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與中國政治》讀書報告

朱燁（2020級馬中化碩士）

《鄉村治理與中國政治》作者簡介

徐勇，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兼任湖北省政治學會會長和華中師范大學新農學院院長。入選首批人文社科領域“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從事基層政治與鄉村治理研究，是國內最早將實證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學研究領域的學者之一，并從社會的角度研究政治發展過程，也是我國農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區自治研究領域的帶頭人之一。華中師大徐勇教授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趙樹凱研究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36次集體學習會上，作了關于主要研究領域為基層治理與中國政治。出版有《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中國農村村民自治》、《鄉治理與中國政治》等著作，公開發表學術論文150余篇。

《鄉村治理與中國政治》內容簡介

鄉村治理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關系著九億農民的生活和命運，也與國家的穩定與發展密切相連。本書試圖從更廣闊的視野和更深的層面研究鄉村治理。《鄉村治理與中國政治》這本書中考察了我國最早的村委會，對1998年以來村委會的選舉進行了評述。探討了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的價值、外部行政環境等問題；對鄉村管理的第二次制度創新、鄉村治理的結構性轉換、鄉級治理體制的結構性改革以及鄉村治理結構改革的走向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全面闡釋了鄉村社會變遷與權威、秩序的建構、鄉村政治、鄉村社會性質等問題;分析了中國改革發展的路向及區、街、居三級組織的關系及體制改革。本書共分村民自治、縣鄉治理、鄉村發展、以中國為主位的政治學等四部分。

偉大的創造從這里起步

——探訪中國最早的村委會的誕生地

一、偉大的創造人于包產到戶之急需

包產到戶，打破了原有的農村利益格局，社會秩序激烈動蕩，但新的秩序又難以依靠支撐原有秩序的組織和干部建立起來。分田到戶后，對農民由于新的需求帶來新的任務，他們不熟悉，也難以用新的辦法處理以農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分田到戶后，獲得了自由的農民迫切需要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秩序，當原有的體制難以滿足這一緊迫需要時，農民只得自己來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二、村民委員會：農民的自我創造。

果作村委會是迄今發現的全國第一個有正式記錄為依據的村委會。這一組織一開始就體現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群眾自治組織的性質。體現著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原則精神。一種適應家庭經營新的生產形式的新的組織，一種新的組織管理運行機制，就在這樣一個偏僻的小山村里誕生了。

三、黨對農民創造的積極支持和引導。

尊重實踐，尊重人民群眾在實踐中的創造，這是共產黨成為人民利益代表的源泉所在;善于總結實踐經驗，積極支持和引導人民的創造,這是黨作為領導力量的根基所在。中國第一個村委會的產生并得以擴展到全國，生動具體證明了這一點。

從全國第一個村委會的產生及其發展看，村民委員會的建立，村民自治的實行，是黨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他是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必然產物，深深扎根于堅實的土地上。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只有依靠黨的領導，依法辦事。村民自治一定會綻放出更加奪目的光彩。

歷史的跨越與激蕩

一、由“靜悄悄的革命”到大張旗鼓的推行

    為貫徹十五大精神，1998年黨和國家對于大力推進村民自治及其村民委員會民主選舉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出現了三個第一。

其一，全國人大常委會著手修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其二，199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農村改革大包干發源地的安徽考察工作時，第一次將村民自治與包產到戶、鄉鎮企業相提并論，認為都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億萬農民的偉大創造。

其三，1998年10月4日。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對加強農村基層民主法制建設進行了全面的部署，指出要全面推進村級民主選舉。

二、選好當家人，實現權力的有序更迭

1998年以來的村民委員會民主選舉在選舉規則上出現以下突破性進展：選民直接提名候選人、差額選舉、罷免、公推公選。

1998年以來的村民委員會民主選舉表現出：開放度更高、競爭性更強、參與性更廣、罷免權啟動。

1998年以來的村委會選舉在總體上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就：一大批思想好，作風正，有文化，有本領，真心實意為群眾辦事的人當選為村領導、干部的責任心和開拓意識大大增強、使干部群眾受到的深刻的自我教育、強化了法律的尊嚴。

三、跨越中的艱難：來自村民的呼聲

通過對一部分群眾上訪上告信件及新聞媒體披露情況的分析，基本都是反映村民委員會選舉過程中的違法現象。主要有：領導干部依法辦事的觀念不強；基層政府部門沿襲傳統的管理方式；選舉程序不合法；采用不正當甚至違法手段干擾村民委員會選舉；選舉不合法問題得不到及時有效解決。

為什么1998年以來的村委會選舉上存在許多不盡人意的問題呢？主要有:其一，法制意識淡漠。其二，習慣于傳統選人用人方式。其三，地方規定與法律精神不相一致。其四，經濟問題。

四、村委會選舉中有待加強和完善的環節【P31—P34】

強化法制觀念。村委會直選這樣一場深刻的歷史變革中取得的主導地位，就必須強化法制觀念。充分了解和掌握有關法律精神，由此促進廣大群眾學習和自覺運用法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

