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與當時德國主流哲學思想進行了一場思想上的清算，這代表馬克思思想的獨立性。盡管不是以城鄉關系為主題，該書卻在描述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對城市的起源、發展以及城鄉分離等問題給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并通過對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二者的辯證關系論述中，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基本內容。本文將從馬克思恩格斯論述的鄉村文化發展的客觀歷史規律出發，以地理文化維度分析中國與西方城鄉發展的不同歷史歷程，從而把握鄉村文化變遷的路徑選擇。
關鍵詞：《德意志意識形態》；城鄉；文化；變遷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鄉村建設與文化建設高度重視，提出我國要在2035年取得鄉村振興的階段性成果，即基本實現鄉村振興；還明確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這是黨中央首次明確了建成文化強國的具體時間表?？梢娨獙崿F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傳承提升繁榮鄉村文化意義十分重大。歷史上看，雖然“鄉村文化”這一概念出現的時間并不長，但對于城鄉關系與文化問題的研究早已有之。在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城鄉思想與文化觀的經典論述中，《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無疑是最重要的文獻之一。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恩格斯在描述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對城市的起源、發展以及城鄉分離等問題給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并通過對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二者的辯證關系論述中，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基本內容。
一、普遍性：鄉村文化發展的客觀歷史規律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19世紀40年代起就開始關注“城鄉關系”問題。他們以西歐資本主義發展背景下德、法、英等國城鄉發展狀況為主要依據，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對城市和鄉村從“分離”到“對立”再到“融合”的歷史發展規律做出了概括和總結。
1.從分工思想看鄉村社會發展的必然進程
分工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城鄉關系論述的核心所在，不理解分工，就不能理解城市產生與發展的規律。提到分工第一時間總會想到這樣一幅場景：大家為了一項共同的事業一起分工協作，每個人都是自由的個體，擁有各自獨特的才能，根據契約關系建立相應的分工合作體系，從而創造財富共同支持整個社會。這就是亞當斯密和黑格爾提出的“需要的體系”，在需要的體系中，現代人之間的關系是人人都為了大家的關系。
但馬克思恩格斯提到的分工不是這層意思，馬克思恩格斯說：“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盵1]162當然馬克思并不是全盤否定亞當斯密和黑格爾，只是認為他們看到的是有限的、不全面的，還有一層關系他們沒有看到：那就是勞動分工不簡單是A產業和B產業之間的區分，而是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工。這意味著開始出現一批特權者，特權者可以從人與對象的關系中超脫出來，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進行規定。其實勞動分工背后就是所有制關系，也是一種權力關系，是思想勞動的人對體力勞動人的支配?！芭c這種分工同時出現的還有分配，而且是勞動及其產品的不平等的分配（無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因而產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經出現，在那里妻子和兒女是丈夫的奴隸。” [1]163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那么我們不禁要問，憑什么可以規定他人，進行這樣的一個體力與腦力的分工呢？那么就可以說到階級統治，也就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
總之，正如馬克思說“分工使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享受和勞動、生產和消費由不同的個人來分擔這種情況不僅成為可能，而且成為現實?！?[1]比方說藝術家和工人，一般來說藝術家只負責精神活動的享受和創造，而工人負責物質生活的勞動。“隨著分工的發展也產生了單個人的利益或單個家庭的利益與所有互相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1]最明顯的就是城鄉矛盾，城鄉之間的對立日益明顯，城鄉差距加大，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在城鄉間進一步拉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城鄉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城市占盡各種優勢資源，而鄉村卻日益沒落。
于是出現了城市與鄉村的分離。馬克思說“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歷史直至現在?！?[1]什么樣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就決定了什么樣的城鄉關系和社會形態。只要相應的物質資料生活方式存在，城鄉分離與城鄉對立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就不可避免。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一針見血地指出造成城鄉差別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又明確的肯定了歷史的必然性。
