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救中國，必先救農村:川東考察報告
——中國農村衰敗的真實原因與出路選擇
格隆序：真實的現狀，詳實的數據，嚴密的邏輯，全局的視野，切中肯綮的建議，這是大師級的“煙村放牛郎”繼《金融的右傾：巧取豪奪背后的監管失序》、《闖關股價雙軌制——改革大業的渡江戰役》、《最大的腐敗：當套現成為一門生意》（格隆匯網站均可查）等傳遍網絡力作后的又一篇少見的好文。作者是一位骨子里充滿正氣和悲天憫人情懷的投資人，在他看來，農村凋敝的根子問題不解決，中國經濟的需求之路、中國崛起的人才、動力之路只會越走越窄，甚至不排除陷入拉美化的不堪境地。中國是在農村政策上做出全面、重大調整的時候了！鄭重推薦這篇長文！
一、農村加速瓦解，鄉村正在浮現
大概二十年前，本村一位家徒四壁的50歲農夫，因300元的提留統籌欠款在鄉ZF威逼下投井自殺，此事以內參上于中央并經國務院公報，與其它多起農村惡性事件一起累積了足夠的政情和民意，最終在新世紀迎來農業稅的謝幕，開啟工業反哺農業的帷幕。那個年代同樣欠稅被逼的另一位年同齡村民，僥幸避免了這樣的悲劇，他是村里讀書較多的文化人，經常給我們小孩講豹子頭林沖和孫二娘。春節之前的一個月，在我們灣附近一條土溝里，他蜷縮的尸體被人發現，沒人知道死去多久，是被摔死的，還是餓死凍死的，他獨居在家多年，住在鎮里的兒子聞訊回家倉促收殮。
這次春節回城較晚，移動4G回鄉用戶數陡增信號近乎癱瘓，因此湊巧過了一個寧靜的，不刷微博微信、也不搶紅包的假期，尚未知春節期間，關于農村媳婦、上海女友等城鄉話題如此勁爆。于我，難得鄉間野趣偷閑，稍有時間陪伴家人，并有心情走訪村莊的角落，少時戲耍莊稼地，如今荒徑無人蹤，新墳舊屋，藏著用一本書也寫不完的能讓聽聞者傷感或愉悅的故事，網上流傳的文章道出了很多真相，農村的破敗、凋零、活力不再、詩意行遠。但表象只是真相的一部分，悲天憫人并發文藝的哀愁，用記憶和愿景邀杯田園牧歌的失落，就看不清歷史的車輪，那背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冷峻力量。
我們談農村，農民農業，落后愚昧的代詞；我們談鄉村，采菊東籬詩情畫意，足夠小資。釣魚謀生，那是苦，釣勝于魚，那是苦中作樂，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這是酒足飯飽文人看見的雅趣。農村和鄉村，在數千年的中國史上是并存的，它既澆灌了中國人的衣食，也滋養了中國人的山水審美進而精神家園。中國的農耕文明經過漫長發育，田園共生自給自足雞犬相聞鄉紳自治，它根植于宗族血親和熟人社會，人與鄰和人與地的關系多數時候是精致的，改革開放和城鎮化浪潮之前，即便經濟短缺余糧難飽，但農村的經濟基礎依然是土地，耕種關系導致了熟人社會，與此伴生的鄉村禮俗和精神面貌總體是昂揚的。
以家鄉村莊為例，村民人均一畝水田一畝丘陵地，水田種一季水稻（大春），畝產約1100斤，地可輪種油菜小麥（小春）玉米（大春），玉米畝產約1200斤，間或桑茶等經濟作物，一畝田地的糧食出產折算成貨幣不過3000元上下，扣除種子化肥機器和收割人工，利潤不過300元左右。ZF的糧食直補和農資補貼僅是修飾無足輕重（與歐美日等國對農業的高額補貼完全無法相比）。種地除了提供食用的大米和菜蔬，能夠在市場銷售獲利的空間微薄。若全心務農，雜糧餐余坡上野草供畜禽飼養，戶均產生兩頭肥豬，半頭自食其余售賣，能毛收千元。一戶四口之家往往3份田地（超生人口無土地），二十年前務農為主的家庭，不管其多么精耕細作其貧困是注定的，土地的低水平產出是浩蕩的打工經濟的現實基礎。土地集中也未必能解決農村經濟問題，離村子中心最偏遠的另一小隊，其人口外遷殆盡，全部土地以每畝每年80元的價格按50年期限流轉至外來企業，這家企業先后嘗試過養牛養羊種樹興修水塘養魚，全部以失敗告終，如今絕大部分土地撂荒（企業可以依靠ZF補貼活得滋潤）。全村處在城鎮遠郊，無法分享城市化帶來的土地升值紅利，除非未來能衍生出附加值特別高的作物或意外驚喜，否則耕種土地不是經濟理性的選擇。
改革開放、勞務輸出、城鎮化、就業的非農化，這一浩蕩的浪潮經歷三十多年的積累，以農業為根基的農村已經徹底瓦解，對于絕大多數廣袤的農村地區，農業的微薄產出，在物質上無法支撐農民生活融入現代化，就業的非農化就成為唯一選項。與此伴生的，舊時的田園記憶和良風美俗，自然隨風而逝。如今的農村，只剩居所、老人、婦女、孩童，連坡土地撂荒，少量人口耕種，在經濟意義上的農村概念已經瓦解，一個純粹的鄉村社會，目前還粗糙、動蕩、分化，正在加速來臨。
只有擱置情懷，從經濟和數字的角度，將農村融入國家的大背景，才能看清鄉村的未來。而個人的回鄉觀察所得最引人擔憂的幾大問題失：對城鎮化后勁的盲目樂觀、大城市與村鎮的差距越來越大、老齡化大潮下的老無所依、教育的地區分化讓幼無所育。
二、人口非農化已經完成，半途的城鎮化提前衰竭
坐標，川東北丘陵，遠郊農村，距鎮步行1小時摩托15分鐘，鎮距縣城山路車程1小時，縣城距重慶市區車程2小時。縣城忝列省工業強縣示范縣，傳統經濟以農耕為命脈，如今勞務輸出占據主導，文化和經濟被重慶輻射，屬于典型的中國中西部農村樣本。
