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春節剛剛過去的一段時間里，網絡上特別流行“回鄉記”題材的長短篇文章，甚至還出現了由一位東北記者的返鄉見聞所引發的輿論“官司”。在閱讀和反思這些文字的過程中，我也對自己在家鄉所見所聞的故事進行了梳理，進而尋找這些表象信息背后的深層問題所在，最后得出的結論是：中國鄉村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精神疾患，其核心表現就是金錢崇拜之風日甚，已經“異化了”的消費主義思潮正在對中國基層社會的政治倫理與道德秩序構成強烈的侵蝕，并引發了一系列心理（信仰）危機與社會沖突。
春節前后，是中國人“走親串友”的最佳時機，我便利用這個機會開展了我的假期調研工作。在傾聽各位親朋好友的談話時，我很快就捕捉到了一些“關鍵詞”——發財、賺錢、房子、車子、關系、門路等等，透過這些詞匯及其編制而成的“話語”，人們關于人生價值和成敗得失的觀念得到了清晰的表達。在他們的內心深處，經濟狀況幾乎成為了評價一個人社會地位的唯一標準，而“政治資源”及其連帶而生的社會關系網則被視為獲得經濟利益的最便捷手段；因此，財神爺成為眾神當中最受當地百姓歡迎的神仙，大年初四這一天也因為被命名為“財神日”而變得特別重要（當地在過去根本不存在這種說法）。我偶然聽到一些村民這樣議論到：“現在誰再講什么清正廉潔，誰就是大傻瓜，這個黨和國家（制度）已經爛透了，再為它考慮，還有什么意義？……自己先撈到好處再說嘛，甭管通過什么方式，能搞到錢就是本事”；這些話充分地展現了中國鄉村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與金錢崇拜之風相伴而生，消費主義思潮在中國鄉村社會迅速興起并走向異化，特別是在青少年人群中，這種現象顯得特別突出。社會科學常識告訴我們，金錢財富除了滿足人們的基本生存需求外，其更大的功能可能在于凸顯“社會地位”，原始社會的“夸富宴”應該就是這種觀點的最佳注釋。而如今，生活消費領域的“攀比”已經成為了金錢財富發揮社會功能的主要舞臺，人們不約而同地將那些能夠享受高檔消費的人群視為“成功人士”，并且努力地相互趕超，甚至為了所謂的“面子”而不惜寅吃卯糧，舉債購置各種“炫耀性”家庭資產，比如建設大面積、新樣式的住房（已經出現各種別墅式風格），購買名牌汽車（奧迪、奔馳、寶馬都已經出現）。在很多人看來，不管是從個人享受的角度，還是從獲得社會地位的角度，這些高檔消費都是值得的；當很多人都開始有車有房的時候，車和房的檔次自然就成為了社會地位競爭的有一種標準，這是市場經濟社會的運行規律。此外，伴隨著消費攀比之風的持續升級，金銀首飾開始在當地廣泛流行，很多中老年婦女也效仿年輕女性佩戴各種貴金屬裝飾，人們認為這可以體現其子女的能力與對老人的孝敬。
最引人注目的消費攀比現象發生在青年人的“婚姻締結”過程當中：近些年來，當地的從定親彩禮標準不斷提高，從十多年前的兩三萬已經上升到目前的十萬左右，所謂的“萬紫千紅一片綠”（人民幣的各種顏色）就是對這個數字的形象統計，而在正式迎親之前，“一動不動”（即房子和汽車）幾乎成為必備的前提。按照當地的說法，在這個問題上，誰也不能降低要求，不然就顯得自家女兒“不值錢”，所以即使感覺不應該為難親家，也不得不先提要求，然后再將彩禮陪嫁過去。更有意思的是，山東很多地方自古就有的傳統——當老人66歲、73歲時（據說因為圣人孔子活到了73歲），近親就會送肉和魚，以示祝?！缃褚呀浹葑兂蔀椤八湾X”儀式，人們會在自家的老人到這兩個年齡時邀請親朋好友前來聚會，接收數額不等的現金禮物，并備下豐盛的演戲接待他們；而在攀比心理的作用下，這項禮物的數額和宴席的標準都不斷被抬高，已成為很多家庭的“社交負擔”。同時，還有村民向我反映了一個更值得玩味的消息：從最近兩年起，當地的葬禮上出現了“雇人哭喪”的現象，即通過花錢找人代替自己向死去的親屬“專業性”表達悼念和哀傷，這不僅可以營造葬禮的氣氛，還能“彰顯”雇傭者的特殊身份，這樣一種最新的“消費形式”背后仍然隱藏有社會地位競爭的影子，而且，金錢在這中間再一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金錢崇拜和消費攀比風潮的雙重影響之下，“經濟壓力”成為了中國鄉村民眾的普遍感受，人們的日常生活因此遭受了重大的影響，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間經常會因為經濟利益而產生各種形式的糾葛。比如妻子抱怨丈夫沒本事，甚至直接罵其“廢物”的現象越來越普遍；而圍繞老人供養等問題而出現的家庭沖突更是屢見不鮮，這些矛盾不僅發生在老人與子女之間，而且還會發生在老人的不同子女之間，他們很容易因“揣度”自己在供養老人方面“吃虧”而對其他兄弟姐妹產生不信任，進而導致一些家庭沖突。在這種嚴峻情勢的提示下，加之當地的“男性擇偶難”問題已經顯現，自古以來追求“多子多?！钡纳綎|人也開始對這一傳統信仰產生動搖，絕大多數年輕人都變得“恐懼多子”；這主要體現在已經生育一個女孩的家庭大多都是義無反顧的準備生育二胎，而已經生育一個男孩的家庭大多都為是否生育二胎而左右為難。我調查得知，已經有夫妻因為已經生育了一個男孩，而又發現二胎也是男嬰，最后選擇墮胎，他們說“要么再生一個女孩，要么不再要二胎，但絕不接受再生一個男孩”。看到這些，想起十多年之前當地普遍發生的“墮胎女嬰”現象，我們似乎看到了“自然規律不可戰勝”這樣種古訓的魅力，十分值得世人警醒。
