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黃河邊的中國》有感
本月讀了曹錦清老師的《黃河邊的中國》上篇——初入中原篇，在書的封面，曹錦清老師就注明了本書是“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在上篇中，曹錦清老師用44天的時間完成了對河南省開封市典型地區的調查，調查的方式是觀察訪談式的田野調查。
本書寫作的背景是1996年的河南開封市，這個時候正值改革開放18年，農村土地施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在市場經濟的海洋中，還有些村莊發展集體經濟成為了河南省乃至中國的村集體經濟名片。黃河是中國的母親河，要想研究中國，就先研究黃河。作者中原之行的主要目的，是想看看我們民族的母親——黃河，考察散處在黃河流域的村落，了解居住在村落之內的農民與建立在村落之上的地方政府在改革開放大潮中的實際反應與變化。
本書涉及日益龐大且凌駕于農村社會之上的地方政府與分散經營的農民為爭食有限的農業剩余而引發的各種矛盾，涉及傳統文化的力量與現代化努力之間的強烈對比。初入中原篇將重點放在了村一級的日常生活之上，詳細的考察了農民的生產生活和村干部的相關情況。這本書作為一本調研日志，曹錦清老師通過對所調查村莊涉及了農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農業生產、農負、人情往來、家族觀念、家庭結構、建筑、道路、耕地質量、生育情況等方面入手，采取面對面的訪談以及觀察的方式，通過對一個個“個別”的案例，總結出“類”的規律。
例如，他將中國的小農家庭關系總結為以下四種：一是與土地、與自然的物質交換關系；二是利用血緣與情感相維系的非市場的人情交換關系；三是與市場相交換；四是家與國之間的“交換”，即農民用“賦稅”換取國家的“替民作主”。（p31）同時，他認為，超生比例的高低與該地純農戶比例高低密切相關。因為此類貧困且相對封閉的鄉村社會內，人丁興旺依然是家庭勢力的大小及社會地位高低的重要標志。（p212）諸如此類的總結，曹錦清在文章中還有許多的闡釋，在此不詳細展開。
開篇引言，曹錦清老師就觀察中國社會的兩個不同“視點”進行了介紹：第一個是“從外向內看”與“從上往下看”，第二個是“從內向外看”與“從下往上看”。這這里，“外”就是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范疇；“內”就是中國自身的歷史與現實尤其指依然活躍在人們頭腦中的習慣觀念與行為方式中的強大傳統；“上”指中央，指傳遞、貫徹中央各項現代化政策的整個行政系統；“下”指與公共領域相對應的社會領域，尤其是指廣大的農民、農業與農村社會。第一個視角是指通過“譯語”和官話來考察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第二個視角則是站在社會生活本身看在“官語”與“譯語”指導下的中國社會，尤其是在中國農村社會的實際變化過程。
那么如何入場、入場后采取什么樣的方式進行調查、調查地點與調查時間如何把握，是本篇讀書筆記重點探討的問題。
一、如何入場：利用私人親情朋友關系網絡
作者曾考慮過入場的兩種方式都行不通：一是獲取一份通行全國的記者證，憑記者的身份進入調查現場；二是與中央或省的有關黨政部門取得聯系，爭取他們的理解與支持，而后自上而下地進入調查現場。（p3）但是這兩種方式都行不通，一是記者證拿不到，且記者身份敏感，不容易取得官員的信任，后面的調查也證實了作者這一想法。二是自上而下的進入調查現場，很難收集到客觀真實的調查資料。因此，只有采取私人的親情朋友關系網絡進入調查現場，才能獲取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取最真實、最客觀的資料。且在中國社會，人情關系網絡是可以無限地向外延伸的，正是這個延伸幫助了作者，從一開始只在開封河南大學有三位朋友，到最后不僅順利的完成了任務，且擴大了作者在河南省開封市的人情網絡系統。
然而，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人情網絡系統只是我們入場的敲門磚，真正讓作者進入到調查現場，獲取“聯絡人”與村民信任的，是作者的學識和才智。曹錦清老師曾說，作為調查者一定要有常識，調研是一種雙向交流，在交流的過程中，如果你能給對方一定的啟示，人家就對你特別歡迎。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作者是如何用自己的學識一步步擴大自己的人情網絡系統并獲取村民信任的。