“一個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導致商業勞動同工業勞動的分離?！?[1]鄉村與城市發展與分離的歷史變遷過程可以概括為“三次社會大分工”。（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中，恩格斯詳細論述了鄉村、城市產生的過程,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產生了鄉村；第二次社會大分工產生了城市；第三次社會大分工造成了城市和鄉村的分離。）
鄉村并不是天然就有的，鄉村和城市都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在封建制度的繁榮時代，分工是很少的。 每一個國家都存在著城鄉之間的對立；等級結構固然表現得非常鮮明，但是除了在鄉村里有王公、貴族、僧侶和農民的劃分，在城市里有師傅、幫工、學徒以及后來的平民短工的劃分之外，就再沒有什么大的分工了?！?[1]城鄉關系的演變與社會分工具有直接的聯系，社會分工直接推動了城市和鄉村的產生、發展與關系的演變，城鄉關系因此成為人類社會發展最基本的關系，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著城鄉關系的演進方向。
2.城鄉由分離和對立最終走向融合
由于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工導致了城鄉對立，個人屈從于這種城鄉對立出現了兩個“動物”，一個是城市動物，另一個動物就是農村動物，人為什么變成一個動物呢？他是受到了城鄉對立的壓迫。也就是說在私有制條件下，社會成員之間分裂為經濟利益不同的階級甚至根本對立的階級，城鄉分離因此具有了階級對抗的性質和意義。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只要私有制還存在，分工還是出于自發而不是自覺，城鄉的分離和對立就不會消除，而且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還有不斷加劇的趨勢。但他們也明確指出“城鄉之間的對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圍內才能存在”，[1]因而具有歷史的暫時性，并不會永恒存在下去。
怎樣才能實現城鄉統一呢？馬克思認為消滅城鄉對立不只是意識形態的，要消滅城鄉對立必須要有一個物質前提。也就是說城鄉的分離和對立只是人類文明演進的一個必經階段，僅僅是不合理分工和私有制的伴隨物，人類文明的進一步發展一定能夠消除二者的對立，但在《形態》中，他們還尚未對如何消除城鄉對立作出進一步的論述。
正如城鄉對立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一樣，隨著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也將消失”。因為城鄉分離和對立阻礙了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城鄉關系由對立向融合轉變成為了在新的歷史階段的必然要求。隨著社會分工和生產力進一步高度發展，城鄉關系從分離與對立向社會的高級形態——城鄉融合演進，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產黨宣言》里說道，“資產階級使鄉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使鄉村從屬于城市……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2]無產階級建立的先進國家將“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之間的對立（差別）逐步消滅”。[2]
3.文化的唯物史觀維度：將意識形態和現實世界聯系起來
《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將人類的實踐活動分為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兩類，通觀全文，他們并沒有用“文化”這一概念，他們所認為的文化觀就是指人類的“精神生產”。
人之所以不同于動物，是因為人還有政治、精神、社會生活。馬克思強調，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八枷搿⒂^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 [1]也就是說，人們的政治立場、文化觀念，必須從人的物質生活關系出發，才能真正被理解。如果人們整天起早貪黑，風吹日曬，吃不飽穿不暖，還要求感受高雅文化，提升精神境界，結果可想而知。要想改變人的精神境界，就要從改變人的物質生活出發，協調物質生活中的關系。梁漱溟先生也曾說廣義的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農工生產?！?[3]9文化是極其實在的東西，應在經濟、政治、乃至一切無所不包。 “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1]
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應當是延續性及其高度穩定性，歷史上雖然有與中國文化相對等的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倫等，但唯有中國文化能綿延至今。中國文化綿延數千年，雖歷經變亂，文化根基卻十分穩固，這也正是由于其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等高度的統一，才能彰顯文化持久的生命力?！耙庾R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而只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才能把它們消滅?！?[1]
因此，從唯物史觀的維度來看文化，最重要的便是要將意識形態和現實世界聯系起來，“個人在精神上的現實豐富性完全取決于他的現實關系的豐富性?！?[1]社會存在是肉體，是物質現實；社會意識是心靈，是社會的思想觀念，人們內心的主觀想法。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也是強調社會物質現實決定社會思想觀念的生成。
