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兒媳”十年前眼中的故鄉：現代化進程中的村落命運
故鄉是美好的。千百年來，故鄉對外在的游子而言，無不成為他們精神和情感的寄托之處。對我而言，故鄉更是我的生命之根和情感之源，盡管出外求學多年，對故地的牽掛和想念卻是一點也沒有減少，無論再忙，每年的假期我都盡量要回家呆上一段時間。
令我驚異的是，近年來，我發現自己回家的渴望竟不像以前那樣強烈，故鄉對我而言，仿佛無形中多了一層隔膜，至于這種隔膜到底來自何方，在我眼前竟然朦朧一片。我得承認，年少時代對故鄉那份浪漫的想象，固然是我心態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她近十年來的變化確實令人觸目驚心。在此，我無意從文學的角度對故鄉作些描述，而只是作為一個見證人，說說我所親歷的故鄉的一些變化，在現代化無所不至的社會進程中，我只想對故鄉鮮活的生存情狀作一簡單的勾勒。
河水臟了，青山禿了
2005年臘月初十左右，加叔（爸爸的堂弟）跑到我家，和爸爸商量，說是要找志癩子算賬。志癩子是老家所在村原來的村支書，前幾年以辦福利廠的名義和鄉政府聯合搞了一個紙廠。辦廠之初，由鄉政府出面，將加叔幾兄弟靠近河邊和馬路的那片農田征收了過去，做了廠房，以優先招工為條件，答應每畝補助三千塊，但那些錢一直沒有兌現。找鄉政府，鄉政府說是廠子現在已經歸到了志老板名下，和政府沒有任何關系，找志癩子，說是錢早就給了鄉政府，政府沒有將錢補到位，怪不得他。
姑且拋開農田每畝是否真的只值三千塊的補助金這個前提不說，只說說造紙廠給親人帶來的傷害。顯而易見，加叔和他的兄弟是直接的受害者，由于家鄉的田地本來就不多，紙廠將他們的田地征收后，糧食生產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盡管可以到紙廠上班，但每個月付出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后，所得也不會超過五百塊，更何況這種工作并不穩定，有活干時，可能加班加點，沒活干時，則可能分文不取。更令我們痛心和遺憾的是，由于紙廠的安全設施差，我一個堂哥在上夜班時，由于過度勞累，竟然不小心將整個大腿卷進了碎漿機中，在三十六歲的時候就永遠失去了自己的左腿，成了一個高位截肢的殘疾人。盡管最后協商的結果賠了八萬塊錢，但這種錐心的傷痛是什么都無法彌補的。然而，從長遠看來，紙廠對村人的最大傷害主要還在于對環境的破壞。故鄉那條無名的小河在紙廠沒有開辦之前，終年水質甘甜，清可見底，總能看到活潑的魚兒透過陽光的照射，藏在礁石的陰影中自由地嬉戲。自從紙廠開辦后，由于烏黑的廢水沒有經過任何處理，就直接排進河水中，河水不到半年就變得昏黃污濁，臭氣熏天，村人甚至連鴨子都不敢放養。靠近紙廠的河岸更是成了一個巨大的垃圾場，旁人只得掩鼻而過。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紙廠顯然給某些人帶來了巨大利益，首先得利的當然是老板。志癩子每年由此獲得的純利至少超過三十萬元（因為是福利廠，幾乎不用交一分錢的稅，加上曾經和政府合辦的背景，更可以省掉很多麻煩事），他因此也在短短的時間內成為村里的首富。其次得利的當然是鄉政府，盡管難以確定他們之間分配利益的具體方式，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鄉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紙廠的后臺和靠山，沒有鄉政府，志癩子的紙廠不可能開得這么順利，他拖欠的征地補貼也不可能一拖再拖，甚至不了了之，自然，作為回報，他也不可能不給鄉政府任何好處。
從少數人的角度而言，紙廠所獲得的利潤當然是巨大的，但如果從整體看呢？這種收獲與付出相比，也許根本就不值一提：利潤可以計算，可以成為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政績，可以成為全國GDP中的一個具體小數點，但紙廠侵占的農田給村民帶來的損失、幾萬村民賴以灌溉和生存的河水被污染后的代價，以及整體生態環境的變壞對村人健康的潛在損害，又有誰來真正計算過呢？事實是，這些無形的傷害并不因為它分散到了很多人身上，并不因為某一群體在共同承擔就可以忽略不計，相反，由于紙廠老板和村人錯綜復雜的關系（客觀說，志癩子在開辦紙廠以前為人也并不太壞，他在村里說不上人緣很好，但也沒有留下多少難以處理的關系），很多本應擺上臺面仔細研究和共同解決的迫切問題，反而就這樣耽擱了下來。以上面提到的環境污染為例，紙廠開辦半年后，由于河水變質太快，村里華叔的田地根本就沒有辦法灌溉，他找志癩子商量，志癩子由于一時也拿不出解決的方案，不可能在短期內將污水處理跟上去，他于是找到村上原來的隊長全國叔，要全國叔和華叔商量。華叔和全國叔是堂兄關系，事情弄到這個地步，村里熟人熟面，華叔看在全國叔的份上，也就不好說什么。志癩子為了平息民憤，隨便弄了一個污水處理設備，然后放出風來，說污水是經過凈化的，對農田和飲用沒有傷害，完全符合國家的相關標準，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個設備形同虛設，但又不可能再去和他計較什么，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結果呢？河水變得越來越臟，鴨子還是不能放養，農田灌溉只得從水庫買水解決，河邊的公共井也被廢棄不用，村人直接用管子把山上的泉水接到家中。
