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

《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一書的作者杜贊奇是印度人，但在美國接受過高等教育，更為重要的是，他在哈佛大學的老師是著名漢學家孔飛力，受老師影響，杜贊其對中國了解頗深，兼具印、美、中三種文化背景于一身的杜贊奇研究問題的角度也很獨特。其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文化、權利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曾先后榮獲1989年度的“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以及1990年度的“亞洲研究學會列文森獎”。盡管學術界對其結論及提出的概念有一些爭論，但好的文章要讓大家有爭鳴的空間，無論同意或反對，文章提出的觀點是這一方向的學術研究領域不可繞開的，毫無疑問，杜贊奇的這篇博士論文達到了這個境界。

作為社會史學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引用的的文獻資料十分豐富，通過對其所依賴的主體資料———六卷本《中國慣行調查報告》的仔細研讀，并與當時有關華北鄉村研究的一切有分量的成果：馬若孟的《中國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農業發展(1890 －1949)》、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以及當時社會學家西尼·甘布爾和楊懋春對華北鄉村社會的研究展開了理性平等的對話，在對前人既有理論成果的繼承與批判過程中提出自己別具一格的觀點。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本書可以說是文科博士論文寫作的范本——不僅在于它有著非常嚴謹的寫作格式，更在于他的文獻運用十分自然，仿佛是文章身體自然的一個部分，而不是刻意為了文獻回顧而堆砌羅列。下面我將首先圍繞書中的核心概念展開，分析其研究路徑，發現結論的創新點與研究價值；隨后跳出書本的局限，將眼光放在當代，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當代鄉村社會的文化變遷。

一、走進書本把握核心概念

本書研究的是20世紀上半葉，具體來說1900-1942年時國家政權的擴張對華北鄉村權力結構的影響。該選題是站在許多大學者的的肩膀上，通過文獻回顧確立自己的發問角度和立場。杜贊奇在前言部分說道：“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鄉村有兩大歷史進程值得注意，使此一時期的中國有別于前一時代。一是受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對中國鄉村經濟方面的變化影響；二是國家企圖加強對鄉村社會得控制，”[1]可以說前一個問題是資本主義經濟擴張，后一個是側重國家政權擴張。因為馬若孟和黃宗智等人的研究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入侵并未改變這一地區的小農經濟本質”，于是杜贊其決定考察第二個歷史變化。

書中開篇就提出兩大核心概念“權力的文化網絡”與“國家政權內卷化”，后面內容都圍繞中心概念進行論述。杜贊奇提出的概念并不是憑空而來，權力、文化、內卷化這些詞語并非他首創，但被他成功地運用到研究中國鄉村問題領域，使詞語的內涵得到進一步延伸與更新?！段幕?、權力與國家》共有八章，各章之間實際由全書最后要論證的結論作為一根繩子緊緊牽在一起，本書第一、二、四、五、六章圍繞第一個關鍵詞“權力的文化網絡”，重點論證“20世紀以前國家原有權力組織與結構嚴重依賴文化網絡，”第三、七、八章圍繞第二個關鍵詞“國家政權內卷化”論證20世紀以后國家政權在鄉村社會的擴張導致的結果。

權力與文化是書中的關鍵詞，關于文化與權力的關系，西方一些學者很早以前就曾討論過,影響較大的有：如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碌摹爸R／權力”理論、布爾迪厄的“文化權力”理論等。而在國家政權與社會變遷的研究領域，“長期以來，卡爾馬克思與馬克思韋伯的觀點主導著有關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論著?！痹谒麄兛磥?，國家主導鄉村，中國鄉村是附屬于城市的，帝國政權過分強大，鄉村社會的權力在國家政權的控制之下。19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鄉紳社會”模式，“將封建文人視為國家與鄉村社會之間的中介，紳士起著平衡的作用?！?[2]隨后不久，人們開始對鄉紳社會模型提出批評，認為紳士集團本身也是一個高度分化的階層，并未在國家與社會中間起著平衡作用。但這樣的一個“國家-社會分析”框架源自西方社會現實，能否適用于中國？為了實現微觀與宏觀層面的連接，杜贊奇在吸收了后現代主義以及西方學術界有關文化研究的營養后，引入“權力的文化網絡”概念，試圖超越舊的“鄉紳社會”等概念，從而消解國家與社會的兩級對立。

