，交政府的稅收及上面來領導的招待。現在一說到村干部，多數人就會說他們多吃多占，這種說法讓村干部們很寒心，事實是他們負責的村沒有收入、只有債務：山、河、房全部賣完了，還是有人天天上門催債。
目前村這一級組織機構基本上是倒掛了，書記和主任也只是擺設。因為現在國家政策和省部級的優惠已經直接面對村小組或村民兌現，村民自治的概念近幾十年基本消失了。
中國農民本來是良民，很聽政府的話。以前要交稅，農民交不起就扒房子，甚至貸款交稅，那時農民不上訪，什么都忍著。現在好了，稅不交了，還給了補貼，可是農民卻動不動就上訪，就到北京去告狀。這究竟為什么？
我苦苦尋找答案，問題就出在鎮與村之間的責任區有嚴重的分離段。
中央---省---市----鎮----村---組----農民
這個路徑是我為了解決困惑畫的。我國計劃生育為什么成功（其實問題很多）？就是中央、省、市、縣、鎮、村、組聯手合作，行動統一，村作為工作主體，那時的工作有多難，當時有一句話是這樣說：“打出來，壓出來，掏出來，就是不準生出來!”我們拋開這種做法是否人道，單看這個政策執行的成敗。
“村”是農村的核心，村與鎮不一樣，村干部與村民有血緣、有親戚關系，村干部是村民選出來的，村干部做事不敢壞到哪里。即使他們不當干部還要當農民，即使他們到城里生活，還有他們的七姑八大姨在村里生活，這種深刻的裙帶關系對村干部倫理和道德上的制約無形卻有力。村干部想的是做一些在村里有面子的事，讓村民看得起的事，這種觀念與鎮干部不一樣。
鎮干部做事，是以市、縣領導滿意為標準，是向黨負責，市縣鎮的干部生活在城市，不生活在農村，子女也不生活在農村，他們與村里沒有任何血親關系，他們工作的目的與農村也沒什么關系，也無須考慮面子；村干部向農民負責，鎮干部向上級負責，他們的目的是不一樣的。今天中央很多政策是在挑撥村干部與鎮干部的關系，對立了村與政府的關系，在人為的制造“三農問題”。
正因為這樣，近幾十年，“三農問題”越演越烈，鎮干部與村民的矛盾在加劇，村干部代表農民，鎮干部代表政府，久而久之，影響到縣市與村民的關系，矛盾更加激化，這些矛盾主要是通過計劃生育、收稅、打白條、土地征用等直接原因，從而影響了干群關系。
為了減輕農民負擔，讓問題解決得更有效、更直接，中央決定惠農政策一步到位，比如封山育林、移民資金、轉移致富資金、糧食直補等政策都直接與農民發生關系，這種關系把村干部倒掛起來，致使，農民只感恩中央和省部委，村干部成了農民的路人。自古：有來無往非君子，這會中央真的嘗到“甜頭”了。
基層干部對這種政策非常反對，2004年，中央提出取消農民土地稅的提法，很多人都認為不科學，基層政府也認為不科學。土地是國有的，交稅是公民的責任，是憲法規定的，可以減免稅，可以補貼稅，但不能取消稅，如果取消農民的稅收，就等于和憲法唱反調，政策和憲法都失去了應有的尊嚴。
更為嚴重的是，稅務政策的執行不徹底、不堅決，制造了很多社會矛盾。有農民欠了政府和集體的稅不交，政府發善心，替他交；而按規定交了稅的農民交了，認為吃虧了，就上訪堅決要求政府退稅。
長期以來一部分人認為村組織這一級的組織可以不要了，要求農民自治，我認為不可。實踐證明，農民自治必須以一個公平、公正、有知識、有素養的村委會為依托，能解決復雜而瑣碎的農村矛盾。近二十年的農村問題，就是出在村委這級上，現在這級能力、權力都沒有了，干部也老化、思想落伍，造成農村問題疊出不窮。我在農村呆了近十年，左思右想地尋找鄉村自治，一直到今天，才悟出這點明堂。
目前，農民上訪群大致有三種人，一是農民自身人群，占65%；二是倒閉鄉鎮企業（含原國營農場）與民辦教師占15%；三是二次被分流的干部10%，其它占10%。
惠農一步到位是節約了成本，體現了中央政策的暖心和貼心，但把村干部晾在了一邊。現在農民說中央是恩人，省里是親人，縣市是家人，鄉鎮是惡人、鄉村是敵人。中央的形象好了，可是村干部的形象差了，鄉村問題更加復雜了，能解決問題的沒有了權力，有權利的卻不了解鄉村的情況，結果是中央不平穩了。這是典型的好心沒有辦成好事，我們感覺中央做事太感性。新農村建設，得不到村干部的支持會越建越亂。在鄉村，村干部的能力與智慧是我們很難想到的。很多年前，我聽說一件事就說明了這個情況，有兄弟三個都結婚成家了，為爭一塊墳地，鬧了多少年，政府也沒有解決，兄弟間打得不可開交，于是鎮領導就問村干部，村干部說這是什么事啊！明天我去看看。第二天村干部來看了，說你們三家誰的老人先死，墳地就先給誰？結果三兄弟馬上不要了。
農民上訪的根本原因是我們不了解農民，不知道怎么與農民打交道，而一個村的村干部就是家長，常言道“清官難斷家務事”，而我們每個家庭中能處理家務的人，一定不會是外人而是父母。不少村干部對我說，某某家的事又去找政府了，我說那事好處理嗎？村干部說，那是什么狗屁事，他們找政府，政府傻乎乎的，一定說不清，也辦不了，村干部說，那是幾十年前的事，找我？找罵啊？
農民上訪，我認為是我們在不了解農民的狀態下，為農民制定了不合理的生活和政治制度，新農村建設更是以都市人的生活理念在描繪著鄉村人理想境界，簡單的、想當然的改造一個陌生的世界，結果必將把我們的鄉村帶入一個由外到內的無序狀態，關鍵是上訪也在隨著新農村建設的加速，再加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如何讓百姓有安居樂業之感，減少私欲，政府倡導百姓樸素，杜絕投機取巧，杜絕惡俗，中國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局面。
——孫君2006年寫于宜城王臺村
作者簡介：孫君，畫家，村長助理，北京綠十字發起人、總顧問，中國鄉建院聯合發起人，中國·農道聯盟秘書長。以鄉村教育與生態保護作為自己目標，是鄉村自治與環境問題研究者，鄉村建設的實踐者。著有《農道》（被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館收藏）、《新農村建設方法與實施》、《農理》、《給我三個春天》、《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等書籍。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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