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從根本上說，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功故事，但現在，中國必須考慮改變發展模式了，此前香港爆發的抗議活動僅僅反映了中國城市所面臨的問題中的一部分，這些城市在發展過程中變得日益復雜，中國成功的城市化改造面臨著新的挑戰，采取措施或許勢在必行。
香港爆發的抗議活動僅僅反映了中國城市所面臨的問題中的一部分。這些城市在發展過程中變得日益復雜。在短短四十年的時間里，中國城市化比例就從17.4%上升至55.6%，城市居民增加了近6億。這一過程還遠未結束：聯合國發表的預測指出，在未來20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將再增加2.5億，而與此同時全國人口增長緩慢甚至停滯。
整體而言，中國的城市化進行得極為成功。隨著這場以香港為先鋒軍的城市化潮流不斷向前推進，中國變得更加富足，其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額從1995年的2%躍升至2012年的12%。
人口在1000萬以上的超大城市，中國有四個。早在新中國成立的幾十年之前，上海就已經是一座國際化都市，它的人口自2000年以來激增近50%，古都北京和南部商業及工業中心廣州的人口增長幾乎與上海一樣快。聯合國的增長預測指出，未來將加入超大城市行列的還將包括重慶、天津和成都。
深圳是中國目前四座超大城市之一，它是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的一個縮影。在我30年前到訪深圳時，它還是一個毗鄰香港的小漁村，只有幾家工廠。在鄧小平推行的第一輪現代化政策中，深圳成為重點。1979年，它的人口在3萬左右，現在這是一座擁有1,300萬人口的繁華大都市，過去10年中人口增長了56%。它的崛起如此迅速，而且就發生在不久之前，以至于亞洲協會(Asia Society)將它稱為“一座沒有歷史的城市”。
過去30年里，深圳不僅人口大幅增長，而且它已發展得非常繁榮，我最近到深圳的旅行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與發展中國家往往被貧民窟包圍的窮困城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城市的發展與19世紀英國的情況非常相似，都是以快速發展制造業和貿易為依托。這使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有別于印度。在印度，GDP中制造業所占比例只相當于中國的一半。
在城市化進程中，中國城市與全球經濟的聯系更為緊密，它的人民可以融入全球的潮流趨勢，并更加富裕。這正是較早之前在香港發生的情況，最近它的局勢有些動蕩。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大部分主要城市陷入人口幾乎停止增長的狀態，僅有的那點增長也是由外來移民帶動的。出生率直線下降以及經濟普遍疲軟的歐洲和北美大城市幾乎不可能輕率地另辟蹊徑，它們更關心盡力保持其歷史發展的慣性。西方沒有任何一座城市——包括休斯頓和達拉斯-沃斯堡在內——能像中國的城市那樣活力四射。
中國的城市經濟危機近在眼前
目前，隨著中國出口拉動型經濟的增速放緩，中國成功的城市化改造面臨一個挑戰。勞動力成本正在飆升，青壯年中接受了大學教育的人數是10年前的約四倍，他們對工廠的工作毫無興趣。同時，很多中國最成功最有才干的人士正想辦法到國外生活。根據一項調查，中國三分之二的有錢人在考慮移民海外。
中國沿海城市的用工荒現象最為突出，這里集中了大多數的城市人口。勞動力較為廉價的西部內陸城市，例如重慶和成都，對這些沿海城市構成的競爭日益激烈。但即使是內陸城市也在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這迫使公司以學生工填補空缺，而這些學生工未必都是自愿來打工的。紡織業等勞動力密集型行業中，來自勞動力較廉價地區，例如越南、印尼和孟加拉的競爭也在加劇。
