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簡介

費孝通(1910.11.2-2005.4.24),江蘇吳江(今蘇州市吳江區)人,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 獲燕京大學社會學學士學位,清華大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碩士學位,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哲學博士學位,后任教于云南大學社會學系。

費孝通從事社會學、人類學研究,寫下了數百萬字的著作。在其導師馬林諾夫斯基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該書被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成為國際人類學界的經典之作。費孝通晚年提出并闡述了“文化自覺”的重大命題,并出版有《行行重行行》、《學術自述與反思》、《從實求知錄》等著作。

費孝通多次進行鄉村調研,足跡遍布大半個中國,他三訪溫州、三訪民權、四訪貴州、五上瑤山、六訪河南、七訪山東、八訪甘肅、27次回訪家鄉江村。為中國農民找一條出路,成為費孝通研究一生的大課題。他研究中國的窮人主要是農民,如何擺脫貧困走向富裕之路。

二、內容概要——關于《鄉土中國》的內在架構與邏輯關聯

《鄉土中國》來源于費孝通20世紀40年代后期在西南聯大和云南大學所講的“鄉村社會學”一課的內容,首次出版于1948年,是學界公認的中國鄉土社會傳統文化和社會結構理論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全書由14篇文章組成,涉及鄉土社會人文環境、傳統社會結構、權力分配、道德體系、法禮、血緣地緣等各方面。

《鄉土本色》該章是全書的總論,描述了鄉土性的三大特征。這一章描述了中國社會的基礎,同時也是全書的基礎,后文差序格局、禮俗社會之根源,都在于此“鄉土性”。

《文字下鄉》與《再論文字下鄉》這兩章分別從空間格局和時間格局上說明了一個問題:鄉下人沒有文字的需要。強調鄉土社會是文化經驗的傳承與積累,在鄉土社會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連語言都不是傳情達意的唯一象征體系。

從《差序格局》到《男女有別》,主要討論中國鄉土社會的組織結構,其中的核心概念就是“差序格局”。然后從道德層面、家庭層面、家庭成員關系的層面來具體展開,充分闡釋“差序格局”的特征。

《禮治秩序》《無訟》對比西方社會和鄉土社會的禮治和法治,強調維持禮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

《無為政治》《長老統治》和《名實的分離》,這三章講的是四種權力。鄉土社會中的四種政治與權力結構:橫暴權力、同意權力、教化權力和時勢權力。

《血緣與地緣》《從欲望到需要》重點論述社會變遷的問題。由于鄉土社會安定,缺乏變動,是血緣社會;在鄉土社會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從欲望到需要是社會變遷中的一個重要里程?。

《鄉土中國》不同于一般學術性著作的基本結構即“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其結構思路顯得有些模糊,沒有那么清楚,需要我們細心去“尋找”分析其中的脈絡。這是因為《鄉土中國》是費孝通20世紀40年代后期在西南聯大和云南大學所講的“鄉村社會學”一課的內容,正因為是根據課程講稿整理的,所以具有演講稿的特點,語言親切自然,沒有學術著作的生硬與呆板,便于我們閱讀理解。

另外《鄉土中國》有大量民俗調查案例,費老非常巧妙地篩選案例材料,提煉為可以印證鄉村社會結構特征的“現象”,并與其他不同的“文化范式”進行跨文化比較,從而凸顯鄉土中國的特殊性。選取的材料都極具典型性、代表性,這提醒我們在進行學術研究時,可以將豐富的調查案例提升為“現象”,然后抽象出來一些概念,進入到理論分析的層次。

三、作品思想——《鄉土中國》寫作的時代背景與中心論點

《鄉土中國》是應當時《世紀評論》之約,分期連載的14篇文章。《世紀評論》雖然存在時間很短,才一年多時間,共出版93期,但這份雜志發表了當時很多大學者很有名的文章,除了費孝通,還有梁實秋、潘光旦、冰心、朱自清等,這批知識分子,懷著對中國命運急切的關注,以這個雜志為平臺,對當時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外交各種問題進行深刻討論,可以說承載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思考。因此在這樣的歷史前提下,《世紀評論》向費老約稿,應該是很有時代針對性的。