由于中國鄉村已經深受嚴重精神疾患的困擾，導致其政治生活也變得暮氣沉沉，其典型的表現就是，基層干部已經毫無信仰，淪為赤裸裸的“牟利型經紀人”；他們內心深處已經沒有任何政治倫理和道德廉恥的生存空間，而只有“一切向錢看”的價值導向在發揮作用。有朋友向我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N村里有村民在外地打工期間去世了，村干部參與了關于經濟賠償的交涉工作，但最后將討要回來的“人命錢”扣留了兩萬，以作為自己的工作報酬；村民們普遍認為這有違社會倫理，但同時又認為“誰當官都是為了錢嘛！”似乎又默認了其行為的“合法性”。轉換一個視角來看，我們似乎可以發現：絕大多數的普通村民其實都是潛在的腐敗分子，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當官同樣會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在這種頑強的“腐敗文化”下，國家強力推行的所謂“反腐”運動已經成為了“更換腐敗血液”的一種方式，而斷無可能改變腐敗本身。與此同時，鄉村社會的精神疾患還影響到了當地的經濟事務；由于幾乎所有人都已經為經濟利益所俘獲，村莊幾乎不再存在任何“共識”，導致很多公共事務都難以順利展開，維持現狀成為了一種頗為無奈的選擇。比如，過去根據人口變遷進行土地調整的慣例已經被打破，而受到現行土地制度的制約，自由市場又難以發揮作用，由此導致很多地方的土地利用效率極其低下，既難以統一規劃，又難以進行市場流轉。
在當前中國的廣大鄉村社會，人們的精神世界已經變得日益“單純”，除了物質利益，他們好像再也難以找到值得追求的東西，而利益天然具有“稀缺性”且極易引發對抗性社會競爭，這必然帶來社會沖突的加劇。當既有的政治體制不僅不能順利化解這些沖突，而且還因為自身的腐敗而制造出更多的“不公正”之時，既有社會秩序的維持就會變得格外艱難，或者演化成為一種受“叢林法則”支配的動物世界。在這樣的生活世界里面，真正意義上的權威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以暴力為后盾的各種權力，因此，社會倫理的重建注定十分艱難，這一方面引發了所謂社會“原子化”的危機，而另一方面又為新的“卡里斯馬”人物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心理基礎。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當地開始出現了一種政治傳言：社會貧富差距已經太大了，上面的領導人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只能再搞平均化，所以，毛主席的路線又要來了，上面要對有錢人“削尖”……透過這些信息，我們驚訝的發現，在中國鄉村廣大民眾的內心世界里，這個國家只有兩個選擇——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要么搞平均主義，要么就接受兩極分化，而學界所討論的西方憲政民主根本沒有進入他們的視野之內，他們也不相信這個國家能夠擺脫“平均主義”和“兩極分化”的歷史循環。
孫立平先生曾指出，“上一輪改革后期形成的這種權貴體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成為現在中國社會面對的基本問題，是橫在中國社會進步道路上的一堵墻，或者說，也是這場改革的最大阻力之所在；不撼動這堵墻，別的都無從談起，所有的路都在墻后；而看改革的勢，這是一個基本的背景和思路”。我對這個觀點持高度認可的態度，但同時還想補充一點：鄉村基層社會雖然不是改革的阻力，但也不太可能成為改革的健康動力，真誠的改革者在推動真正意義的改革過程中應該時刻防范“倒退”的發生，因為中國基層社會已經具備了“文革的基因”，它一旦迅速生長，就會給中國帶來無窮的災難。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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