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讀書報告
一、作者簡介
張鳴，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長在北大荒，做過農工、獸醫。中國人民大學中外政治思想專業博士研究生畢業。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張鳴教授進入學術較晚，先后發表論文數十篇，學術隨筆數十篇。專著有《武夫治國夢》、《鄉土心路八十年——中國近代化過程農民意識的 變遷》、《夢醒與嬗變——戊戌 百年沉思》、《拳民與教民》、《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0》等8種。編著有《文革中的名人之思》、《百年春秋》等5種。
二、《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的主要內容
《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收入22篇文章，大致以時間為序，以專題形式，論述了從清末到新中國成立初期，鄉村社會各階層與各時期國家權力的互動、鄉村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而以后者更為精彩。中國農村政治為什么會走到這一步?為什么非走這一步?《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正是通過回顧1903—1953年之間的農村社會歷史，試圖徹底厘清我國農村基層政權和文化結構變遷的內在線索和發展方向。理清這個脈絡，對認識百年中國，尤其是大規模推進現代化的近代中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份“村圖”的故事是全書的總論，并且村圖圖文并茂，圖上繪出“村”的地理位置、離城的遠近、周圍的村莊與集市，還有村上房舍與田地、水井與廟宇，但也許更重要的是與圖相配的文字，因為它們向我們展示了那個時代生活在“村”里的人，以及把人編織在那個地理空間的社會制度網絡。關于村中“人”的列項，大體上是這么幾類:在籍官員、貢舉生員、耆老、節孝、窮民、殘廢。在籍官員和貢舉生員是鄉紳,在農村屬于社會上層，而窮民和殘廢屬于鄉村中的棄民，居于社會最底層，居于中間的耆老和節孝,一則老而有德，一則守節孝敬，都與道德有關,本身并不是一種社會階層。至于一般的農民，從沒有功名的地主到自食其力的農夫，一概榜上無名。
“虛擬”的鄉村政權強調了權力的分配，朝廷對鄉村的無為而治的默許是有限的一樣，鄉紳對鄉民的保護作用也是有限的。朝廷一般不會允許鄉紳的勢力無節制地膨脹，尤其不樂意看到具有強宗豪族背景的鄉紳勢力與威望過分提高。一日朝廷感覺到了某種危險，也會毫不猶豫地放手讓地方官抑制“豪強”。總之，傳統社會的鄉政是一種特別強調平衡的政治，朝廷的利益，甚至地方官的私利必須要得到維護，鄉紳的地位以及鄉民的利益也得考慮，不斷地調解，不斷地妥協，最終使大家的面子都能保住。一般來講，在朝政日益惡化的情況下，讓步多的一方總是鄉紳，待到讓步過了界，而且持續時間又很長的時候，往往意味著官方與鄉紳的統治一齊崩潰。
傳統鄉村社會的民間組織及其政治功能強調了鄉村民間組織的政治功能，傳統鄉村社會一般情況下呈現的是一種自治的狀態,絕大多數的鄉村事務國家政權并不過問，即使極少數官方有所干預的事務，也要由鄉紳出面由鄉村自行辦理，國家政權不過給個名義或者某些財補助(比如興辦大一點的水利設施和國家要求的團練組織)。可以說在傳統時代，國家政權所要面對的是鄉村社會，而不是一個個農戶，甚至也不是實際握有鄉村權力的鄉紳。社會這個詞，我們現在的用法是從日本傳來的近代西式概念，所謂society的對應翻譯，然而在古代中國的鄉村，“社會”原來就是一種祭祀土地神的祭祀和娛樂組織。后來雖然“社會”本身衰落了，但像這樣的民間組織，在傳統的農村卻日益發展起來，既有合法與正常的民間會社，也有非法的民間幫會和教門，還有半合法的拳會等組織。