中國政府最近對跨國公司進行了一連串打擊，指控它們行賄及違反反壟斷法，這會使情況惡化。政府出于政治原因決定打壓的這些公司恰恰在中國的出口貿易中占據了一半份額。諷刺的是，相比大多數西方人，中國公眾對大公司更有好感，而現在，隨著外國公司尋找更為安全的避風港，例如墨西哥，或撤回美國，中國面臨著投資低迷的局面。
應對這一挑戰的合理解決方案，尤其對于中國沿海城市來說，是向價值鏈上游轉移，很大程度上與香港和新加坡已經做的事情類似。這意味著提高對金融、商業服務和科技行業的依賴。例如，深圳將硅谷視為榜樣。但他們這些努力所發生的城市環境與加州郊外車庫中孕育出來的那種環境截然不同。相反，我們看到代表性的龐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馬了，例如靠近深圳主要港口、面積15平方公里的前海合作區。這片開發區希望吸引來自成本高昂、眼下局勢也較不穩定的香港的服務業和科技企業。
但在很多情況下，高價值行業依賴的是可以暢通獲取的信息，而中國政府將此視為破壞其政治秩序的一個威脅。中國構建的互聯網高墻變得越來越難以逾越，這對當地的知識工作者而言是不利的。
健康和人口
中國不僅正在實現城市化，而且是在密度極高的水平上實現的，中國所有新增樓面面積中，只有4-6%是獨戶住宅。甚至在城市外圍的郊區，也很少見到低層公寓樓，獨戶住宅更少了，大多數建筑，尤其是為農村移居城市者建造的房屋，都是低規格的，樓與樓的間距如此之小，以至于有些情況下一棟樓里的住戶可以和對面樓里的住戶握手。
這產生了一系列的健康問題。中國最近的一項調查指出，高密度的城市建筑，已經導致了肥胖人數的上升，尤其在年輕人中間，他們鍛煉得更少，而坐在桌子前的時間更多。中風和心臟病在死亡原因中位居前列。
或許城市化加劇的最眾人皆知結果在任何窗戶外面就看到：無處不在的空氣污染。北京和上海均排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大城市之列，僅次于印度德里。這個問題變得如此嚴重，已經引發了民眾自發的抗議活動，他們中的很多人把矛頭直指在上海、大連和杭州等城市周邊新建的工廠以及其他設施。
更嚴重的是對人口出生率的影響。即使政府放寬了長期以來一直執行的獨生子女政策，但中國高密度人口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拖這個國家的后腿。高密度人口與低出生率之間的關系在擁擠程度相當的新加坡、臺灣和香港同樣能夠見到，而這幾個地區的政府當局并沒有對生育一個以上的孩子進行限制。在香港，約有45%的中產階級夫妻已經決定不要孩子，這并不讓人意外，因為目前在香港撫育一個孩子的成本估計超過了70萬美元，是美國的兩倍多。
與收入相比的高昂物價以及人口稠密的環境，中國城市似乎在效仿同樣的模式，而這種模式隨著時間流逝幾乎肯定會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因為老齡人口增加，而勞動人口減少。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人口統計學家加文·瓊斯(Gavin Jones)指出，新加坡女性的生育率已經降至0.7，是有歷史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之一，遠遠低于“至少一個孩子”的強制性要求，幾乎達不到保持當前人口水平所需數字的三分之一。整體來看，中國城市的生育率只有低得可憐的1.08。
未來
我們不應將香港當前的動蕩局勢視作是一個異常的例子，而要了解到，這個前英國殖民地面臨的很多問題正被其市民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中國內地也是同樣。隨著城市的中產階級不斷發展壯大，土地價格飆升，它們需要在價值鏈上向上移動，但在一個奉行威權主義的體制下，這是很難做到的。