泉水接到了家中，固然暫時解決了村人飲用水的難題，但沒有人可以保證曾經取之不盡的泉水永遠不會枯竭。綠水不再是綠水，青山又何曾還是青山？河水污染后，故鄉的青山仿佛也慢慢變成了光禿禿的山崗，到處是黃黃的裸露的巖石，和巖石中間的土縫里被砍過的樹樁。說起家鄉的山，我不由得想起童年的時光，那時由于植被生長好，小伙伴們總喜歡到山上玩，春天采映山紅，初夏端午時節采野草莓，秋天打堅果毛栗，冬天則到山上扒毛茸茸的樅樹葉子做引火柴；不同的季節還能看到各種各樣的動物，野雞就不用說，我們總能在短短的灌木叢中看到它傻傻地將頭埋進樹葉中，以躲避行人的笨樣子；還有野兔，灰灰黑黑的，速度很快，但也時常被我們打中；現在蹤影難覓的麂子也時常看到，高高的腿，總喜歡沿著峽谷或在峽谷里一路狂奔；甚至還有狐貍，非常漂亮，大大的尾巴總喜歡擺在灌木叢中，露出機警的眼睛；松鼠和黃鼠狼更是常見，在樹叢中間跳來跳去，快樂異常。但現在，隨著山上的大樹被砍光（村里的山分到個人后，個人自用，砍伐增多，加上前幾年建筑業的飛速發展，對木材的需求量增長，也直接導致他人去偷伐樹木），加上近年來煤氣的漲價，鄉親們承受不起高昂的費用，只得從山上索取燃料，這樣一來，那些矮矮的灌木未能幸免，山崗變山光就無可避免了。紙廠的開辦對河水的污染直接導致鄉親們對山泉的依賴，但隨著山上植被的減少，山泉也并非取之不盡的資源，由此看來，如果情況持續下去，總有一天，鄉親們連基本的飲用水也會受到嚴峻的威脅。山青水秀的地方在無盡的掠奪下，就這樣一天天變得貧瘠而又滿目瘡痍。
加叔說要找志癩子算賬，可是這筆賬是否真的就只能算在志癩子一人身上呢？
跑江湖的嬸子回來了
除了生存環境的改變外，故鄉最明顯的變化莫過于常住人口結構的改變。
大年剛過，正月初一，父母帶我們幾姊妹挨家挨戶給本家的叔爺叔奶、堂伯堂叔拜年。本家的親戚幾年來變化較大，以前的土磚泥瓦房有一些已被新修的鋼筋混凝土樓房所取代，房屋的設計不再是以前的老式樣——堂屋帶連三間，或者是堂屋帶連兩間，而是全部變成了目前流行的套間，和城里時髦、實用的房屋結構沒有半點差別，裝修也一樣，用鮮亮的瓷磚鋪地板，組合家具，掛窗簾，清一色的席夢思床，電器更是齊備。當然也不是所有親戚都修了新樓房，加叔的女兒長得漂亮，并且生得聰明伶俐，到長沙打工沒多久，就通過別人的介紹到一個賭場上班，專門負責看場子，由于賭場較大，常去的人都很有錢，她嘴巴乖巧，辦事靈活，總能獲得客戶較高的小費，加上她通過認識的一些客戶還做做小生意，諸如夏天推銷空調，冬天推銷毛毯，總能賺一些“炮火錢”，剛2005年就給了家里兩萬塊，極大緩解了家里的經濟壓力。我們挨家拜年過去，不久就到了知根叔家，剛近門口，看到一個鮮亮而又熟悉的身影從那閃過，姐夫眼亮，我們還沒反應過來是誰，他就開起了玩笑“跑江湖的嬸子回來了”。我們一笑，方知道剛才門口閃過的那個身影是小甑叔（在老家，只有對男性的稱謂），知根叔的老婆。這幾年隨著老家打工潮的興起，青壯年勞力大都南下廣東，家里主要留下老人和孩子，開始兩年還有一些生了孩子的婦女也留在家中，統稱為“三八、六一、九三”部隊（當時有人戲稱，村里如果真的有什么喪事要辦的話，只怕連八個頂用的喪夫都難以找齊；萬一有火災發生，更沒有年輕的勞力能夠趕到現場去處理災情。幸虧近十年來家鄉幾乎沒有出現過這些緊急情況），沒多久，年輕的媳婦生完孩子后也緊接著背井離鄉，加入到了南下打工的行列。據我所知，家鄉過來的男勞力主要是搞建筑、搞裝修，體力活和簡單的技術活都干，并沒有固定的工作，工資收入也不穩定，忙時，一個月加班加點，可以拿兩三千塊，閑時則可能要吃老本。以我叔叔為例，他帶著兩個已成年的堂弟南下廣州五六年了，主要跟我一個表哥干裝修，到現在，沒有存一分錢，家里的田地自然荒了，老屋由于長年沒人居住，早就倒塌廢棄，根本就沒有辦法住人。而女工則主要進工廠干活，玩具廠、鞋廠、電子廠、制衣廠是她們常去的地方。我2004年到叔叔租住的地方過中秋，老家過來的嬸嬸聚在一起。她們都抱怨工廠的勞動強度太大，季叔說“太累了，真的吃不消，又沒有半點空，還以為出來日子好過，沒想到這么難受”；和國叔說“最主要的是眼睛受不了，一進廠房就流淚，縫紉機開起來眼睛就發昏，現在要是退還押金，就辭工”；美叔則說“真是在家千日好，出外時時難，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無論如何，就出來遭這一次孽了，不如在家將伢子帶好”。說是這么說，真到過完年，看到有人準備出來做事，那些體力好、孩子又已經斷奶的婦女又禁不住心癢，最后還是決定出來干。她們也算過一筆賬，出來干再苦再累，一個月正常上班五百塊錢還是能夠掙的，一年下來，除了自己的開銷（一般工廠包吃包住，她們的開銷也小得可憐）外，最少也能存四五千塊錢（當然是在她們身體好，并且家人也平安的前提下），趁年輕干七八年存幾萬塊錢，修房子，送孩子念書就有了一定的保障。
