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春節有三景：擁擠的春運、空蕩的城市、喧鬧的鄉村。春節結束，城鄉場景立變：城市擁堵不堪，鄉村冷清無比。最近網上傳的春節前后的北京對比就是這一圖景的真實寫照，只是過于寬闊的農村很難用鏡頭表現出喧鬧與冷清的對比。
切換的不只是城鄉場景，還有人心。生活在城市時，總有人嫌中國的現代化程度低；回到鄉村，又有人為老去的鄉村而心生悲憫，感嘆現代化進展太快對鄉村破壞太大。于是近年來常有一些偶爾回到鄉村走一圈的“知性”人士寫下令人動容的鄉村觀感，那細膩的情感足以讓人生出拯救農村、回歸小農式繁榮的沖動。
我于這類文章心中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不過不是怪異于他們筆下的鄉村圖景，因為這樣的鄉村圖景在我多年的行走中早已經是司空見慣；我怪異的是這些知識分子對鄉村的“悲憫”。
作為一個經常游走于各地鄉村的行者，我一直在嘗試用鏡頭記錄鄉村的變化，甚至曾幻想向“鄉村教育運動”的老前輩們學習，用自己的所謂的“智識”為鄉村尋找一條出路。
然而真正和各式農民接觸，特別是深入他們的內心世界以后才知道，農民并不希望留住農村，相反他們渴望能夠“消滅”農村；不過消滅的不是“村”，而是“農”、是屬“農”的村。
并不是做研究的村民在不經意間將“農村”與“鄉村”進行了區別，并且準確地說出了當前農村面臨的困境與未來的出路。
“農村”與“鄉村”的區別，在一般人看來，幾乎是沒有區別的；查學術文獻，也極少有人對二者進行區分。但村民卻在實踐中將二者區分開來，而且若是認真進行研究，這種區分也是有其成立的理由的。
所謂農村，重在“農”字；所謂鄉村，則重在“鄉”字。農村與鄉村之別，就是“農”與“鄉”的區別。
“農”，更多是一種產業概念，是與工、商相對應的產業概念，從這個角度出發去理解，農村所指的就是以農業為主的地域，是區別于以工業和商業為主的地域概念。在人類歷史的野蠻時代中后期，人類社會經歷了三次社會大分工，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社會大分工之后，即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和商業從手工業中分離出來之后，整個社會的產業便有了一二三產業的區分，職業便有了農工商的區分，生產經營活動的場所便有了城市與農村的區分。農村（也應該包括牧區）也就為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場所，城市成為工業和商業活動的場所。因此，對農村的準確理解應該是立足于產業經濟的角度，其所反應的是地區的產業發展狀況。
生產力的發展造就了產業分工，也形成了基于產業分工的區域差異——城市與農村，同時也導致了農工商之間的博弈，人類的經濟活動便也因此變得復雜起來。但生產力是向著有利于工業和商業的方向發展的，隨著生產力的不斷擴張，農工商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在不斷發生變化，農業的比重持續下降，工業和商業的比重持續上升。
但下降的只是經濟結構中的比重，而不是經濟結構中的作用。今天的中國乃至世界依然沒有超越中國古人所總結的規律：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糧食生產的重要性決定了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性地位，也決定了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高度重視農業。
但重視農業、發展農業并不意味著就一定要留住農村；工業生產能力的擴張也為農業生產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工業發展為農業生產提供的生產工具也必然將推動中國農業的革命性變革。十多年前，我就一直在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在阻滯中國農村發展，這一判斷不是基于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政策的評價，而是基于生產力的認知：中國工業的進步也在推動中國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工廠生產得出、農戶購買得起、用得會的農機具大量進入農村，為中國農業生產的革命性變革、進而推動中國農村的革命性變革準備了技術條件。就如鐵犁的使用對井田制的破壞，并因此將人類社會帶入封建時代一樣，中國的農村也處于大變革的前夜。
這個變革就是農村與“農”的告別，三十多年前武陵山區一個普通的小山村里，普遍是牛耕，每到“雙搶”時田間地頭人來人往，雖然是一片熱火朝天的農業生產圖景，但對農業生產者來說卻是無限的痛楚；今天，這個小山村已經雖然還可以找到幾頭牛，但村民養牛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犁田耕地，而是當成一個閑來無事的副業——生小牛了賣小牛，所以牛的品種也由當年的大力水牛改成了現在的黃牛；牛在農業生產中的地位早已經為各種農機具所取代。
十多年前，當山區農村土地拋荒還不是特別嚴重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認為這是農民開始具備市場意識的表現，他們開始用投入產出來思考自己的經營活動，在這一思維的影響下，大量年輕人從農村走出來，走向城鎮，在推動城鎮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推動了農村的發展。現在行走農村，老人們對我說，再過些年，等他們老去以后，沒有人再種田了；年輕人也對我說，他們是不會回來種田的。
