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
自18世紀工業革命后，世界各國紛紛走向現代化進程以來，關于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爭論從沒有停止過。早期人們大多以批判和否定為主，將傳統視為現代化的對立面，認為家族文化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應該全部摧毀。馬克思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提出儒家倫理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而儒教倫理中最顯著的特征便是其家族文化，每個中國人都處于家國之中而并非單獨個體。也有人很早就看到家族文化中的積極因素,認為可以利用家族文化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發展。如孫中山主張“以宗族為基礎結成的全國一體能夠抵御外來侵略”，[2]梁漱溟和晏陽初等人則強調“文化改良”，尤其梁漱溟極力推崇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只能遵循“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道路，而不可走其他道路。[3]當現代化進程走到今天, 在新的發展性危機日益逼近時, 人們應該重新探討現代性和單線式的人類進步觀, 重新考察已被踢開的傳統文明的一切有價值的遺產,[4]因此在唯物史觀視角下重新審視家族及其帶來的文化影響，是極其有必要的。
本文將首先從《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出發，分析其中體現的唯物史觀，尤其著重閱讀書中關于家庭問題的論述，了解家庭的起源和發展過程；以此為基礎對比閱讀《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王滬寧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結合實證調查和理論分析,從根本上把握住了村落家族文化的鮮明特征及其在當代的消解過程。最后將眼光放在當下，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進程中要如何對待以家族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這也是中國社會發展和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重大課題，需要我們高度重視其現代性價值。
一、從唯物史觀出發，闡釋家庭的起源與發展
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從唯物史觀出發，全面考察了家庭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原始社會中，家庭演進的每一種形式都與社會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相適應，而且每一種形式產生的深層原因與根本動力都是社會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從原始雜亂性交到血緣家庭（第一種家庭形式）過渡的動因是生產力發展，隨后恩格斯依次考察了血緣家庭、普納路亞家庭、對偶制家庭、專偶制家庭，毫無例外都是由一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而導致的結果。
恩格斯借鑒了摩爾根對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劃分,將人類社會發展分為從動物狀態過渡到人類的史前時期、蒙昧時期、野蠻時期以及文明時期。家庭首先產生于人類物種繁衍的需要。“為了在發展過程中脫離動物狀態，實現自然界中的最偉大的進步，還需要一種因素：以群的聯合力量和集體行動來彌補個體自衛能力的不足。”“成年雄者的相互寬容，沒有忌妒，則是形成較大的持久的集團的首要條件，只有在這種集團中才能實現由動物向人的轉變。”[5]在“實現動物向人的轉變”即脫離動物后的第一個家庭形態就是群婚制，這是最古老、原始的家庭形式。“整群的男子與整群的女子互為所有，很少有忌妒余地的婚姻形式。”[6]群婚制，按先后順序分血緣家庭和普納路亞家庭兩種形態，前者排除了祖孫間、親子間的性關系，而后者進一步排除姊妹和兄弟間的關系。隨著社會進一步發展到野蠻時代的對偶制家庭, 一個男子在許多妻子中有一個主妻，而他對于這個女子來說是她的許多丈夫中的最主要的丈夫。[7]從群婚制到對偶制的過渡是長期的，也是自然選擇進化的結果，恩格斯引用摩爾根的話：“沒有血緣親屬關系的氏族之間的婚姻，生育出在體質上和智力上都更強健的人種。”