費孝通寫作《鄉土中國》是1947年前后,1947-1948年,正值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在重慶進行談判,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好像馬上要迎來和平的曙光;但緊接著內戰爆發了,“中國到底會走向何方?”“新中國會建設成什么樣?”成為了當時社會上的主流爭論,尤其是戰后中國會成為一個怎樣的國家,成為學界思考的一個大命題。

其實自20世紀初開始,也就是晚清至民國時期,中西方文化的碰撞日益密切,由于西方工業文明及軍事力量的強大,隨之帶來的現代化觀念與原有中國社會的價值體系產生了強烈對照,又加之與西方“進化論”結合,似乎使中國一下子從文化上無比優越的“禮儀之邦”變成愚貧弱私的“鄉土中國”。自那時起,對于大部分強調現代化論者來說,“鄉”和“土”的意思一樣,比如“鄉里的”、“土得很”都揭示一種性質——“落后”。而一旦把“鄉土”看作“落后”,他便自然把中國落后的原因與出路都歸在了“鄉土”之上,于是若要根本改變“落后”,必得先行改造鄉土。正是在這樣的認識推動下,引發了一場關于“開化鄉村,改造中國”的大討論,目的是對本國鄉土文化的掀翻重建。一場規模浩大的鄉村重建運動也在中國各地開展起來,參與運動的突出人物有晏陽初、梁漱溟等。

晏陽初認為當時的中國鄉土幾乎找不出什么正面意義,相反倒存在著明顯的四大弊端,那就是:愚、貧、弱、私,需要徹底改造和重建。由此推之,所謂鄉村重建,核心即為進化農村,重建鄉土。梁漱溟認為,中國根基在鄉村。他說:“中國社會是以鄉村為基礎,并以鄉村為主體的。”他指出:“鄉村建設,實非鄉村建設,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但與晏陽初不同的是,梁漱溟認為鄉土不是中國的病體 ,而是傳統的根基。正是因為我們學西方,破壞了中國的鄉土性,破壞了中國的根基。由此可以看出晏陽初和梁漱溟正好代表了兩種不同傾向,前者否定鄉村,后者肯定鄉村。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則充分肯定了鄉土作為中國傳統之根基,并針對當時瞧不起鄉村傳統、把其譏諷為“土氣”的說法 ,費孝通給予了正面回應 , 認為“土字用的很好,”對《鄉土中國》一書的英文名稱 ,他也譯為“ From the Soil” ,直譯是“來自土地”,由此看出“鄉土中國”是始終圍繞著“土”為論述中心的,“我們的民族確是和泥土分不開的了。” 正因為處于“鄉村重建運動”這樣的時代背景,《鄉土中國》一書雖然沒有直接明說 ,但通過文章中對一些理念的批評論述可以發現 , 費孝通針對晏陽初等提出的所謂鄉村“愚、貧、弱、私”四大痼疾 ,幾乎都一一進行了反駁,論述的十分精彩。比如針對“愚”,費孝通通過舉例一個個具體的現象故事入手,論證鄉下人不是沒有識字能力,而是沒有識字機會,文字在面對面的熟人社群用處不大,直接接觸的肢體語言遠勝于間接接觸的文字。

可以說,《鄉土中國》一直在問問題,而“作為中國基層社會的鄉土社會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社會?”(P4)這一問題是費孝通核心要追問的。其實先不論問題的答案是什么,光是提出這一問題,費老已經使我們看待中國的視角改變了。在費孝通之前,一些歷史學家都是自上而下看待中國社會,認為中國社會的皇權可以一直伸展下去的,而費老把我們由上而下的視角翻過來,使我們由下而上地去看,也就是從一個最基層的社會去看社會結構,發現有一個中間層,士紳階層,用文化等方式把皇權擋在外面,形成一個相對而言自治的體系。

四:經典賞析——《鄉土中國》主要論述的三大核心概念問題

1.鄉土本色

第一篇“鄉土本色”一章開篇首先圈定研究范圍,即中國社會的基層,而不是上層社會——“從這基層上曾長出一層比較上和鄉土基層不完全相同的社會,”其次解釋了為什么“中國社會的基層是鄉土性的”。

