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讀書筆記

一、馬克思資本原始積累理論

（一）資本原始積累的含義

馬克思的原始積累概念具有豐富的內涵。“原始積累”一詞包含兩個部分“原始”和“積累”，通過這兩部分界定了原始積累的涵義。

“原始”是指時間和邏輯上的在前，是指資本主義之前。之所以稱它為原始的積累，是因為這種積累是發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之前，而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積累。一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積累，是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資本雇傭勞動關系)形成以后，資本家把從雇傭勞動者身上剝削來的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的過程。由此可見，資本原始積累并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發點。

“積累”一詞是指資本積累。原始積累是以非經濟的方式，依靠國家權力和暴力，通過掠奪和強制方式制造失去生產資料的自由勞動者，攫取貨幣財富，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過程。

（二）資本主義資本原始積累的方式

1、圈地運動

圈地運動促使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制造大量一無所有的自由勞動者。馬克思對自由勞動者的定義是：“他們本身既不像奴隸、農奴等等那樣，直接屬于生產資料之列，也不像自耕農等等那樣，有生產資料屬于他們，相反地，他們脫離生產資料而自由了，同生產資料分離了，失去了生產資料”。[1]

當時的“圈地者”并不知道，或者根本就不在乎土地對于農民的重要性，但是土地是農民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失去了土地，農民無路可走。據《資本論》記載，19 世紀初英國的一位薩特倫德女公爵為了變耕地為牧場而把農民從自己的領地中趕出去，在發現這些流離的農民在海邊靠打漁勉強維持生計后，女公爵又對這些農民又進行了二次驅逐，并將海邊的漁攤出租了出去。[2]這是一個勞動者被剝奪了生產資料從而成為無產者的鮮活例子，在資本主義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這樣的例子不計其數。大量的勞動者被剝奪了生產資料成為無產者，滿足了資本主義生產所需要的大量勞動力的要求，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創造了條件。

2、直接的強掠和奴隸貿易

早期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海外殖民和國債、稅收、保護關稅等方式掠奪積累大量貨幣財富。掠奪與奴隸貿易則讓資本家積累了大量的貨幣資本與免費勞動力，為不久之后即將轟轟烈烈開始的資本主義大生產做足了準備。可是這種單純的掠奪與奴隸貿易就更讓資本主義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直接或間接地成為了一些人最喪失人性的時期，甚至可說是一部分人類文明的倒退。這些行為反映出了在資本主義資本原始積累階段，一些人在追逐資本時，所用方式的不擇手段，對于自身貪婪的不加遮掩。

3、血腥立法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記載了多項強迫勞動的法案。比如其中 1503 年英王亨利八世的法律規定：允許年老和無勞動能力的乞丐行乞，但是對于身強力壯的流浪者，則施以殘酷的鞭打和監禁。他們被綁在馬車后面，被鞭打到遍體流血為止，然后還要發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居住的地方去“從事勞動”。[3]這些在圈地運動中失去了土地的農民，正是因為失去了生產資料而流離失所，在回去后沒有土地的情況下，又去從事什么勞動呢？后來，又增加了一些更加殘酷的條文：如果在流浪時第二次被捕，就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當作重罪犯和社會的敵人處死。類似這樣的立法在當時不勝枚舉，由于它們如此殘暴無理，所以被馬克思稱之為“血腥的立法”

在資本主義資本原始積累階段，資產階級使用這樣的立法手段，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培養”了大量的勞動力，即后來的“受剝削者”。與圈地運動不同，“血腥立法”強迫失去生產資料的無產者不得不投入到勞動中并創造價值，也就反映出了資本既有者不再僅僅垂涎于現有的“暫不屬于自己的”資本，他們開始計劃著為自己創造財富、生產財富。同時，法律是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反映，當時的資產階級就企圖利用血腥立法將這樣一種不公平的“勞動規則”植入勞動者的腦中，使之被洗腦直至形成社會準則。就是這樣的“立法”行為，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漸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合法”的條件下，又有充足的“受剝削者”基礎，資本主義生產的齒輪就開始轉動。[4]