正如血緣家庭之與蒙昧時代、對偶制家庭之與野蠻時代，與文明時代相對應的是專偶制家庭。專偶制家庭和對偶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婚姻關系要牢固得多，這種關系現在已不能由雙方任意解除了。[8]值得注意的是，專偶制從一開始就只是對婦女，而不是對男子的專偶制。[9]從蒙昧時代一直到野蠻時代，都是典型的母系社會、共產制家庭，因為在原始社會不能確認生身父親，只承認生身母親，所以婦女“不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10]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家畜的馴養和畜群的繁殖，開發出前所未有的財富的來源，并創造了全新的社會關系。”[11]財富的增加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據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成為家畜和奴隸的所有者，但母權制使得子女不能繼承父親的財產，這就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場廢除母權制的革命。恩格斯說：“母權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 Familia這個詞在羅馬人那里，它起初只是指屬于一個人的全體奴隸，羅馬的父權支配著妻子、子女和一定數量的奴隸，并且對他們握有生殺之權。[12]為了保證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親，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絕對權力之下了。[13]可以說文明時代天然地建立在男性對女性統治與壓迫的基礎上，這種情況在我國古代也有充分的體現。所以在恩格斯看來，專偶制的起源決不是所謂個人意志或愛情的結果，“專偶制是不以自然條件為基礎，而以經濟條件為基礎，即以私有制對原始的自然產生的公有制的勝利為基礎的第一個家庭形式。” “它是作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為整個史前時代所未有的兩性沖突的宣告而出現的。”[14]
從群婚制到對偶制，從對偶制再到專偶制，人類家庭的每一步發展似乎都是一個個偉大的歷史進步，但正如恩格斯所說，“在這個時代中，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相對的退步，因為在這種進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發展是通過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壓抑而實現的。”[15]專偶制內在的矛盾性也決定了它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必將被新的家庭關系所取代。“根據以往的全部經驗來判斷，與其說會促進婦女的多夫制，倒不如說會在無比大的程度上促進男子的真正的專偶制。”[16]隨著夫妻不對等地位的終結，人類將迎來建立在兩性完全平等的基礎上的真正一夫一妻制，那才是人類家庭的未來。
通過梳理家庭的發展歷程，可以清楚看到家庭的形式、性質、職能、發展趨勢以及以此相聯系的倫理觀念，都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因此恩格斯在1884年第一版序言中明確提出“兩種生產”理論：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生產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衣食住行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17]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人自身的生產之間存在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辯證關系：在原始社會，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人自身的生產在較大程度上支配著社會制度的形成和發展。也就是恩格斯所說“勞動越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越受限制，社會制度就越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系的支配。”[18]因此，物質生產始終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原始社會，血族關系之所以對社會制度起支配作用，歸根結底還是由于物質生產不發達的狀況造成的。
二、從現實出發，理解中國家族文化的特殊發展路徑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從宏觀上揭示了氏族社會向政治社會轉變的根本原因；但“中國的村落家族很少單獨地演進成政治社會，大多數長期游離于已經形成的政治體制之外。”[19]聯系中國社會實際，村落家族文化在傳統社會中始終存在，且居于強勢主導地位，但西方的家族文化似乎趨于消亡。“中世紀的西方，宗族的作用就已煙消云散了。可是在中國，宗族的作用卻完完全全地保存了下來。”[20]“家族本位是中國社會特色之一，中國人除了家庭，沒有社會”。[21]為什么西方的家族文化早已不復存在，而中國經久不衰？