隨后費老描述了鄉土社會的三大特性:①離不了泥土。因為“我們的民族確是和泥土分不開的了”,(P1-2)從土里來的民族,有過優勢——中華傳統農耕文明的繁榮,現在也有劣勢——受到土地束縛,沒有跟上現代化的腳步。

②不流動性。這是從人和空間的關系上說,農民從最開始一小塊土地不斷開墾,等這塊土地飽和了,新生一代就扛著鋤頭走出去,在周圍開墾新的土地。雖然面積不斷擴大,但他們勞作模式沒有絲毫改變。費孝通書中舉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他在靠近蒙古的一個村落考察的時候發現這個村子的語言絲毫沒有受到蒙古語的影響,不僅如此,村子里的姓氏也沒有發生過變化。幾百年來來回回就這幾個姓氏,沒有讓外人進來過。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因為土地是無法流動的,莊稼自然也動不了,對于完全依靠土地吃飯的農民來說,沒有什么比當下的穩定更重要的了,于是重復成為了中國真正的鄉土本色,日復一日重復中國上代甚至上上代的事情,安于現狀。

③地方性,也可稱作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是從人和人在空間的排列關系上說,“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個人為單位的,而是以住在一處的集團為單位。”(P3-4)也就是說孤立、隔膜是針對村與村之間的關系來說,因為“活動范圍在地域上的限制,在區域間接觸少,于是生活隔離,各自保持孤立的社會圈子”,所以在村莊內部大都是“熟人社會”。“在一個熟悉的社會中,我們會得到從心所欲而不渝規矩的自由”,因為“規矩不是法律,規矩是‘習’出來的禮俗。”(P7)在這里費孝通還介紹了兩個社會學的概念:一是禮俗社會中的“有機的團結”——沒有具體目的,只是因為在一起生長而發生的社會;二是在法理社會中的“機械的團結”——為了要完成一件任務而結合的社會(P6)

總的來說,鄉土社會因為是長在泥土上的,而泥土是固定不動的,因此長在泥土上的人也就是不流動的了,而不流動的特性導致村與村之間互相隔絕;村莊內部的成員因為沒有與外部接觸的機會,一輩子都在村莊內部成長、生活,所以村莊內部是一個無比熟悉的、沒有陌生人的面對面社群。

2.血緣社會與差序格局

很多西方國家禮俗的形成來源都是宗教,宗教的教義告訴大家,眾生平等,神愛每一個人,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我在神面前需要遵守的道德規范和約束都是一樣的。但是中國的鄉土社會卻不是這樣的,中國社會所要遵守的道德規范是缺乏普遍性的,因為每個人都是以自我為中心,依此對人對事進行評判。這也就是費孝通說的差序格局。“我們的格局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P28)所有人都是以自己為中心,然后向外不斷輻射,形成一個龐大關系網。重要的關系比如夫妻、父母、子女在內圈,因為一般來說這種關系是牢不可破的,外面一圈比如說姑姑叔叔。這樣一圈一圈往外走,一個大家族就誕生了,村落也就誕生了。值得一提的是,差序格局有一個特性,即可以伸縮——“每一個網絡有個己作為中心,各個網絡的中心都不同。”“范圍的大小也要依著中心的勢力厚薄而定。”“中國傳統結構中的差序格局具有這種伸縮能力。”“這富于伸縮的社會圈子會因中心勢力的變化而大小。”(P29)《紅樓夢》里中心勢力的變化便是“差序格局具有伸縮能力”的明證。

另外在差序格局中,權利義務關系也是不一樣的,我對內圈的義務大于外圈的義務,所以我為內圈的利益可以犧牲外圈的利益。越里面的人對我越親,我要對她做的事情也就越多,為個人可以犧牲家庭,為家庭可以犧牲家族,為家族可以犧牲黨,為黨可以犧牲國家,為國家可以犧牲天下。“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對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內看也可以說是公的。”(P33)

