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綜合指標盡管被環境指標拖了后腿，但除經濟體量大、品質優之外，更得益于其在社會大項指標遠超其他城市。其世界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及博物館、美術館、影劇院的數量非其它城市可比擬，導致其在生活品質、傳承與交流兩個中項排名中都位列全國之首。
上海經濟和環境大項的排名都超過北京而綜合指標屈居次席，原因在于與北京相比，上海在傳承與交流方面有相當的差距，在生活品質方面也排在北京之后。
深圳后來居上，超過廣州而成為全國城市發展綜合排名的季軍，改“北上廣”為“北上深”，原因何在？
中國的城鎮化在提速急行20余年后，正進入一個大轉折時期。由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和云河都市研究院共同編制的《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顯示：這一時期城市發展出現的眾多表象，匯合成蔚為壯觀的六大趨勢。
這六大趨勢包括：
1.人口和經濟愈益向大城市群集聚
2.城市發展水平與開放程度密切相關
3.未來能走多遠取決于城市創新能力
4.有均衡發展理念的城市排名更加靠前
5.重視綠色發展的城市更具魅力
6.以文化充實城市內涵漸成新趨勢
關于“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
《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為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和云河都市研究院共同編制，由東京經濟大學周牧之教授和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司長徐林領銜，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國家信息中心常務副主任杜平、東京大學特任教授橫山禎德等作為專家組成員參與。
專家們在報告中指出，雖然中國城市綜合發展已取得巨大進步，但國內城市間發展失衡嚴重，即使是引領著中國經濟前行的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與世界先進城市相比也還存在相當差距。當然，這也將成為中國城市和中國經濟未來進一步發展的動力所在。
趨勢之一：人口和經濟愈益向大城市群集聚
《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顯示，以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為代表的中國城市群，以巨大的開放空間和發展能量引爆了大規模人口流動。
在中國地級及以上的295個城市中，有116個城市常住人口規模超過戶籍人口，其中上海、北京、深圳的非戶籍常住人口數量分別達到987.3萬、818.6萬和745.7萬，為人口流入規模最大的三個城市。與此同時，有179個城市常住人口少于戶籍人口，其中重慶、周口、商丘三個城市外流人口數量分別達到383.8萬、356.4萬和345萬，為人口流出規模最大的三個城市。
“這組數據不僅體現了中國人口流動規模的劇烈性，同時也意味著城鎮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動已經深刻地影響著每一個城市?！敝苣林淌谠诮邮苡浾卟稍L時說。
而流動人口向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集聚的動向更加明顯?！?/p>
珠三角城市群（9城市）：常住人口為5763.4萬人，占全國城市（地級市及以上，共295個，下同）總常住人口的4.5%；
長三角城市群（26城市）：常住人口為15048.1萬人，占11.8%；
京津冀城市群（10城市）：常住人口為8947.4萬人，占7.0%。
三大城市群常住人口占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人口總數的23.4%。
《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對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的比較分析得出，全國295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常住人口超過戶籍人口的前30位排名中，有17席是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其中上海、北京、深圳、東莞、天津、廣州、蘇州、佛山等前8位的城市均屬三大城市群。這三大城市群已經分別接納了2569.9萬、2182.5和1259.4萬人的非戶籍常住人口，總計超過6千萬人口的凈流入。
《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專家組成員、國家統計局財務司司長張仲梁將城市人口的流入與流出比喻為山峰和峽谷，他描繪說：“有耀眼的山峰，更有沉陷的峽谷。而且，耀眼的山峰更加耀眼、沉陷的峽谷繼續沉陷不一定是小概率事件?！?/p>
當然不是小概率事件。因為伴隨著人口向大城市群的大遷移，中國經濟也出現向城市群、特別是三大城市群聚集的動向。
據《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珠三角城市群GDP規模已達5.8萬億元（人民幣，下同），長三角城市群達12.7萬億元，京津冀城市群為6.1萬億元，這三大城市群合計創造了全國36.2%的GDP。三大城市群已經成為引領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引擎。
中國出現的這一趨勢與世界城鎮化大趨勢合拍。