當然，這些民間組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對政治是不發言的，即那些非法和半合法的民間組織，一般也很少參與政治活動，但在某些特定的場合、特殊的背景下，無論非法或半合法的團體，還是合法的民間組織，都有可能被卷進政治斗爭的旋渦比如在王朝的末世，非法的民間組織很容易變成造反的機器和某些人用以改朝換代的工具，而半合法與合法的民間組織在鄉紳的支持下也可能參與另一種類型的政治性的爭斗，成為維護皇權統治的打手。雖然,這些民間組織參與政治活動屬于某種特例，但在日常生活中，這些組織的核心機構和核心人物在鄉村說話都是有分量的,因為他們的組織和活動才能，以及某種領袖人物的品格，不僅能贏得村民的尊重，而且其背后的組織資源也會使鄉紳讓他們三分。這些民間組織徹底退出鄉村權力舞臺，則是中國共產黨掌權以后的事情，非法的組織被取締和鎮壓，合法和半合法的組織的功能被帶有政權性質的各種民眾團體所取代，不可缺少的民間娛樂則由帶有宣傳意味的會演和類似的活動替代了，祭神活動則在破除迷信中自然消亡，在農民心目中神的位置也逐漸被其他的東西取代了。民間社會的消亡，意味著民間自組織能力的消退，當然也意味著國家政權將把每一個農民都吸納到體制之內。
鄉村的大小渠道教育與意識形態框架強調了鄉村文化傳播的渠道，學校教育是鄉村文化傳播的大渠道，是傳播代表正統意識形態的大傳統的主要場地。自從春秋戰國官學下移民間以來，鄉間逐漸形成了官學、私學并存的局面。在傳統時代，教育的內容主要集中在識字和道德教化這兩個方面。這些經得起時代考驗的蒙學教材，基本上是兩個路數，一是用通俗的韻文講為人處世的道理，這些道理無疑是以孝悌為中心。比如像“二十四孝”的故事就不斷地出現在各種蒙學讀物中，再加上大量如何禮讓，如何恭謙之類的說教，將孝悌的題目做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二是借歷史講忠義。很多蒙學讀物實際上就是簡單通俗的歷史書,不過這種歷史書是有意識用忠義故事將之串起來的，好像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忠臣義士的表演史。這些通俗的蒙學歷史讀物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幾乎是正史的簡略本，帶有濃厚的正統史觀，借此將華夷、正僭觀念灌輸進去。真正由國家主張并制度化的意識形態灌輸嚴格來講并不是私學教育，明清統治者接過前代由名臣倡導的鄉約宣講的嘗試，并將之制度化，特地發布了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為主旨的圣諭廣訓，由貢舉出身的鄉紳主持，定期于通衢人廣處宣講。真正能對國家正統意識形態培養起到作用的另一種形式是宗教的祭祀活動。僅僅靠大渠道的培養與灌輸.傳統國家要在農村社會構建意識形態的體系還是有相當的難度。在傳統中國，忠孝節義這樣的倫理觀念能夠達到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程度，絕不僅僅靠自上而下的灌輸，而是靠民間戲曲和小說通過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以自覺不自覺的寓教于樂的方式滲透下去。
紳權浮出水面強調鄉紳權力對政治權力的變化，鄉紳權力公開化以后，鄉村政治環境也開始發生變化，首先可以看出的一個跡象是農村鄉紳與普通農民尤其是佃戶之間的道德氛圍出現弱化。原來基本上通過鄉里約定俗成的規則和慣例，就可以不撕破臉皮而得到解決的租佃問題，現在居然相當普遍地需要依靠政府和半政府的強制了，從前好心的鄉紳寬限和減免田租的現象愈發像白烏鴉一樣稀少了,過去那種儒家道義與逼索地租間的內心沖突消減了，即使真的想要行善，也可能礙于代理人而無法實現。從另一個方面講，由于捐班數量的急劇增加，鄉紳文化素質的下降，以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階級關系的緊張，鄉紳對于道德調控社會矛盾的依賴有所減弱，而對武力的依賴變強。