在家鄉村莊，若干個灣（自然村落）合成一小隊（組），若干小隊合成一大隊（行政村），若干大隊合成一公社（鄉）。以我所在的村民小隊為記錄對象。
人口結構：按照全隊自80年代衍生出的全部現存人口統計，出嫁不計入，散居在外和嫁入人口均計入，合計164人，其中60歲以上人口15人，60以下50以上人口40人，50以下20以上人口66人，20歲以下人口43人。全隊60歲以上的老齡化率9%，遠低于全縣14%的老齡化率，主要原因是因病和缺乏照料早逝的老人偏多，再過5年，全隊的老齡化率預計會達到25%。20歲以下人口比例26%，年輕人不足，回測20年前，20歲以下人口比例高于40%。20年前隊上一個典型家庭爺：子：孫的人口比例是2:5:4，如今典型家庭的比例變為2:2:1.5，這還是在家鄉超生文化濃厚的遺留影響下。老齡化加上孩童數量不足，使村莊暮氣沉沉，不復20年前的朝氣蓬勃。
勞動結構：以20-60歲為勞動力人口計算，全隊164人中目前勞動力人口106人占比64%。整個村子絕大多數坡地被撂荒，水田還在零星耕種以供家庭食用，絕大多數家庭都不再以農業為收入重心。目前長期居住在村子并且深度參與務農的人口僅10人左右，4人是順帶照看孩子的留守婦女，2位老人，2位結束打工返鄉的中老年，耕種的主要目的是食用、勞動慣性或農業收入。隊上一戶勤勞的人家成了種植大戶，完全不雇傭外力合計種植近30畝田地，同時新開一小型豬場承接糧食產出，但辛苦一年其收入僅勉強打平打工家庭。有多達70名勞動力常年在外打工（此數據包含了約8位20歲以下打工者），占勞動力人口的66%，曾經以廣東為根據地，如今擴散到京滬成渝甚至遠至新疆。
1980年前出身的老一代農民工以建筑工程紡織庫管門衛為主，年青一代打工者以電子產業和服務業為主，重體力勞動者的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其余簡單勞動月收入在2-4000元幅度。工作機會較多，但越來越多的制造業由于訂單下滑無法獲得加班工資，因此總體收入逐漸走低，合意工作便越來越難找，按照年輕人的說法，2000出頭的月工資幾乎無法產生積蓄。另有18位在城鎮有長期固定工作，主要包括大中專畢業留城和少數做生意定居者。其余約10多人在小鎮上打短工、做全職主婦、年老退休或賦閑狀態。
隊里的農業人口只占10%，勞動力的非農化就業早已完成，在非農業化這一維度上的城市化概念，隊里90%的人已經實現了城市化。勞動結構中的最大變動人群，是很多50歲左右甚至接近60歲的老一代農民工即將返鄉，因為兒女買房結婚、添孫帶女，為人父母的義務已經完成，待儲蓄了幾年養老的資本，終于可以如釋重負歇上一口氣，背井離鄉的打工意愿逐漸消失，這一群體回歸土地重拾寧靜生活的意愿越來越強烈。回鄉，既是他們結束為子女輸送無償血汗的時日，也是結束為這個國家為經濟史上近40年的增長奇跡輸送廉價養分的時日。
住房結構：房產是立家之基，中國傳統觀念中對居所的看重同樣在村莊流行，勞師動眾舉家之力合造一屋，是一個新家庭安穩生活甚至確立家庭地位的必要一步，也自然是丈母娘經濟中的關鍵，從而修房造屋娶媳婦成為標配。80年代初期，全隊的房子多是夯土、土磚或簡易木質結構的平層矮房，截至目前共經歷4輪主要的住房升級。
80年代前期，包產到戶后依靠糧食積累產生了第一次收入差距，富足的家庭開始第一次翻修房屋，這一次新屋的標配是火磚平層；農耕經濟分化，一部分從事鄉鎮副業一部分外出務工，經濟積累更大，富足的家庭開始第二次基建，這一次新房的標配是水泥板搭建的兩層小樓；
90年代后期至世紀初的幾年，打工經濟漸入高潮，更多的財富開始用更高標準在農村宅基地上蓋樓，標準是水泥現澆兩到三層全封閉式樓宇住宅，并根據經濟實力選擇性配資內部裝潢；及至過去的15年，勞動力全面工業化和居住城鎮化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在我們村，娶妻的條件變成了必須在鎮里或縣里購房。
住房的變遷既見證了中國經濟的層級飛越，也濃縮了很多家庭跌宕的命運，每一次住房的升級換代都幾乎將全家人前后10年的收入沉淀在土地上變成鋼筋水泥，而時代的變遷令所有經驗主義應接不暇，在城鎮化浪潮下，過去三輪農村低效而艱辛的財富積累在變成農村住宅后迅速一文不值，與此同時，大城市甚至小城鎮的房價卻在飛漲，一方面農村人要購房需要重新出發從零積累，另一方面，城市人坐享房價升值貧富的分化以吞噬一切的速度迅速拉開。
截至目前，全隊164人中約有50戶家庭，在農村的住宅質量不一但戶均一棟，在鎮里購房17套，在縣城購房9套，在外地城市購房5套，在10年內將有婚房需求的戶數8套，其中4套在鎮里4套在外地城市，這其中有3戶至少在3年內缺乏購房能力，另有3戶有購房能力但孩子尚小3年內無購房意愿。其余家庭，多數以4-60歲的農民工為主，他們的未來規劃是要么和孩子一起生活照料孫輩，要么合不來時回到鄉下的民宅養老。