二、我國的資本原始積累

（一）我國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原因

我國是在一個經濟極端落后、商品經濟很不發達、現代工業比重甚低的基礎上開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如何最大限度地推動國民經濟的迅速增長, 必然是我國政府最為關心的事情, 而且這種關心的迫切性, 甚至超過對稀缺資源的高效率利用。為了盡可能地縮短這個緩慢經濟增長過程, 在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 就必須暫時犧牲分配的效率, 暫時犧牲農業的發展, 暫時抑制市場的作用, 以便迅速地動員經濟力量, 較快地積累工業化啟動資金。這種不協調、不平衡的經濟增長道路, 即趕超型的經濟增長道路, 必然是一種指令性、強制性的經濟增長。把權力高度集中在自己手中的政府部門, 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 加快上工業化步伐, 政府部門必然要通過強制性手段, 迫使農村、農業、農民通過各種形式為趕超工業化、城市化提供資本原始積累。

（二）我國資本原始積累的主要形式

我國現在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 我們一方面要完成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過的傳統的產業革命, 另一方面又要趕超當今的新技術革命, 這兩方面都需要巨額的資本。而我國底子薄, 各行各業都存在巨大的資本缺口, 因此原始積累對我國就顯得更為重要和迫切。

我國資本原始積累的形式主要包括強制性低價收購農產品、強制性低價征用農民土地、強制性壓低農民工的工資和福利待遇。這三種形式的資本原始積累，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國工業化步伐，帶動了國民經濟的高速度增長，但是其所潛伏的負面效應，也越來越尖銳的暴露出來。[5]

（三）我國與資本主義資本原始積累的區別

我國資本原始積累與資本主義資本原始積累在本質上有一些不同。首先它們的積累方式不同，資本主義資本原始積累源自多種血腥暴力的積累方式，而我國原始積累強調采用符合社會主義本質方式，刨除血腥與暴力。其次它們服務的對象不同，資本主義資本原始積累為資本主義生產創造條件，而我國資本原始積累為社會主義的生產力解放、生產方式的突破創造條件。

三、馬克思資本原始積累理論在我國三農問題上的表現

（一）以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為載體的資本原始積累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之前，農民為工業化提供資本原始積累主要是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20世紀50年代，為了加快工業化步伐和迅速把國防搞上去，政府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道路。而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選擇這條工業化道路，對農業提出的要求是:在使用價值形態上，為國家工業化提供所必需的農產品數量；在價值形態上.為國家工業化提供最低限度的資本原始積累。

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資本從農業流向工業，從農村流向城市，是一種必然的趨勢。而政府則是采取強行壓低農產品價格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政策，來實現資本由農村向城市的轉移，其主要形式是對包括糧食在內的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為的是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和國家工業化建設對農產品的需要，并通過制定低價收購農產品政策，把一部分農業收入轉化為工業化啟動資金。

1953年至1978年，我國農民通過低價交售農產品，為工業化提供的資本原始積累，其金額達5100億元，約占同期農業凈產值的三分之一。1979年至1994年農民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形式，為國家工業化提供資本積累達1500億元。以強制壓低農產品購銷價格為主要特征的農產品統購統銷是違背等價交換原則的，為了推而行之，勢必輔之一整套強制性的配套措施。例如，在生產領域，向基層生產單位直接下達種植面積、產品品種、產品產量等指令性指標，嚴格控制農業生產的范圍和領域，以降低統購統銷農產品的機會成本，這就必然挫傷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在產業政策上，限制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以降低農業勞動力的機會成本，這就必然限制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流通領域，對主要農產品流通實行國家高度集中的壟斷經營，限制乃至關閉城市的集市貿易，這不僅導致農產品生產無法滿足城市居民多樣化的需求，還激化農產品供不應求的矛盾，更談不上農業結構的合理調整和農業整體效率的提高。

（二）以壓低農民工工資和福利待遇為載體的資本原始積累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農民為工業化、城市化所提供的資本原始積累，除了尚未完全消除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還借助于農村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態勢和城市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格局，把農民工的工資壓制到很低的水平。

我國農村人口城鎮化過程中，出現一種很特殊的社會群體，即“農民工”群體。任何一個國家，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必然經歷一個產業結構和城鄉結構的轉換過程，以及與此相聯系的，經歷著由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農民向市民轉化的過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社會分化，堪稱農民分化，而農民的分化最明顯的就是分化出一個獨特的且人數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階層。所謂農民工說白了就是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