新政陰影下的村政強調新政對權力的主要變化，新政引發的興學熱直接的后果有兩個,一是迅速地摧垮了舊式的私塾教育。科舉之廢,舊式教育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動力喪失了,生源勢必出現困難，而大批童生和秀才被學堂吸走，又使得舊式教育失掉了師資。從此以后，中國的舊式教育雖然沒有完全銷聲匿跡,但一直處于奄奄一息的狀態，對于中國絕大多數農村而言，這個結果意味著會舊教育被摧毀了，而新的又未能替代,形成了一種斷代式的文化沙漠。二是形成了人才離開鄉村的巨大拉力。中國的近代都市化進程雖然早已開始，但一直進展不快，到新政時期，并沒有形成足以吸走農村人才的巨大引力，更容納不了相應的人口。但廢科舉興學堂的行政舉措，以一種非常規的形式，人為地刺激了這進程，童生擁入小學,生員以上的則進入中學甚至高等學堂，有錢的則出國留學。雖然有進士功名的人再受新教育的比較少.但他們有的被學堂吸納變成了講授國學的師資，實質上也加入了這一熱潮。當然，并不是說經過新政，農村的讀書人就都被拉走了，實際上進學堂因為種種原因半途而廢的也不在少數，但科舉廢，農村中的優秀人才從此再也不可能安心于鄉士了，因為不經過新式教育，他們再也不可能出人頭地，所以不僅現有的出色者流失出去，而且后來的佼佼者勢必將步他們的后塵。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在地方自治的旗幟下，地方精英的權力極大地膨脹了;而另一方面、鄉村讀書人中的優秀人才又在廢科舉興學堂的熱潮中被拉走，這樣一來，勢必造成留在鄉村的精英出現劣化的跡象，道德感日減，素質日差，他們中的狡黠之徒往往特別樂于參與自治機構，新政賦予他們的權力變成了為自己牟利的淵藪。
軍刀下的政權下移和農村衰敗強調在軍閥割據年代的時候農村政治權力的下移，在種惡化的秩序中，又存在者普遍的貧困化，各種社杜會矛盾勢必趨向激化，人與人之間關系可以調節的空間也非常小，農村的權力關系也相應變得更直接和相對簡化了。由于傳統的文化權力的消退，精英對農村的控制開始撕掉那層道德的面紗，原來鄉紳們所不屑的鄉村政權的職位，也開始由他們直接出馬爭奪了,一方面因為正式的政府機構下移，縣以下的職務有了正式的名義和權力，權威性資源有了更直接的誘惑力;另一方面則由于鄉村權力關系變得赤裸裸了，從前的間接控制已經有些困難。從農民的角度說,由于普遍的赤貧，人們對于權力壓迫的忍受力下降得很多，人們開始對生活比他們好的人產生了普遍的敵視，整個農村社會，只要稍有一點火星就可能燃成熊熊大火。
農村現代火器意義上的武化與政治統治的“原始化”主要強調在戰爭時期政治統治的變化，所以，一方面是政權的赤裸裸下移和強化,一方面又是政權的弱
化和政府權力的分散。另外，由于社會權力對于武力的過度依賴，而武力的強弱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武器的優劣和多寡(不像冷兵器時代強調武技和膂力),使得人們對槍的追求幾乎達到瘋狂的地步，“槍”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了價值觀意義，對于大大小小的軍閥來說，有槍無槍，槍多槍少，與他們的生存價值有直接的關系。而鄉村的武化精英們也是同樣，槍多槍好，說話的聲音就大,反之亦然，軍閥們互相吞并，主要是為了槍，鄉村土圍子之間相互攻殺也是為了槍，甚至他們大肆搜刮從某種意義上也是為了槍,有了槍才有了一切。民國期間，出現了許多土匪搶洋人的事件，當土匪抓住洋人時，首先不是搶掠財物，而是要老外交出槍械，因為在他們眼里，外國人都是有槍的，而槍恰恰是最有價值的東西，因為它等于是會生金蛋的母雞。
紅搶會——農村傳統權力組織的武力反彈強調新出現的組織：紅槍會的作用，紅槍會的戰斗力來自三個方面：其一，紅槍會組織是一種農民自衛的團體，具有比加強的社會正當性。其二，紅槍會具有比較靈活的組織形式。其三，紅槍會的作戰方式比較靈活機動，而且比較實用。
