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國文化要義》中的唯物史觀視角
中國文化獨具個性，這在梁漱溟寫《中國文化要義》很久以前就有諸多學者認識到這一點，馬克思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將儒教與西方的清教作了較為透徹的分析比較，最后得出一個結論：儒家倫理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同于韋伯站在西方的立場分析中國，梁漱溟更多地是通過中西比較從而尋求到中國文化的總特征——理性早啟文化早熟。
自從清末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被迫打開國門，使一部分進步人士開始了解并接受西方經濟、政治、軍事等現代思想觀念，面對“他強我弱”的文化“逆差”，不可避免地對本國文化產生了較為強烈的排斥和反抗，在他們看來中國傳統文化似乎成為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罪魁禍首，是中國實現現代化轉型的累贅。“為什么中國步入近代以后就落后？沒有發展出西方社會中的科學技術？”近代以來不少學者為了探尋這一根本問題，開展了豐富的研究。比如馮友蘭認為中西之別是古今之別、城鄉之別，中國和西方不是兩種發展路線，不過是同樣的發展歷程上的不同階段，是在同一條時間軸上的先后順序。(P39)也就是說中國是古，是鄉村，西方是今，是城市。在贊同馮友蘭觀點的人們看來，西方的今天應當就是中國的未來，因為西方是進步的，中國還處于初始發展階段。依照這樣單向度發展歷程的觀點，是不是意味著當中國趕上西方也步入現代后，就無所謂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區分了，因為本來就是一條線上的兩端在當代似乎重合了。
而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要義》恰好是站在馮友蘭觀點的對立面，梁先生認為，中國和西方是在走兩種完全不同的路子，而不是一個發展較早，一個發展較晚，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具有其獨特性。“人類文化史之全部歷程，恐怕是這樣的：最早一段，受自然限制極大，在各處不期而有些類近，乃至有某些雷同，隨后就個性漸顯，各走各路。期間又從接觸融合與銳進領導，而現出幾條干路。到世界大交通，而融合貫通之勢成，今后將漸漸有所謂世界文化出現。”（P54）可以說，《中國文化要義》通篇是在強調文化的相對獨立性，當然梁漱溟并不否認經濟基礎是上層建筑的根基，承認經濟條件與文化之間關系密切，他反對的是以經濟為唯一決定因素的“經濟決定論”，強調上層建筑的主觀能動性。于是本文試圖從唯物史觀中“社會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這一維度對《中國文化要義》一書進行解讀，讀懂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根本差異所在，從而堅守文化自信。
一、中國文化的根本特征：從倫理本位到人類文化之早熟
梁漱溟先生首先介紹了關于中國文化特征的14個方面，隨后從中國人的“家族制度”說起，因為“家族本位是中國社會特色之一”（P21），“中國人除了家庭，沒有社會。”（P22）梁漱溟認為中國人的家庭極其特殊，完全不同于西方社會。西方人由于信仰宗教，特別是以基督教作中心，通過教會生活打破了家族小群體，形成了超家族團體，也就是從中古農業社會以來一直過集團生活。（P65）因此他提出：“宗教問題實為中西方文化的分水嶺。”（P61）
中國人由于不信宗教，國家權力又較松散，“有鄉自治而無市自治”，因此缺乏集體生活，但是缺乏并不是沒有，要相對來看。與西方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相對應，中國由于更為倚重家族生活，整個社會的組織便以“倫理本位”為核心延伸開來。倫理關系即是相互之間的一種義務關系，整個社會關系一概家庭化之，（P95）也就是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所說的“差序格局”。
“倫理社會就是重情誼的社會。”（P104）這就是倫理社會最重要的特征，在中國社會處處可以看見人與人之間的交情、情感，而西洋社會看到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對立，不僅僅是宗教徒與異教徒、階級與階級之間，這種對立關系甚至延伸到家庭內部的夫妻之間。不同于西方的“自我本位”或者自我中心，倫理社會強調的是尊重對方，處處為對方著想，似乎不為自己，只為他人存在。從這可以看出，其實倫理本位的社會可以說是人們理想中的社會，因為西方社會的對立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矛盾，反觀當今西方世界中出現的種種不安定的社會因素，種族糾紛、黨派之爭等等，似乎已經將社會分裂為若干個利益團體，互相都只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看待問題，因此在許多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導致社會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礙。依照梁漱溟的觀點，如果采用倫理思想，互相以對方為重，靈活處理各自的觀點分歧，西方社會這樣激烈到不可調解的矛盾或許就迎刃而解。