農民工現象的出現，本來只能說是一種應急性的權宜之計，但卻逐漸演變成為一種制度性安排。農民工作為一種制度性安排，是和城鎮化的本質要求相背離的，許多農民工雖然在城鎮打工好多年，卻始終是城鎮的邊緣群體。他們和原城鎮職工相比，付出同等的勞動得不到同等的報酬，甚至付出加倍的勞動，也得不到同等的報酬。由于擁有城市戶籍的正規職工的利益是剛性的，其工資水平是呈上升趨勢，同時由于進城農民工隊伍越來越龐大，供大于求的趨勢有增無減，導致農民工的工資水平被壓得很低很低，更談不上能夠享受原城市職工的各種福利待遇。

這就涉及到一個尚未引起人們足夠重視的問題，即農村人口城鎮化是一個伴隨著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城市二、三產業部門通過自身的資本原始積累，增強吸納農村人口的能力，與此相聯系，農民工也通過自身的資本原始積累，增強進人城市二、三產業和在城市安家落戶的能力。如果農民工自身的資本原始積累嚴重滯后，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只能是形式上的轉移，而不是實質上的轉移;只能是暫時的轉移，而不可能是永久的轉移，更談不上真正地把農民工轉變為市民。這是我國城鎮化進程中面臨的一個嚴峻的問題。

（三）以低價征用土地為載體的資本原始積累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農民為工業化、城市化提供資本原始積累，還表現在借助于農村土地產權制度不完普，無條件地低價征用農民的土地，把相當一部分土地級差收益轉化為工業化、城市化的啟動資本。我國的土地制度因用途不同沿著不同的路徑在深化。農地制度朝著強化土地物權和以農戶為主體的市場交易方向演進，而非農地制度卻在朝著強化地方政府壟斷和土地利益最大化方向演進。同一塊土地因用途改變導致土地權利結構的改變和利益分配方式的變化是現行土地制度的最大缺陷。與農地政策相比，農地非農化政策仍是一種國家高度壟斷和政府全面管制的計劃經濟政策。

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需要納入國家計劃，并經有關政府部門審批;城鎮建設使用農地由政府劃撥和征用，征用來的土地由政府關政府部門審批;城鎮建設使用農地由政府劃撥和征用，征用來的土地由政府出讓給建設單位;劃撥和征用的土地均按農地原用途進行補償，有償出讓土地的收人全部歸地方政府所有。同是土地，僅僅由于農用與非農用的用途不同，其所蘊含的權益完全不同，其運作的規則也完全兩樣。農民基本被排除在農地的非農用途之外，或者說，對于農地的非農業使用，村集體和村民的決策權收到很大的限制，其收益權也無法得到保障。

依據我國現行的法律，國家是唯一的土地供應者，農村的土地要變為非農業用地，必須由國家將土地征用后再提供給土地使用者。而國家征用農村土地的補償價格卻被規定得很低，之所以這樣，首先是出于國家利益優先的考慮，其本意是國家為了公共利益而將農民的土地轉為國家所有。但是問題在于，現在征用農民土地，相當部分是用于建市場、辦工廠，特別是開發房地產等商業用地。政府以每畝幾萬元的價格征用農民土地后，又以十倍、數十倍價格轉讓使用權，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農民利益的侵襲。這就是全國農民為工業化、城市化所提供的資本原始積累。

我國傳統的城市偏好財政體制，是和我國農民為工業化提供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任務相輔相成的。而我國工業化發展到今天，還難以完全依靠自身的積累，還必須由農業、農民、農村為其提供部分資本積累。因而，要從根本上改革傳統的“重城輕鄉”的財政體制，還須要經歷較長的時間，改革的力度不能超越于發展的程度。我們現在所能做的是如何減輕農民的資本積累任務，還不可能取消農民為國家工業化提供資本積累。農民工的勞動力價格剪刀差還不能消滅，城鄉有別的土地價格剪刀差還會持續較長時間。要真正做到農業為工業提供積累向工業反哺農業轉變，還有待于我國工業生產率較大幅度提高，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821

[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838

[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843

[4]相丞. 論社會主義資本原始積累[D].遼寧師范大學,2013.

[5]許經勇.用資本原始積累審視我國“三農問題”[J].調研世界,2008(08):3-6.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