杜贊奇將文化網絡界定為：“由鄉村社會中多種組織體系以及塑造權力運作的各種規范構成，包括宗族、市場等方面形成的等級組織，也包括了非正式的人際關系網，如血緣關系、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等，看似無用，但它是權威存在和施展的基礎?！?/span>[3]在杜贊奇看來，鄉村宗教、宗族等文化符號都具有象征性權威，不能僅僅只看到文化符號或觀念的表層意義。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皇權不下縣”的說法，國家權力要深入中國鄉村，光靠官僚體系是沒辦法治理偌大的國家?！凹幢愠⒘D在城區以外發揮行政功能的努力，但由于皇家行政獨特的粗線條管理，不可能獲得成功?！?[4]費孝通說，“鄉土社會是禮治社會?！?/span>[5]禮并不是靠一個外在的權力來推行的，而是從教化中養成了個人的敬畏之感，人服禮是主動的。[6]于是在基本上依靠傳統的村規民約等道德性力量維持鄉村秩序的中國皇權社會，“文化網絡成為封建國家政權深入鄉村社會的渠道”[7]文化本來就是傳統，無論哪一個社會，絕不會沒有傳統，通過文化網絡，就使本來“束手無策”的國家權力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皺嗔Φ奈幕W絡”中“文化”一詞指各種關系與組織中的象征與規范，這些象征與規范包含著宗教信仰、相互感情、親戚紐帶以及參加組織的眾人所承認并受其約束的是非標準。這種象征性價值賦予文化網絡一種受人尊敬的權威，它反過來又激發人們的社會責任感、榮譽感——從而促使人們在文化網絡中追求領導地位。[8]

第二個核心概念“國家政權內卷化”則借用了吉爾茨的“內卷化”概念（本來是用來描述農業）：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杜贊奇將這一概念運用到政治領域中來，為了說明20世紀前半期中國國家政權的擴張及其現代化過程。國家機構不是靠提高舊有或新增機構的效益，而是靠復制或擴大舊有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如中國舊有的營利型經紀體制）來擴大其行政職能。[9]杜贊奇認為20世紀以后國家政權在鄉村社會的擴張就導致了“國家政權內卷化”。總之，通過對本書核心概念的把握，可以提醒我們在進行博士論文寫作時，要學會突破前人的理論羈絆，運用自己的一套話語體系進行論證，利用概念轉換，通過多學科的視角解讀同一問題，往往會讓人耳目一新，取得較好的創新突破。

在第二章杜贊奇還提出“雙重經紀制”的說法，重點論證“保護型經紀”與文化網絡之間的關系。作者認為直到19世紀末期，清朝政府都是通過雙重經紀來征收賦稅，國家政權與納稅人之間始終沒有建立直接的、沒有中介人的關系，因此從來沒有解決過偷稅漏稅問題。第一類是“國家經紀”也叫“營利型經紀”——利用下層吏役進行治理的管理方式，而“征稅賦稅是國家政權統治鄉村社會的主要體現?！?[10]所以國家政權主要依靠縣衙吏役征收賦稅。但官僚機構對下層官吏缺乏控制能力，因為吏役的收入極少，難以養家糊口，官府就默許他們在與農民打交道過程中收取一部分“禮物”，因此征收賦稅過程中的中飽私囊現象很普遍，這是國家經紀的一部分。第二類是“保護型經紀”，由村社自愿組織起來負責征收賦稅或完成國家指派的其他任務。其目的不是為了營利，而是保護社區利益，推出自己的代表完成官府差派，從而阻止包稅人和國家經紀敲詐勒索。[11]保護型經紀是鄉村社會中權力的文化網絡的很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更大的威信，是國家政權深入鄉村社會的有力工具。但這兩種經紀其實在實際生活中關系比較含糊，沒有清晰的界限，無質的差別，由地方鄉紳操縱的保護型經紀也無法解決偷稅漏稅，

