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閱讀《江村經濟》的過程中，發現其對于開弦弓村農業發展以及手工業發展的狀況，與舒爾茨所寫的《改造傳統農業》中的許多說法不謀而合。《改造傳統農業》重點講述了發展中國家如何將傳統農業改造成現代農業的，而開弦弓村的情況完全符合舒爾茨所描述的發展中國家傳統農業的概況，且條件更為復雜一些。因此，試圖將《改造傳統農業》中的觀點與《江村經濟》中費老描述的開弦弓村作對比，分析以開弦弓村為代表的中國農業農村的發展與舒爾茨觀點的共性與個性。
一、兩著的比較分析
費孝通是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寫下了數百萬字的著作。在其導師馬林諾夫斯基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該書被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江村經濟》描述的是1936年的開弦弓村，它坐落于蘇杭之間，太湖之濱，同時是當時中國的蠶絲業中心之一。這個村的經濟發展在當時屬于全國上游偏中的地區，費老以開弦弓村為窗口，觀察中國農村的變化。《改造傳統農業》是由西奧多舒爾茨所著，在本書中他分析研究了三個核心問題，即傳統農業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傳統農業為什么不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源泉以及如何改造傳統農業。
二者的共性包括：教育對農民的重要性、農業農村的重要性、不在地主所有制應廢除、糧食增產要引進新的生產要素、新的生產要素要用“有利性”刺激農民接受、農民會創造現有生產要素的最大價值。
二者的個性分別是：其一，關于農業的界定。費老認為農業是使用土地來種植人們想要種的作物，而舒爾茨認為農業是生產特殊種類產品的經濟部門，這類產品主要來自于植物，以及包括家禽在內的動物，其中，某些產品由纖維和其他工業用的原料組成；其二，關于農民增收。費老更側重于增加收入流的數量，用農副業的收入帶動農民的收入，舒爾茨更側重降低收入流的價格，提高投資匯報率；其三，關于土地制度，舒爾茨認為應該改不在所有制為居住所有制，中國共產黨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改不在所有制為成員制的集體所有制。
二、兩著的共性分析
1.教育對農民的重要性
《改造傳統農業》的研究中心是把人力資本作為農業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要增加農民的質量因素，可以采取以下幾種形式：教育、在職培訓以及提高健康水平，而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大且最容易理解的組成部分是教育。費老有句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文化把土地變成了農田”，并用實例說明了教育跟不上技術變革導致江村經濟革命失敗的表現。在開弦弓村，教育可以分為職業教育與學校教育兩個部分，職業教育指的是傳授小麥、油菜籽、水稻的種植技術以及蠶種養殖技術等，學校教育指的是學校教授文化知識、法律常識以及專業的農業知識等。
其一，開弦弓村的職業教育一般由父母傳授農業、蠶絲業的技術技能，盡管這對于傳承農業職業技術有很大的幫助，但是多年的職業教育，幾乎只有繼承未見創新。可以看到，開弦弓村未開始學習較為先進的養蠶、繅絲技術之前，由于不能及時消毒、控溫等，生產出來的絲的質量不符合機器工業加工的要求。因此，農業職業教育不能僅僅依賴于家庭。中國的技術學校，是傳播現代工業技術的中心，并且技術不能停留在純教育機構的性質。（p147）當蘇州附近滸墅關的女子蠶業學校開始教授養蠶的更專業更科學的技能時，開弦弓村的蠶種、蠶絲的質量直線上升。用傳統的方法，在最壞的年景，只有30%的蠶能成活到最后階段并結繭。而新的辦法實驗之后，因病壞死的蠶可以控制在20%下，蠶繭總產量同用傳統方法喂養時相比至少增加40%。
其二，開弦弓村同中國絕大多數的農村一樣，學校教育全面普及缺席了千年。1936年的開弦弓村，村里的小孩很少接受學校教育的。一方面，學堂的上課時間剛好與農忙時間沖突，超過12歲的孩子需要開始接受家長所傳授的農業技能，而最近的十年由于養羊成為家中重要的家庭副業，孩子6歲左右就要開始參加打草、喂羊的勞動；另一方面，教師上課不注重缺課學生的感受，對學生的投入缺乏連貫性；且女教師的威信比較低。這就造成了文化教育與工業改革的脫節，然而很明顯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這種重要性直接體現到了農民的經濟生活中。譬如，合作絲廠改革遇到困難，其中一個原因便是文化教育的發展沒有跟上絲廠改革發展的步伐；農民由于缺少知識，不懂得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的切身利益，面對高于60%的高利貸，只能選擇承擔高昂的地租，從而導致農民的儲蓄率幾近于零。