一個軍國主義實驗的標本——山西的“村本政治”主要強調軍國主義下的鄉村政治，閻錫山的村政建設，制造了一個富有特色的下層結構，在其前期，這個結構對于國家主義意義上的建設，無疑是很有效用的。對于一個極端落后的農業地區，要想迅速地走向軍事意味的現代化，將對農村的控制強化到極致，由國家政權直接出面將每個農戶的財力資源集中起來，無疑是一條捷徑。
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鄉村自治”主要強調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鄉村政治，國民黨的“鄉村自治”首先的內容是行政意義上的鄉村政治清理，其中包括整理和健全鄉村行政系統，重新劃分縣以下的行政區，建立健全各級機構，清在戶口，健全和完善地方武裝。國民黨政府還者手整頓了鄉鎮的地方武裝，將各種名目的保衛團民團和聯防隊聯莊會等統-改編為保安團(隊)，由政府派人加以訓練管理。國民黨政府“鄉村自治”或者鄉村改造的第項內容，是土地整理、田賦整頓和租佃改良三位一體的鄉村改良計劃。
三、心得體會——《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對鄉村治理的啟迪與思考
《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主要是描寫1903年—1953年鄉村社會政治權力的變化與文化結構的變化，我著重讀了本書所講的鄉村社會權力的變化，從鄉村社會權力的變化，對于鄉村政治權力治理有以下啟示。
（一）理順鄉村關系
1903年到1953年鄉村政治權力的變化如此之快是由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決定的，因為權力主體的變化，權力主體與其他主體的關系處理尤為重要。對于當代中國鄉村治理，處理鄉村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鄉村關系是中國農村最基本的關系，鄉鎮政府與村民委員會的關系是鄉村權力體系中最為重要的關系，其狀況如何，既關系到鄉鎮國家權力能否有效依法行使，也關系到農村村民自治能否真正依法實現。
要充分認識到把鄉鎮政府對村委會的關系規定為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是完全正確的。這是因為:第一，村民委員會的村民自治的性質決定了它與鄉鎮政府的關系只能是指導關系，而不是領導關系。對村莊內的具體事務，鄉鎮只能給予指導，而不能強行決定。第二，國家和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而不是無限的，其所管轄的事務也應當是有限的。對于村民自治權利的正當、合法行使，政府不應當也不必要通過行政權力進行干預，而只能從外部加以引導和保護。對于村民自治的事務，政府更不應該橫加干涉，強迫命令。第三，村民委員會與鄉鎮政府雖然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但它有協助鄉鎮政府開展工作的義務，有接受鄉鎮政府指導的責任。
（二）建立以村民自治為核心的農村組織體系
農村組織在農村政治權力變化中有著較大的影響力，而在當代，建立以村民自治為核心的農村組織體系非常重要。
隨著鄉村社會的日益多元化，傳統的以正規權力為基礎的一元的鄉村權力己難以實現對鄉村的有效治理。實際上，村民自治應該包括著兩層含義:一是參與影響執掌村域公共權力的村委會活動，如村委會選舉、村務決策、村務管理、村務監督;二是將村委會作為一個不同于縣鄉地方行政區域的自治平臺，農民通過包括村委會在內的各種組織開展自治活動。但是過去我們對村民自治的理解僅限于前者，而忽視后者。今后，對于農民組織建設，重點還應放在完善村民自治組織建設上，并輔之以經濟組織建設和其他社會組織的建設，從而構成一個互補的自治組織網絡平臺，充分發揮基層社會的自治空間，進而完善鄉村治理結構。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