20世紀后，國家企圖通過兩條途徑改革“經紀機制”，一是將下層行政職員全部官僚化，這并未淘汰營利型經紀，反而使營利型經紀延伸到鄉村社會底層；二是設置村莊領導人負責制，由于失去保護特征，使鄉村領袖與鄉村政權相分離，隨著國家政權深入反而導致鄉村精英逃避公職。國家政權內卷化是是鄉紳退位主要原因。由于臨時攤款越來越多，導致鄉村領袖兩面受氣，村莊領袖與村民不再是代表的關系，而是對立，于是正直人紛紛退位，只為了自己利益的人（國家經紀）上位，形成了惡性循環，國家政權在村民心中的威信進一步降低，內卷化的政權擴張。

二、跳出書本看其局限之處

1.概念的“框”太大

正如杜贊其自己所說：“提出文化網絡的概念并不是要建立一種模式，事實上，文化網絡只是一個描述一般現象的范疇?！?/span>[12]確實也如此，看似作者提煉出一個新的概念，有建構一個屬于自己的理論體系的雄心壯志，但這一概念的內涵界定并不是很明確，而且各組成要素（宗族、宗教、經紀制度等）之間的關系也不明朗，沒有建構起很清晰的邏輯體系，“權力的文化網絡”概念的包容性很強，正因為如此，使其變成了一個“框”，所有的鄉村社會組織、所有的權力都能夠往里裝，其理論缺少明確的外延邊界，有損其解釋能力。[13]因此作為描述性的概念其應用的范圍與形式受到局限，這是本書的一大遺憾。

2. “國家政權建設”沒有跳出西方話語體系

在西方，現代國家政權建設的根本利益訴求是確立公民社會，國家政權建設是一體兩面的過程，表面是國家權力的擴張，但根本訴求是消滅充滿人身依附關系的封建制度，最終確立公民社會。[14]反觀中國，雖然數千年前中國就已經存在較大規模的商品市場，通過宋朝時的《清明上河圖》可以一覽其勝狀，但在專制皇權的統治下，中國歷來只有“資本主義萌芽”，城市和工商業始終受到制約，沒有發展成為一支獨立強大的力量，近代中國的始終停留在農業時代。杜贊奇在書中運用的“國家政權建設”這一概念顯然使用的是西方話語體系，但用來分析中國近代歷史就顯得不合適，西方國家政權建設是建立在生產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基礎上，由于工業革命引發生產方式的劃時代變革，從而推進現代國家的確立；完全不同于中國民國時期在生產力水平沒有提高的前提下，國家政權只是利用所謂的“現代化建設”加大對貧困鄉村的資源掠奪，從而導致民間怨聲載道，類似的現象如果也被稱為“現代國家政權建設”似乎難以服眾。

3. 孤立看待文化變遷現象

本書最大的局限莫過于杜贊奇僅僅從文化的角度來解釋近代中國社會變遷，而忽略了政治和經濟的其他因素。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強調文化的同時，我們不能反對物質因素的作用，應該把文化與物質聯系起來。文化不僅僅體現在觀念層次上，而且體現在各種各樣的文化實踐上，例如參加廟會、宗族活動等，它們不僅需要人們去說、去想，而且需要人們去做。如果在研究社會現象時，過分強調文化研究的取向, 則很可能有陷入文化決定論的風險，從而導致理論上的片面和不完整性。

本書作者正是如此，由于過于強調文化這一維度進行研究，似乎有意回避了經濟因素在鄉村文化網絡過程中的作用。梁漱溟曾指出, 自鴉片戰爭以來, 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鄉村破壞史, 破壞的根由有三個方面:一是政治屬性的破壞力, 即兵禍、匪亂、苛捐雜稅等等, 二是經濟屬性的破壞力, 以外國經濟侵略為主力, 洋行買辦等則是助手;三是文化屬性的破壞力, 即從禮俗、制度、學術、思想的改變而導致的種種破壞力。[15]由此可見，20 世紀上半葉外國資本的入侵也對中國鄉村社會文化網絡造成了較大的破壞。避開經濟方面, 光從文化的角度去探討, 是無法得到完整的解釋。

三、跳出概念看當代鄉村社會的文化變遷

杜贊奇通過文化這一維度研究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而唯物史觀提醒我們在研究文化現象和活動時，也要看的到背后的物質關系，文化是與經濟相連，而不是完全隔離。馬克思強調，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八枷?、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16]也就是說，人們的政治立場、文化觀念，必須從人的物質生活關系出發，才能真正被理解。新中國成立以來開展的合作化、人民公社運動，毫無疑問對鄉村文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但都比不上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對中國鄉村產生的強有力沖擊，尤其在鄉村文化傳播載體與文化主體的變遷領域值得我們關注。