通過對中國與西方“差序格局”與的“團體格局”的比較,“自我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剖析,就深刻明白了為什么傳統中國是如此重視克己修身,因為在中國“自我主義”意識中,“一切價值是以‘己’作為中心的”(P31),在鄉土中國是沒有一個明確的團體概念的,因此也就無所謂公與私。

在中國鄉土社會中,家也沒有嚴格的團體界限,不同于西方社會的核心家庭,一般只包括夫妻與孩子,中國社會的家庭其實要看成家族,“可以依需要,沿親屬差序向外擴大。”(P46)

“血緣社會是穩定的,缺乏變動。社會的穩定是指它結構的靜止。”(P87)所以在穩定的血緣社會中,家族也是穩定的,傾向于恒久不變。“鄉土社會中,家是個綿續性的事業社群,主軸是在父子之間,在婆媳之間,是縱的,不是橫的。夫婦成了配軸。”(P48)所以在中國式婚姻中,感情不是放在第一位的,夫妻之間感情淡薄,甚至毫無感情,在一起就好像合作伙伴,“一切事業都不能脫離效率的考慮。求效率就得講紀律,紀律排斥私情的寬容”(P49)。被事業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中國人感情流露總是比較矜持、保守,也是在社會這種格局中長期養成的性格。

3.禮治法治

那要如何保持這種鄉土中國的社會關系正常運轉呢?想在熟人社會中保障關系正常運轉,靠法律沒有用,最有用的辦法是依靠老祖宗留下的傳統和約定俗成的規矩,這種經驗規矩就叫做禮治秩序。

作者首先提出一般人對人治和法治的誤解。“所謂人治和法治之別,不在人和法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P59)所以澄清了一些人所謂中國 “人治”的錯誤看法,因為如果是隨便任意由人發號施令統治,社會會亂套,所以“人治”是不可能發生的。

隨后提出禮治和法治的區別,“禮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維持規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國家的權力來推行的。維持禮的是傳統。”(P61)傳統是過去的經驗累積。不同于法律是強制執行,“禮并不是靠一個外在的權力來推行的,而是從教化中養成了個人的敬畏之感,人服禮是主動的。”(P63)又因為如果社會環境一改變,過去累積的經驗就不能解決現在發生的問題,所以“禮治社會并不能在變遷很快的時代中出現,這是鄉土社會的特色。”(P64-65)

在村民眼中看似公平的法治,往往有不合情理的問題,不在于至高無上的法律,而在于自己的良心。“理想的禮治是每個人都自動地守規矩,不必有外在的監督。”(P68)所以最后維系社會秩序的不是法律,而是人倫。

社會運行的四種權力

任何一種社會關系的運行都需要長期存在四種權力,分別是橫暴權力、同意權力、教化權力(長老權力)、時勢權力。橫暴權力偏重社會沖突一方面,“在上的是握有權力的,他們利用權力去支配在下的,發施號令,以他們的意志去驅使被支配者的行動。”(P73)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進行壓迫的工具。同意權力偏重社會合作一方面,“基礎是社會契約,是同意。各人有維持各人的工作,維持各人可以互相監督的責任。”(P74)教化權力也稱長老權力,發生在社會繼替過程中,這并不是一種統治關系,而是文化性的。每一個年長的人都握有強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權力,而差序格局道德中的孝,讓年輕人都得對長輩恭敬,服從這種權力,由此產生了長幼原則。“被教化者并沒有選擇的機會。他所要學習的那一套,我們稱作文化的,是先于他存在的。我們不用‘意志’加在未成年的孩子的人格中,因為在教化過程里并不需要這種承認。”(P81)最后一種時勢權力,發生在社會變遷之時,產生有能力的“文化英雄”,從而發生一種權力關系。