小甑叔就是其中主意最堅定的一個。比起那些年輕的媳婦，她的年齡比她們要大一輪，現在大約是四十五歲左右。在進城打工還沒有興起來前，她嫁到老家后，曾是村里公認最能干、最勤快的媳婦，生育了一雙兒女后，她做了結扎手術，但不久又懷了一胎，又生了一個男孩。三個孩子圍著她轉，辛勞的程度可想而知。村里有人出去打工后，她是第一個主動提出來要到外面做事的女人，家人都建議她在家帶好孩子，她主意已定，在最小的兒子三歲還不到的時候，義無反顧地加入到了打工的行列。剛開始，她和別人一樣，進廠上班，過著辛苦但有規律的生活。一年后，她嫌工廠上班太累，工資低，辭職不干，在廣州耗著，到后來據說跟了一個包工程的老板，時常出去跟他做一些雜事，自此以后，小甑叔在村人的嘴里就變得曖昧起來。再后來，又聽說那個老板出了事，死了，小甑叔還是沒有回家，在此以前，她曾經回來和知根叔交涉過，想離婚，孩子一個也不要，東西也不要，知根叔沒有答應。旁邊和她年齡差不多的女人提醒她，要給自己留一條后路，年輕時候在外面放浪也就算了，崽女畢竟還是親生的好，老了還是要靠他們的，凡事不要做得太絕，小甑叔將這些話聽進去了，再也沒有提出過離婚，知根叔生性懦弱，也懶得管她，就由著她去。客觀說，小甑叔也說不上是一個生性風流、沒有良心的女人，每年過年，無論如何，她都要回家，總要給知根叔和孩子準備一些衣物和錢。媽媽曾經和她開玩笑，“在外面過得怎樣？”她淺淺一笑，很久才說上一句“在外面過慣了，真的沒有辦法呆在家里”。長年在外的生活確實改變了她的性情，也改變了她的裝束和氣質。可以想象，在廣州，盡管她長期都處在社會的底層，但和從來沒有出過遠門的女人比起來，畢竟見識要多一些，對生活的要求也要高一些，我還記得有一年她帶回來了一個相機，親戚一到她家，她就熱情地問，“照相不？”神色很誠懇，還帶了一點小姑娘的期盼和嬌羞。
不知為何，在親人有意無意對小甑叔的指責中，我對她更多的是一種理解的同情。她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家里困難，將她早早嫁給了老實巴交的知根叔。知根叔是一個老實人，勤快，但也真的只有勤快，兩人之間要說精神上的溝通，是幾乎不存在的，加上孩子多，她難以承受祖祖輩輩可以忍受的困苦生活，完全可以理解。使人感到遺憾的是，在論及農村剩余勞力進城打工時，很多人只算經濟賬，而忽視掉了他們生活方式的變化對其生命質量的影響，以及由此帶來的精神困惑。春節過后，很多年輕的夫妻由于急著進廠上班，往往大年剛過，就將年幼的孩子留在家里，每年正月和孩子分別時，沒有一個孩子不是撕心裂肺地哭喊著挽留母親，年老的父母也躲在一旁抹眼淚，這種和親人分別的情感折磨是一般人難以體會和難以承受的；夫妻之間的分居就更常見，很多年輕的新婚夫婦，往往是舉行完婚禮后，就勞燕分飛，外出謀生，懷了孩子，就抽空回來生孩子，孩子斷奶，又出去了；孩子的早期教育當然說不上，年老的父母能夠照看好孩子的基本生活就算萬幸，要談對孩子的學習指導簡直是一種奢望，當然，他們一般也沒有這方面的意識，在他們看來，能夠給孩子賺來學費才是當務之急；至于年邁的父母，同樣承受了極大的壓力，隨著年歲的增長，這些老人的行動本來就遲緩了很多，有些連自己的生活都無法照顧，但現在卻不得不照看年幼的孫子，體力上的辛勞可想而知，這些無疑極大地增高了留守家中的老人和孩子的生存風險，由于他們沒有可以依賴的組織，一旦有什么意外發生，在現有的情況下，將沒有能力和辦法來補救和處理。除了這些實際困難外，他們的精神困惑同樣不能忽視。在農村，他們被叫作農民，在城市，他們被稱作民工，但無論被叫作民工還是農民，他們對精神生活的需求是真實而又強烈的，他們希望獲得尊重、獲得關注的愿望并不亞于他們要迫切改變自己的經濟地位的渴求。在地域、文化、社會地位、經濟差異的強烈碰撞下，他們的精神世界正承受著難以覺察的煎熬：城市盡管不屬于他們，甚至還會無形中給他們帶來屈辱，但他們卻熱愛城市，希望能做一個光鮮的城市人；農村盡管是他們的出生地，做一個農民盡管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命運，但在見識了外面的世界后，在目睹農村的真實情況后，他們早就徹頭徹尾地對農村生出了一種隔膜甚至是厭惡的感情。這種情感上的煎熬真實而又磨人，理想和現實之間產生了很深的矛盾，卻找不到解決矛盾的辦法。農村是他們的家園，他們無法對此產生一種天然的歸宿感和家園感；城市不過是他們討生活的人生驛站，他們卻渴望能夠在這個并不屬于他們的驛站做多一分的停留。現今的學者對農村問題的研究，對農民命運的關懷，往往更注重從經濟的角度進入，但只要有過真實農村生活經驗的人，都可以發現精神生活的困惑和匱乏，對他們而言，也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在我看來，叔叔和堂弟的選擇正來源于精神上的困惑，叔叔曾在1980年代因承包工程賺過一筆大錢，揮霍掉后，再也沒有東山再起，自此以后，他總是夢想著在城里能夠再次發跡。其實，按照爸爸的想法，像他那樣聰明的人，只要老老實實地過日子，哪怕在農村，也不會過得太差，可他寧愿蝸居在廣州那間又窄又暗又潮的小房子里，就是不愿回鄉。