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抱得緊，才能更暖和
——來自山東淄博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調查
編者按：土地入股、資金互助、社會化服務……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已經涌現出多種合作模式。這些合作社在擴大農業生產經營規模、提升產業競爭力、促進農民增加收入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部分合作社管理不夠規范，未實現妥善的利益分配，缺乏有效的自我發展機制。合作社發展過程中，農民利益如何保障、產業升級如何實現、自我發展如何持續等問題都亟待解決。《新農村》周刊從本期起推出系列報道“聚焦合作社”，關注這些發展中的問題，并努力探尋答案。
10年前，農民專業合作社還是個新名詞，知道的人屈指可數。10年后，曾經的“稀罕物”已星火燎原，其對農村、農業、農民帶來的影響，如同巨石落水，激起千層浪。
上規模、降成本、增收入……加入合作社，好處不言自明。但在廣袤的鄉間，觀望的情緒并未消除。時不時曝出的失敗案例，更是不斷刺痛著農民謹慎而敏感的神經。能不能賺錢，如何保證收益……農民心里的“小九九”，無非是自身利益的保障。
經歷了起初的快速擴張，農民專業合作社如今面臨不少困難。解答好農民的疑惑，讓農民吃上“定心丸”，是合作社繼續前行的必答題。
賺了錢，心病卻難消
在合作社組織體系中，散戶農民總體上處于相對弱勢
地處山區，十年九旱，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區寨里鎮蓼塢村的鄉親，以前的日子并不好過。
村里有種小米的傳統。不過，因為土地貧瘠，費時費力不說，產量還一直不高，更賣不上好價錢，動不動就得在家里存上好幾年。
“這些年可好了，合作社搞得像模像樣，從播到收，全都按人家的要求來。”61歲的信維民一算賬，每畝地小米產量增加了30%，賣價高了50%。“一畝地能收入三四千元，村里80%以上的農戶都種了小米。”
信維民所說的合作社，成立于2008年，全稱是蓼塢小米專業合作社。經過8年多的發展，合作社從最初的17戶社員，擴大到現在170多戶，種植面積達到3700多畝。而實際參與進來的農戶，已經有576戶之多，其中有不少貧困戶借此脫貧。
理事長孫波介紹，合作社為社員提供免費技術指導和良種，而且想方設法降低肥料成本。“更重要的是，按高于市場價20%的價格統一收購小米。這只是保底的價格，實際操作中還會根據銷售情況提高收購價。”
合作社強調利益共享，確實讓農民嘗到了甜頭，種植方式的革新，讓大家腰包更鼓。這些變化，農民都能看得見、摸得著。在對合作社寄予厚望的同時，焦慮感也會偶爾泛起。
淄博市高青縣青城鎮張鞏田村的岳增群老兩口，起先就對加入合作社心存疑慮。看到別人入社后既領錢又分紅，老兩口索性把家里的4.8畝地一股腦地流轉給了佃祥蔬菜專業合作社。頭兩年，一到秋后，老兩口就能一分不少地領到錢款。可去年，等到年關才有動靜。
“合作社是不是出了問題，‘老板’會不會卷款跑路？”老兩口心里犯起了嘀咕，后來才得知，佃祥合作社是因攤子鋪得過大，管理出了漏洞，資金遇到困難。
高青縣農業局農經站王銳軍表示，農民的擔心并非多余。“雖然合作社是由農民自發組建的，但在整個合作社組織體系中，由于自身的種種局限，對經營信息掌握不多，散戶農民總體上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
同呼吸，才能“共好運”
合作意識不強，利益銜接不緊密，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俗話說，同呼吸、共命運，但現實往往并非如此。
作為淄川區農業局經管站站長，楊道迎平時愛跟合作社的負責人聊天。有好幾次，他聽到這樣的抱怨。“本來應該是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實際上卻是利益共享的時候多，風險共擔的時候少。”
類似的案例不少。有的合作社，效益好的時候，十里八鄉的農民爭著要加入，可一旦出現經營困難，便如“樹倒猢猻散”。有的合作社，需要籌集資金的時候，沒幾個愿意出頭，可一趕上分紅，人就一下子冒了出來。
“合作意識不強，利益銜接不緊密，是不少合作社存在的問題。”在楊道迎看來，大多數合作社內部實質上是簡單的買賣關系，尚未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體。“如此松散的狀態下，雖然抱了團，但留的縫隙很大，農民的利益自然難以維護。”
在這種情況下，合作社的管理顯得尤為重要。張衛剛領辦的佃祥蔬菜專業合作社，就有過這樣的教訓。加入合作社以后，農民變成了新社員，像城里人一樣拿工資上下班。一開始，因為管理不精細，社員勞動靠自覺，出工不出力的問題隨之暴露。
“咱不可能眼盯著社員干活，也不可能處處都安監控。”不僅如此，張衛剛還發現，車輛、筆墨紙張的嚴重浪費也成了大問題，去年僅用在車輛上的費用就達四五萬元。“今年拋棄‘大鍋飯’的做法，重新規劃出責任棚、責任田，讓社員多勞多得；實行‘公車改革’，將3部運菜車賣掉，向社會購買服務。堵住了跑冒滴漏，就保住了合作社財富。”
“合作社的健康發展，就是農民利益的最大保障。”孫波的感受是，合作社雖然已經走過了近十年，但依然處在發展的初級階段。“必須要切合實際，從易到難，能干多少就干多少，不盲目擴大規模。在保障社員持續獲得收益的基礎上，通過有效的管理，增強凝聚力。”
立規矩，扎好“鐵籬笆”
發展和規范同時進行，既要引導扶持，也要加強監管
政府，無疑是農民最大的靠山。在合作社的發展過程中，政府相關部門的有效監管和及時介入，對農民利益的保障尤為重要。
“目前來看，合作社的發展存在種種問題。”淄川區農業局副局長李同武坦言，到底是先發展，還是先規范，此前有過不少爭論。“我們覺得，發展和規范必須同時進行。整個淄川區有600多家注冊的合作社，300多家運行良好，200多家運行一般，還有100余家存在問題，作為主管部門，要及時處置，做到清理整頓有進有出。”
政策引導，是重要的調劑手段。目前，從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財政獎補、貸款支持、人才培養等一系列措施，引導合作社進一步規范化。淄川區設立了合作社發展專項資金，用于對市級以上示范社項目進行長期扶持，對合作社進行獎勵。通過捆綁式扶持，淄川區將各種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優先向典型示范社、特色產業社及優勢產業社集中。
對合作社的監管，需要多加幾把“鎖”。以合作社與農民簽訂協議為例，第三方力量不可或缺。高青縣的做法是，合作社與社員簽訂的協議一式3份，合作社與社員各留一份，另外一份委托合作社所在地的政府部門保管。高青縣的審計部門，還將全縣719家登記在冊的合作社納入財務審計范圍，防止合作社制假作假、坑農害農。
“不能讓合作社游離于財務、司法監管之外，職能部門要為農民提供多重保護。”王銳軍認為，農業生產風險較高，一旦出現風險，要及時幫農民止損。“合作社遭遇資金鏈斷裂或老板‘跑路’，司法部門要立即介入，保全財產。尤其是對農民依法索回土地使用權的要求，要切實給予必要的支持。”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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