地方法規和規章要與國家法律精神保持一致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布后，地方應對原有的法律法規進行系統的清理，然后根據國家法律精神加以修改、補充和完善。

探索和解決村民委員會選舉中出現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很快，農村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選民的認定、選舉方法上加以適當改進、對違法問題的處罰。

村民委員會選舉后要加強相應的制度建設。要鞏固村民委員會選舉的成果，必須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制度。保證選舉后的村領導能用好權，真正實現選舉前的諾言，不辜負村民的期望。

中國農村村級選舉競爭的若干支配因素【P35-P44】

               —以25個村的調查及跟蹤觀察為例

一、 樣本村概況

二、利益分化與資源分配

利益分化和資源分配反映的是村民之間、村民與村集體之間的利益關系。隨著村干部與村民之間的利益分化，村民越來越關心經濟增長后的分配問題，村級選舉的競爭迅速強化。村民之間的利益分化也是影響村級競爭性選舉的重要因素。這在市場經濟較為發達地區表現得較為突出。

三、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

非正式組織特別是家族組織的活動增加了選舉的競爭性。影響選舉競爭的非正式組織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色彩，既以利益為紐帶的群體。這種群體大多是為了獲利而臨時組合結盟，并參與村級選舉競爭。其表現一是具有共同利益的幫派。二是選舉期間的承諾形成的團體力量。

四、制度安排與規則運用

國家制度安排不可能對所有的村級選舉競爭規則給予具體明確的規定。特別是國家制度輸入過程中會受到各種具體因素影響，使其具體規則的制定運用在不同的村落出現較大的差異，從而影響競爭程度。

五、體制賦予與個人自致

黨的書記希望自己信得過的人能夠當選村主任。并因此利用體制賦予的指導地位影響村級選舉，其主要方式就是影響候選人提名，并利用正式組織的力量進行動員。在這種情況下，村級選舉的競爭程度一般較低，當選人所獲得的職位主要來源于外在的體制賦予。

隨著村級選舉制度的競爭空間增大，個人能力在競爭選舉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個人能力或特殊影響力的自致性因素是獲取職位的重要來源。而在個人自致因素中，經濟能力或經濟影響力的比重不斷增大。

草根民主的崛起：價值與限度【P45-P53】

民主的原始動機：個人權利與公共權力的博弈

村民自治的重要功能：遏制日益失控的鄉村干部的“謀利”行為

草根民主的價值：提供一套規則和程序，為國家政治生活提供一種示范。

村民自治的限度;弱小性、粗糙性

中國民主之路：從形式到實體【P54-P62】

民主化是20世紀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主題，圍繞這一主題，產生了不同的觀點和意見。一是激進主義，二是激進主義受挫后產生的保守主義。

中國民主化進程有其自身特點。首先，中國的民主化理念是由外部輸入的，而不是內生的。其次，為變革舊制度，民主成為動員大眾的工具。再次，由于以上情況，使中國不乏對民主的追求，但民主尚停留于原則精神等理念層面，沒有深入到民間社會，更沒有成為大眾的生活方式。

村民自治的核心價值，在于它作為大眾參與的民主化實驗，在民主化實踐中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規則和程序，并為中國的民主化提供示范性作用。

村民自治、政府任務及稅費改革【P63-P79】

一、村民自治的成長與政府任務的“緊約束”

自1980年但代改革以來，村民委員會所承載的行政任務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計劃生產，二是計劃生育，三是稅費收取。既通常所說的要糧要錢要命。

二、農村稅費改革與村民自治回歸

農村稅費改革的進目的是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減輕農民的負擔。農村稅費改革的基本方式是并稅制，即將原來收取的各種稅費統一歸并為單一的農業稅，由此從本源上堵住政府部門和基層組織向農民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的口子。

農村稅費改革不僅為農民減輕負擔，也為村民自治減輕行政壓力。促使村民自治由行政化向自治性的本我復歸。

其一，“保障農村的合法權益，減輕農民負擔”的農村稅費改革目的與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則精神是一致的。

其二，并稅是改革將各種稅費合并為稅，改“任務分攤”為政府稅務部門依法征收，有利于規范政府行為和村民委員會的工作。

其三，公益事業一事一議的規定促使村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推行基層民主。

三、在推進稅費體制改革中發展村民自治

第一、深化農村稅費體制改革，建立以公民權利為基礎的現代公共財政制度。強化村民作為納稅人的現代公民意識，積極參與政治過程。

第二，在農村稅費改革中推行縣鄉管理體制改革，促使縣鄉政府依法行政與村民依法自治的有機結合。

第三，在農村稅費改革中順勢而為，加強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將村民自治推向新的階段。

“綠色崛起”與“都市突破”【P80-P93】

一、制度變遷的背景與初始路徑

從制度變遷的初始路徑看，中國的城市社區自治與農村村民自治有其共同特點:
   其一，兩者都是由于經濟體制改革所引起的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并開始出現一個自由自主社會空間而發生的;
   其二，兩者都是為了解決國家與社會分離過程中出現的緊迫性公共問題而對治理體系的變革;

