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5%的涉黑樣本村官屬于由“紅”變“黑”型；42.5%的涉黑村官是靠暴力或賄選等不正常手段來獲取了農村政治的治理權。
一場打擊農村黑惡勢力的專項行動正在全國多個省市開展。
不久前，中組部、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印發了《關于在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進一步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的通知》。通知里明確要求，“特別要集中力量查處群眾反映強烈的涉黑涉惡案件”。
該文件將其中的一個問題指向了村官涉黑涉惡。然而，涉黑村官是如何當選村干部的？什么樣的村子容易涉黑？村官們又是怎樣與黑惡勢力勾連牟利？南方周末以既有的農村涉黑判決書為樣本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在司法公開的背景下，截至2014年7月22日，南方周末記者一共提取了自1992年至今的146份網絡可查的農村涉黑的判決書。這些判決書一共來自全國18個省（直轄市），判決書中均明確以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定罪。雖然不能概括農村涉黑的全貌，但也能管窺農村涉黑的生態。
樣本統計顯示，在農村涉黑案件中，約有三成村官參與涉黑。涉黑村官中，22.5%的村官是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包裝而成的；67.5%的村官上任后，為了控制鄉村搖身一變成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頭目；還有一些黑社會性質組織替村官打擊政治對手，干預農村村官的選舉。
從罪名來看，除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之外，涉及命案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件占15%。其他定罪罪名出現頻率比較高的有：尋釁滋事占83%、敲詐勒索占80%、聚眾斗毆占31%、非法拘禁占26%。
67.5%的涉黑樣本村官屬于由“紅”變“黑”
2014年7月23日，被指控為農村黑社會性質頭目的舒建軍在武漢市中院受審。檢方指控：8年前，他帶領黑社會性質組織團伙在村委會選舉的前一天將一名農村村委會主任候選人砍死。
事實上，農村選舉不僅被黑惡勢力干預，有一些村官則直接蛻變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頭目。
多名研究者也認為：現階段我國農村政權組織涉黑化傾向明顯。樣本中，村官涉黑形式有兩種，一種是村官蛻變成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一種是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被包裝成村干部。
研究者將前者稱為“由紅變黑型”，后者則被稱為“由黑變紅型”。南方周末記者分析樣本后發現，22.5%的村官屬于由黑變紅型，67.5%的村官屬于由紅變黑型。那么這些涉黑組織的頭目是如何當選村官的呢？樣本顯示，42.5%的涉黑村官是靠暴力或賄選等不正常手段來獲取農村政治的治理權。
一些“兩勞”釋放人員刑滿釋放、解除勞教后，拉攏村里的閑散人等和一些“狠角色”形成黑社會性質組織。之后再依靠黑社會性質組織控制選舉，然后用暴力手段打擊競爭對手，對有選舉權的村民進行暴力和賄賂并用的策略。當選村官后，再向“保護傘”行賄，以尋求庇護。
2012年5月被判刑的楊需權就是“由黑變紅型”的村官。身為兩勞釋放人員的楊需權，因為勢力大而當上了河南省鞏義市魯莊鎮外河村的村主任。有證人在法庭指控，在成為村主任之前，楊需權就是鞏義市的“黑社會大哥”。
司法文書顯示，廣州市白云區鐘落潭村的村主任和村支書也是“由黑變紅型”的村官。該村村主任朱健康和村支書曾令展在上任之前都是村里黑惡勢力的領頭人。“在選舉時，他們會派手下到每家每戶派一袋米、一支食用油或每名有選舉權的村民100元，然后將村民的選民證沒收，在選舉當天安排手下憑選民證領取選票，填寫兩人的名字。”村民們說，如果村民不選他們二人，曾令展就會指令弟弟曾令洲使用各種手段脅迫村民就范。