五、心得體會——《鄉土中國》對鄉村文化振興的啟迪與思考

《鄉土中國》很薄,很快可以讀完,但是真的要讀懂它,實際上不容易。14篇的每一篇都可以單獨來讀,雖然當時是為了一個雜志來寫的,一個無意的結果卻成就了一部經典著作。

《鄉土中國》并不是面面俱到的教科書,而是與學術界既有觀點的“對話”,費老在書中主要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對既有觀點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二是通過闡述自己的見解提出相關概念與定義,如“團體格局”“差序格局”“橫暴權力”“同意全力”等,即“命名”。整本書讀完,不由得佩服費老深厚扎實的學術功底,感覺句句都說到我的心坎里了,也讓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原來想不通的事情,意識到了原來不曾意識到的、見慣不怪的鄉村現象,比如為什么中國社會長期以來男女有別、長幼有序的倫理觀念長期存在并占主流,為什么中國人看似自私、“各人自掃門前雪”等等。

費孝通實際上早在1948年已經看到并指出了問題的嚴重性 ,那就是一方面“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已開始拋離鄉土社會”,導致以往的傳統尚難存留;另一方面當時的鄉村重建運動未必正確有效,前景讓人不樂觀。雖然七十二年過去了,回到當今的中國社會,我們依然可以說“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因為中國許多階層都是從農村分離出去的,農民逐步形成的行為習慣、人際關系以及農村社會中具有的特色,構成了中國社會的根基。無論今天中國的城鎮化率怎樣大幅提高,中國人的鄉土性始終根植在我們的基因之中。但是對于《鄉土中國》中提到的一些問題,我們依舊在追問:中國的鄉土性還有多少保留?如何解決城市化進程中鄉村文化的危機?如何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振興鄉村文化? 21世紀的中國社會還有“差序格局”的特性嗎?面對與鄉土社會相去甚遠的新生活環境,我們該如何自處? 

《鄉土中國》成書于1947年,彼時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有10%左右。時過境遷,2019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首次超過60%。如此巨大的社會流變,書中部分觀點已經不再能完全涵蓋和表達鄉村的情況了。讀完這本書讓我重新反思了新時代的鄉村文化振興,或許還有三個方面值得社會共同進一步努力。

(一)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鄉土文化與現代文明有機對接

費孝通書中反復強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根在鄉村,“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也認為,文化的類型有三種: 游牧、商業和農耕。游牧與商業特點都是“富、強、動、進”;而農耕的特質是“安、足、靜、定”。長期來看 ,只有農耕能給人類帶來永久的和平、穩定,所以要特別強調農耕文化的傳承與提升,不能因為現代工業化而全盤接受西方的工業文明。

振興鄉村文化并不意味著回歸原有的鄉土社會或完全接受現代西方文明的價值體系,而是在保持鄉村特質的基礎上,將現代性因素融入到鄉村文化之中,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找到新的生長點,實現其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以重塑的方式留住農耕文明,留住與農業生產生活相關的文化記憶和文化情感。”其實中國傳統鄉村文化是完全可以和現代文明和諧相處,相得益彰的。尊重鄉民的風俗習慣、保護并善于利用鄉村固有的文化傳統,自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正如費孝通晚年時曾說,要“切實把中國文化里面好的東西提煉出來,應用到現實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觸、進行交流的過程中,把我們文化中好的東西講清楚,使其變成世界性的東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

當然現在整個的社會因為流動,血緣在讓位于地緣關系;熟悉讓位給了“陌生”。尤其隨著1981年計劃生育的開展,差序格局中最核心關系圈被破壞了,沒有兄弟姐妹的人很難再像傳統中國人那樣看重血緣。雖然隨著二胎政策放開,核心家庭范圍有所擴大,這個現象有所調整,但由于現代生活壓力與成本增大,以及受到一些西方價值觀念的影響,真正選擇二胎的比例不是特別高,因此總體上看還是呈現出一定差序格局的萎縮。

不止差序格局的變化,當今社會,傳統的兩性文化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傳統婚姻中相敬如賓、分工協作、男主外女主內的“事業型”婚姻關系情感比較淡漠,屬于“阿波羅式的情感文化”也就是中國鄉土社會中以同性關系為主、異性關系為輔的情感模式。而現在越來越多獨立的三口之家誕生,大家不再拘泥于傳統的大家族的婚姻關系,并且受現代教育和西方文化影響,年輕人開始追求“浮士德式的感情文化”。為愛而婚成為年輕人的常態,并出現對“喪偶式”婚姻、“喪偶式”育兒的指責,“丁克”現象和“不婚主義”越來越常見,甚至覺得婚姻不是現代生活的必備。那不由得會問這樣一個問題“三觀一致是否將取代血緣,成為新的人際紐帶?”或許不能說取代,只是血緣關系已經慢慢不成為唯一的中心了,呈現多元化的人際關系形態。