王滬寧在《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一書中多次引用恩格斯關于氏族制度的觀點，他認為“家族文化與原始的氏族制度有密切的聯系，”“儒家文化基本上也是從原始的氏族人倫關系中發凡出來。”[22]在我閱讀這兩本書時，也不斷地感覺到中國村落家族文化與原始氏族文化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恩格斯描述的氏族公社主要靠血緣紐帶維系，且“部落始終是人們的界限，無論對其他部落的人來說或者對他們自己來說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賦予的最高權力，個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動上始終是無條件服從的。”[23]而王滬寧歸納出村落家族文化的八大基質，即血緣性、聚居性、等級性、禮俗性、農耕性、自給性、封閉性和穩定性——作為一種“原始遺存”的村落家族文化特征表露無疑。費孝通曾描述鄉土社會中的家“是個綿續性的事業社群，主軸是在父子之間，在婆媳之間，是縱的，不是橫的。夫婦成了配軸。”[24]這符合以父權為核心的專偶制家庭特點。當然，中國后來的村落家族結構與原始人群相比肯定不是完全一樣的，也發生了許多變化，“只是說這種變化沒有切斷原始人群的基質遺傳給社會。”[25]中華民族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中之一，其文化綿延了上千年，其與氏族社會當時所處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但為什么中國依舊保留生產力水平極低的原始氏族部落中血緣家族的社會組織形態呢？回答這一問題或許可以從中國的社會文明發展具有的特殊路徑說起。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告訴我們，“由于親屬關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蠻民族的社會制度中起著決定作用，”[26]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原始社會是人類的共同出發點。但當人類告別原始社會步入文明社會時，世界不同地區的發展速度與方式都不同步，并非是單一直線發展的，因為多樣的環境條件造就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及發展路徑。有的地區社會發展軌跡可以概括為“典型模式”，即氏族-部落到酋邦社會、國家的漸進式演變；有的地區主要為小規模的、簡單的氏族-部落組織，社會發展長期滯后于其他核心文化區，其后才短期爆發式地進入到高度復雜的酋邦甚至國家社會，可稱為“非典型發展模式”。還有的地區并未經歷上述完整的發展過程，最終都沒有形成雛形國家，甚至有些至今仍然停留在氏族-部落階段[27]，比如瀘沽湖的摩梭人至今還保留著母系氏族公社的走婚制習俗，這些都展現了在不同生態環境里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在中國，由于農業生產等歷史條件，在產生了以地域和財產關系為基礎的國家政權之后，以血族團體為基礎的舊社會不僅沒有被炸毀，反而以新的形式保留和延續下來，由此使得中國的國家成長具有與西方不同的路徑。[28]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把一切都變成了商品，從而消滅了過去留傳下來的一切古老的關系，它用買賣、“自由”契約代替了世代相因的習俗，歷史的法，[29]因此西方國家完全沖破了家族血緣關系的束縛，國家取代了家族的作用；而中國由于物質生產力沒有積累起足夠的能力，沒有發生質變性的變革，以沖垮村落家族文化這一古老而又牢固的社會生活體制，我們的村落家族文化存在上千年的歷史，[30]中國始終處在家族血緣關系的束縛之中。于是有學者將中國這一“家族與國家處于相結合的狀態”稱為“家戶制”，“家”是指作為社會基本單元被血緣關系所支配，、“戶”指作為國家基本單元為地域關系所支配。”家和戶合為一體，是傳統中國制度的重要特征，反映了血緣關系與地域關系的雙重疊加。[31]
當然，隨著新中國成立后，不斷加快推進現代化進程，這給傳統家族文化帶來了極大的沖擊，王滬寧在書中用大量筆墨著重介紹了從土地革命、合作化運動、公社時期到改革開放這一歷史性變革過程。他特別強調，“雖然村落家族文化表面上受到暴風驟雨般的震撼，但這種震撼是相當表面性的……因為真正能夠動搖村落家族文化基礎的應該是物質生產力的高度增長以及由此帶來的其他變革。”[32]尤其“文革”時期通常采取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等手段，諸如趕走族長、打倒菩薩、燒毀家譜等行為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村落家族文化，[33]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變革導致生產力快速增長，才是促使家族文化的內部機制不斷消解的根本原因。