那么為什么這樣一個看似含情脈脈、相互溫存的美好世界不能發展出近代西方社會那樣發達的自然科學技術呢？梁漱溟給出的答案是因為中國是一個文化早熟的社會，在很早的時候可能是先秦孔孟時期就已經發展到非常高的高度，但以后就停滯不前了。所以中國人在很早時候就認識到了最高階的一種社會組織形式，就是用道德構建起來的倫理本位社會，而其實近代西方的許多思想家也都認為倫理本位是最高階的，比如康德、黑格爾都認為，法治其實只是工具，法律最終指向的是道德，也就是當法治社會發展到最完備階段后，就是一個倫理共同體，倫理社會比法治社會高級在于，在法治社會我們不行惡事是因為有法律這條紅線在約束我們，如果觸碰就會受到懲罰，于是為了自我保護就去遵守，感覺是不得不這樣做。而倫理社會的人們去做好事，不是因為外在的約束，而是每個人出于道德可以選擇去做。換句話說，法治社會的和諧穩定是一種被動的結果，倫理社會是人們主觀選擇的結果，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來，西方的法治社會并不代表一個自由社會，倫理社會反倒是自由社會，這里的自由意味著我們的行為不受外在力量規定，而是我們根據個人意愿選擇的結果。梁漱溟在書中高度評價孔子，認為孔子在中國很早時期就啟發人的理性，沒有獨斷的標準給人，教人向內求而不是向外，強調人的自我反省，這就是道德，存在于個人之自覺自律。（P126）
當然倫理社會的構想是孔子孟子兩千多年前提出的社會理想，但是歷朝歷代有哪個朝代真的完全實現了倫理社會嗎？其實是沒有的，這也是梁先生所說文化的早熟必定會帶來問題，違背自然規律的早熟也是一種病癥，會顯露我們在其他方面的幼稚。中國，病在高明，非失之愚鈍。“其不及，原從有所超過而來，并不是固不及而不及的。”（P298）雖然我們早就認識到什么樣的社會是最完美的社會，但僅僅認識是無用的，我們在政治經濟等其他方面一直保持著非常原始的狀態，人與人之間的隸屬關系，子為親所有，婦為夫所有，臣為君所有。有這樣的隸屬關系在，又從何談自由呢？
梁先生還提到，早熟會帶來早衰：“中國文化本來是極富生趣的，比任何社會有過之無不及，但無奈歷史太久，傳到后來生趣漸薄，此即所謂老衰了。自一面談，這與社會生活極有方便是很好，但另一方面，又因其變得機械、僵固，積重難返而不好。中國文化一無錮蔽之宗教，二無鋼硬之法律，而極盡人情，蔚成禮俗，其社會的組織及秩序原是極松軟靈活的，然以日久慢慢機械化之故，其錮蔽不通竟不亞于宗教，其鋼硬冷酷或有過于法律。”（P329-330）其實我們提出的仁義禮智信，德性本來都是非常好的，本就出自天性中的善良，但一旦變為禮教，被固定下來成為強制性東西，那么就已經失去了原先作為倫理社會那種優越性，也變為了教條似的禁錮人的東西。因為時間太久，現在就失去了當初設立禮樂教化的初心，本來代表人性中的真善美變為了魯迅批判的吃人的禮教。
文化早熟還導致了另一層結果，即中國的文化土壤上永遠產生不了科學，在梁漱溟看來，如果沒有西方國家強行將我們國門打開，而是任中國自行發展的話，哪怕再發展2000年可能也產生不了西方世界那樣的科學文明。這是因為“中國人講學問，詳于人事而忽于物理。”（P311）“既不是中國人拙笨，亦不是文化進步遲慢，而是文化發展另走一路了。”（P312）
二、唯物史觀視角：社會意識相對獨立性的三大表現
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明確提出：“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性，亦不能失其一般性。”（P183）他在文中提出種種概念、觀點的目的，只在于使人更好地認識中國，并不是為了否認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二十次集體學習時講話指出：“辯證唯物主義并不否認意識對物質的反作用，而是認為這種反作用有時是十分巨大的。”文化是社會有機體的組成部分之一，社會經濟與政治對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起著決定作用，而文化具有相對獨立性，它反作用于社會經濟與政治。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意識形態一旦產生出來，就會迸發出自己的力量，具有自己特殊的發展規律。《德意志意識形態》也明確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唯物史觀的“物”必然包含“人”這一主體性要素，在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同時，充分肯定上層建筑的主觀能動性。
基于《中國文化要義》中的唯物史觀視角，可以發現其中關于社會意識相對獨立性的三大主要表現。
1.社會意識發展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性
經濟上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其社會意識不一定是先進的，同樣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和地區，其社會意識也不一定是落后的，可能是先進的，甚至可能超過發達國家和地區。比如在梁漱溟看來，雖然近代以來中國的經濟、軍事上都落后于西方國家很多，但中國早在孔孟時代就提出的禮治社會理想，以儒家為中心的倫理社會文化是智慧的，即不把重點固定放在團體或個人任何一方，而注重其關系的互動以保持平衡，因此中國的傳統文化有其優勢，甚至可以消弭西方團體本位與個人本位之間的沖突。正如恩格斯曾說：“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提琴。”經濟上落后的國家也可以引領時代的潮流和方向。
2.社會意識各種形式之間相互作用和影響
每一種社會意識形式的產生和發展都不是孤立的，既相互區別又互相聯系，相互作用影響。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之特色，即重在解決安的問題，并且過分地把養和保兩問題，亦當做安的問題來解決了。”（P266）安的問題重在向內，通過調整內部，使內部社會秩序安定；而保和養重在對外，或對抗其他集體而保衛自己，或對付自然界，改造世界。正是由于中國文化過早地轉向內，而未曾徹底地向外用過心，因此受向內的社會意識影響，以向外為主的文化就沒有辦法發展起來了，也就很難產生出科學意識。“中國正為先有這種理念起來，所以那種理念便起不來。”前一種理念即倫理理念，后一種理念即自由理念。兩種理念相互影響作用，造就了中國與西方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文化形態。
3.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