據周牧之教授介紹，2015年全球城鎮化率上升到54%，城市人口達到39.6億人。預計到2030年，城鎮化率將攀升至60%，城市人口將達約51億人。到2050年，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率將達到85.4%，發展中國家城鎮化率也將上升到63.4%。
不獨如此，世界城鎮化進程中的大城市群化趨勢也愈演愈烈。周牧之指出，大城市群是指以超大城市為中心，通過高速交通網將復數城市連接成一體的城市連綿地帶。大城市群具有巨大的人口規模和眾多各具特色的產業集聚，是國際交易和交流的重要平臺。
目前全球已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城市群有以紐約、華盛頓、波士頓為中心的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群和以東京、大阪、名古屋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大城市群。
日本太平洋城市群包含了東京大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和近畿都市圈為主構成的城市連綿帶，有東京、橫濱、川崎、琦玉、名古屋、京都、大阪和神戶8座人口超過百萬的大型城市和眾多中小城市，人口規模達到7547萬，占日本全國人口的60%，以21.4%的國土面積創造了日本66%的GDP和62.4%的制造業附加價值。
在中國，人口和經濟向大城市群集聚，反映了中國城市發展的分化。張仲梁指出，城市發展分化的背后，是資源配置、人口移動和經濟增長的分化。“以前是大家都在路上，雖然有的是跑，有的是走，但現在則是有的繼續在跑，有的繼續在走，有的則已經停下來不走了?！彼f。
周牧之進一步指出，城市規模對經濟效率的影響越來越重要，特別是隨著城市基礎設施水準和管理組織水平的提高，集聚對提升經濟效率、豐富城市生活的效益越來越明顯。同時，作為集聚的負面效應，不僅有可能引發大城市病，在宏觀上產業和人口的過度集中也會引起以地區差距為代表的國土不均衡發展等問題。
而這，正是中國城鎮化面臨的一個新的課題。
趨勢之二：城市發展水平與開放程度密切相關
三大城市群迅猛發展的緣由，要歸因于持續30多年的對外開放，以及由開放帶來的大交流。張仲梁所形容的“停下來不走”的城市，則大多有著開放度仍然不高，與外界交流不暢的弱點。
在《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排列的前20名城市中，5個經濟特區和第一批14個沿海開放城市，有9個位列其中，即上海、深圳、廣州、天津、寧波、青島、廈門、大連、福州。三大城市群中，有11個在前20名，其中珠三角3個、長三角6個、京津冀2個。這些綜合發展名列前茅的城市，無一不具有持續對外開放、與國際市場實現大交流、大融合、大交易的特點。
據《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提供的數據分析：
在商務環境方面，在全國排名前12位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了10席，分別是京津冀的北京（第1）、天津（第7），長三角的上海（第2）、杭州（第6）、南京（第9）、寧波（第11）、蘇州（第12）,珠三角的廣州（第3）、深圳（第4）、東莞（第10）。另兩席為西南的開放重鎮重慶（第5）和成都（第8）所據。
在開放度方面，在排名前20位的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有15席。其中上海、北京、深圳分據第1、第2和第3位。
在交流方面，排名前20位的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有10席，其中長三角有6席，京津冀占2席，珠三角占2席，上海、北京、深圳分別為第1、第2和第3。
三大城市群引領著中國的開放經濟、交流經濟，承擔了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重任。
作為對外開放重要指標的利用外資方面，珠三角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占全國城市的8.9%；長三角占23.5%；京津冀占11.9%。三大城市群合計占全國城市的44.3%。
三大城市群的工業外資企業比重，珠三角為27.6%，長三角為25.1%，京津冀為18.6%，均遠高于全國295所城市14.4%的平均水平。
在出口方面，據海關統計的貨物出口額，珠三角城市群為全國城市出口總額的23.7%；長三角占44%；京津冀占5.5%。三大城市群合計創造了全國城市出口總額的73.2%。
在三大城市群舉辦的國際會議數，合計更是占到全國城市的80.2%。
周牧之教授分析說，在全球化時代，全球供應鏈不僅謀求生產的低成本，還追求物質、庫存和時間的低成本。因此，全球供應鏈的各個環節都需要具備高度的專業性和靈活快速的應對體制。三大城市群興建的港口、機場、高速公路和高鐵等，為全球供應鏈在中國高效率運轉營造了良好的交通環境。
《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顯示，三大城市群的國際機場旅客吞吐量，合計占全國城市的43.6%；國際機場的貨郵吞吐量合計占全國城市的67.8%；國際集裝箱港集裝箱吞吐量合計占全國城市的68.5%；高鐵車次數量占全國城市的48.7%。
趨勢之三：未來能走多遠取決于城市創新能力
“中國大城市群的形成是順應信息革命下全球制造業重新整合要求的產物。但在中國獲得巨大工業生產力之際，世界卻出現了全球性工業產品持續貶值、知識產品價值飆升的局面。”周牧之教授說。在這種背景下，創新能力的強與弱，知識經濟發展的快與慢，左右著一個城市、一個國家的未來。
《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顯示，以三大城市群為代表的中國城市創新能力正不斷提升，為知識經濟發展提供著重要支撐。