從隊里的住房結構看，城鎮化的購房動能，早已越過最高峰進入了衰竭的周期，未來的購房動力，來自于人口自然增長后的適婚人口，村民里有財力和意愿更換改善型住房的人極少。小鎮過去三十年由2條小街發展成四縱三橫的大場鎮，如今還在向外攤大餅，連排的高樓已經滯銷。只是其中大部分市售樓，都是小產權，購房者留戀農村戶籍既沒有意愿也不愿額外負擔經費去獲取城鎮戶口，在按照戶籍口徑的國家城鎮化統計中，他們被遺漏在外。
三、低品質的城鎮化前，城鄉新均衡還是京滬繼續漲？
在關于房價的討論中，很多人對房價上漲的底氣來自于我國城市化率剛剛越過50%還有特別巨大的上升空間。國際上城鎮化完成的國家城市化率超過70%，發達國家甚至超過90%。也就是說，在樂觀者的眼中，不管是房產投資者還是ZF新區的規劃人，在2030年的階段性時點之前，還有接近現有城市人口一半的人要涌入城市。財富隨著人口像浪潮一樣從農村進入小鎮，小鎮進入縣城，然后進入市，進入省會，最后進入北上深，所以言稱京滬永遠漲。浪起于微瀾之間，來自老家村莊的觀察，從農村進入小城鎮這最原初的大浪已經熄火，京滬的房價是像分級火箭一樣吸干低級的能量掙脫地心引力，還是如大海的巨浪一樣逐級退潮？
城鎮化，是一個語焉不詳的詞匯。他通常與工業化一起，成為文明的標志。是按照戶籍還是按照就業，甚至以什么標準劃分城鎮區域和鄉村區域，都各有邏輯。忽略形式，在實質上的城鎮化至少包含四個層面的意義，就業的城鎮化、生活方式的城鎮化、房產的城鎮化、社會福利的城鎮化。
在我的村莊，90%的勞動力完成了就業的城鎮化，40%的人完成了生活方式的完全城鎮化42%的打工者在城郊工廠完成了部分生活方式的城鎮化，26%的家庭完成縣城以上的房產城市化約30%完成了房產集鎮化，只有8.5%的人完成了社會福利的城鎮化。
在我國完整滿足這四個標準的城鎮化，嚴格的講只有戶籍城鎮人口，我國這一口徑的城鎮化率為35.9%（2014年）。我國更常用的統計口徑是按照超過6個月的常住人口概念，這一城鎮化率是54.8%（2014年）。也就是說，在東莞的坐臺小姐、深圳關外的廠妹、上海嘉定的流水線工人，哪怕你在中關村長年乞討，這些都被計入了城鎮化率。這顯然是一個低質量的城鎮化概念。
與此同時中國的城鎮化中包括兩大類，一是城市，二是建制鎮，場鎮上實現了聚居和一定程度的城市化功能，但大部分現代化的城市功能小鎮均不具備，例如電影和公交，而中國1.8萬鄉鎮匯聚的人口接近3億（按照六普數據推測），也就是說，更低水平的城市化即進入鎮的居民占了城鎮化總人口中的高達40%。
姑且不論質地，單是54%的城鎮化率，這一數字合理嗎？
國際上關于城市化和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經驗中，有一個知名的錢納里（Chenry）模型，我國目前國民收入中超過90%來源于非農業，人均GDP按照1964年美元折算后遠超1000美元，參照錢納里模型的參數關系，相應的城鎮化率應該高于65%。也就是說，即便按照我國最寬松的標準進行統計，我們的城鎮化率也落后了10%，按照前幾年年均1%左右的城鎮化率增量，這一差距意味著我們的城市化相比我們快速的經濟增長，落后了整整十年。
換個說法，按照國際經驗標準，當我們的國民經濟發展到當前水準的時候，我們的城鎮化大業應該基本完成，還應該至少有1.3億人生活在城市，同時他們和當前已經在城市里的農民工一起，應該享受和城里人一樣的就業機會、居住條件、社保養老和接受城市教育的權利。
城鎮化落后于工業化的原因是什么？至少有四大原因：
1、1958年實行戶籍制度以來，城鄉雙軌制長年將農民鎖死在土地上，并通過對農業的剪刀差榨取剩余以支援重工業建設，這一階段表現為農民貧窮和無法進城；
2、改革開放后，人多力量大開始呈現威力，高素質低回報的農民工數十年源源不斷的流入城市支撐了中國制造的成本優勢，在世界的版圖中打開中國經濟的無量空間，在1998年放開人口流動以前，官方有一個口號是“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否則就是盲流，臭名昭著的孫志剛事件以及羅永浩段子中的抓到昌平篩沙子就是這一背景，這一階段一方面人為壓低了農民工的收入，同時農民賺錢后又只能回到農村將積蓄變成后來一文不值的農民房，農民工無法長期進城，更無法攜帶家眷隨遷；
3、人口流動限制取消和住房改革后，但戶籍限制還在，農民買房不易，同時，房價開始了黃金時代，城里擁房一代的財富開始絕塵而上，城里人坐守資產升值賺大錢，農民工出賣勞動賺小錢，貧富差距的分化再也無法彌合；
4、除了在時間上依次受到來自政策和房價的影響，地域也極為重要，中國的改革開放順序自東向西，勞動力流動自西向東，地方經濟發展的嚴重失衡，候鳥式的打工經濟，使工作機會和家族親緣距離過遠，在心理上也阻礙了農民工在異地買房長期落戶。
城鎮化在數量上的滯后和在質量上的低劣，實質是超過半數的農民（包括近3億鎮民）和城里人享受著兩種不一樣的國民待遇，農民工就業難度大于城里人、工資標準低于城里人、社保醫保養老低于城里人、夫妻同床家人團聚遠遠少于城里人、孩子上學接受的教育條件差于城里人、名校在農村地區的錄取比率遠遠低于城里人、以及前段所及，為多個中心城市輸送勞動力的農民工，并未享受到任何中心城市房價飛漲帶來的財富增值，反受生活成本提升所累。