這是社會意識相對獨立性最突出的表現，先進的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發展起積極的促進作用，落后的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發展起消極的阻礙作用，甚至可以暫時改變社會經濟發展的前進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先進和落后都是相對而言的概念，是可以相互轉化發展的。按照梁漱溟的觀點，中國的倫理本位原本是先進的，但由于過早發展而沒有相適應的物質基礎支撐，因此對社會存在并沒有起到促進作用，反而使中國人混而不分，自由不得明確，產生不出科學，社會因此處于盤旋狀，無法進步；反觀西洋心思偏于理智，滿眼所見皆物，工具理性至上的價值觀因為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使科學大為發達，促進社會不斷發展。但走到今天，西方過分強調物質利益的社會主導觀念，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更進一步發展，原本起到促進作用的社會意識或許又將轉化為消極的力量。
三、堅定文化自信：中國現代文明煥發新生
梁漱溟先生始終認為，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理想歸宿，比西洋文化要來得"高妙"，甚至在1985年，《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出版36年之后，梁先生在演講中更加明確地指出:"世界未來的前途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我相信，人類的歷史，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后，不應該還是以物為先，而應該是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為先，以人與人之間如何相安共處友好地共同生活為先。"
當今中國所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似乎正是與梁先生提出的“中國實際上走的是不同于西方的第三條道路”理念不謀而合。我們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普遍規律下，努力挖掘中國文化、政治、經濟等背后的特殊性，國情不一樣，自然選擇的道路、實施的政策、倡導的理念就會有相應的區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不同于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也異于西方資本主義道路，應當是獨立走出的第三條道路，這應當也必須成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底氣與自信。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特別強調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曾多次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文化經過長期積淀可以滲透到人的潛意識當中，形成一種集體無意識，形成文化遺傳，從而自覺不自覺地影響和作用于人的思想和行為。傳統中國社會中倫理本位的形成，并不是當時的人們刻意而為形成的結果，而是經過一代代長期繼承、積累形成的意識觀念已經深深融入中國人的血液里，不僅支配現在，還影響未來。相對于物質層面的文化和制度層面的文化來說，精神層面的文化在時間上更持久，因為物質層面的東西經常改變，比如經濟發展速度、制度更新變化都很快，但是精神文化是經過長期歷史傳承沉淀下來的，很難改變。
當今中國面臨的轉型表面上，似乎是經濟國力由弱到強的成長，本質上看卻是文化轉型，必須重新審視、定位和接納本民族的文化。我們應當怎樣對待傳統文化，西方的文化理念與中國傳統文化兩者之間又該如何共處？這一問題是古老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回避的事實。我們既要看到自己文明的短板，也要同時看到自己的優越之處，雖然中國的早熟文化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們現代化進程，但中華文明能夠綿延數千年亦得益于文化的早熟。我們不能妄自菲薄，中華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氣度，我們應該為此感到無比自豪，也應該為此感到無比自信。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理性文化煥發新生，走出文化困境。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必須加強全社會的思想道德建設，激發人們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確的道德判斷和道德責任，提高道德實踐能力尤其是自覺踐行能力，引導人們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華民族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美好崇高道德境界，我們的民族就永遠充滿希望。”《中國文化要義》告訴我們，以道德為原則組織社會，原本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理念之一，不可否認西方的制度和科學技術像魔法師一樣為我們創造了無與倫比的財富，但也帶來了像生態污染、價值理性邊緣化、恐怖主義等新困境，如果將中國傳統道德倫理的積極一面與現代化的經濟基礎與政治制度相結合，就可以探索出一條獨屬于中國文化的新路。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