1.鄉村文化傳播載體的變遷

媒介本身就是一種權力。伊尼斯認為，媒介對社會形態、社會心理都產生深重的影響。在這一點上，他和麥克盧漢異曲同工。所以他斷言：“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17]比如復雜的文字本身屬于特殊階級的特權，知識的壟斷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等級制度的形成，然而鄉土社會是一個“面對面的社群”，可以不必見面而知道對方是誰。[18]因此在鄉土中國，以文字為中心的媒介載體如報紙、雜志等一直以來就找不到用武之地，只在城市中才有受眾。傳統鄉土社會沒有大眾傳播工具。村民之間的信息傳遞主要依靠口口相傳。進入20 世紀, 特別是新中國建立以后, 大眾傳播工具迅速進入古老的鄉土社會。[19]一些簡明、醒目、易懂的標語口號或宣傳圖片是在鄉村中隨處可見。1949 年以來，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高音喇叭”更是國家動員、政策宣傳的主要媒介，[20]在國家支持下,不僅大多數農村地區都有廣播喇叭，而且每個村都能接收到電視信號。

媒介又不只是一種權力工具，承載著社會記憶與文化延續的功能。[21]當今媒介載體的更新換代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鄉村文化生活的變遷。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大眾傳媒得到進一步發展，媒介對社會話語的操控力出現了新的情況。人們不再滿足于通過單一的喇叭、電視接收訊息，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體形態層出不窮，鄉村文化傳播載體的多樣化, 也使人們的思想意識呈多樣化態勢。去中心化的媒介形態演變，導致鄉村從上而下的主導權力也被分化，簡單地單向宣傳“灌輸”已經行不通。

2.鄉村文化主體的變遷

杜贊奇在書中強調，直到清朝末期，國家政權并不是直接進入鄉村,而是依托鄉村內生的民間權威,即以鄉村領袖為中心的保護體系, 為村中人提供保護、服務，并依托宗教、宗族等文化網絡, 從而保證國家對鄉村社會的統治。所謂“皇權不下縣”，但值得注意的是，“鄉紳自治”不等同于“鄉民自治”,在家族色彩和血緣意識的作用下,鄉村自治逃不脫宗族勢力、傳統倫理和地痞政治的范疇 , 鄉村的社會控制權和資源配置權實際上掌控在宗族豪強手中,普通農民則處于被控制、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22]

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始終強調人的主體性,人類的實踐創造歷史。“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23]。1949 年以來，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文藝路線，如何處理與農村歷史文化傳統的關系，是當時農村文化實踐中的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結合延安以來的革命與文化實踐的傳統，找到了一條清晰的路徑，即巧妙地將農村的歷史文化、風俗習慣、價值觀念等轉化為“人民性”。[24]人民群眾是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要主體，以人為核心，每一項文化形式，都要落實到具體的人，使鄉村更具幸福感就要始終依靠人民，堅持讓群眾唱主角，發揮人民的主觀能動性，推出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產品。在新時代，如何將鄉村文化的主導權還給農民，讓農民自發開展豐富多樣、基于生產生活與娛樂為一體的文化活動，增強鄉村社會的凝聚力，應當是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的應有之義。

總的來說，本書雖然留下了一些較大的遺憾，但將文化的視野擴展到國家與社會研究領域, 探尋文化背后的權力脈絡，依然值得我們深思。有人說，現代就是意味著傳統的對立面，然而必須如此嗎？現代國家政權的建立就一定要拋棄所有傳統？現代性這一概念本身就是西方的話語體系，我們要學會脫離被西方話語體系所掌控的局面，建立起屬于自己的現代化概念，而這必須扎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皞€人在精神上的現實豐富性完全取決于他的現實關系的豐富性。”[25]展望未來，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決定中國鄉村社會文化發展的根本方向，我們不能孤立看鄉村文化建設，要在鄉村振興的總體框架中找準位置及其關聯，經濟發展永遠是文化發展的基本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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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