首先，在調查的過程中，作者每到一個地方，便會有之前聯系好的朋友介紹當地的朋友一起與之暢談，在暢談過程中，往往會因為自己對中國現狀的獨特見解和思考獲取對方的信任與尊重，從而擴大自己的人情網絡系統。例如，在開封黨校時，與程校長等人的交談，直接獲得了開封黨校的支持（p16）；又如在開封黨校作報告時，不僅聽眾情緒高漲，開封縣常務副縣長甚至單獨邀請他單獨聊天，討論源于村落文化的人情關系侵入到地方政治與法律過程（p176）。類似的例子，書中有許多，可以看到，作者的人情網絡系統由最初的三人完全拓展開了，如若作者下次再到開封調查，入場就更簡單了。
其二，作者能夠用自己獨特的見解，獲取被調查對象的信任，從而獲得有用的信息。獲取被調查者的信任是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在當時復雜的環境之下，村莊“黑孩子”多、某些村干部貪污腐敗、以及村民傳統的“財不外露”的思想。（特別是南街村等經濟十分發達的村莊）同時，也只有自己有足夠的知識去總結和指出當前村莊發展出現的問題，被調查對象才會更加信服調查者，更愿意配合調查者的工作。
二、調查時間：無時與有時
首先，調查時間的選擇要做到“有時”，即被調查對象的閑時。對具體一個地方尤其是村莊進行調查時，要特別注重其生產時間與生產周期，避免出現無人詢問的情況。盡管可以在村民農忙現場去面對面訪談，但終歸不是個好的辦法，在農忙時或開會時間去調查，會遇到找不到人訪談的尷尬地步。作者就在實際的調查中遇到過幾次，盡管被調查對象的閑時是不可控的、不確定的，但我們應該要在最大程度上把握被調查對象的確定性與可控性。
其二，調查時間又是無時的，即無時不刻的。“一切所看、所訪、所談，皆是我的調查對象”（p6）“我一進入開封，即進入調查現場”（p31）。正如作者所言，調查時間不僅僅只有與被確定的、具體的某一被調查者所約定的時間才是調查時間。一進入調查現場，不論是建筑物樣式、耕地面積還是農耕方式，都屬于被調查對象，也因此，調查時間是無時的。作者不是“死板”的研究調查某一確定對象，而是任何事、任何人、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調查，都能獲取十分有用的調查資料。比如，開往開封列車上的兩名“文革”前沿的大學畢業生、去旅館路上的出租車司機、雜貨店旁的村民閑談、甚至是建筑物的風格與道路的修建，真如作者而言，一切所看、所訪、所談，皆是調查對象。因此，我們在進入調查現場后，要充分調動五官，積極獲取十分豐富的感性材料。
三、調查目的：問題意識與思考
調查目的是調查的方向，決定調查的性質，直接了當的將目的說明，不僅有利于被調查對象的回答，同時也有助于調查資料的收集。作者從開篇就講述了此次中原之行的目的：考察散處在黃河流域的村落，了解居住在村落之內的農民與建立在村落之上的地方政府在改革開放大潮中的實際反應與變化，這個目的是十分明確的，這個明確的目的我們可以稱之為“總目標”。而在具體的調查過程中，又分諸多“小目標”保證“總目標”的完成和實現。
而總目標和小目標的制定，首先需要調查者具備問題意識，那么何為問題呢？作者曾在一次報告中對問題作出其對問題的理解：所謂問題，就是預期與現實之間的反差以及由這個反差而引起的心理困惑。而預期與現實之間的反差越大，則困惑越大，正是這些困惑推動著我們去研究。因此，研究的目的有兩個，第一，對于研究者本人來講，要排除其內心的困惑和焦慮。第二，當你的研究取得成果，有同類困惑的人，在聽了你的報告或看了你的文章后，其困惑得以消解，心靈得以安頓。（作者2013年在華東理工大學所作演講）
然而光有困惑是無法幫助我們去了解問題背后的真相的，要在困惑的基礎上展開積極的思考，而這個思考也是帶有目的性的思考。從大的方向上來看所作的思考要為民族思考，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好精神上的準備。從具體的調查中來看，要在事物發展的橫向與縱向區別中引發思考，在同類事物的比較之中形成問題意識與思考。
作者在調研被譽為中原大地四朵金花其中的南街村與竹林村，能夠很明顯的看到其對一些反差的巨大困惑，并在這些困惑與焦慮的基礎上形成思考。在與竹林村的被調查對象訪談時，往往一開始就提出了三個問題：一、凡迅速崛起的村集體企業集團之內，皆有一德才兼備的帶頭人，在村落與村民之中，何以能產生這樣德才兼備的人物？二、全村集體之興衰安危系之于一人，那么如何能在“此人不在”時，確保產生另一個集體事業的帶頭人？三、隨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外來職工超過本村職工人數，這兩部分職工之間關系如何處理？（p158）這三個問題不是靈光一現產生的，而是作者經過在南街村的調查之后，一步步形成的思考。因此，在實際的調查之中，我們對于問題的掌握可能不太明朗，隨著調查的深入，隨著困惑的加大以及思考的加深，