三、從未來出發，展望鄉村全面振興中的文化基點
王滬寧在《村落家族文化》一書中精辟分析了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在當代的歷史總趨勢是消解，雖然有時會出現短暫的回復現象，但這只是特定現象。[34]一方面，因為中國幅員范圍甚廣，家族文化在中國已經扎根太深、太久，長期的消解過程不會訊速地完成，需要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因此需要通過社會體制的調控使促其消解的力量不斷增加；另一方面，村落家族文化仍然有其正面的因素，總趨勢的消解并不意味著家族文化要徹底消失，只要家庭還存在，就可以“繼續發揮家庭體制甚或家族體制的潛能。”[35]王滬寧的觀點也與我們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一貫態度是一致的，對于一些不利于現代化進程的，迷信的、落后的、愚昧的消極成分應當果斷摒棄，但一些適合于中國社會的文化特性應當予以保留甚至升華，比如必要的人倫秩序是需要的，關鍵是如何發展出適合現代社會發展的人倫秩序。[36]
展望未來，鄉村振興從何處著手？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如果循著鄉村中“家”的味道前行，或許會發現新的文化基點。
傳承家族文化傳統，讓教育活起來
有時候，一個家族就代表了一個地方的文化。重視教育，是一個家族長盛不衰的基礎。通過教育，才能形成良好的家風學風，確保人才輩出，永遠處于時代浪尖。比如有700多年歷史、位于湖南省瀏陽沙市鎮的秧田村，是遠近聞名的“博士村”，村里對文化教育的重視是一以貫之，他們自古以來就勤耕重讀。村民一邊耕田犁地，一邊讀書認字，形成了耕讀傳家的優良傳統，從這里走出了大量秀才、舉人、進士和大學士。到了現代，耕讀傳家的傳統依舊保持著，便有了今天大學生、碩士、博士群體的涌現。博士村充分體現了家族中重視教育的文化傳承，家族的文化熏陶對下一代的培養具有極強的推動作用，而這樣一種家族傳統的力量，不是簡單一兩天可以形成的，需要持續不斷上百年歷史的積累。
黨中央多次強調要“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改善農民精神風貌，提高鄉村社會文明程度，煥發鄉村文明新氣象”。[37]家風并不是虛的，它實實在在地在一些家族的歷史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家風應該是已經付諸實踐的做法與事實，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宣傳話語中的空中樓閣。現在基層常常會開展家風建設活動，初衷都是好的，但如何推動“知家風”變為“家風行”，知行合一方能真正將優秀家族文化傳承下去。與此同時，我們也都應該反思，并不是所有的家族傳統對教育都是正面的影響，傳統的家長制極大程度地抹殺了孩子天真爛漫的創造性，一味強調對長輩的服從會導致學習的積極性大幅降低，如何探索一種結合傳統文化的新型家庭教育理念來推動現代教育的發展也是值得深思的課題。
維系家族情感紐帶，讓鄉村暖起來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步伐加快，出現鄉村傳統文化斷代、文明演化斷流等問題，造成鄉村“空心化”，致使傳統鄉村失去“家”的味道。“現代社會并非是一個不需要家庭情感的社會，而應該是一個把家庭情感與社會發展有機結合起來的社會。”[38]
每一個家族都有一種強大的凝聚力，對老建筑、祠堂、家譜等家族文化物質載體的保護相對來說比較容易，但家族傳統活動如舞燈、賽龍舟、祭祖、唱族戲、婚喪嫁娶等軟文化的傳承需要進一步重視，努力將傳統的家族文化載體與現代化的生活方式緊密融合，從而喚醒大家對于文化之根共同的記憶。理想中的鄉村，是能讓人心靈放松的地方，回到家鄉就好像孩童回到母親的懷抱。哪怕外出打工離家再遠，通過家族情感紐帶，也可以凝聚鄉村共同體的力量，讓廣大鄉村散發家的濃濃溫情。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使千千萬萬個家庭成為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39]誠然，傳統的家族文化在現代社會有帶來不良偏向的可能，如用人唯親、裙帶主義等，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一邊倒地否定其蘊含的豐富文化價值，家族文化承載著中華民族文明的過去與現在，也或將昭示未來。家本位的“文化基因”已經深深烙刻進每位中國人的血液中，直到今天依舊深深影響著整個社會的發展。“國之本在民、民之本在家、家之本在孝”，如何將家文化與現代文明有機對接，在全球正面臨現代化危機，尋求現代性價值重構的時代，顯得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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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