他并非不知道廣州生活之艱難，但還是執意選擇這樣一種活法，這種固執的堅守與其說是他好逸惡勞的脾氣對生活壓力的一種逃避，不如說是他對城市機會的強烈渴望所導致的結果。小甑叔的困惑更與精神上的迷惘有關，她沒有實現自己上大學的夢想，沒有辦法來到城市生活，趕上了打工的浪潮，可以留在城市過一種卑微的生活，但現實總是制約著她做出選擇，她不能做一個徹底的城里人，也不心甘情愿地做一個村婦，放棄了對孩子的母愛，獲得的只有誤解，她兩頭跑來跑去，過一種自己都無法理解的生活，不管別人的眼光，順便承受一下道德的洗禮和審問。在親人的口中，她被戲謔成了一個“跑江湖的女人”，她的回鄉過年也就只能被姐夫說成是“跑江湖的嬸子回來了”，至于她淺淺一笑背后的傷痛和無奈，是不會進入親人體察中的，當然，也不會進入任何學者的研究視域中，不管他們研究的是三農問題，還是農民工對城市發展帶來的影響這些冠冕堂皇的課題。
老滿被他的兒子放倒了
故鄉人口流入城市所帶來的最深遠的變化，并不是故鄉的房子變得越來越新、變得越來越時髦，而是他們所帶回的新的生活方式對村人已有生活的震蕩。在傳統的價值觀念已破壞而新的觀念尚未扎根的前提下，這些“舶來”的想法沖擊了故鄉的根基，也極大地敗壞了故鄉的風氣。
市場經濟的無孔不入，直接改變了村人的價值觀念，在和他們的交談中，窮怕了的鄉親們口口聲聲談得最多的是錢。我漫長的求學生涯結束后，他們和我的父母一樣，總算松了一口氣，在鄉親們看來，我畢業之日，恰似他們開春捉來的小豬出欄后應該計算成本之時，每次回到家中，他們總是理直氣壯地問我一些問題，而最有興趣的就是：你每月能掙多少錢？在得到我的如實回答后，他們怎么也難以相信竟然只拿這么一點工資，“呵呵，那還比不上雄伢子一個月賺得多”，雄伢子是我小學的一個同學，小學畢業后沒有接著念書，在家鄉開了一家保險柜廠，專門生產銀行所需的保安設備。那些純樸的鄉親當然不會注意到我的尷尬，我當然也無法向他們解釋，我和雄伢子所干的工作完全不同，但在他們眼中，最能衡量人價值的標準毫無疑問只有金錢。能不能賺到錢，能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賺到最多的錢，已經內化為他們行動的最大理由和動力。
在我記憶中，故鄉雖然說不上富裕，但絕對是一個山青水秀，人情味極濃，而且有著良好風氣的地方。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在農村總是流行“嚴打”，但“嚴打”的對象從來就沒有在故鄉這塊土地上出現過。但最近幾年，我卻深刻地體會到故鄉變了，故鄉爛了，爛到骨子里了，只要一踏上故鄉的土地，誰都能感受到這塊土地的無序、污濁和浮躁！
大年剛過，和往常一樣，去看外婆。沒想到，幾個舅舅家，幾乎家家戶戶的每個房間都是一桌牌，從撲克到麻將，從紙牌到骨牌，從“澳門翻”到“香港打法”，從“扳坨子”到“撈雞”，從男人到女人，從年輕人到老年人，從兒童到成年人，賭博的盛行可以說已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我還聽說很多農村婦女趕很遠的路去“扳坨子”，每一晚的輸贏成千上萬（她們往往拿著全家所有的家當孤注一擲，拼命一搏），家里的事一概不管，甚至連做飯也懶得做，小孩的學習更不可能過問。盡管我們去外婆舅舅家的機會很少，但他們由于手頭的“工作緊張”，很明顯，已無暇多顧及我們。舅媽要我們先坐一下，說是等她摸完這手牌再來給我們倒茶，口里的禮節盡管還在，但我明顯感覺變了味。舅媽是個熱情人，待客真誠，也做得一手好菜。在我印象中，去看外婆往往意味著有好吃的菜肴，加上晚上一家人圍著火爐，說說家常，上點小吃：鹵豬肝、辣豆腐、炒豌豆、醬蘿卜、生鹽姜，計劃著來年的事情，總是能夠感到一種切切實實的快樂和充實。但現在，這種景象再也沒有了，親人來了，拜年不過是個形式，速度比打火還快，在象征性地和老人打個招呼后，總是能以最快的速度組成一桌牌，昏天黑地，幾天幾夜，年就算是過完了。以前在農村流行的舞龍、玩獅子也難覓蹤跡，寂寥的村落除了偶爾能夠聽到幾聲鞭炮的響聲，就是麻將的聲音和牌桌上的吵鬧聲。至于正月期間雷打不動的花鼓戲，更是好長時間都難以碰到，就算偶爾還唱一下，好看的程度也遠遠不如以前。我向外婆抱怨現在的戲子越來越難看，扮相越來越丑，外婆看著我，半天不做聲，最后很遺憾地嘆了一口氣，“后生仔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哪里還有什么好看的戲子！”