如今實體經濟走向衰退，GDP數據中龐大的建筑產業鏈隨著搖搖欲墜的房價一起岌岌可危，很多輿論甚至決策人將目光投向了農民工，希望發動農民進城運動用農民工的積蓄化解房地產庫存，比這一政策的動機是否健康更重要的是，它在現實中是一劑良藥還是癡心妄想？
四、農民工和ZF都負擔不起再次城市化的購房成本
以我的村莊為例，農民工選擇城鎮購房的剛性原因是：丈母娘驅動、固定親緣關系、穩定的工作機會；彈性的原因是：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生活條件。有剛性原因的絕大多數已經購房，剩下少數無能力購房的人，ZF的鼓勵或補貼能起到少許作用。至于彈性原因，就要視農民個人的財富基礎導致的需求程度和城鎮化成本之間的比較了，除非ZF補貼額度足夠巨大，否則能起的作用也不太高。這幾個因素中，ZF最能起作用的地方是提供更多更穩定的工作機會，這就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功了，偏離就業的城市化是在揠苗助長人為造城。
農民工購房城鎮化的成本計算：
在如今高房價的背景下，在我的村莊，進鎮購房的成本是12萬元（120平米），進縣城購房的成本32萬（80平米），去重慶購房的成本是60萬（80平米），以單個農民工年儲蓄2萬元計算，消耗或透支的勞動依次是6年、16年、30年。此外還有家裝成本、交通成本、城里更昂貴的生活成本。而住在鄉村住宅，環境更好，生活成本更低，需要進城可以坐車，這一成本相對很低。所以對于缺乏前述剛性理由的農民工而言，沒有足夠動力在城市購房，或頂多在鎮里購房，為了教育可以交擇校費同時租房。唯一的問題是，鄉村的人居條件還不夠好、交通還不足夠便利、村鎮教育質量慘不忍睹，后文再述。
ZF強推購房和落戶的成本計算：
ZF的幻覺是土地收益城市紅利，在地產下行趨勢里這跟盼望解套的股民一樣遙不可期。如果考慮絕對公平，農民工未能在過去三十年完成進城，是社會制度不公造成的，ZF從道德的角度，有義務以財政補貼的形式承擔農民的全部成本以集體進城落戶。只可惜ZF沒有這個財力也沒有這個勇氣，連戶籍限制的放寬都如此緩慢。ZF無力實質性補償購房成本，但有一項成本是ZF逃脫不掉的，那就是社會福利和城市基建配套，尤其是社會福利開支將因農民大量進城而急劇透支，有機構測算，包含退休養老金在內，在西部地區的大城市，單個農民工進城落戶的福利成本接近10萬元。若以每年農民工落戶大城市的城鎮化人口1%來計算，這一開支將在每年1-1.5萬億級別（考慮東部城市會更高），這一支出地方財政無力承擔，中央財政尚可。這是ZF轉化農民工的基礎賬目，無論怎么巧妙設計都繞不開。在各項經濟改革都卓有創建的重慶市，為了推動農民工進城曾創造過地票制度，農民退出土地和宅基地，ZF將遠郊的農村宅基地置換為近郊建設用地，農民形成地票由房地產企業拍賣獲得入市指標，許多農民獲得了一筆可觀的10萬元左右入城啟動資金，這構成了農民工的購房補貼。
一方面，窮根究底這筆收入是ZF土地財政對農民的轉移支付，也可看作原本由近郊農民的拆遷收益共享給了遠郊農民，這種補償從道德立場和城市經營上都可圈可點，只要更多的購房需求推升了地價ZF也反手賺錢；但另一方面，離開土地的農民單憑10萬元也無法彌補重慶購房的成本差距，最關鍵的就業機會遠遠不是進了城就能解決，而ZF負擔的福利開支陡增，同樣難以為繼。
概而言之，幾十年不合理的城鄉二元制度以及飛漲的房價，導致農民工階層和城市居民的巨大財富鴻溝，無法被一次性抹平，進而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為房地產解套，農民工集體購房進城落戶的城鎮化運動是無本之源，超出就業增長背離循序漸進，家庭財務和地方財政都無法承擔。
2、未來在統計學意義上以常住人口計算的城鎮化率還會緩慢增長（即將出現的老年農民工返鄉潮會負面影響），每年新增的農村勞動力人口幾乎都將在城市尋找工作機會。
3、由于制造業的西移和服務業的興起，未來打工人群的跨區域流動半徑會縮短，就近就業會日益成為潮流，集鎮向地方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口流動還將繼續，集鎮和城市的生活差距遠小于農村和集鎮的生活差距，集鎮青年的新打工潮帶來的改善性置業沖動會小于上一代農民工。
4、必須正視一個冷酷現實，考慮多重維度的實質城鎮化率已經越過增長高峰期，并在相當長期內，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實質城鎮化率水平，任何對城鎮化率快速向發達國家看齊的期望都是鏡花水月。
但這不等于我們無事可做坐以待斃，在“就業的城鎮化、生活方式的城鎮化、房產的城鎮化、社會福利的城鎮化”這四大維度上，我們可做的工作還很多，并有望在另一面堅壁上打開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新大門，同時重新定義城鎮化的概念。
回應習書記在兩年前主導的城鎮化會議文件，城鎮化可以不是房產的城鎮化，而是人的城鎮化，可以是“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城鎮化，是生活方式和社會福利的城鎮化，是城鄉一體均衡發展的城鎮化，這樣的城鎮化可以澆筑全新的鄉村文明并護衛中國以消費為動力的經濟再起航。