二、特殊性：中國與西方城鄉發展的不同歷史歷程
在《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面對的是19世紀中葉歐洲國家的城鄉狀況，因此描述的城鄉思想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由于存在時空差異以及地理文化差異，其中有關城鄉發展的經典論斷并不能完全適用于中國城鄉發展狀況。那么，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基于中國國情的城鄉發展歷程究竟是怎樣的？又何以與西方社會的城鄉發展有較大差別？要回答這一問題，就必然回到傳統中國社會所處的歷史情境當中進行具體分析。
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和西方歷史的最大差異在于：地中海孕育了希臘化時代外向型的城市文明，而一面臨海、內河流域為主的地理特征奠定了中國內向型的農耕文明。[4]正是由于中國的大陸平原廣闊，適宜農業文明的“生長”，而農業又多是一家一戶的小農制，一戶家庭就可以自給自足，對外貿易交流的需要不明顯，于是中國長期以來實行的基本國策是“重農抑商”。這種重農文化客觀上就平衡了城鄉關系，從而形成了長期的城鄉融合歷史，正如馬克思曾指出，“亞細亞的歷史是城市和鄉村無差別的統一”。在傳統中國社會，城市和鄉村似乎難以完全隔絕，“城鄉是渾然難分的“。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儒教與道教》中描述，由于強大的宗族力量，城市對于它的多數居民來說，從來不是故鄉，而是典型的“異鄉”，“遷到城里的居民（特別是有錢人）仍然保持著同祖籍的關系，那里有他那個宗族的祖田和祖祠，就是說，還保持著同他出生的村子的一切禮儀性的和個人的關系?！?[5]所以費孝通才會說，中國社會的基層是鄉土性的，中國文化的根也就在鄉村而不是城市。[6]
中國獨有的兩條大的水系：長江和黃河，對中國農業和文化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歷史學家冀朝鼎（1981）曾說，“中國的各種地理條件造成了這樣的事實：如果沒有作為農業的完整組成部分的水利系統的發展，農業生產就決然達不到它曾經有過的高水平，也不可能出現由具有高度生產性的農業經濟所帶來的半封建中國的繁榮文化”。可以說古代農業社會是依河流而產生和興盛，相比較現代城市，臨海則是關鍵性的因素。西方歐洲國家由于對外貿易的發展，沿海地區的經濟日益發達，于是孕育了資本主義誕生的搖籃。
當然歐洲例如古希臘和羅馬也有主要水系，集中體現為地中海對其文化的影響。與中國的長江和黃河相比，地中海由于處于亞、非、歐三大陸交匯處，地理條件復雜多樣，不易形成統一的文化，但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海洋文明。正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指出，“原因在于此地彼地城市的起源不同，古希臘羅馬的城邦——無論其基礎是何等強大的地主所有制——最初都是海上貿易城市；中國則基本上是一個內陸國家……城市的繁榮并不取決于市民的經濟與政治魄力，而是取決于朝廷的管理職能?！盵5]
早在哲學起步以前，西方宗教思想就已經區分出兩個世界：一個是現實世界，一個是神的世界。隨后柏拉圖提出“理念論”，用理性語言構造一個理念世界。于是得出一個重要結論：由于現實世界是不完善的，所以世界應當被改造。于是柏拉圖的理念論在近代以來的西方文明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西方工商業和科學技術水平的迅速發展，導致歐洲城鄉二元對立的現象越來越突出。不同于西方單線式的經由城鄉對立達到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歷程，傳統中國從沒有想到過改造世界，我們始終是適應自然，強調與自然和諧相處，因此成熟的自然科學在這片土地上很難生長出來，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為什么中國長期處于城鄉融合的歷史階段。
中國的城鎮化源于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將全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中來的戰略轉變，建國以后，中國政府根據當時的國際環境和獨立自主發展需要，確立了以農業和鄉村為基礎，城市領導鄉村，工業領導農業的方針，明確提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事業是以社會主義工業化為主體的......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中心環節，則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那時候城鄉人口與社會發展空間關系上采取完全封閉的管理制度。這在短時期內建立了初步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體系，但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鄉差別的產生。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傳統農業經濟的解體和沿海城市的開放，全國城鄉差距持續擴大。2003年以來，黨和國家相繼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舉措，旨在縮小城鄉差距、統籌城鄉發展，開始探索統籌城鄉發展新路徑。[7]
現今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已實現城鄉融合和城鄉一體化，而中國不但存在龐大的鄉村人口底數還面臨嚴峻的城鄉差距問題，因此，在研究鄉村社會文化發展變遷的層面上，要更多地立足于自己本國的歷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特別注意中國以鄉村和農業為主的漫長歷史，然后將之與文化、制度、地理環境等聯系起來，這比向別的國家學習更為重要。
三、當代中國鄉村社會文化變遷的基本路徑選擇
無論是在《形態》還是其他經典著作中，馬克思都很清楚自己的研究對象，那就是自己生活的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那么現在閱讀馬克思著作，我們的研究對象應該是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在鄉村文化研究視域，首先要明確這樣幾個整體性的歷史事實：