賭博成風，打牌還只是最常見也最不刺激的常規節目。近兩年，家鄉流行香港的六合彩，叫“買碼”，已經泛濫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在鄉親們口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早就與農活無關，“買碼”的誘惑像給他們注射了一針奇特的興奮劑，使得他們完全偏離了正常的生活軌道，早就失去了理智和面對生活的從容和耐心。我一回家，就不斷有人要我幫忙猜特碼，他們猜碼的熱衷令我慚愧，每個人手頭不是一份碼報，就是厚厚的一本“白小姐”提供的碼書，他們對生肖、單雙、紅綠藍波的掌握之多令我驚訝。好多農村婦女幾十年來都沒有提筆寫過字，但因為買碼，都做了厚厚的讀書筆記（對農村掃盲倒是功勞不小），這種認真的程度遠遠超過現在的研究生準備一篇學術論文。因為買碼，還出了很多笑話，與我家鄉鄰近的大荊鎮，據說有一個農婦正在洗澡，因為聽說中了特碼，沒有穿衣服就直接跑出來了，在幾十人面前一絲不掛。我曾親歷過開碼的現場，幾十個人站在屋檐下，等待從香港、廣州那邊開碼的信息，一個個神情緊張而又兩眼無神，嘴里念念有詞，但就是不知道說些什么。孩子在大人中間亂竄，同樣興奮無比，他們在父母的縱容下也不斷加入到買碼的行列。我父親這邊的親戚，幾乎家家都買碼，甚至連我爸爸的叔叔滿爹，快八十歲的老人了，將他五年來從工廠撿廢品所積攢下來的三千元養老錢，都毫不猶豫地投入到買碼的賭博中。我一個堂姐，因為參加寫單，被莊家吃了單，恰好那晚出了很多特碼，莊家跑了，堂姐不得不獨自承擔將近二十萬元的債務，她將家中的房子賣了，欠下了十幾萬元對她而言的巨債，一個原本還能過著安寧日子的家庭就這樣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命運之中。我爸爸最好的朋友，小楊叔叔，在妻子患病去世后，獨自承擔了撫養五個未成年子女的重擔，好不容易將他們拉扯大，好不容易將所欠的債務還清，因為抵擋不住買碼的誘惑，又重新背上了巨額的債務，從而過著惡夢般的生活！近年來，故鄉因為賭博或者買碼最后弄得自殺，甚至家破人亡的消息更是不絕于耳！我一個在郵政儲蓄工作的朋友曾經透露，2004年下半年，從家鄉匯到廣東的錢，一天之中最多的有二百多萬！他們在外面辛辛苦苦打工所掙的一點血汗錢，就這樣被“買碼”這根巨大的抽血管，重新輸到了廣州和香港這些原本就比家鄉要富裕得多的地方，從而使得故鄉這塊土地變得更加貧瘠而荒涼。面對這種猖獗的局面，當地政府也出面采取過措施，有一段時間，政府的主要工作甚至就是對付買碼寫單和做莊的人，很多人因此都進了局子，但情況沒有任何好轉，這些拿了身家性命參與搏斗的人根本就不將這些懲處放在眼中。更何況，政府內部本身就有很多人參與買碼，加上操作的難度太大（買碼剛剛開始時，還能找到寫單的現場，自從政府干預后，寫單的人根本就不出面，都是電話聯系，他們憑著鄰里和親人之間的信任，發展到寫飛單，每次寫單的時候一到，電話就不堪重負，總是造成網絡堵塞和繁忙），整體看來，收效甚微。有人將這種狀況歸結到現在科技的發達。“都是信息太發達的緣故，一個電話打過去，就可以報單，幾分鐘，巨額匯款就可以到賬，如果像以前一樣信息閉塞，買碼就搞不成器了。” 這種分析當然有些偏頗，但不得不承認，現代科技的發展，往往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固然可以加快經濟的發展速度，提高效率，但另一方面，這種負載于高科技上的消極事物的傳播往往會對預防能力極低、脆弱的農村，產生致命的打擊和瓦解作用，他們由此要承擔更多的經濟風險和生活風險。
如果說，“買碼”的流行終究會按照經濟規律的運行，最終放慢甚至停止它的腳步，那么，吸毒這顆毒瘤在家鄉的潛滋暗長，只會將她推進一個可怕的深淵。我不止一次地聽到父母說起“老滿被他的兒子放倒了”。老滿是我們鎮上最早的一個個體戶，先是做日雜生意，1980年代就在鎮上修了很氣派的樓房，隨著資金的積累，他又開了第一家大米加工廠，每年的收入可觀，但偏偏他的兒子偉伢子在廣東混上幾年后，別的本事沒有學到，染上了毒癮，人瘦得不成樣子，臉色慘白，憑借家里的聲望和積累，好說歹說給他娶了個媳婦，媳婦懷了孩子后，因為無法忍受他毒癮發作后的反常，早就搬回了娘家。家境再好，也禁不住一個癮君子的消費，老滿沒有辦法，主動將兒子告發，讓公安機關將他關了一年。一年以后，兒子出獄，還是老樣子，戒毒要錢，他將兒子送去過幾次，但最終也沒有什么起色，只得放棄將他送入戒毒所的想法。家里的積累早就被兒子敗得不成樣子，更為可怕的是，兒子的毒癮已經發展到只要見到別人稍稍值錢的東西，不論親疏，就要去搶的地步。老滿的米廠生意由此大受影響，五、六十歲了因為請不起雇工，還要自己親自挑谷去打。“想想當年老滿在花橋街上是如何風光，誰想到他今天會這么霉氣，都是他遭報應的兒子害的！”在家鄉，吸毒的絕不是個別，“到了汨羅，到了花橋，就相當于到了廣州”，有人這樣形容家鄉的毒品交易之便。確實，由于家鄉處在三縣交界之處，交通便捷，地形復雜，加上和107國道、京珠高速公路臨近，客觀上給毒品的流通帶來了很多便利，提供了家鄉癮君子的毒品供應。我在鎮上時常能見到那些因為子女吸毒，背負了巨大精神壓力的父母，他們無精打采、形容枯槁、面色絕望，對生活已提不起任何勁頭。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大潮中，他們曾經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勇立潮頭，創下了自己的一片基業，但他們沒有想到，在短短的十來年內，他們的人生竟然會淪落到這樣的境地。可以想象，毒品這顆在城市都沒有辦法控制的惡瘤，一旦在農村廣闊而又失控的土地上獲得繁殖，將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而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諸如艾滋病的傳播又會將家鄉人的命運引向何方？