有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甚至還幫助村官進行選舉。綽號“白眼良云”的吳良云是浙江溫州鹿城區七都街道人，曾因搶劫罪和故意傷害罪入獄。刑滿釋放后吳良云收買、拉攏七都街道六個村的刑滿釋放人員及社會閑散人員組成了黑社會性質團伙。
2011年初，吳良云派手下干預農村選舉，使與自己關系較好的候選人唐長星當上了七都街道板橋村委會主任。判決書顯示：“吳良云的手下利用其組織淫威、強勢地位插手基層村民自治組織選舉”。為了確保選舉萬無一失，在選舉時吳良云還派手下打擊報復不支持唐長星當村委會主任的村民。除此之外，吳還糾集了十余人前往選舉現場為唐長星助威。
更多村官涉黑走的是“由紅變黑型”的路線，甚至連“國家級文明村”、“全國民主法制示范村”里的“省人大代表”擔任的村官也墜入涉黑案件。
比如，河南鄭州金水區柳林鎮馬頭崗村的村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花二軍不僅是河南省人大代表、河南省勞動模范，還頭頂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等耀眼光環，竟然也是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
包括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在內，判決書上一共列舉了花二軍的11種罪名。自1994年以來，花二軍網羅馬頭崗及周邊地區“兩勞”釋放和社會閑散人員，大肆進行違法犯罪活動，逐漸形成了以花二軍為首，以其他四名村干部為骨干的黑社會性質組織。
2008年底，為了使自己連任村干部，花二軍糾集數十名“兩勞”釋放人員和社會閑散人員在選舉現場對村民進行威脅。為了起到真正的震懾作用，花甚至還將120急救車停在了選舉現場。
78%的涉黑樣本村官壟斷行業或市場
不管是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自己做村干部，還是村干部利用黑社會性質組織控制農村，他們一方面通過暴力和賄選的手段獲得農村政治的控制權。另一方面，等黑惡勢力上臺后，再利用壟斷、職務侵占甚至開設黃賭毒場所來回饋黑社會性質組織。
從樣本中的涉黑內容來看，農村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主要斂財手段是壟斷某行業或某區域市場，涉及78%的涉黑村官；80%的涉黑村官參與敲詐勒索；31%的涉黑村官搶占農民土地和開設賭場牟利；19%的涉黑村官涉及貪污或職務侵占；12%的涉黑村官涉及非法開采當地資源；甚至還有10%和7%的涉黑村官分別組織、保護賣淫和制作、販賣毒品。
黑惡勢力不僅可以用暴力手段控制村委會，還以上訪來逼迫村支書下臺。河南商丘虞城縣宋集鄉馬店村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為了掌控村委會，其頭目馬明輝便帶著骨干分子到商丘市睢陽區檢察院舉報村支書劉某的貪污問題。但是劉某的問題并未達到刑事立案的標準。為了逼迫檢察院追究劉某的刑事責任，馬明輝等人先后到多地打條幅上訪。
廣州市荔灣區石圍塘街山村有8名村干部參加同一個黑社會性質組織，其中有三任村支書。這個黑社會性質組織是圍繞南方茶葉市場建立的，該市場是全國最大的茶葉專業批發市場和集散地。
這個陣容龐大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打著為村民謀福利的幌子，用暴力手段獲得了南方茶葉市場及周邊市場的管理權并壟斷了茶葉搬運業務。之后，該組織開始抬高搬運費。違法所得被用于支持該黑社會組織的生存，這些錢還被用來支付組織成員被公安機關羈押的“安家”費、傷害他人的“補償費”等。
盤踞在南方茶葉市場的這個黑社會性質組織，存活了16年，歷任三屆村支書都紛紛參與涉黑。2013年8月，這個黑惡勢力團伙被廣州警方搗毀。
長期被黑社會性質組織控制的農村，還有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區鴨園鎮向陽村。自1992年以來，向陽村的村主任王平以向陽村村委會及其虛報注冊資本成立的嘉豐藥業公司為依托，以其家族成員及原向陽村村委會副書記牟志勇、社會閑散人員為骨干成員，形成了人數較多的黑社會性質組織。