1.出現城鎮化的經濟社會發展進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說過，歷史的趨勢就是城鄉融合，現在網絡上有一些文章或評論，一味表達對鄉愁的緬懷，把過去的鄉村理想化，冠之以諸多美稱，認為鄉村作為一種自然的和道德的生活方式遭到了近代以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破壞而一去不復返，實在令人惋惜。但正如雷蒙·威廉斯在《鄉村與城市》一書中所說，“并不存在一個沒有剝削、沒有苦難的過去時光” [8]，在被精心挑選的精致意象所呈現的田園文學，或許也人為地塑造了“城鄉對立”——這邊是自然，那邊是俗世。這都是一種刻意的美化，因此希望回到過去的浪漫愿望只能是空想、幻想，出現城鎮化的經濟社會發展進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當代中國鄉村社會文化變遷也不可能倒退而回到過去。
除了對過去的“美好時光”高唱贊歌，似乎還有一種相反觀念也在輿論界盛行，即相信農村的消亡是歷史的必然，資本主義似乎賦予了城市和工業絕對優先權，導致農業被邊緣化。但根據馬克思的觀點，“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1]因此創造物質基礎的農業應該成為人類最中心、最必要的活動之一。所以未來的農業只會變得更加重要，而不是相反。
我們要正確認識鄉村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既不悲觀，也不盲目唱贊歌，既然城鎮化大趨勢無法逆轉，那么如何在推進城鎮化的同時避免出現鄉村衰落？應該是當代中國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命題。我們不是要回到過去，而是要走向未來，只有當鄉村和城市重新建立親密的關系，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工被消除，才能真正“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2.鄉村文化的變遷根植于鄉村物質生活的變遷
馬克思說：“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辯證唯物主義強調世界的統一性在于它的物質性，“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鄉村文化的變遷也根植于鄉村物質生活的變遷。
我們不能孤立看待文化現象，祠堂、宗族、廟宇等文化景觀只有在封建的鄉土社會中才有意義。放在現代社會如果沒有傳統理念支撐，也就不是文化象征了，只是強加上去的無意義符號。實際上，傳統與現代的對立本身是需要重新反思的。我們經常說的“弘揚優秀傳統文化”，那么究竟誰來定義“優秀”？要克服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中可能產生的文化精英主義傾向，在我看來，不應該只從主觀上判斷文化是否“優秀”，而要看它是否是從鄉村物質生活中自然長出的。
有時候經常會反思：現在經常由上而下、政府主導的鄉村文化建設是農民真正喜愛的、符合當代鄉村社會的需求嗎？比如高度警惕不分青紅皂白的移風易俗，要遵循“和而不同”的價值規范，雖然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但生祭婚喪節慶依然還是農民的頭等大事，不僅關乎一個家庭甚至一個家族的榮譽、面子，更是傳承數千年的傳統文化和鄉村社會的精神家園。或許盡管有一些關于農村文化變革的觀念已經描述過千百次，但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這對于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
鄉村文化建設一定要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決定中國鄉村社會文化發展的根本方向，不能孤立看鄉村文化建設，要在鄉村振興的總體框架中找準位置及其關聯，經濟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基本動力。當然，無論“經濟決定論”還是“文化決定論”都有其局限性，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五位一體”的考量。
總之，鄉村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根脈之所在，中國要以鄉村振興為契機，推動整個鄉村社會的文化興盛繁榮，更需要將文化變遷放到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中去觀察和思考。當代中國鄉村文化建設有其多方位的特殊性，一方面，作為一個民族眾多、地域遼闊的東方大國，各地文化極具鮮明的地域特色，同時由于改革開放發展迅速，不僅城鄉發展不平衡，而且區域與區域、鄉村與鄉村發展不平衡，因為每個鄉村發展狀況都不一樣，所以鄉村文化不能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另一方面，中國由于自身特殊的城鄉發展歷程，鄉村文化建設是在沒有類似其他國家參照的情況下進行的開拓性探索，現代化與傳統性之間，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都面臨著復雜的關系狀況，這就需要我們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當代中國鄉村實踐結合起來，“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走鄉村文化興盛之路”。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共產黨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3]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4]葉超.體國經野：中國城鄉關系發展的理論與歷史[M].東南大學出版,2014
[5]馬克思·韋伯.儒教與道教[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6]費孝通.鄉土中國[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7]陳文勝.大國村莊的進路[Ｍ].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8]雷蒙·威廉斯.鄉村與城市[Ｍ].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