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中國》讀書報告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這本書中主要分了三個部分來講述鄉土社會的面貌。第一部分描寫了鄉土社會的核心特征——土。主要表現在：中國人與泥土密不可分；社會的不流動性；熟人社會的特征。第二部分描寫了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也就是說，人們在鄉土社會環境中“私”的特征。將中國鄉土社會的結構與西方社會相比，從而得出中國的社會結構是以個人為核心，逐漸向外推及。第三部分基于鄉土社會的秩序，對社會中存在的不同權力類型進行了闡述。分別是橫暴權力、同意權力、教化權力、時勢權力，其中教化權力是主導。

一、中國特色鄉土孕育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這一理論是由費老提出的，所謂“差序格局”就是 “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P43）以“己”為中心，依據血緣、親緣和地緣向外層層推開，就好像是石子一般投入水中，濺起一層一層的水波紋，漣漪式地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遠，越推越薄。

這與早期人類學家摩爾根所提出的親屬制度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摩爾根看來，“每個人即自我，以自我為中心點，周圍形成一個親屬圈亦即親屬群體”：從這個人開始向外推算關系的程度并將關系回推至此人。中國傳統儒家學派中“仁”的思想是依照“己”的遠近推己及人，克己修身，尤其強調人倫差等，有等級的愛。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說到“我們儒家最考究的是人倫，倫是什么呢？我的解釋就是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系的那一群人里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P43）

差序格局產生的根源有三個方面：首先，社會根源方面。中國傳統社會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依托，通過家庭就能滿足日常的生產和生活。在家庭內部依據血緣關系進行差序格局的分配。比如從配偶、子女、父母到兄弟姐妹分配繼承財產，不同的關系程度享有著不同的分配比例，但是在親兄弟和表兄弟之間就是不對等的。正是通過血緣關系的優先權才會讓成員對血緣關系更加依賴和忠誠，確立“差序格局"的模式。其次，歷史根源。中國作為農業大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每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給自足，自食其力，不需要與人交換就能夠生活，在封閉的社會環境中必然以最原始的血緣關系為標準，使社會結構呈現出“差序格局"的特征。第三，文化根源。中國儒家學派的核心思想“仁”是依據與“己”的關系遠近來決定仁愛程度，實質是有差等的愛“人”。主要表現在“推”字上，一方面強調由內向外推，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由“私”向“公”的過程。正如《大學》中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這是正向的差序格局。另一方面由內向外推的前提是以“己”為中心，“為了己可以犧牲家，為了家可以犧牲國，為了國可以犧牲天下”的邏輯，是“向內轉化”的過程，這是反向的差序格局，這也為國人形成“私”的個性奠定了基礎。

二、差序格局的中國特色

中國鄉土社會是熟人社會，在處理人際關系的時候就是一種差序格局，從熟人開始再到不熟的人一圈一圈的推，是以血緣，親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差序格局的基本特征表現為與西方團體格局所不同，是靠禮治維系著，具有動態伸縮性的特征。

（一）動態伸縮性

在“差序格局”這張伸縮網中，始終以“己”為中心，但這里的“己”是通過血緣關系將“自我”層層包裹，它是具有動態伸縮性的圈子。“從己向外推以構成的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每根繩子被一種道德要素維持著。社會范圍是從“己”推出去的，而推的過程里有著各種路線，最基本的是親屬，親子和同胞。”（P54）在圈內是自己人，圈外則屬于外人，而劃分的標準就是血緣的遠近和關系的親疏，通常是按照父系血緣關系的遠近向外推過程，中國的繼替原則也是沿著父系的單線進行的。即使父輩在生命上這種自然意義上消失了，但是以他為中心的波紋式社會關系并沒有消失，而是被繼承者融合形成一個新的差序結構。

熟人社會除了包括親屬關系外, 還有地緣關系。在地緣關系方面，每一家是依據“街坊”劃分出勢力圈子，在鄉土社會，這種地緣關系也是動態變化的，具有極強伸縮性，有勢力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布全村，而窮苦人家的街坊只是鄰居兩三家。另一種情況是像“舉家搬遷”這種在農業社會中的人口流動造成伸縮。正是由于這種動態伸縮的特性，所以在對人對事的行為準則就不相同，我們會根據它的背景、關系者、親密度做出不同反應，也就是親疏有別。

（二）靠禮治維系

中國鄉土社會的維系依靠的是“禮治”而不是“法”。農耕文明的影響下，家庭本位的主導下，中國社會必然是“禮治社會”。禮與法都是用來規范行為的手段，區別就是依靠的力量不同，“法”依靠的是國家強制力，“法”是警告，是紅線，阻止大家不要去干什么。而“禮”則是當地的人們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傳統，倡導人們應該去做什么，不應該去做什么。在鄉土社會中，“禮”處于基礎地位，“法”處于從屬地位。我們大多會用“禮”去調解矛盾，教化百姓。