只是這一使命任重道遠，必須從犧牲鄉村到大力度的反哺鄉村，以實現城鄉新均衡。
五、公平將創造效率，經濟的出路在發展村鎮新文明
國家政策需要從效率優先轉變到公平優先。
效率曾在漫長的改革中主導我們的思想和政策。改革開放啟動之初，發展才是硬道理，1982年深圳的名言是“時間就是生命”，在低水平的經濟總產出下，不計一切做大存量是首選策略；改革進入中期，社會矛盾開始涌現，改革在面臨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里待鄧公南巡后再次出發，1993年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一風行百姓之口的原則；經濟總量滾雪球，而貧富差距在急速拉大，以農村地區和城市中下層為主的弱勢群體日益成為社會的核心話題，中共回應民情在2007年十七大重新表述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大又進一步提出“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把公平正義放在突出位置。強調分配公平這一政策至今又差不多十年，根據過去幾輪的經驗又到了再次糾偏的時刻，尤其眼下經濟增速下滑，供給側改革可能出現大范圍的失業潮，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有必要階段性的變為“公平優先，兼顧效率”。
為什么經濟困難時期更應該強調公平？
公平首先具有道義的力量，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人性決定了公平利于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國民的福祉，更加強調公平會提高社會中下層人民在國家發展中的獲益；最重要的，投資拉動帶來的畸形增長已經步履維艱，國家大發展需要轉移到消費拉動和技術推動的軌道上，當前消費的主力軍是城市居民，但根據六普數據推測中國的長住人口最新比例是城市：集鎮：農村為33:22:45，70%的人口是農村和小集鎮人口，社會的中下層才是人群的主力。而技術的決定因素，是社會的教育和創新能力，涉及到人口質量、幸福指數、價值導向，只有同步提高村鎮底層的受教育水平才能提高全中國的教育水平，只有人民安居樂業不背負高房價所累才能有幸福感，只有財富來源更加鼓勵勞動和價值創造社會的質地才會優化。
然而當前的情況卻是，中國貧富分化和高房價的背景下，中心城市之外的大部分人生活在失落感中，從房產市場到股票市場，富裕階層的更多財富都來源于投機倒把、資產升值、制度套利，與勞動和價值創造關系不大。國民素質世界一流仍然陷入滯漲三十年的日本，其原因剖析的文獻車載斗量，最致命的原因恐怕是高房價導致高生活成本和高工作壓力進而導致極低的人口生育率。
村鎮地區潛在消費需求特別旺盛
以我的家鄉村莊為例，城鎮購房的動能已經衰竭，如果要強推進城運動，大部分家庭的財富積累將一次性消耗完畢，并陷入負債之中，消費更加無望。根據走訪了解，家家戶戶都至少有5-15萬不等的存款，這在農業大省的偏遠農村實屬不易，但這些家庭大多不敢放手消費，因為子孫輩的潛在購房需求、教育開支、養老開支（醫療開支的擔憂由于新醫保而大為改觀）沉重的壓在心頭。
如果沒有潛在的大額開支憂慮，這些鄉鄰的潛在消費需求實際相當旺盛。首先是現代化的家裝需求，老家缺乏自來水，沒有整潔方便的廁所、沒有自動淋浴設施，缺乏現代家具，村里沒拉有線，沒有液晶電視，除了集鎮部分家庭，多數沒有空調冰箱微波爐整套廚具等家用家電。其次是交通通信，道路大為改觀但還不足夠暢通，如今摩托車幾乎入戶，但小汽車才剛剛萌芽，手機幾乎人手一部，但中老年以二代機為主，老家的4G質量較低甚至無法負擔微信語音，寬帶只進了小鎮近郊，寬帶入村入戶不知時日，年輕人的網絡需求日益強烈，電腦入戶將因寬帶的暢通而開啟。再次是快速消費品，從水果、飲料零食、奶制品、服飾消費，農村的消費品質和滲透度都不高，電影文化消費、旅游消費這些下一層級的消費還遠遠沒有到來。是把農民工的積蓄一次性換成城市的一個鋼筋水泥盒子，然后食無所盼娛無所依，還是ZF除掉村鎮的后顧之憂，鼓勵農民工和鎮民以現有的住房為基礎，在消費水準和生活方式上，朝著大城市看齊，既提升人民的福祉，也助力中國經濟的轉型，這是一個有意義的選擇題。
收效差的新農村建設應該轉換為新型村鎮一體化。
取消農業稅作為標志，國家已經開始反哺鄉村，這種反哺大大提高了農村極困難家庭的生活質量，目前，農村基本不存在溫飽問題，新農合和新農保推行后，農村老人的貧困和疾病問題有一定的緩解。這是大德政，但同每年向城市地區投放的財政開支相比，如此涓滴之恩還是太微不足道。