全球化的浪潮確實無所不至，現代化的腳步并不會因為山村的遙遠就停止造訪，通過故鄉的命運，我深切地感受到，農村就像一條沒有任何保障的小船，沒有舵手，沒有燈光，也沒有方向，正被現代化這股狂流沖得七零八落。單是一個六合彩的流行，就至少導致家鄉的經濟倒退了八年，在這場無形的斗爭中，很多人被無形地卷入其中，又制造了多少人間的悲劇！而老滿的命運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縮影！
大學夢越來越遠了
很多人將老滿命運的改變歸結到他沒有注重兒子的教育。確實，從個人命運的角度而言，他如果在做生意之余，能將一定的精力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偉伢子也許不會走向這樣一條道路，但問題是，就算他兒子教育好了，吸毒的泛濫并不會由此得到根本的遏制。事實上呢？近十年來，曾經承載了無數鄉親藉以改變子孫命運夢想的教育，又獲得了怎樣的發展呢？
記得初中和高中時（1986－1992），每年的暑假，高考成績的公布往往成為全鄉最能吸引鄉親眼球的事實：在信息極為閉塞的當時，每個參加高考的孩子的分數短時間之內就會傳遍全鄉，誰家的孩子考上大學立即成為全鄉最具震撼力的新聞。在當時，鄉親們都鉚足了勁要送孩子念書，念完了初中，念高中，老大念了，老二念，老二念了，老三念，高中應屆沒考上，復讀再考（我熟知的一個最多復讀了八年，最后還是考上了一所中專），考一屆不行，考兩屆，直到考上為止（我很多同窗通過復讀考上大學）。我念的高中是本縣的重點中學，一中，當初八個高一的新生班，幾乎所有的學生都達到了錄取分數線，放眼望去，到處可見衣著樸素但充滿自信的農村孩子，在當時，能夠考上一中的學生大多來自各個鄉鎮的尖子生。我初三的化學老師在批評當時不認真讀書的學生時，喜歡用這樣的口氣夸贊一中的風氣：“任何學習的時間走進一中的校園，可以聽到一根針掉到地上的聲音。”言下之意就是我們應該到一中去參觀一下，應該去感受一下一中的學習風氣。正因為這樣，在我們眼中，一中神圣而又高不可攀，是每一個想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孩子夢寐以求的地方，家長在送孩子念書這一點上，往往極易達成共識。大學，對于孩子和家長，都具有神奇的誘惑力。我家幾姊妹在那個時候，靠著父親微薄的工資相繼念完中專和大學。但情況早就發生了變化，現在，一中每年的招生名額中，只有一半是通過劃定分數線考進來的，剩下的一半則留給那些家境好，但分數不夠的學生。無論差多少，只要有足夠多的錢，就能進一中的校園，有時算起來，一分值幾千塊。這種情況，和以前比起來，對家境貧寒的農村孩子而言，實際上剝奪了他們一半的升學機會，他們的父母沒有足夠的競爭力，就算成績還過得去，但如果跨不過那個競爭激烈的門檻，等待他們的命運就只能是南下打工。現有的升學體制同樣給他們設置了比以前大得多的障礙：小學、初中，由于教育資源的流失，他們享受不到好的教育；高中，他們在先天不足的情況下，自然要付出更多才能獲得和別人共同競爭的機會；就算很少的孩子能夠擠過高考的獨木橋，他們升上大學后，面對強烈的反差，還是要承受很多別人不知的壓力。在我現在所任教的班上，通過學生給我寫的信，就知道來自農村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往往壓抑、敏感而又自卑，其性格較之家境好的孩子，明顯要自閉，她們往往獨自承受旁人難以覺察、真實而又細微的傷痛。當別的孩子拿著手提電腦、擰著數碼相機，穿著他們連名字都叫不出的名牌服裝，盡情揮灑青春的時候，一個農村孩子卻要為自己的三餐而擔憂！面對此種景象，任何報紙上討論得熱火朝天，任何從理論的角度闡釋農村的孩子應該自立、自信的論點，都顯得隔靴搔癢而又不近人情，畢竟不是所有有幸考上大學、家境貧寒的農村孩子都是洪戰輝，不是所有的孩子在承受巨大壓力時，都能夠像洪戰輝那樣引起別人的關注，并由此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進而上升為一種精神的高標。盡管國家在這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諸如每年開學時的綠色通道，諸如銀行一年年公布增加的無息助學貸款，但這些就算能夠解決他們的經濟困難，落實到每個個體，也無法改變他們對世界的悲觀看法，無法改變他們在長期艱難的處境中所形成的性格。更何況，他們大學畢業以后的前景，和家境好、出身好，尤其是有權力的家庭比較起來，更是有著天壤之別：也許，同窗畢業以后就能有房有車，甚至能夠出國深造，但他們卻面臨著將用十年低廉的工資，來償清讀書所欠下的巨債這樣一個現實。他們沒有任何過硬的社會關系，可能在實際能力、知識水平上面也比不上別人，在現在競爭日漸激烈的處境中，有誰想過他們的命運之舟到底能劃向何方？