2012年中國發明專利申請數量首次超過美國躍居世界首位。在今天中國的專利授權量中，三大城市群合計貢獻了58.9%，其中珠三角占全國的14.2%；長三角占33.5%；京津冀占11.2%。這三大城市群也是科研人員最為集中的地區，R&D人數占全國將近一半，為49.6%，其中珠三角為全國的12.5%，長三角為24.7%，京津冀為12.3%。體現優質企業數量的上市企業數方面，珠三角占全國的13.7%；長三角占29.3%；京津冀占12%。三大城市群合計占全國城市的55%。
周牧之教授分析說，提高知識經濟接觸效應的最佳途徑是促使具有各種知識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同一空間，實現便捷、高速的相互交流和知識創新。作為擁有巨大人口和與世界交往大平臺的大城市群，正是實現接觸的多樣性、意外性和便捷性的理想空間。他認為，作為知識經濟時代交流經濟平臺的大城市群，不但需要建設支撐知識經濟、交易經濟的物理性功能，還需要兼備能夠容納來自全國乃至全球各地的人們的寬容性和多樣性。
趨勢之四：有均衡發展理念的城市排名更加靠前
《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顯示，城市發展的空間均衡理念和原則逐漸為人們所接受并成為一大趨勢。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首席專家楊偉民認為，空間均衡就是在一定空間單元內，實現人口（社會）、經濟、資源環境三者之間的均衡。確立空間均衡的理念和原則，對如何正確認識和科學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對推進綠色城鎮化，對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綜合發展排列前三位的是北京、上海、深圳。
《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綜合排名前20名
位列榜首的北京市，經濟排名為第2，社會排名第1，環境排名則屈居第23位。被環境拖了大后腿的北京仍能排在第1，除了得益于經濟體量大、品質較優之外，更得益于其在社會大項指標表現遠超其他城市。作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和歷史名城，其世界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及博物館、美術館、影劇院的數量非其它城市可比擬，導致其在生活品質、傳承與交流兩個中項排名中都位列全國之首。
上海雖為亞軍，實與北京不相上下。其經濟排名為全國第1位，社會排名第2位，環境排名第5位（環境大項中的自然生態和環境質量兩個中項則排在全國城市的第64和第24位）。上海經濟和環境大項的排名都超過北京而屈居次席，原因在于與北京相比，上海在傳承與交流方面有相當的差距，在生活品質方面也排在北京之后。
深圳后來居上，超過廣州而成為全國城市發展綜合排名的季軍，改“北上廣”為“北上深”。其經濟和社會大項分別居于第3位和第11位，而環境大項位列第1位，其中貢獻最大的空間結構中項排名第3位，其次是環境質量中項排名位列第10位。
綜合排名緊接深圳位居第4位的廣州，經濟、社會、環境大項排名分別為第4位、第5位、第11位。
《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排位靠前城市的“空間”固然是相對“均衡”的，但“空間失衡”問題在大部分城市中仍普通存在，有的還很嚴重。即使是排列靠前城市，也還都不同程度存在著空間失衡問題。如北京的環境排名就比較靠后，而作為新興城市的深圳，其社會大項中的“社會治理”指標，在295個城市中只排第113位。
楊偉民指出，部分區域生態環境的惡化，是當地的人口規模以及為提高生活水平進行的經濟開發超出了當地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是空間失衡了。若一味強調就地實現小康、實現現代化，就擋不住這類區域根據“發展權”進行的經濟開發，也就無法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的惡化。
可以說，實現“空間均衡”的發展，既是當今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大潮流，又是中國城市未來發展面臨的亟待解決的共同難題。
趨勢之五：重視綠色發展的城市更具魅力
發展追求與環境制約的矛盾已經困擾了中國幾十年，至今未能有效破解。《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顯示，以生態環境保護為前提的綠色發展、循環發展為本的觀念正逐漸成為中國城市發展的主流。
《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提出了許多可操作的綠色指標，這些指標構成了循環發展的基礎，如環境努力、資源效率、經濟結構、經濟效率、城市設施等。周牧之教授說，與單純鼓勵“硬”的指標，如GDP、鐵路、公路、樓宇建設的指標不同，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倡導的是發展品質。其追求的“綠色”不是狹義的環境因素，而是突出綠色發展的廣義概念，背后包含著經濟品質、空間結構、生活品質和人文社會等深層內容。
綜合發展排名前20位的城市，基本也都是在這些方面表現比較好的城市，如深圳、上海、福州、廣州、佛山、廈門、蘇州7個城市同時進入了環境排名的前20位，其中深圳和上海進入了前10位，成為兼顧發展與環境的城市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綜合排名居第1位的北京，環境排名則跌落出前20名。北京在水土稟賦條件并不好的情況下，在環境大項的49個小項中仍有一些是名列前茅的，如國家環境保護城市指數（第8位），單位GDP能耗（第3位），公共交通路網密度（第1位），軌道交通線路里程（第2位），公共汽車擁有量指數（第2位），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第3位），燃氣普及率（第1位）等。但環保投入財政收入比（第260位）、人均水資源（208位）、空氣質量指數（第269位），PM2.5指數（269位）等指標都排列靠后。這里既有自身環保投入不足的原因，也有周邊環境污染嚴重的影響。