從2005年開始國家就有新農村建設的方案在一些地區試點推行，但收效不大，甚至在很多地區激起民怨，根源在于新農村在大多數地區建設成了官員的新農村，沒有因地制宜急民所需，大量的投資經費成為了無效投資。在很多地區，如果要搞形式主義，就刷刷墻換換瓦整整路綠綠坡，老百姓沒得到任何實惠；如果要動真格，新農村的標志就是大拆大建并村進樓，搞了一堆中看卻不適用的居民新區，既勞民也傷財。同時新農村沒有充分重視集鎮的中心作用，目前相當體量的農民已經進入集鎮購房，實際上是村鎮兩頭生活，沒有把村和鎮當成有機整體來規劃。
ZF真正應該為農村地區提供的是現代生活的公共設施，現代公路、自來水、網絡、有線電視，這些公共設施到位后會吸引很多農民在村子中生活和投資，這些政策中央也一直在提倡，但在執行中效率參差久拖無果。前文提及，從我老家的村子到集鎮1小時步行15分鐘車程，再到縣城只需要1小時。這個時間消耗，甚至遠遠低于很多從浦東到徐家匯、從五環到金融街的上班族通勤時間。如果生活和交通足夠便利，對城市化的概念就應該有新的理解，這也是現在很多大型都市圈逆城市化運動的來由，我們可以居住在鄉下或者小集鎮，但我們享受相同的現代生活、信息交換，甚至進入大城市消費和就業。要做到這一步，除了農村和集鎮的公共投資，還涉及到更大范圍的村鎮行政一體化、村鎮戶籍一體化、土地確權、農村養老、教育平權等多重議題。
取經人民公社食堂，探索建立村級公共養老。
老有所養是社會的良心，老無所依是全民族的道德災難，也是我們每個人的后顧之憂。前文提到，即便在我相對落后的老家村莊，老人也不存在溫飽問題，前段時間風行網絡的，有關湖廣地區老人自殺頻頻的文章，在我的老家也罕見。但正如本文開篇，春節前尸體被發現蜷縮在一個土溝里的老人，可見我的老家養老問題同樣嚴峻，主要體現在，年輕人打工老人獨居寂寞無人照料，老人生病后能簡單治就治否則拖到自然死亡。這兩個問題，在城市存在的程度都遠遠低于農村。由于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加之居住星散的地理特征，使這兩個問題尤其嚴重。
經查，目前在城市地區和少數發達地區興起一種“日間照料中心”的概念，集中解決老年人的吃飯和休閑娛樂。在農村地區，村級行政基本癱瘓無事可做，村級小學和辦公區大量閑置，而熱血年代人民公社的概念深入人心，可以因地制宜，探討一種低成本運作的，農村老人養老資金匯總加國家補貼，將農村散居老人（甚至福澤到留守的婦女和兒童）集中居住、飲食和娛樂，并集中提供定期醫療服務，以解決獨居老人的問題。
六、推動以教育平權為核心的城鄉均衡
教育問題如此重要，在起點公平、過程公平、結果公平的方方面面，都居于全社會公平的中樞。中國在數千年的傳統社會，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國家，既體現在儒家的理想社會井田制的淵源，血液里信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歷朝歷代開國之初都試圖均田地抑豪強，但更體現在科舉制度，使整個王朝的人才流動起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很多王朝的多數時期，進士中超過一半來自農耕家庭，貴族論血統論在中國一直市場有限，一旦社會的階層開始板結、貧富分化土地兼并，就是又一輪暴力革命。所以中國國民性一直都不軟弱，在公平問題上，從來厚積薄發熱血搏命。
而當前的社會，以中心城市過度集中社會資源、高房價拉大社會財富鴻溝為標志，社會不公的總量已經極為可觀。這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資源，教育資源集中和高房價甚至互為表里狼狽為奸。
1、拿出勇氣廢掉大城市的高考錄取超國民待遇
過去多年來，以寒門難出貴子、名校僅一成農村生源等話題屢屢熱議，但每一次高考錄取改革都隔靴搔癢，甚至在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等等創新中，使更多的優質資源向權貴階層傾斜，高考改革越改越失衡。最典型的例子，北大清華在北京投放的招生人數、復旦上交在上海投放的招生人數，相對高考生源比例，數十倍于河南、四川。如此明顯違背人人生而平等原則的惡政，輿論界幾乎達成改革共識，政策的操作方法也相當簡單，但高考錄取卻一直維護大城市的既得利益。大城市為何房價高？因為很多人涌入大城市。為何涌入大城市？為了孩子贏在起跑線上。
有很多偏見和短淺的言論維護京滬的錄取傾斜，例如京滬地方財政大量供養了名校，殊不知，名校處于京滬，就是對京滬經濟發展的最大支持。
這里摘錄一段在教育系統任職的同學的ZF提案，他已堅持數年：
“解決現在各省高考考生高等教育受教育權不平等的現狀，需要打破京、滬等地在高考錄取人數上面的特權，宜由部屬高校入手。將部屬高校絕大部分招生名額（具體比例應由專家經過調查作出決定）按各省考生數比例分配，余下的小部分名額用于照顧“老少邊貧”、少數民族聚居地等特殊地區。只要按照各省考生人數分配名額，“就地高考”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即使不能一步到位的將所有部屬高校招生名額按各省考生數分配，也應盡力先將部分部屬高校（尤其是處在京、滬等部屬高校集中、又享有錄取名額分配“特權”的地區之學校）的招生名額分配按照上述原則分配；然后分階段過渡到所有部屬高校。”