正因為這樣，我高中的同窗只要一見面，就感嘆：“幸虧出生早，趕上了讀書成本低的時代，要是現在，根本就沒有辦法讀出來！”在我老家，自從弟弟考上大學后，比他小五六歲的堂弟堂妹有九個，但沒有一個能夠升上高中，自然也沒人能夠考上大學。我在上面提到的小楊叔叔，大女兒考上一中后，因為下面弟妹多，母親去世早，根本就沒有邁進高中的門檻，初中畢業后就直接到廣州打工，十九歲剛過，就匆匆嫁了人。
也正因為這樣，現在的父母也不像我念書時那樣，對兒女上學抱有太多的期望。他們平時也懶得管孩子的學習。年輕的父母就算不外出打工，完成基本的農活后，大部分時間都沉湎于打牌賭博，小孩從出生到上小學以前，基本的成長環境就是牌桌。這些沉湎牌桌、神情疲憊而又散淡的母親，無不折射了家鄉面貌的改變，無不表明了承擔培養和教育新一代農村孩子家長的態度：他們對教育的冷漠和無奈，與城里家長對教育的熱情和全力，構成了鮮明的對比！
學校的老師又會怎樣呢？以前，由于教師的工資歸縣財政直接撥款，呆在縣城和偏僻的山村，只要是正式老師，待遇不會有很大的差別。隨著財政包干的實行，地方經濟好的老師，其待遇比經濟落后的老師要好很多，城里老師的工資隨著公務員一次次加薪而上漲，而農村的老師幾十年如一日，很多該給的都不能兌現，這就導致農村的老師削尖腦袋往鎮上鉆，鎮上的老師削尖腦袋往縣城鉆，而縣重點中學的老師又削尖腦袋往沿海發達地區鉆。隨之而來，農村的孩子，只要家里有一點點門路，都不在鄉里的中學念書了，而是往縣城的中學鉆。當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這個條件，因此，農村中學還是得維持。教育撥款相當有限，老師的收入很多年都不看漲，校長為了調動老師的積極性，沒有辦法，唯有從學生身上想辦法。明的費用不能亂收，只得另辟蹊徑，從后勤入手，諸如要求學生中午在學校用餐，或者倡議畢業班的學生寄宿，通過學生的伙食和住宿獲得一點盈利，作為老師微薄的福利。這種情況下，老師對于教學幾乎都不怎么安心，很多骨干不是想辦法調走，就是通過種種手段外出謀生；那些留下來教書的，工作上的事只求能夠對付，平時有空就打牌賭博，加上校園風氣越來越差，家長由于對孩子不抱指望，自然也不好對付，稍稍管教了一下學生就嚷著要找老師算賬，如此一來，就算有良知和責任感的老師也大大降低了工作熱情。可想而知，這種師資條件下的教學質量能夠達到怎樣的程度。
由于我家就在一所中學里面，應校長的邀請，我曾經和那些孩子做過一次座談，盡管只和他們接觸過一次，但很多孩子都叫我老師，我一回家，總有孩子通過我家的窗戶看到我，有的還上樓來和我說上幾句。憑直覺，這些孩子并不像很多老師說的那樣難以教育，也不像很多家長認定的那樣沒有出息，他們大多聰明活潑，也對未來懷有美好的愿望，只不過他們像一粒等待發芽生長的種子一樣，沒有找到一塊肥沃的土地。我有一次和幾個女孩聊天，問她們初中畢業以后想干什么，愿不愿意念高中考大學，一個女孩說，“當然愿意，只怕高中考不取，就算考取了大學，家里也不見得送得起”，還有一個女孩很直接地回答“畢業以后就去打工”，后來得知，她父母在她念小學的時候就到廣東打工去了，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快點初中畢業，能夠盡量靠近父母的身邊。
明天怎么辦呢？
我無力對故鄉的變化做一個詳細的描述。每每置身故鄉這種真實的氛圍，我就感覺自己的生命之源仿佛被切斷了一樣。每次回鄉，看到那些不再親切的景象，就從內心生出莫名的擔憂：故鄉像一條無法掌握命運的小船，在兇險的大海中隨波逐流，而我這個已經逃脫了這艘命運莫測的小船的游子，在有些時候，竟然還抱怨故鄉不再能夠像兒時一樣，給我提供溫暖的庇護和依靠。故鄉是我的根基，當我預感到這種根基不再穩固的時候，我又怎能心安理得地過我的日子呢？就算我可以逃離這艘小船，就算我可以永遠不再回到生養我的土地，那種血脈相連的情感紐帶，又怎能隨著時空的變化隨便割斷？
我不知是什么悄悄地改變了故鄉的命運，是什么悄悄地改變了親人的性格和面貌，也不知從哪天起，這種真實的轉折就已登陸故鄉的土地。當親人面對日漸艱難的真實生活處境，而只能抱怨命運的捉弄和不公時，我是多么想告訴善良的親人，這些變故并不僅僅與命運密切相關。千百年來，和我的祖輩一樣，只是因為已經習慣了承受，習慣了最底層的掙扎和無人傾聽的苦難，所以親人在面對災難時總是首先從自身找原因，并以此抹平心中的憤懣和不平。而面對他們的“墮落”和“不爭”，我只是隱約覺得，原本淳樸的親人之所以失去理智參加一些對他們而言只是深淵的活動，并不是他們人性中“惡”的方面被無端激發，而是多年來現實對他們的沖擊，以及他們對這種沖擊的無奈回應。
故鄉原本美麗的土地之所以變得日漸骯臟而又丑陋，鄉親們也為此做出過抗爭和選擇，但“經濟利益”的前景足以使他們放棄這種無力的抗爭，也使得他們沒有任何辦法違抗政府的說服和教育；故鄉純樸的民風之所以變得面目可怕，也并非他們自甘墮落，他們不過在無望的生活中成為大多數盲目人群中的一個；在賭博和“買碼”的狂潮背后，我看到更多的，是親人真實的悔恨和辛酸的淚水，只不過，單憑自制力，還是無法阻擋他們去追逐那個可怕的夢魘；對孩子的教育，如果說，在以前的體制下，他們的子女通過勤學苦讀升上大學后，還有可能徹底改變命運，那么，在今天，在教育資源分配越來越不均衡的今天，我那些土生土長的親人，基本上已經不可能將希望寄托在這個虛無縹緲的夢想上面，就算他們的孩子能夠考上高中，能夠考上大學，他們也沒有能力去供養孩子念書，就算他們全家背負巨額債務，將孩子供完了大學，誰又能保證，在就業日漸緊張、關系日漸復雜的時代，他的孩子能夠找到一個如意的工作？既然改變命運在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后，依然要面對這么多的陷阱，對承擔風險能力極低的鄉親們而言，誰還敢將全家的命運都寄托在此上面？