雖然威權主義結構在一個工業化城市中可能非常奏效，但在更加依賴于信息的經濟中，它們沒有那么有效，在信息化經濟的時代，公司需要根據快速變化的態度和趨勢做出調整。這里的問題在于，在一個威權主義國家，對于信息的控制往往被認為是強制性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在一個依賴于信息的經濟體中，這就像是開著一輛汽油中摻了水的汽車。同時，人口稠密的都市生活對健康造成的影響以及周邊鄉村地區的大范圍污染，使中國很多最大型城市成為反面教材，這些城市不僅被迫與更為開放的經濟體競爭，還要與發展中國家里那些成本較低的城市競爭。
從根本上說，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功故事，但現在，中國必須考慮改變發展模式了，或許可以想想密度較低而更為分散的發展模式。一個積極的跡象是中國的較小型城市，尤其是西部地區的那些城市，在中國政府的扶持下，現在正以超過大城市的速度發展著。最近發布的2014年人口估算顯示，上海和北京的年度增長率雙雙下降。
畢竟，轉向分散的發展模式——既在地區內部，也在不同地區之間——可以產生很多積極的影響。它能讓人們擁有更多的居住空間，如果就業崗位也能分散，使通勤時間減少，人們可以更快到達辦公室，那么節省的時間和能源隨之而來會帶來諸多益處。這對家庭和孩子都會有很大幫助，因為減少了父母外出打工的需要，而現在這種模式導致每五個中國家庭中就有一個處于異地分離的狀態。
很明顯，中國需要新的模式，這種模式不僅致力于讓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而且要讓其更加人性化。如果中國政府希望避免其人口在未來日益老齡化、異地分離且健康程度不斷下降，采取措施或許勢在必行。
延伸閱讀
十五年中國城市折騰史
北京人在感慨小時候奔跑的胡同、藍天下的鴿哨，上海人在懷念石庫門，成都人在想念茶館，廣州人在保衛騎樓。拆遷、造古 、克隆 、辦節 、評獎 、治堵 ，城市化的利與弊、得與失在這十五年中涌現，城市生活的浮沉、城市價值的臧否、城市與人的關系，也在這十五年中成為討論的主流。
1998年的中國，直轄市增至4座，總的城市數量也由新中國成立時的百余座增至660余座。
2013年，中國城市數量為658座。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三大經濟圈托舉出三組城市群，而城市人口也在2011年首次超過農村人口。
我們重排中國城市榜。不看它們的魅力，而看它們的異化。看這十五年來，它們都在做什么，現在又變成了什么樣。
合并
縣升格為市，繼而被地級市合并為區，而地級市之間則不斷兼并重組。
1998年，中國城市版圖最大的變化是，重慶直轄。最年輕的直轄市重慶，直接吞掉了之前與它同級別的另外幾個地級市，萬縣市、涪陵市、黔江地區以及遠在兩百多公里之外的萬州市。
另一種合并是將下屬縣或縣級市調整為區。無錫把錫山劃入市區，蘇州把吳縣劃入市區，這是長三角的城市升級。番禺、花都進入廣州，江門吃掉新會，這是珠三角的組團節奏。這些合并往往是下屬為上級提供發展腹地，成為工業建設、房產開發的資源庫。
最大數量的城市合并，恐怕要算佛山、南海、順德、三水、高明五市合并，是2002年廣東版圖上的大事，至今仍對區域經濟產生巨大影響。量級相當的城市合并，無疑是因為更大的企圖心。2013年年初，揭陽、汕頭、潮州又掀起了討論三市合并的話題，三市早就有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舉措，而潮州市市長李慶雄說得明白：“建議三地合并后，盡早向國家爭取升為副省級城市。”
改名
隨著合并，城市的名字自然成為提綱挈領的標志。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大學之間的合并改名。多年前，四川大學和成都科技大學合并，兩所都是知名高校，最終定名為四川聯合大學，不倫不類。再過數年，默默地改回四川大學，誰兼并了誰的話題無人再提。接下來合并四川大學和華西醫科大學，此時的川大已經體量大得驚人，華西醫順理成章成為川大華西醫學院。