然而，一位家中已經買了成套大型農機具的農戶對我說：我要田。如果村子里的田土都給他，以他現在所擁有的生產工具，應該是能夠拿得下來的。
這就是去“農”前夜的農村，與傳統農業生產方式訣別前夜的農村。然而這一訣別，中國的農村圖景將更加“悲慘”，年輕人不斷涌向城市，留下的是老人們，而隨著老人們的老去，一個個自然村莊將消逝于我們的視野之中——為恢復的植被所吞噬——那時，會不會有人為農村唱挽歌呢？會不會有人批判現代化進程呢？會不會有人叫嚷著留住農村，留住我們的根？
其實我們大不必擔憂，因為去“農”并不會導致鄉村的消失，甚至還能有效地破解農村的蕭條圖景。去“農”以后的鄉村確實會導致一部分村民流向城市，會讓一些自然村落快速衰落，最終因為老人們的離開而被自然完全吞噬。
但這些變化又催生了新的鄉村構建，在行走中我見到了別樣的鄉村圖景，見識了外部世界又不愿意離開鄉土的村民紛紛從山里搬出來，原來分散居住的村民現在開始自發地向集鎮集中：石門雁池一步步地走向小城鎮；湖北鶴峰走馬鎮白馬村的小集鎮快速成長起來……一些老人們確實也不愿意離開他們那早已經熟悉了的山窩窩、半山腰乃至山頂的房子，但拗不過后輩們的“威逼利誘”，特別是孫輩們的“動之以情”，也隨著孩子們搬到了集鎮之上。這些在沒有太多外力作用下的，完全由村民自發集中而形成的小集鎮造就了新的鄉村圖景。
這種集中而形成的小集鎮，我們還是只能稱之為鄉村，而不能冠之以城鎮的名號，因為這些地方還是“鄉”，相對于大城市來說這里依然是鄉下、是鄉村。然而這正是村民們所渴望的鄉村，恰巧是可以破解某些人眼中“悲慘”農村圖景的良方。
在石門、在慈利、在桑植、在湖北鶴峰，我們都見到了這樣的鄉村。他們的生活也因為居住的變化而改變，燒慣了燈火的老人們也開始用起了液化氣、習慣了天黑就睡的老人們也開始守著電視“熬夜”……村里的村民早已經不是傳統的農民，他們過著相對悠閑的生活，老人們聚在一起，在茶館或老年人活動中心打打牌、聊聊天、吵吵架、斗斗氣……小孩子們聚在一起看動畫片、玩滑板、在水泥路上追趕打鬧……老人們的眼中少了一份孤寂，孩子們的眼神里少了一份孤單。這一次寒假再回雁池，住在新房子中的媛媛和鄰居的小孩成天追趕著、玩耍著，眼神中再也找不到那種因為長期與奶奶孤獨生活的“冷”……
誠然，今天的鄉村建設依然面臨著難以回避的諸多問題，如老一代全走了以后，這些新建起來的鄉村會不會再次“空心”，大量離土不離鄉的村民們如何獲取收入來源，這些都是我們要關注的問題。但我們應該相信，生產力的發展最終會解決這一切問題，我們要做的是幫助鄉村如何順應生產力的發展……
（沒有寫好，多多批評）
PS：補充一點東西：
每一個時代處于大變革時，總會有人眷念期日的某些東西而試圖留住那即將被淘汰一切。這份眷念可以理解，這份情感可以理解，但我們卻不能為他們那份情愫感動之余而忽略了歷史的車輪。
兩千五百多年前，老子面對生產力發展及封建生產關系萌芽之下諸侯國之間的吞并戰爭，寫下了其對和平的渴望：“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戰爭在反對戰爭祈求和平的角度，老子的觀點自然是值得稱道的；但若是站在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老子無疑是想開歷史的倒車，不了解唯物史觀的老子，自然無法知道生產力的進步就是要不斷打破小國寡民的分割狀態，推動人類社會的融合與不斷向前；自然只看到戰爭殘酷的老子，也是無法理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變革的大時代，戰爭往往是解決制約生產力發展困境的一種有力推動。
老子如此，孔子也強不到哪里去，一句“不復夢見周公久矣”將其對生產力發展、生產關系調整帶來的社會變化的態度顯現無遺。
當然，對過去的眷戀并不只是在中國出現，十九世紀，面對生產力帶來的生產關系調整，被掃進了歷史垃圾堆的封建沒落貴族，“為了激起同情，貴族們不得不裝模作樣，似乎他們已經不關心自身的利益，只是為了被剝削的工人階級的利益才去寫對資產階級的控訴書”，而這些批判“半是挽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它有時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評論刺中資產階級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現代歷史的進程而總是令人感到可笑。”
建國以來，中國的生產力一直在高速發展（當然，這種高速依然是無法令人滿意的，就如坐在時速高達300公里的列車上，依然有人嫌其太慢），生產關系也一直在進行相應的調整。當然每一次生產關系的調整，總會有局部（部分地區或者部分人群）的利益會受到影響，也會有一些舊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會因為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的調整而被遺落在歷史之中，自然這些被遺落在歷史之中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也是會被人懷念的，就如貧富差距拉大以后一些人懷念那個沒有貧富差距的時代一樣。
今天，面對部分人對中國農村的“悲憫”心態，我們固然要感謝他們關注中國農村的未來，但也不應該為他們的“悲情”起舞，而應該把握住生產力的發展規律，順應生產力的發展向前走。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QQ空間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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