2、素質教育的過度提倡，既傷害了教育質量也傷害了教育公平
本次回鄉，拜訪了很多任教或做領導的師友，在學生家長和有責任感的教師心中，素質教育已經背負難堪惡名。
首先，素質教育的提倡和對應試教育的批判，在價值觀上本身就是制度不自信的特定產物，很多名人將中國經濟的落后、科學領域沒有得諾獎等遺憾歸罪于教育系統，但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百度的李彥宏是應試教育的成功者、阿里的馬云是應試教育的犧牲品，但都沒影響他們在創新和知識經濟中引領全球同齡人，包括華為里那些名校IT整班整系錄取的應試教育畢業生，正在創造大寫的“征服”，屠呦呦的獲獎，也打破了中國諾獎的不自信，前沿科學的突破，不是教育制度決定的，而是經濟發展階段的產物，風物長宜放眼量，相信未來會陸續產生在應試教育培養下的中國諾獎得主。
過分的應試教育需要糾偏，但矯枉過正。應試教育也有優勢，扎實的基礎教育、勤奮的學習習慣，這些也是國民財富。我不能不能只看到美國人強調通識教育，更要看到美國經濟居于產業鏈最高端所以只需培養領導人，也要看到美國的制造業體系和工程師體系，越來越被中印的理工科人才掏空。
其次，素質教育及表不及里，強迫中小學生不能在課堂上學習多少課時，然后趕出學校趕回家庭，但考試的錄取競爭沒有變化，于是誕生了一種新經濟：補課班。在老家的集鎮和縣城，以優勝教育、新思維等全國民營培訓連鎖如火如荼，廣告牌已多余地產樓盤，很多學校領導參與教育培訓經營，大量學校老師以擦邊球的形式兼職課外輔導，補課已經成為新常態，換言之，應試教育以社會教育的形式繼續延伸和傳承。這首先導致師德淪喪，部分唯錢是問的老師甚至在課堂上故意不講重要知識點，而引導學生上補習班，教師的社會評價直線下滑，為師不尊拜金至上。其次，這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延伸到基礎教育的受教育權，有錢人的孩子可以上名師輔導班，沒錢的孩子甚至上不起輔導班，進入網吧成為盲流。再次，鋼琴、書法、體操，甚至騎馬、擊劍、游學這些貴族式的教育形式，開始成為各個家庭為孩子傾囊比拼的項目，這既毒害了孩子，也拉大了教育差距。
其三，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但這兩種教育都應該由公共教育來提供，而不是財政縮小應試教育時長，將孩子推向社會。結合農村地區留守兒童集中的現狀，縮短應試教育時長，客觀上貽害了這些留守孩子。合理的教育形式是，拉長學生在學校接受教育的時間，但縮短其中的應試教育課程，由學校開設并拉長素質教育的相關課程。諸如德智體琴棋書法社會活動，這些應該由學校老師來統一提供。這次回鄉還發現的一個現象是，現在老師的福利待遇遠超曾經，一方面工資提升，另一方面教師人數增多，再一方面學生受教育時長縮短，幾個因素下來單個教師的收入/勞動比已經大大提高，收入水平處在當地的絕對上層，更別說社會輔導班收入。因此，應該加大每個教師的教學任務，豐富素質教育的課程，由公共教育統一提供大部分素質教育服務。
3、推動義務教育資源在縣域甚至市域中小學均衡分配
我的老家村莊有重視教育的傳統，隨著打工經濟的興起，讀書無用論曾盛行過一段時間。但讀書依舊改變了村子一些家庭的命運，全隊目前走出3位本科以上學歷畢業生，5位大中專畢業生，2位大專在讀，在工作地位和平均收入上，這一群體明顯高于不讀書的群體。
村子里的小學已經撤校并點過兩輪，如今村里的孩子只有去鎮上念幼兒園和小學；一個堂弟在鎮上念五年級，父母正在考慮是否送到縣城就讀，而轉校費要超過1萬元還不一定能成功，因為城鎮教學質量差別過大，一所稍有名氣的縣小學人數膨漲數倍到了5000人；堂妹念鎮上的初三，各種試卷費教輔費一年居然超過1萬，而我念初三時不過幾百元，相對應的是，鎮初中考上縣城一中（地方名校）的人數卻大不如前，考不上便要交上萬不等的擇校費；縣城一中最新一屆的高一已經膨脹到2500人，而我曾經念書時卻不足千人，出人意料的是學校領導卻憂心忡忡，大量優質生源向成都綿陽流失，在各種錄取政策不公的影響下，每年考上名校的人數越來越少。
現狀是，以教育經費和優質教師為核心的教育資源，加速向超級學校、中心城市集中，與此同時，地方上的教育經費投入也在增長，但教學質量卻斷崖式下跌。
造成教育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基層教師素質下滑嚴重，從能力到責任心雙重不足。90年代很多師范畢業的新教師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00年后的很多新教師無法與前任相比，但隨著教師收入的提升（在老家的鄉村小學教師，月收入也已達4000元，遠超當地公務員收入），教師的職業吸引力正在快速提升，以后最關鍵的因素變成對教師責任心的管控上。
這次回鄉聽聞兩個匪夷所思的例子：