四、調查方式：觀察與訪談
在入場調查之后，采取的最主要的調查方式是觀察與訪談。觀察訪談實質上是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的一場持續深入的對話。這種親密的接觸，使研究者的領悟與觀察訪談所獲得的生活信息處于不停頓的交流之中。由此獲得調查資料不僅是真實可信的，而且是可親的。（p15）正如前文所述，不論何時、不論何地、不論何事都屬于調查對象，因此在實際調查過程之中，要隨時隨地都處在觀察的狀態。譬如作者每到一個村莊，不僅會觀察村內的建筑物、道路的形狀、作物類型，甚至是村民的衣物也在作者的眼中。
其次便是訪談，在進行田野調查時，不用像正式訪談一樣，一板一眼的直接詢問被調查者。相反應該迂回、間接、委婉的詢問，以此得到最真實的信息。這要分為兩種被調查者來看，一種是村干部等有見解的、信息量大的被調查者；一種是普通的村民。對待兩種被調查者，首先從共性來看，都要事先與當地的鄉長、書記等領導打好招呼，說明來意，打消其戒心；并站在對方的角度的去思考問題的所在之處。其次從個性來看，對待第一種被調查者，往往采取直接的詢問方式，在最短的時間內，先掌握好本村的數據，以此在腦海里形成觀念與思考前的資料。隨后提出自己思考問題，一般能從其中得到一些答案，有時還能得到超出預期的回答。而對待普通的村民，要通過“拉家常”的方式，由淺入深的進入到調查的目的之中，讓村民進入到被訪談的最佳狀態之中。
五、調查地點：典型與“類”
社會生活是個有機的整體，從相互關聯的社會現象中選取某類現象作為調查與研究對象，總有認為割裂的意味。研究者在一定時空內若不將自己的研究限制在一定對象與范圍之內，則無法進行研究；但若僅限于某一現象與范圍，也無法對該類問題作出全面的分析。（P6）因此，調查地點的選擇是典型與“類”的結合，典型是指尤其突出的地區，如開封的南街村與竹林村，而“類”則是同類。在作者所調查的年代，當時的同類，是指同類貧困的地區，而典型則是村集體經濟十分發達的地區。
在典型地區的調查之中，也會調查典型地區的“類”。在本書中，具體表現為上述的三個問題，試圖找到鄉村經濟發展的原因，以此看是否能用這些經驗發展其他村莊的經濟。同時，在作者的觀察與思考之中，作者認為“關羽熱”現象，是因為這種以恩報為中心的結合精神至今依然活躍著，而這個思考，是基于南街村的靈魂人物——王洪斌與他的干部、村民的關系之中形成和發展的。
同樣的，在對同類地方的調查之中，也會抓突出的調查對象進行調查，做比較調查。這些突出既有突出貧困的，也有突出富裕的。比如在杞縣宗店鄉湯莊村進行調查時，特意調查了特別貧困的農戶，在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因為其中一戶貧困戶過得困難，就試圖對其伸出援手。困難的人太多了，當下最重要的事情是，獲取一手的、直接的、大量的、客觀的感性材料，從而總結失敗與成功的經驗，這樣才能幫助更多的人。
六、調查者：有知與無知
作為調查研究的主體，調查者應該同時具備“有知”與“無知”兩種狀態。在這里，“有知”首先要有一定的常識，知道農作物一年幾熟，水稻和小麥的畝產大概是多少，甚至說要能根據田里作物的長勢情況判斷出今年的收成大概會怎樣。農民的居住情況怎么樣，是什么樣的建筑結構，是框架結構還是其他類型，這樣的房子大概造價是多少，都要有所了解。對于農民的外出務工情況、飼養業的情況，也要有所認識。這些都屬于最為基本的常識，然后通過調研來擴大常識。如果你在調研過程中幾個問題都問錯了，對方就沒有接受你訪談的興趣了。所以調研是一種雙向交流，在交流的過程中，如果你能給對方一定的啟示，人家就對你特別歡迎。（作者2013年在華東理工大學所作演講）
“無知”則是指調查者要處在一個“無知”的狀態，這個狀態能把一切熟悉的現象當作不熟悉的東西而加以觀察、提問與思考。因為“熟悉”與“習以為常”的狀態不僅不是調查過程中的幫手，相反這個狀態將會成為我們在調查過程中最大的敵人。因為思考會在“熟悉”面前停止，阻止問題的產生。同時，作者強調“無知”狀態還要包括“理論上的懸置”，這個懸置狀態是指要將自己腦海中所學的理論與知識框架暫時的懸置起來。即不要用先入為主的觀念去套裁經驗材料，而要將概念與經驗事實自由地結合，或依據經驗事實對概念作出必要的修正。（p15）實際上，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實踐決定認識，認識的真理性在實踐中得到檢驗的原理。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