他們需要金錢！他們從來就沒有像現在一樣，對金錢充滿了赤裸裸的渴望，哪怕在過去餓飯的日子里，也不曾有過這樣瘋狂的欲念。他們還夢想著能夠送孩子念書，他們也害怕不期而至的災難、疾病，他們每個人都背負著撫養父母的重任，他們要對付農村數額龐大的人情開支，不可否認，就算這些對他們而言并不構成真實的經濟壓力，他們的靈魂深處同樣有理由充滿別樣的欲望，在信息發達的今天，他們既然知道了外面的世界，知道了別樣的生活方式，當然不可避免會滋生出別樣的欲望。
他們需要依靠！他們就像做了錯事的孩子，只要不被父母拋棄，哪怕是承受父母的一頓責罵，也心甘忍受！沒有任何組織屬于他們，也沒有任何組織能夠代表他們說話。村委、鄉政府和他們的聯系，只在每年上繳各種費用的時候才會發生，“國家”這個龐大而親切的詞匯，在他們眼中已很久不帶任何體溫，已經很久沒和他們產生任何的情感聯系，好像總與他們遙不可及。他們在法律上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但除了履行應盡的義務之外，好像并沒有享受到任何真實的權利。他們出生于農村，但這一片生養他的故土，卻難以使其從內心深處產生一種真實而深刻的家園感，而似一片浮萍無所歸依；他們被城里的文明人視為愚昧落后的群體，但從來就沒有人提供免費的咖啡和雞尾酒，來告訴他們怎樣培養高雅的氣質，也沒有人來首先保證他們的生存，然后告訴他們一些文明的禮節。他們自私，不會主動去保護河流，也不會想到山上的植被和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但在他們的河水被污染后，在他們無法支付燃料費后，并沒有相關的部門采取任何措施來解決他們的難題。
面對故鄉迅速頹敗的命運，也并非沒有人為此做出過努力。在農村傳統的文化遭到徹底破壞后，城市文明并沒有在此扎根。我原以為電視在農村的普及，會切切實實改變農村的文化生活，但事實上，種種和生活隔膜、做秀多于關懷的節目并不能激起他們的半點興趣，“超女”盡管使得滿世界的城里人為之瘋狂，但沒有一個入圍的女子就是他們身邊的鄰家女孩，在這樣一種精神的匱乏狀態中，當帶著利益目的，而又充滿刺激的賭博和六合彩悄悄來臨時，它們勢如破竹的進展可以想象、也可以預見。
針對故鄉的種種變化，1990年代中期，村里人出錢重修了一個趙公廟——這也是目前村里唯一的公共設施——他們將風氣的敗壞歸結到神明沒有顯靈。不幸的是，趙公廟修好沒兩年，廟里陳列的那尊年代上百年的菩薩被外縣人偷走。自此以后，故鄉好像頻頻出事，單2004年，村里就接連出了幾樁大事，首先是正月十五，我堂哥在紙廠上班的時候，被機器軋斷了左腿；幾個月后，又從廣東傳來消息，外出打工的黑皮被電打死；下半年，村里唯一的赤腳醫生水平在行醫的過程中，因為趕路騎摩托不小心撞死了一個外地人。這種種災難的發生，加劇了他們的不安，命運的變幻莫測，更使他們無所適從，他們當然不會認為這些事故的發生只是一種偶然，更不會將這種偶然的事故，歸結到社會的發展對他們生存的傷害。為了求得生存的平安，一些傳統的儀式重新走上了臺面。鄉戲在沉寂了多年以后，在2006年的正月，再次來到了村里簡陋的戲臺上面，我記得正月十五下午唱的那場《賣妙郎》，坐在我后面的村婦看得淚光點點，唏噓不已，一個勁地感嘆“這個戲是在教育現在的后生仔，是在教育他們，要孝順、要講良心”。“打醮”作為一種民俗，也成為村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挽救頹敗鄉村命運的一種手段。我看到淳樸的村民在鬼王游村時的虔誠，我看到鄉間法師一臉的嚴肅和真誠，我看到驚慌的農婦在將象征著災難的那盆水潑出去后的釋然。這些傳統禮儀的重現，純粹出自一種天然，村民在沐浴這些洗禮的時候，臉上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寧靜和坦然。也許，為了緩沖城市文化對鄉村的強烈震蕩，為了增強農村的抵抗力，并且盡快恢復農村的秩序，從而使得他們獲得一種精神上的歸宿和皈依，最后還是離不開生長在他們骨子里的傳統文化的復興和重建。
而我呢？面對故鄉的現實，每次意識到應該去做點什么的時候，是否還會像以前那樣，以個人力量的單薄為由再一次進行逃避?
作者簡介:黃燈，學者，現居廣州。曾在本刊發表隨筆《今夜我回到工廠》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天涯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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