一個小學輔課老師一周僅兩節課程，于是和其他老師協商把一個月的課集中到一天上完，她便長居縣城做著別的工作，一個月到學校上班一天，一年上班9天。另一個學校某班的幾個分科老師，相互協商分工，每個人都同時兼任幾門課的教學任務，集中上完一個月就長期休假撒手輪替給其他老師。基層教師的管控疏松，可見一斑。
造成教育差距的根本原因，是教育經費和優質教師在各級學校之間分配不均。這一現象不僅在農村地區存在，即便在大城市，名小學名初中的分化依然突出，于是有了天價學區房的概念。應該以教育公平為第一原則，因地制宜，所有轄區老師校用縣管或市管，老師在各個學校輪流執行教學任務，每個教師在職業生涯中必須到村鎮一級中學任教數年，以實現縣域或市域教育資源的均衡分布。要實現這一政策，不能依靠地方ZF和教育機關，因為優秀教師會因為地方改革逃往外地，教育資源均衡化需要由國務院和教育部制定適用全國的頂層設計方案。
七、鄉村的回歸：田園荒草萋，瓦屋春鳩鳴
本文已經過長，因為每逢回鄉，情深易斷腸，于是牢騷太盛。
與很多鄉村觀察的悲觀論調不同，我持謹慎樂觀的態度看到鄉村的變化。曾經我也迷惑，鄉村是否會消失，集鎮是否會萎縮，這次的深入思考使我明白一點，中國的特殊國情基礎決定了，鄉村和集鎮，將在至少一代人的周期內長期存在，并生活超過一半的中國人。
因此，關于鄉村和集鎮的發展，國家的政策就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是鼓動農民工買房拋棄村鎮徹底發展大城市，從而進一步拉大中國的貧富鴻溝，最終把中國推入拉美化的不堪境地；還是發揮執政黨的本色，為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利益服務，以發展新型村鎮文明為綱領，將村鎮超過一半的中國人在生活方式和社會福利上，推上城市化的現代生活水平。
如果能實現重視公平、發展村鎮的政策，中國的消費潛力將進一步被激活，以生活水準為核心的階層差距將迅速縮小，高房價對人民的綁架將逐漸化解，中國的國民素質、幸福指數、經濟質量將再上一個臺階，在世界城市化運動的大潮中，也可以避免大城市病，直接跳到“逆城市化”這一浪潮中來。
以上的預期，不僅是道德期望，更是社會形勢內在的規律。
今年春節，早已不務農的媽媽閑不住，扛著鋤頭開墾了一塊菜地，她說不種地難道在家一直閑著。我個人從鄉村走出如今生活在大都市，也許和每個曾經的農家孩子一樣，深刻知道鄉村的各種弊病，但卻無限懷念山水間的田園溫情，逝水流年只可追憶，但卻可以期待，鄉村文明或許能在工業化后重新找到一個愉悅、清新、優雅的姿態。
在整整十年前，我聊以自慰寫過一本從未公開發表的散文體小說《赤腳的田野》，盡管有窮困有痛苦甚至有流血，但我依然頑固的認為農耕時代是人類文明的巔峰，未來的人類是無所不能的，但每個人都將被無情的機器化和符號化，作為一個生命體，在自然中生活的本真樂趣將無處尋覓。摘錄幾段舊書的文字，這是關于鄉村色彩，最本初的記憶：
“村莊在熟睡，清亮的露水在草尖長得飽滿，后山頂最早拉開蚊帳白，接著泛青的櫻桃紅，有飛過青黑的山鷹，再飄過青白的炊煙。炊煙是直的，有時也被風吹彎。煙一縷又一縷縷，劃破了湛藍。有云朵輕得想吸進肺里，有雞公叫雞母叫和斑鳩叫，有摸早的人在震飚也有低吟，有出活的人嘹亮的歌聲。
鳳的門吱呀推開，她打著呵欠摳著眼屎。雞母在抖它的雞毛，雞公在追它的雞母，她從小籃子里抓出碎米“咕咕咕”喂雞，鴨子和雞來搶食，她一邊罵著“起瘟的把你們腦殼砍了”，一邊伸出手清點起數目。大黃狗搖著尾巴跳起腿趴門，隔壁家也輕輕的開了，一個小女娃跳出來清脆的喊了聲“鳳嬸”，然后拿出梳子對著鏡子梳頭，梳完了偏左笑偏右笑，端了張凳子放在階檐，從書包里拿出包了面紙的語文書，就直著小腰板放聲朗讀，聲音甜美得讓人歡喜瞇了。梁間的燕子從窩里飛出來，在電線上撲騰著喳喳叫，跟書聲一起斗嘴，這些聲音在初醒的村子里蕩來蕩去。
鳳在灶屋里飯已煮好，她拿刀咚咚的宰豬草，提潲水進豬圈，“喏喏喏”的喚豬，一窩豬聞聲大叫，前腳蹄子搭在圈門上張嘴等食。忙完這些，她回到寢屋，大聲的叫起自己的男客，還有一個蒙著頭不肯起的小男娃，于是女人罵著太陽都曬屁股了爛箢篼的死人，蠻橫掀開被子抱起他來扔到地壩里，他光著身板穿著窯褲兒蜷縮成一團，任黃狗奔來舔他，含糊的罵著沒有睡夠，晨光便撐開了他的眼。
橙紅的太陽從山尖跳出來，嫩黃潑灑到屋頂、地壩和田野，陽光不熱，地面依舊冰腳。快上課了有小伙伴在吹口哨，小男娃和小女娃刨完飯起身就跑，一左一右的書包飛起來像蜜蜂的翅膀，光著的腳丫啪嗒啪嗒落在泥土路面，和著他們身邊黃狗蹦跳的節拍。
課堂上，破陋的教室里紀律嚴明，稚嫩的女老師抑揚頓挫的領讀，學生們背起小手搖頭晃腦，“鵝，鵝，鵝，曲項向天歌”。待到下課，一窩蜂的散在操壩上和田埂外，扇紙跳繩斗雞捉迷藏。哭聲和笑聲，整個村莊都聽得清，仿佛學校就是村子的心。”
2016/2/22元宵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公眾號“港股那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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