和大學一樣，城市間的合并，名字不僅僅代表著歷史，更代表著體制博弈間的妥協和齟齬。
2010年，襄樊市更名為襄陽市。襄樊之名原本來自1983年襄陽與樊城合并，兩座城市都是歷史名城。如今又改回襄陽市，樊城這個名字終于成為襄陽的一個區。2001年，地級市淮陰合并了縣級市淮安，新城市用了淮安這個名字，而“老淮安”則被改名為楚州區。
名字既是地位的象征，也是歷史的記憶，當然也是經濟的源泉。2001年，中甸變為香格里拉，通什市更名為五指山市；2007年，思茅變成普洱；而仁懷市已經連續數年在爭取更名為茅臺市。湖南的新晃和貴州的赫章、水城在爭奪夜郎，新鄭欲改名軒轅，安順想改名黃果樹。以當地的山水風土物產為城市名稱，透露出的是明晃晃而又粗鄙的旅游經濟思維。
拆遷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幾乎可以縮寫為拆遷兩個字。大大的拆字畫上一個圓圈，伴隨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長，也成為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城市符號和藝術表達方式。
北京人在感慨小時候奔跑的胡同、藍天下的鴿哨，上海人在懷念石庫門，成都人在想念茶館，廣州人在保衛騎樓。任何一個中國城市人一生中都會和拆遷沾上關系，而他們越住越遠，最后成為遠離本地的本地人。
拆遷不僅僅是城市建設的課題，也是社會改造和階層重組的征兆。在拆遷中，糾葛著各種人群、個體、組織之間的利益博弈，是法制和道德、個人與體制之間的斗爭和妥協。
拆遷顯然遠遠不只是房子，更是生活、尊嚴、權利和權力。
造古
拆遷完了，我們的城市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拆掉的廢墟上造一個假古董起來。
每個城市都會有一些所謂老街區，成都的寬窄巷子、福州的三坊七巷、岳陽的翰林街，等等，都熱衷于拆舊建新。把原有的老街區、老建筑全部推翻，代之以簇新的粉墻黛瓦、水泥雕花。2013年年初，住建部和國家文物局就聯合下發通知，對山東聊城、河北邯鄲、湖北隨州、湖南岳陽、廣西柳州、云南大理等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對舊城保護不力予以通報批評。這些城市的問題很相似，拆除舊街區，建起假古董。
遷走原住戶、建起商鋪，這是最大的經濟動力。在利益和政績的驅動之下，“保護性拆除”、“遷移性保護”這樣的怪異模式也成為一時流行。至于在造假古董的風潮落后了的后發城市，它們還有更宏大的構想。
2008年，大同開始“古城恢復性保護工程”，全面完成四面城墻及甕城的修復，不少考古學者都表示反對這種復建，遷出居民、改變市民現有生活也引發爭議。
開封打算把老城區改造成20平方公里的旅游區，重現汴京，另外再造一座新城。如果實現，將在4年內遷走十幾萬市民，光是拆遷費用就要花掉1000億。
克隆
每座城市都有一個“新天地”，這是全中國城市向上海學的。
在南京，它叫“南京1912”；在蘇州，它叫“李公堤1912”；在杭州，它叫“西湖天地”；在寧波，它叫“老外灘”；在成都，它叫“寬窄巷子”；在重慶，它叫“洪崖洞”；在廣州，它叫“太古倉”……它們有的是商業地產公司投資，有的是政府主導，但無一例外的是高檔餐廳酒吧，以及迫切地宣講“歷史文化和商業經濟的完美融合”?？上鼈兌奸L得一樣。
同樣，每座城市也都有一條商業步行街，都鋪著整齊的花崗巖地面，兩邊充滿了生拉硬拽和簇新扮舊的建筑外立面，各色商鋪食肆?？油獾厝?。王自健在他的脫口秀節目里發問：“為什么每座城市都有一條本地人不去的步行街？本地人都去哪兒了呢？”他自己回答說：“本地人都在另外一座城市的步行街上。”
每座城市都克隆了一個塔、一個大學城、一個曬死人的廣場、一個怪異而昂貴的地標、一個國外設計師設計的大劇院或音樂廳、一個建筑好看但沒什么內容的博物館或美術館、一個遠在天邊只在理論上縮減了交通時間的高鐵站，當然，還有一個全新的、占地面積超大、建筑超科幻的政府辦公中心。
辦節
人人都喜歡過節，但有一種節卻是令市民避之不及、啼笑皆非。