在向陽村，王平私設公堂，利用黑惡勢力管理村務。法院審理查明，1992年秋，向陽村村民王剛志家柴禾堆被點燃，村干部王平懷疑是該村村民唐家和、李俊杰二人所為。兩人被帶到村部，在刑訊逼供下，被迫承認縱火，交了罰款后才被放回。2000年，王平采用威脅等暴力手段，以市場價四分之一的價格從村民手中購得落地松6萬多株。
除了強迫交易，王平最主要的斂財手段是依靠村主任的身份貪污。在1999年至2003年之間，王平通過村主任的身份以各種名義侵占集體財產一百多萬。
廣東省揭陽市揭西縣鳳江鎮陽夏鄉巷口埔村，有村支書參與的黑社會性質組織不僅在鎮上開設賭場放高利貸，還壟斷了全鎮的鹽業銷售。
2010年5月，村支書和弟弟兩人非法獲得了鳳江鎮食鹽代理點資格。之后，他們指使組織成員持槍在鎮上的道路上毆打、扣押運鹽經過的相關人員。最終，迫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淫威，賣鹽的小販都退出了鹽業市場。
資源搶奪型涉黑占35%
從樣本來看，村官參與涉黑最早的案例出現在1992年。樣本中村官涉黑的農村主要分布在沿海、城郊或是礦產、人文資源豐富的地區。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涉黑的村子中資源型涉黑占35%，屬于城郊或沿海的區位型涉黑占55%，當然這兩者也有一定的交叉。
對于那些既沒有資源優勢又沒有區位優勢的村子，村官涉黑也并非無利可圖。樣本顯示這類村官參與涉黑的農村占17.5%的比例，他們涉黑是為了搶占一系列的惠民工程或成立商業組織套取國家下鄉的項目款。
村官參與的農村黑社會性質組織幾乎都是“靠山吃山、靠地吃地”。還有福建、河南、廣東多地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成立僅僅是為了壟斷沙縣小吃的原料供應。
北京市密云縣河南寨鎮平頭村，地處潮白河岸邊，與懷柔區、順義區交界，擁有非常豐富和優質的砂石資源。為了壟斷該地區的采砂權，平頭村的村支書王曉雷與競爭者發生糾紛。雙方約定以武力決定勝負。為了應戰，村支書王曉雷派出二十多人，分別持鎬把等兇器駕駛多臺車輛趕到約定地點，用車撞擊對方的轎車，接著用鎬把、鐵管、砍刀猛砸亂砍。最終，對方被嚇跑，王曉雷取得了砂石的控制權。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發現，利益是農村村官涉黑的主要動力。他也把農村以二八開分為了兩大類：即有資源的村莊（不足20%）和沒有資源的村莊（占80%以上）。有資源的村莊又可進一步劃分為擁有煤炭、水利等公共資源的村莊和城郊或者沿海發達地區擁有土地資源的村莊。
在擁有公共資源的村莊，為了爭奪公共資源，各種力量就會介入。“因為有利益，帶有黑社會色彩的力量通過進入村干部這個渠道獲得公共資源，或者村干部為了獲得公共資源，最后涉黑，這種情況就比較普遍。”賀雪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而土地資源型的村莊利益更大。村干部有機會深度掌控農村非農集體土地的管理權，城市要征地就要和農民談判，村干部就是很重要的中介人。因為涉及的利益無比巨大，就引起各方對這種利益的爭奪。
賀雪峰還發現，有些村干部涉黑也很無奈。面對釘子戶，村干部的工作很難做，有時候就會動用黑社會性質組織，用威脅或者暴力的方式把地征過來。
“快速的土地城市化的過程，產生了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其中又涉及一些灰色地帶，黑社會性質組織就有加入的空間。”賀認為，這種類型的村官涉黑和法治沒有關系，“只是和突然出現的巨大的利益有關系”。
事實上，也并非所有的村官會為了利益涉黑賄選。2013年，賀雪峰的團隊在浙江紹興一個擁有4家上市公司的鎮上調研。這個經濟強鎮，村干部真正涉黑的卻很少。“比例不超過一成。但是賄選就比較嚴重，幾乎100%都是賄選。”賀雪峰認為，這個鎮上村官賄選并非是有利益上的訴求，“他希望通過選舉當上村干部再當選人大代表，增加他在政治上的發言權”。
（南方周末實習生邵克、朱亮韜、解天對本文亦有貢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方周末 2014-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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