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誰來種地？豫南、湘西山區耕地拋荒比近1/4
誰來種地，是一個大的問題。
根據7月2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聯合發布的《中國農村發展報告》（2017） ，占農民工總量49.7%的新生代農民工基本沒有參加過農業生產且早已習慣城鎮生活，不會種地也不愿種地。再加上務農收益較低和耕地細碎化，一些地方開始出現拋荒，在河南南部、湖南西部的山區耕地拋荒比例接近1/4。
21世紀報道記者獲悉，在農村種地養活自己很難，掙錢更難。原因是，像一畝稻谷和小麥毛去掉成本后的純收入不會超過1000元，10畝收入不會超過1萬元，但是如果到工廠做工的話，每月兩三千的收入，則每年有數萬元的收入。這是農村很多居民愿意將土地流轉，然后進廠打工的原因。
報告指出，因為種地收入低，農村的土地大量被轉包，中國農地流轉市場發展迅速，截止2016年底，發生流轉耕地面積占比為35%，全國超過1/3的耕地發生了流轉。
當前土地流轉存在兩個增加，一是承包權不發生變更的流轉在增加，二是突破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限制的流轉在增加。轉包、出租和股份合作三種流轉形式的土地承包權都不發生變化，2015年河北等7省總體來看，三種形式合計占比86.22%，到2016年小幅增加到86.38%，即超過85%的流轉耕地在流轉時承包權不發生變化。在“三權分置”框架下，這三種形式都可以歸類為“經營權”的流轉。
在那些由村外戶籍經營主體經營的流轉土地中，有16%的土地是被本鄉鎮外的經營主體經營，其他84%由本鄉其他村的經營主體耕種。河北等7省總體來看，2015年所有流轉土地中有61.71%的土地簽訂了流轉合同，到2016年進一步增加到65.78%。
《中國農村發展報告》（2017）總報告指出，除了上述誰來種地的問題需要解決外，當前農村還有其他七大挑戰。這七大挑戰是：
一、高成本嚴重損害農業競爭力。2005-2015年，中國三種糧食每畝總成本平均每年上漲9.7%，其中人工成本年均上漲11.0%，土地成本年均上漲13.5%，均遠高于同期農林牧漁業增加值年均增長率（4.4%）和谷物生產者價格指數年均上漲率（4.8%）。高生產成本推高了糧食價格、降低了農業經營收益，損害了農業競爭力。
二、農業機械化亟待轉型升級。自2011年以來，大中型農機具數量和機械作業費增速“雙回落”，而且近年來小型拖拉機的絕對數量連續減少。這意味著，中國大中型農機具數量正在趨于飽和，農機作業市場競爭日益充分，農業機械化面臨轉型壓力。
三、農業規模經營面臨巨大挑戰。2015年底，經營耕地10畝以下的農戶數量仍然多達2.1億戶，占全部農戶的79.6%。2016年全國土地流轉面積為4.71億畝，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積的比重為35.1%，僅比上年提高1.8個百分點，遠低于2012～2014年4個百分點以上的年均增速，一些農民想出租土地卻沒人承接。
四、農民增收的壓力不斷增加。由于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而且農業經營效益進入下行通道，農民增收的務農、務工這兩大傳統動力有所減弱，加上財產性收入短期難以有明顯增加（2016年僅占2.2%），依靠轉移凈收入來支撐農民收入增長也不太現實，農民增收難度日益加大。
五、農村資源資產浪費嚴重。當前農村居民點空閑和閑置用地面積約多達3000萬畝。2000年-2011年，在全國農村人口減少1.33 億人的情況下，農村居民點用地反而增加了3045萬畝。而且，每年因農村人口轉變為城鎮居民而新增農村閑置住房5.94億平方米、折合市場價值約4000億元。
六、農村生態環境亟待改善。不科學的經營管理理念和落后的生產方式，比如化肥、農藥、農膜的過量使用，再加上全國每年38億噸的畜禽糞污產生量，導致中國的農業面源污染十分嚴重。而且，近年來隨著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污染問題也日益突出。
七、鄉村治理模式仍需創新。農業組織形式和生產方式的轉變要求創新鄉村治理機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村股份合作經濟組織與“村兩委”的關系亟待理順。鄉村治理機制如何適應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農村社區化的值得注意。
《中國農村發展報告》（2017）總報告認為，新時期，加快農村全面轉型，必須全面激活要素、市場和主體，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促進城鄉資源要素雙向流動，激發農村發展活力和新動能。然而，受傳統觀念和體制的束縛，在加快農村全面轉型、激發農村發展活力的過程中，目前仍存在一些思想認識、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和政策障礙。
具體來看，在思想認識方面，一是擔心農民離農退地會影響社會穩定，二是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誤解，三是誤將土地流轉等同于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四是對國家糧食安全的認識有待深化，五是對工商資本下鄉的認識存在偏頗。
在體制機制方面，一是各項改革分頭管理、條塊推進的方式，影響了改革的整體效果；二是農村改革的連貫性、系統性不足，增加了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難度，三是改革的行政性較強且容錯機制不健全，束縛了基層創新的積極性。在法律法規方面，一方面是有些禁止性規定已經不合時宜，亟待修改，另一方面是一些指導性的法律法規建設滯后，仍需健全。在政策方面，主要是現行的一些政策實際上限制了農村資源資產的流動性，束縛了農村內生活力的發揮。
《中國農村發展報告》（2017）總報告認為，新階段激發農村發展活力和新動能，促進農村全面發展和繁榮，需要重點做好五大方面的工作：
一、提高農村資源資產的流動性，探索農村土地國家收儲制度。包括探索進城落戶農民農村承包地、宅基地以及其他資源資產的市場化退出機制；擴大農村土地轉讓的市場半徑，在條件允許的部分地區，嘗試農村資源資產跨集體轉讓；探索農村土地的國家贖買收儲制度，將農村土地性質轉變為國有等。
二、加快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包括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賦予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更多權利權能；協同推進各種集體資源資產的產權制度改革；多種方式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做好有關改革發展的配套保障工作等。
三、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保障農村發展全面轉型。首先要強化新型農業經營和服務主體的作用；其次應提高土地經營權流轉的穩定性；再次是加快創新農業規模經營實現方式；最后要引導小農生產進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
四、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競爭力和經營效益。這要從降低農業生產成本、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提升農產品品質、促進一二三產融合等方面發力。
五、完善支持保護政策，促進農業農村持續穩定發展。一方面要創新財政支農方式，另一方要健全農業保險制度。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21世紀經濟報道 2017-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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