（三）有別于西方

中國的社會結構與西方大有不同，在《鄉土中國》中，費孝通指出：“我說西洋社會組織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們常常由若干人組成一個個的團體。團體是有一定界限的，誰是團體里的人，誰是團體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要分清楚。并將西洋社會結構概括為“團體格局” （P40），西方社會更傾向于一種理性社會，“在西方團體格局的社會中，公務，履行義務，是一個清楚明白的行為規范。而這在中國傳統中是沒有的。”（P55）在社會中的界限一定要分清楚，團體成員一視同仁，若團體的領導者濫用權力，隨時可以被取締。

中國社會則更多的是人情社會。界限是分不清的，可遠可近可收縮，人際關系像橡皮筋一樣，收放自如。其中，道德維系著私人，“中國傳統社會里一個人為了自己可以犧牲家，為了家可以犧牲黨，為了黨可以犧牲國，為了國可以犧牲天下。”（P46）在差序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對的，不可兼得。“團體道德的缺乏，在公私的沖突里更看得清楚。就是負有政治責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私人間的道德。”（P56）

三、差序格局的時代變遷

傳統的“差序格局”是以父系血緣關系為紐帶的人際關系，隨著社會的發展，差序格局的內涵不斷豐富，利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所衍生出來的關系通通都打上了利益的烙印。在農村社會，差序格局對農村精英的影響比普通村民更加強烈。我們可以將農村的精英可以分為體制內的政治精英和體制外的非政治精英，在他們中間也是存在以“己”為中心而建立起遠近親疏的社會關系。

（一）差序格局的當代發展

隨著農村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差序格局”也增添了新的內容。第一種是姻親關系與擬似血緣。中國傳統社會著重強調父系血緣，姻親關系是一層較遠的親屬關系，正如諺語所說 ：“嫁出去的姑娘就像潑出去的水”，但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女性的力量不斷加強，姻親互助模式在社會中大量出現。擬似血緣通過“認干親”“拜把子”等行為建立“感情+利益”的關系模式，這樣就使圈子的范圍不斷擴大。第二種是業緣關系。業緣關系是人們由職業活動需要而結成的人際關系。當農村出現多余勞動力時就會向城市流動，便形成了“民工潮”，此時就會出現“老鄉帶老鄉”的場景或是企業高管幫親戚“走后門”的裙帶關系，形成了以老鄉為社會網的一種標志，但受傳統的“差序格局”的影響，他們只會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去解決矛盾，為了避免矛盾，企業往往拒絕裙帶關系，于是企業老板與員工之間產生了一種特有的 “業緣”關系，大家憑借著“如果企業發展得好，那么大家就有錢賺”的思想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因此，利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新的差序格局被打上了“利益”的烙印，過去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差序格局”逐漸變得多元化。

（二）差序格局理論與農村精英社會關系

費孝通的差序格局是一切以“己”為中心的自我主義，這種自私不是真正的自私，而是沒有固定的“公”和“私”的界限，在此影響下，產生了差序人格。差序人格就是指沒有統一的處事標準，而是要依據對象與自己的關系才能決定行動的標準，表現為一種“能屈能伸”的彈性人格。

在農村社會，農村精英在傳統道德禮教影響下表現的差序人格比普通村民更加明顯。農村精英就是那些在村莊里比普通村民擁有更多的資源，比如那些有經濟財富，或是有政治權力，或是有思想有文化，或是有更多的社會資源。我們可以分為體制內的政治精英（通常我們所說的村干部）和體制外的非政治精英(有較大影響力的人物)。

體制內的政治精英不僅是國家大政方針的服從者，還是村民的代表。按照差序格局中"家庭"內涵的伸縮性，我們可以分為兩類情況辯證的看待：第一種情況是村干部將他所在的村莊里的村民看做自己人，也就是“私”的范圍，那么在本村之外的鄉鎮和其他村莊就是處在"公"的范圍。他就會站在以他自己為中心的圈子里，為本村爭取更大的利益而抵抗鄉鎮。第二種情況是村干部只會將和自己有血緣的家人看做自己人，也就是“私”的范圍，那么在自己家人之外，包括本村里的其他人和其他村莊的人以及鄉鎮都是處在“公”的范圍。他就會從個人家庭利益出發，見風使舵。這樣就會將差序格局中的利己主義發揮到極致。

體制外的非政治精英包括經濟能人，文化能人，他們手中握有社會資本，有時也會影響村干部的政治決策，在村莊內部就形成了以體制外精英為中心的“社會圈子”。一方面，非政治精英在村莊內部有很大的影響力，村民愿意相信他們，就可以幫助村干部調解矛盾，維持秩序；另一方面，他們以逐利為目的，當勢力大的非政治精英"私"的欲望不斷增加，通過結交權貴就能獲得更多的利益，危害村莊的整體利益。所以在農村精英之間也是存在以“自我”的權力和情感為中心而建立遠近親疏的社會關系。

（三）差序格局理論與鄉村人才振興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人類一直以來追求的理想，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主題內容。勞動者只有能夠自由地運用自己的體力，腦力和智力才能真正解放勞動能力。人的全面發展不僅表現為人的活動，需要和能力的全面發展，更是人的社會關系的全面豐富，社會交往的普遍性和人對社會關系的全面占有與共同控制，也包括人的素質的全面提高和個性的自由發展。人是生產力要素理論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勞動是區別人和動物的標志，人通過勞動能夠創造更大的價值，推動社會的進步。