《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綜合發展前20位的排名，顯示有兩個“塌陷”的地區：一個是作為中華文明的搖籃、歷史文化積淀深厚、人口眾多的中原地區，一個是作為中國重工業基地的東北地區。
中原地區的城鎮化水平和城鎮化質量呈“雙低”狀態。以河南省為例，雖然人口眾多，但大多仍分布在廣大農村地區。鄭州是中原地區最大的城市，其綜合發展排名位列第26，其中表現最好的是社會大項排名，居第13位。經濟大項排名第23，在省會城市中也還算比較好的，但其環境大項的排名為第246，其中的環境質量在295個城市中排列第280名。與此相關，鄭州歷史文化遺存豐富，排在第15位，但國際游客數卻只排在第48位。包括商務環境、開放度和創新創業三個小指標的發展活力中項指標，只排在第40位。
東北地區只有沿海城市大連名列綜合排名第19位，東北的省會城市則無一進入前20位。與鄭州相似，東北各省會城市的社會功能、經濟基礎也都還是比較好的，例如沈陽的社會和經濟大項分別排名第14和第16。“塌陷”首先表現在環境指標上，特別是其自然生態和環境質量的表現不佳，分別排名第185位和第190位。
值得一提的是，呼倫貝爾市在全國城市環境排名中位居第3位，是整個北方地區唯一進入環境排名前20位的城市。
以資源富饒而著稱的東北，經過幾十年資源開發，大部分地區已淪為自然生態和環境質量的“塌陷”地區，資源開發型的東北城市發展模式亟待轉型升級。
楊偉民指出，中國的城市發展要堅持生態文明的理念，推進城市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盡可能減少對自然的干擾和損害，節約集約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資源；要高度重視生態安全，擴大森林、湖泊、濕地等綠色生態空間比重，增強水源涵養能力和環境容量；要改善環境質量，減少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開發強度，增強抵御和減緩自然災害的能力?！吨袊鞘芯C合發展指標2016》提出了許多可操作的綠色指標，每一個城市都應該對照檢查一下在哪些指標方面有差距，找到城市發展的努力方面。
趨勢之六：以文化充實城市內涵漸成新趨勢
如果說，在以往20多年提速急行的城鎮化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周牧之教授所形容的“單純鼓勵‘硬’的指標，如GDP、鐵路、公路、樓宇建設的指標”，建城、造城、擴城成風的話，在今天的大轉折時期，則出現了以文化建設充實城市發展內涵、帶動城市發展的新趨勢。
在這方面，三大城市群城市文化建設和文化積累依然走在了前面：
公共圖書館藏書量：三大城市群合計占全國城市的40.7%，其中珠三角為9%，長三角為20.9%，京津冀為10.8%。
博物館、美術館數：三大城市群合計占29.5%，其中珠三角為4.3%，長三角為16.9%；京津冀為8.5%。
影劇院數：三大城市群合計占33.3%，其中珠三角為6.4%，長三角為17.7%，京津冀為9.5%。
體育場館數：三大城市群合計占71.6%，珠三角為8%；長三角為占16.3%；京津冀為47.1%。
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數：三大城市群合計占26.3%，珠三角為6.1%，長三角為13.5%，京津冀為6.7%。
世界遺產數：三大城市群合計占26.6%，珠三角為1.3%，長三角為11.4%，京津冀為13.9%。
文化建設給城市發展帶來的影響無可估量，僅以旅游業為例，三大城市群入境國外游客數合計占全國城市比重為53.22%，國內游客數合計占全國城市比重為27.28%。
《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采用輻射力概念界定城市某一功能為外部所利用的程度。
在文化體育輻射力排名前8位的城市中，有6個屬于三大城市群，其中北京、上海、廣州分列前3位。
文化體育輻射力分析
高等教育輻射力排名的前2位是北京、上海，而在科技輻射力排名的前30位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了18席，前5位為北京、上海、深圳、廣州、蘇州，均為三大城市群城市。
科技輻射力分析
不重視文化建設、不重視文化傳承、不善于處理文化遺存保護和利用關系的城市，只是一具沒有靈魂、徒有其表的空殼，是不可能有發展后勁和未來的。這正成為中國諸多城市的共識。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憑借《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可以對中國城鎮化進行更全面、更深入的分析和評價，對中國城市發展提供更明確的努力方向。中國城鎮化需要一套標桿和參照系在宏觀上可以作為城鎮化政策的工具，在微觀上可以作為城市規劃的抓手，同時還可以作為對政策和規劃進行評價的尺度。北京大學周其仁教授認為，《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6》為中國城鎮化下一輪的轉型提供了科學的指標體系。在不斷完善的基礎上，也對形成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指揮棒”提供的堅實的學術支持。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土地規劃人（微信公眾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