其三，治理體系變革的重要特點是向基層社會和公民讓渡和下放部分治權，以實現對社會的有效整合。結果是基層社會和公民通過運用這部分治權而行使民主權利，由此啟動了社會民主化進程。

    由于城市與農村在制度變遷中的次序和城鄉社會結構不同，城市社區自治與農村村民自治在制度變遷的路徑和特點方面又有不同之處;
    第一，由于農村經濟改革率先從分散落后的農村地方開始，使農村村民自治一開始具有較強的自發性，村民自治的特點較為突出。城市社區自治則具有很強的規劃性，主要是政府有意識地推進社區建設過程中產生的，社區自治只是蘊含在社區建設之中，其特性尚沒有充分顯現出來。
    第二,農村村民委員會作為農村的主要組織，對原有人民公社組織具有很強的替代性。而城市社區建設中建立的社區居民委員會更強調社區基礎，沒有也不可能全面取代原有的城市組織，它主要是為城市治理提供了一個嶄新的制度平臺。
    第三，在農村村民自治活動中，自治主體基本上都是自然人。而在城市，除了作為自然人的居民外，還大量存在各種單位和組織。因此，在城市社區自治的制度平臺上，法人團體也是自治活動中的重要角色，只是其地位及作用與自然人有所不同而。
    第四，農村村民自治建立在土地等生產資料集體共有基礎上，村民一出生就是村莊的當然成員，自動享受自治權利。而城市社區沒有共同的經濟基礎所維系，社區成員的界定較為困難，其流動性較強。在某一社區出生，之后并不一定就是該社區成員。不在某一社區出生，但也可能成為該社區成員，并享受社區自治權利。
    第五，農村的村民委員會具有一定的經濟管理職能，自治活動的內容不僅有公共社會事務，還包括經濟事務。在城市，事務主要由各種企業所承擔，社區自治組織一般不承擔管理經濟事務的職能，自治活動的內容主要是非經濟的社會發展方面。因此，社區自治與社區建設密切相關。

二、組織體系的構建與運作機制的創立

    自治與民主緊密相連，民主以平等的個人權利為基礎，平等的個人權利又來自于平等的財產支配權。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社區自治的組織建構，正在由起初的行政主導向自治性復歸，運作機制正在由精英主導向廣泛直接參與擴展。

三、城鄉基層自治的發展績效與特點

中國城鄉基層自治制度盡管堅定的時間不長，但以展示其不可忽視的成效。首先是創造的國家與社會分權治理的一種新范式。其次是促進公民社會的形成。再次是推進改革黨和政府的治理。

村民自治：中國憲政制度的創新

——為紀念82憲法第111條產生20周年而作

一、村民自治與復合民主制的構造

    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國家與社會分離過程中產生的，是為了解決國家與社會分離過程中出現的緊迫性公共問題而對治理體系的變革;治理體系變革的重要特點是向基層社會和公民讓渡和下放部分治權，重新構造對社會整合體系。其結果是基層社會和公民通過運用這部分治權而直接行使民主權利。這樣，公民不僅通過自已的代表間接行使對國家的管理，而且通過自治組織直接行使對本社區公共事務的管理。國家的治理由以往的單--性治理轉變為國家與社會雙重性治理。中國的憲政體制因此具有上層間接民主和基層直接民主雙層復合、國家代議民主和社會直接參與雙重復合的特點。沒有基層直接民主和社會的廣泛參與，中國的憲政制度就是不完整和有缺陷的。所以，村民自治制度，以及20世紀90年代產生的城市社區自治制度，對于建構復合民主制的中國憲政制度具有重要的制度創新意義。

二、村民自治促進程序性民主和代表制民主建設

    村民自治制度實施以后所產生的動力和壓力，要求加快國家層面的代表制民主建設，進一步創新中國憲政制度。

在中國，由于城鄉基層自治制度的發展，使憲政民主體制具有上層與基層雙層復合，國家治理與社會自治雙重復合的特點。但在現階段，這種復合還只是板塊性復合，即兩個層次、雙重治理互不連接，互不滲透。所以，當基層自治和社會民主已出現重大變化的之時，人大制度和國家治理卻沒有適應性的變革。為此，就需要通過推動代表性民主建設，使復合制民主由板塊式復合向融合性復合發展，促進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

心得體會

通過閱讀了解村民自治的起源與發展、村民自治制度的價值與限度、村民自治的現狀及其影響因素。我認為村民自治是從我國農村社會的泥土中生長出來的民主制度，想讓它更富有生命力，讓它發揮好民主的作用，就離不開黨的領導、法律監督和政府大力支持。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自治應以法治為前提，鄉村治理體系能否平穩運行，取決于鄉村治理法治化的進展水平，縣、鄉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應依法加強對村務治理的指導、對農村各類問題的預防和監管，絕不允許任何破壞法治、踐踏自治的行為。自治還應以德治為基礎，進一步培育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農村地區集體意識、法治精神和民主氛圍，從根本上鏟除損害自治的土壤。未來伴隨著鄉村治理體系的不斷成熟，村民自治必將更加規范有序、充滿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