洛陽有牡丹節，安徽巢湖也有牡丹節。這個并不產牡丹的城市為一株牡丹而熱烈慶祝，這株長在風景區山壁上的牡丹據傳有千年歷史，號稱“天下第一奇花”，可預測旱澇。為了這個節，巢湖市開展了燈會、花車巡游和旅游論壇等等活動，邀請了從非洲到芭堤雅的各類表演者前來表演造勢，迎來送往，花了近百萬。這項“打造城市名片、擴大品牌效應”的節慶，最后為風景區帶來了三千名游客。
這只是比較奇葩的一個例子。每個城市幾乎都有屬于自己的奇怪節日，絕大部分都是近年來突發奇想發明出來的。各種花、各種食物，乃至西瓜、豆腐、鴨蛋、大蔥、板栗……舉凡這個城市能想出來稍有名氣的東西，都會成為一個城市操辦自己節目的由頭。
所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很多城市還沉浸在這種俗氣過時的觀念當中，最后的結果卻是“公款追星”、節慶擾民、勞民傷財。
評獎
衛生城市、文明城市、園林城市、森林城市、田園城市、宜居城市、休閑城市、創意城市、旅游城市、生態城市、智慧城市、雙擁模范城市、最具經濟活力城市、創新型城市、環境保護模范城市、集郵文化先進城市、無償獻血先進城市、科技進步先進城市、環境綜合治理先進城市……數數看，我們的城市有多少種評獎方式？
這些獎項評比，有的是政府評選，評選方從住建部、林業局到精神文明委不一而足，有的是各種協會、組織、團體。即使不算民間口頭流傳和媒體評出的稱號，光是上列那些硬獎項，就足夠城市們“創建”得不亦樂乎。
而對于市民來說，不管是“創衛”還是“創文”，每次“創建”都意味著大拆遷、大圍蔽、大粉刷、大清理、大堵車，上街不見小餐館，在家拿好暫住證。穿衣戴帽、栽花種樹、七彩墻面、泡沫窗臺、彩鋼屋頂，也都在“創建”中被發明出來。
除此之外，國內的評獎已經不能滿足城市的虛榮心。沒拿過幾個國際獎項，城市之間都不好意思打招呼。巴塞羅那的世界智慧城市獎，聯合國人居署的人居獎，聯合國環境署的國際宜居城市、國際花園城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自然遺產名錄。當然，現在最流行的是“非遺”，教科文組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申遺”成為盛行一時的專有名詞，改名申遺、組團申遺、打包申遺，聯合國的申報不上就申報自己的，國家級、省級、市級都有了自己的“遺產名錄”。小吃申遺、吆喝叫賣申遺、麻將申遺、童子尿煮雞蛋申遺……總之總有一個申得上。
治堵
1998年，全國千人機動車保有量是10.7輛，如果按照當年全國人口12.48億算，全國機動車總量在1300萬輛左右。而到了2012年年底，全國機動車保有量已達2.4億輛。隨之而來的是全國城市普遍生了“堵病”。
2007年，北京實施機動車單雙號限行。此后，這一做法啟發了各個城市，杭州、武漢、長春、蘭州等城市都實施或實施過不同情況的單雙號限行。
2010年年底，北京發布汽車限購令，對車牌配額管理。2012年，廣州跟進。加上早就實行車牌拍賣的上海，北上廣都對車輛增加實施控制。
《北京晚報》曾經報道，根據一項國際調查，北京和墨西哥城并列成為世界上堵車痛苦指數最高的城市。北京被稱做“首堵”，其慘痛經歷自然是其他兄弟城市的前車之鑒。但各項治堵措施實施下來，卻并不立竿見影。建設規劃、道路管理、路權分配、大眾交通等等問題才是治理堵車的根本之計。
在市民的感受中，堵車成了無奈生活的一部分、成為段子笑話的源泉，“搖號”、“限行”、“單雙號”成為了流行語。經濟學者在研究“單雙號限行后依然堵車的經濟學分析”、民間設計者發明各種路橋交通模型模式、英語達人在討論“單雙號限行”應該是odd-even license plate plan還是old-even alternate restriction，各行各業的智慧都在治堵上得到了展示。
可最終，車牌買不到，路還是繼續堵著。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建設研究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