2.農民會創造現有生產要素的最大價值
二者都認為農民會利用現有的生產要素創造出最大的價值，農民并非愚昧無知。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中提出一個假說，即：在傳統農業中，生產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況是比較少見的。（沒有一種生產要素仍未得到利用）。用危地馬拉的帕那加撤爾、印度的塞納普爾為例，來驗證上述提出的假說。還對文盲做了一定的解釋，文盲并不意味著他們在配置自己所擁有的要素時對邊際成本和收益所決定的標準反應遲鈍，文盲只表明，人的因素所具有的能力小于他們獲得了與教育相關的技能和有用知識時所應具有的能力。
費老在《江村經濟》中，也講到開弦弓村的人民在最大的限度上利用了土地，將土地資源盡可能的利用起來了。例如：在原有種植業和繅絲業的基礎上，根據市場上羊胎和羊羔價格高，而開始養羊，盡管開弦弓村的地理位置并不適合養羊。但是由于羊的價格高，能為村民帶來收入，因此，幾乎每家每戶都會養羊。并且，在第二版的書中，作者時隔21后再訪開弦弓村，村中甚至又開始養兔，并將在費老的建議下利用河道養魚鰾等。因此，關于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民愚昧、落后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通過觀察開弦弓村村民對土地的利用就可以發現農民勤勞且聰明。
3.不在地主所有制應廢除
不在地主亦稱“在外地主”。長期不在本鄉居住的地主。在舊中國，有的是居住在城市或外鄉的官吏、工商業者，在鄉村購置并出租土地，委托他人收取地租；有的原是本鄉的地主，因故離鄉，長期在外居住。
舒爾茨認為不在所有者通過公司、合營企業、經理等形式控制自己所占有的農業要素，并通過對英國、美國和西歐一些數據的分析，指出農場的不在所有制是一種低效率的安排。
費孝通指出1936年的開弦弓村有90%的村民屬于土地的承租者或佃農，真正擁有自己土地的只有不到10%的人，這種不在所有制形式下的農民生產積極性與效率是非常低的。特別是這種不在所有制讓農民肩負沉重的地租，只能成為城市資本積累之源。而新中國成立以來，開弦弓村改變最大的便是土地制度。黨對農村土地的改變分成了四個階段，首先通過1951年的土地改革廢除地主所有制，把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其次是組織村民成立互助組，仍在其組員個體所有的土地上一起耕作，使農民習慣集體勞動的方式；再次，根據總的計劃合作耕種全部的土地，個人所有權部分取消；最后，土地完全集體化，個體所有制完全取消，所有土地的全部收成完全按照勞動量大小及工作優劣來分配。
4.糧食增產要引進新的生產要素
舒爾茨提出，改造傳統農業的關鍵是要引進新的現代農業生產要素，這些要素可以使農業收入流價格下降，從而使農業成為經濟增長的源泉。舒爾茨特別強調，引進新生產要素實際就是許多經濟學家反復強調的、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技術變化。農業部門的生產要素包括：土地、一切再生產性的物質生產資料及人力。在開弦弓村，水利工具是人工水車，由于地形以及田地面積的特殊性，只能使用“鐵塔”用作生產，而不能使用畜力，種植作物的肥料一般采用的人糞肥、畜糞肥以及豆餅。這些生產要素確實是舒爾茨所描述的“農民世代使用的”。對于封建傳統的中國小農經濟而言，技術變化一開始可以表現為水利工具和肥料的提高。
舒爾茨認為，為了供給新生產要素，就需要政府或其他非營利企業研究出適于本國條件的生產要素，并通過農業推廣站等機構將它分發出去。費孝通指出，1936年的開弦弓村，在種植水稻方面，政府沒有給出任何實質性的幫助，所有的生產都是農民按部就班。唯獨對蠶絲業開展了一些幫助，特別是在新蠶種的推廣問題上，不僅嚴令禁止非優質蠶種的售賣，當其他私人售賣蠶種售出的品種良莠不齊時，會特意設立第三方鑒定機構，穩住市場。盡管改革還是出現了困難，甚至在日本侵略中國后，合作絲廠遭到了破壞。但蠶絲業的發展總是比之前要高了。
新中國成立以來，新要素的引入特別是雙季稻的播種、畜力的使用、水利改進和肥料的增加，開弦弓1956年水稻產量每畝達559斤，農業總產值增產61%。從不種春花到種春花；從各自灌溉自己的田地甚至因為灌溉問題爭吵，到開溝渠、使用抽水機；從人力耕種到畜力的使用；從只用基肥和天然肥到化肥的使用。這些新要素的投入，大大提高了農業的生產率。
5.新的生產要素要用“有利性”刺激農民接受