毛澤東始終堅持“德才兼備，任人唯賢”的用人方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樂于奉獻，始終與人民保持密切聯系，為人民謀利益。不搞裙帶關系，反對拉幫結派，反對任人唯親，培養真正的人才。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選賢任能，始終把選人用人作為關系黨和人民事業的關鍵性、根本性問題來抓。治國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說的：“尚賢者，政之本也。”“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習近平總書記還多次引用司馬光的“才者，德之資者，德者，才之帥也”來強調人才品德的重要性，不僅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準則，更要用實踐來辨別，用群眾的認可來識別人才，充分發揮人才的作用，認真鑒別人民的好干部。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為解決好“三農”問題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還在2021年發表的《關于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也強調了激發鄉村人才振興的活力助推農業農村現代化。千秋基業，人才為先，鄉村人才是帶領農民發家致富的領頭雁，是推動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主體，人才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關鍵和基石，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對人才的數量和素質都有較高的要求。

因此，一方面，對于在農村體制內的政治精英或者是農村管理型人才中要提高素質。村干部在獲得了鄉村治理權之后，特別是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之后，就可能會滋生腐敗、權錢交易、自大狂妄等不正之風，如果任由這些不正之風蔓延下去，不僅會使原來所取得的成績毀于一旦，而且還會敗壞社會風氣，導致基層社會的動搖，從而危及整個國家的穩定。

所以，我們必須構建相應的風險防范機制。首先，我們要定期進行思想道德教育，強化他們為村民謀福利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不能僅僅局限在為謀“私利”的小圈子中，而是要通過開展培訓學習、村干部講堂和鼓勵村干部繼續學習提升學歷等方式強化學習教育，提高村干部的綜合素質，培養業務能力和素質水平都很高的村干部。其次，要建立多層次的監督體制，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使村干部的權力置于廣大村民的監督之下，降低其腐敗的風險。規范村級黨群服務中心，提升村級辦公場所，方便群眾辦事，深入群眾，服務群眾，為群眾辦事。發揮先鋒模范帶頭作用，堅持為公為民，堅持以人為本和以民為本，做到為村民付出真心，干出實事，真正服務于廣大村民，秉持“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的理念。最后，未來也要多多選拔政治素質高的精英來擔任村干部，盤活鄉村潛在人才，為鄉村振興匯聚人才力量。

另一方面，對于體制外的非政治精英來說，因為他們具有很強的地域性的特征，即生于斯長于斯。即使有些精英到了一定階段外出讀書或者工作，那么也一定在鄉村里居住生活過一段時間，正是因為這種經歷，才促使他們對自己曾經生活過的鄉村產生了難以言說的情愫，產生了無法割舍的感情，而他們對鄉村的深厚感情正是促使實現鄉村振興最強大的動力。地域性不僅僅是地理上的概念，更是一種情感上的概念，即不管鄉賢是否身在鄉村，但卻一直心系鄉村。現代的鄉村仍然是一個以人情關系為紐帶而建立起來的熟人社會，鄉賢因為生長或生活在鄉村，和村民的關系較為親密，容易取得村民的信任，加上對村莊事務較為了解，所以能夠最大限度的發揮自己的優勢。從古至今，鄉賢都憑借著自身的道德情操來教育引導村民，村民對鄉賢的敬仰并不是源于法律和強制性權力，而是其人格魅力。當鄉賢獲得了村民們發自內心的認同時，自然就產生了權威。這種內生型權威一旦產生，那么就可以用最少的資源和最低的成本來取得最好的社會治理效果。

正是因為中國鄉土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呈現波紋式的差序格局，才會產生鄉土情懷，才會有落葉歸根的趨勢。所以我們不僅要利用返鄉人才的經濟資源帶動全村致富，鼓勵他們帶著資金，項目和情懷投身鄉村建設中，在農村生產經營方面發揮他們對鄉村振興的引領和帶頭作用；還要重視本土人才，將這些鄉村本土人才包括新鄉賢、本土大學生和退休人員充分利用起來，搭建發展平臺，他們擁有強烈的鄉土情懷，想要支持家鄉的發展，還有扎實的理論基礎和優良的專業能力，促使他們向鄉村流動，留住人才，讓以農村體制外的精英為中心的社會圈子發揮正能量，配合農村基層干部做好農村工作，不求回報地為家鄉和村民做貢獻，實現自身能力素質的發展，利用自己的優勢長項發光發熱，促進鄉村振興。

總之，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是以親屬關系為主軸，以個人為中心點，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紋，波紋的遠近表示社會關系的親疏。鄉土中國中的差序格局以及在差序格局下維系著私人的道德，是當今社會的文化特色，但也成為社會發展的阻礙。《鄉土中國》成書已經有半個多世紀，曾經的鄉土中國正發生著變化，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一阻礙終將會被打破。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