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節，一位上海姑娘因為一頓年夜飯與男友分手引爆了朋友圈，也引來了社會契約論、階層鴻溝論、教養論等等各種理論的粉末登場與“撕逼”大戰。作為一名已經成功“逃離農村”但仍然心在農村的敬業小編，決定從回憶說上海女孩選擇揭開了怎樣一個沉重的話題。
從炕頭年畫說起
小編是個典型80后，在山東大農村生活了二三十年，從七八歲起兄妹四個就開始組團貼年畫、過大年，此為背景。
大概是上一年級的時候，小編一家五六口人都住在一個炕頭上，那時候寫作業都趴在炕邊上，描摹最多的就是那張經典的娃娃魚年畫，一遍遍的跟父親學“連年有余”。
那時候的年，真的就是吃水餃穿新衣的快樂。除夕全村貼完對聯滿村跑一圈，覺得整個村子都是新鮮的，沒有見過的。
父親是全村的“文書”，每年全村各家的對聯都是拿來給爸爸寫，忙不過來。上中學后啊，我和哥哥就學寫毛筆字幫忙了，有好多字都出資小編這個女流之輩。那時后用來練筆的就是“身體健康”四個字，貼在炕頭上的。每次貼對聯的時候對這四個字得看緊了，要小心不識字的奶奶把它給鐵道了豬圈門上，或者把“六畜興旺”“豬羊成群”給貼到了炕頭上。
后來啊，兒女逐漸成家，炕就漸漸的拆除或者棄用，炕頭年畫改貼到了床頭。小編作為新媳婦，床頭的年畫除了“喜”字之外，每年過年都會增加一張新的娃娃年畫，而且是雙胞胎的。婆婆盼來了第一個孫女后，還是堅持每年都貼一張娃娃照來祈盼“孫子”的到來，今年更“變本加厲”的貼上了“觀音送子圖”。
上海姑娘的逃離無可厚非
逝去的，總是美好的。回憶年畫，只不過是用余光瞥一下我們記憶里那些有“年”的日子里的生活，看到村莊里為了“鄉村旅游”而紅紅火火蓋起來的大飯店、甚至KTV，小編也會發出“誰的家鄉不沉淪”的感慨。
至于年夜飯，我們小時候曾經品嘗過比上海姑娘男友家配置更糟糕的飯菜，但對于一個孩童來說，只要看到了滿村的貼滿對聯的鮮艷，任何的飯菜都是美味。
再回到上海姑娘的“逃離”。作為一名女性，小編認為，其實這并非農村與城市的選擇，不過是一個姑娘對自己人生價值的思量與對未來生活的糾結。是在愛情與現實之間做了個了斷，而這種選擇是建立在她與男友的愛情還不夠牢固的基礎之上，也是建立在她對農村年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的基礎之上。
在婚姻選擇上，三觀較正的年輕人都會選擇“愛情”主導。我們唾棄《家》中放棄婢女鳴鳳的懦弱“覺慧”，我們贊揚勇敢追求自由與愛情的“簡愛”，但碰觸到現實后如果沒有了沖破城鄉差異、經濟窘困、婆媳矛盾的勇氣，沒有郝思嘉的“絕不挨餓”的勇往直前與無所畏懼，這種對“愛情”的向往就異化成了“嫁入豪門”的夢想。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青年出走自由戀愛，觸礁生存現實，魯迅先生也開始探討“娜拉走后怎么辦”；六七十年代“上山下鄉”那一代的城鄉結合，帶來一代人的婚姻悲劇，也引發了新中國第一波離婚潮；現今市場經濟引爆的人口流動引發的家庭矛盾在“媽媽網”之類的論壇里處處可見，奶奶帶娃前后對比照的風行與這也不無關系。
可以預見的是，在高等教育繼續擴張，農村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下，城市女嫁給“鳳凰男”的比例會越來越高，城市剩女與農村剩男也會越來越多，這種社會矛盾引發的家庭矛盾會更加嚴峻。
是的，我們恰恰處在這樣一個代際觀念與城鄉觀念激烈碰撞的時代。在大千世界里，上海姑娘這種選擇無可厚非。我們該慶幸的是，這是一個并非用暴力來扭轉社會道德標準、追逐價值統一的時代！
我們的農村建設該何去何從
小編也讀過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在城市掙扎的生活的時候也曾認真思考過城市與鄉村的命題。當還著高昂的房貸還要拮據的省出房租時，當因為戶口原因無法給孩子報名上公立幼兒園時，當家鄉的老母病重卻無法陪伴身邊時，也有過無數次想逃離城市的沖動。
然而，我的青春、我的信念、我的夢想都在彌漫在城市的霓虹之光，而我的歌聲、我的意志、我的希望無不盛開在農村的田野之中。城市or農村的選擇就像“青紗帳”與“甘蔗林”一樣讓人百轉千腸。
誠然，改革開放以來幾乎忘記鄉村的二三十年后，我們的目光已經開始回歸。農民上樓，鄉村旅游，新農村建設都是我們為之做出的努力。春節回家看到村口新設立的垃圾站，嶄新的宣傳欄上張貼的村規民約，母親新修的“茅廁”，都讓人欣慰振奮。
面對城市女的逃離，我們不應該加以道德上的鞭笞。更應該思考的是，我們的農村建設除了硬件設施的改善，還應該何去何從。哪怕不能留住一個城市女友，至少不要讓我們曾經“熱愛的故鄉”，變成了一個自己不愿回去或回不去的地方……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齊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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