舒爾茨認為決定農民接受要素速度的是“有利性”，而決定“有利性”的關鍵在于這些新要素的價格和產量，即運用以經濟刺激為基礎的市場方式，通過農產品和和生產要素的價格變動來刺激農民。農民對“有利性”的敏感在開弦弓村得到了體現：一方面，1936年的開弦弓村蠶絲合作工廠改革遇到的兩大困難，除了資金問題，便是改革者未能控制價格水平。開弦弓村合作共產生產的繅絲質量之高，相應的報酬卻沒有得到增加，這樣的變動，或者說這樣的“有利性”無法刺激農民。另一方，1934年左右動力抽水泵就已經出現并已經可以投入到灌溉中去了，但是這種機器卻尚未被普遍采用。其原因是，抽水泵的出現可以節省出大量的勞動力，但是這種大量空閑的勞動力村民無法有效的利用，大部分人只能用空閑的時間去城里賭博，導致家庭經濟破產。所以抽水泵的出現，在農民眼里更多的表現為“不利性”，故使用抽水泵的人只占極少數。
運用以經濟刺激為基礎的市場方式，通過農產品和生產要素的價格變動來刺激農民。費老重返開弦弓村是1956年，時隔20年，開弦弓已經面貌一新了。村民們加入了生產合作社，除了上交給國家的糧食，除去口糧和儲備糧，多余的糧食國家會按市場的最高價收購。
而這種“有利性”的刺激還體現在教育層面：正如吸引農民引進新的生產要素一樣，對教育投入的“有利性”由于教育回報周期長、宣傳不到位、孩子也是勞力等原因，農民不愿意在孩子身上投資教育。在農民的眼中：“文化教育的價值在人民眼里，還不如孩子們割草直接為家庭收入做出的貢獻大。”（p168）
三、兩者的差異性分析
1.農業的界定
舒爾茨認為農業是生產特殊種類產品的經濟部門，這類產品主要來自于植物，以及包括家禽在內的動物，其中，某些產品由纖維和其他工業用的原料組成。舒爾茨的農業范疇更為廣泛，涉及到了加工產業、畜牧業、輕工業等，是一整個農業經濟范疇。但是本人更傾向于舒爾茨所規定的農業界定。
2.關于農民增收
二者都認為農業的增長可以直接帶動一個國家整體經濟的增長，實際上農民的增收很大程度上意味著農業對經濟率的提高。舒爾次曾經提出過收入流價格理論來說明傳統農業不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源泉，包括持久收入流的均衡價格長期居高不下，導致資本的收益率低下；農民對增加收入流來源的需求長期保持不變；生產要素和技術狀況長期保持不變導致收入流的供給不變。可以看出，舒爾茨更多的是站于國家的角度，討論農業的增收問題，并且認為降低持久收入流的均衡價格更為重要。而費孝通更加側重站在農民的視角下，側重于論述增加收入流的數量敘述農民增收的問題。
費老認為，使農民增收首先要增加農民收入流的數量。開弦弓村的村民會盡可能的利用現有的生產要素增加自己的收入流，養羊的村民會修建羊毛做衣服、羊糞拿去售賣以及出售小羊羔，有的家庭飼養了公羊還可以用來出租配種繁殖；航船主會充當生產者的銷售代理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包裝加工的作用。然而，在1956年的村莊里，農民的“農業”（主要指農產品）增產了60%，但是由于各種政策和心理因素的影響，農副業的發展未能跟上農業的增產。于是，費老指出，要使農民增收，關鍵還是在農副業，即增加農民收入流的數量。比如說農業社并不一定只能發展農業，很多加工性質的生產活動，應該適當的交到村莊里發展。
3.土地所有制
舒爾茨認為土地所有制應該由不在所有制變為居住所有制，一方面能夠充分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居住所有制能讓農民更有效率的投入生產要素，以應對市場環境、氣候變化等。但是中國的國情：人均土地面積少，小農占比多，地形影響大規模農業的開展等，并不適用于使用居住所有制，這樣不利于保護農民的利益。
新中國成立以來，開弦弓村改變最大的便是土地制度。三大改造將土地改造成了土地集體所有制。由于歷史的種種原因，國內農業供給相對有限，所以又一次進行土地改革1957年-1978年土地制度由集體所有改為三級集體所有。在土地集體所有的基礎上，土地屬于三級集體所有，即人民公社、生產大隊、農村生產小隊三級所有。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鄧小平提出并主張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現了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改革開放之后，相比改革開放前人均年收入不足百元，開弦弓村民的人均年收入達到了300多元。2008年10月12日，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允許土地流轉。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并保持長久不變、保障農民的宅基地用益物權、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堅持土地所有權不買賣原則，松動土地使用權轉讓，讓農民盤活資產，參與城市化和工業化。
土地制度改革這么多次，都不是居住所有制的形式，但是在黨的領導下，農民的利益被保護得更好。因此，可能集體土地所有制不是最好的土地制度，但是就目前中國的國情而言，是最適用的土地制度。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