當然,有變亦有不變,對于農民來說,婚喪嫁娶依舊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可以說一輩子的目標就是這些大事了,所以要警惕現在經常說的移風易俗,不能“一刀切”,因為鄉村文化建設是一個循序漸進過程,就像植物的自然生長過程一樣,一定要給予充分的耐心,不能一蹴而就。

(二)提升農民主體地位,讓農民真正自信起來。

不同于同時代其他學者,從上而下考察中國社會;費孝通一直是自下而上的視野看鄉村社會,“從基層上看去”,真正站在農民的角度,十分重視農民的主體地位。農民要有主體的尊嚴和價值,不是只要一點點糧食房子生活必需品就夠了。農民擁有對生活的獨特體驗,我們要深入群體之中深入分析。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農民也有從底層的基本需求滿足到自我追求高價值的過程,21世紀的鄉村振興更要追求農民的高層次滿足,忽略了農民的文化,就等于忽略了農民最根本的東西。

費孝通書中說,有人認為“鄉下人土氣”“鄉下人是愚的”,將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的對等,變成幸福與不幸的對立,這種誤解讓人很擔心。中國由于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城鄉地域之發展差距很大,并且農民長期沒有得到作為“平等主體”的應有對待,于是“鄉村就是落后,城市就是先進”的文化理念也深深扎根在農民的心里,農民對鄉土文化的不自信,就導致只能“坐等靠”政府的扶持,成為“政府的包袱”。振興鄉村文化也是一種文化自信,發動農民廣泛參與,增強農民文化認同感,才能讓鄉土的傳統文化“活起來”。有些村莊建設,常常以保護的名義排斥當地村民,他們把祖祖輩輩生活在村落里的村民遷出,打造所謂“特色村”“度假村”,把作為鄉村文化振興的主體農民排除在外,無異于是殺雞取卵,其結果是把活態文化變成了喪失生命力的展品。

現在我們想要創造農村新生活,實施鄉村振興,重點都在產業振興上發力,這當然無可厚非,畢竟產業是基礎,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在我們努力提升鄉村物質生活水平的同時,也千萬不要忽視鄉村文化建設,讓農民自信起來才能讓鄉村文化自信,這是鄉村全面振興的關鍵所在。

(三)強化制度建設,實現傳統自治、德治與現代法治的融合,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指出,“鄉土社會是禮治社會”,(P59)禮并不是靠一個外在的權力來推行的,維持禮的正是社會所累積的一套幫助人們生活的方法經驗。維持鄉土社會秩序靠的是“規矩”和“道德”,即“教化權力”。但在工業化時代,隨著傳統大家庭結構的解體,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智能手機廣泛普及,打破了人際交往的地緣限制,傳統家族里的長者所積累的經驗對現在年輕人而言似乎沒有那么重要了,“在現代社會里知識即是權力”(P109),“教化權力”正逐漸弱化,向“同意權力”也就是法律慢慢轉變。

但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雖然瓦解了“教化權力”的基礎,但“同意權力”并未起到“教化作用”,只能算是一種威懾力,也就是費老說的“它破壞了原有的禮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建立起法治秩序。”(P72)而西方不同,西方人心中的法律更像是道德教化,因為他們的法律一定意義上是宗教戒律的世俗化。

所以中國鄉村是價值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相結合的社會共同體,因此一定要特別注重制度性與非制度相結合,通過激發村民們的文化內生動力,再造互助有序的村落共同體,整合政府、社會等多元主體協作,創新鄉村現代文化治理體系。我們進行鄉村建設,不是要另起爐灶建設一套新制度文化,而是要在遵循鄉村價值基礎上,實現傳統自治、德治與現代法治的融合,從而形成鄉村文化引領、價值認同。

 

相關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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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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