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有感

《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是農村改革開拓者之一杜潤生先生的自述，這本書是了解我們中國農地制度改革的一份非常有價值的文獻。杜老一直研究農村問題，改革初期，曾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被稱為當代農村問題的教主，后來不少對農村問題有研究的專家比如王岐山、溫鐵軍、陳錫文都受教于他。看完這本書，讓我對新中國建立后到改革開放后農地制度改革的大致脈絡有了了解。這本自述杜老是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按照歷史演進的順序進行敘述的，我讀完之后對書中涉及關于農地制度變革的相關內容進行總結和歸納，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概括出中國農地制度變革的三個方面內容，即變革戰略、變革態度和變革格局。

一、變革戰略：堅持“自下而上”的群眾觀點與群眾路線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政府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革命成果，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進行自上而下式的改革。在農村地區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造與發展中，改革主體先是政府主導型模式，如杜老在書中提到糾正新區和平土改的問題，“把土改布置下去以后，我下去檢查，發現干部對有秩序的進行土改，理解有偏頗，出現了和平分田的現象。把田地登記登記，然后把地主的田地一分了事”。由于政策完全由政府解讀，群眾沒有自主權，中央政府強制將地主階級的土地無償分配給中農、貧農家庭，導致在避免“左”的反思中，又偏右了。后來的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也是政府主導的進行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探索發展的結果，其特點是中央政府統領全局，各地政府緊隨其后，實行高度集中和統一的生產經營模式，這個階段的農地制度帶有強制性、計劃性的經濟特征，農民扮演被動指令接受者、執行者的角色，所以不可避免出現了“養懶漢”和激勵失效的現象，導致了生產力的衰退和加劇了農村的貧困。“反和平分田，什么叫不和平分田？我說，不是提倡武斗，是主張經過階級斗爭，打倒地主階級。并向群眾交代政策，引導群眾自覺執行政策，不是把政策拿在自己手里來約束群眾，而是交由群眾掌握，變成他們自覺行動”。杜老針對當時新區土改過程中“自上而下”到底的現象做了批判，主張“自下而上”的群眾路線，在認真貫徹政策、遵守法制的基礎上放手發動群眾。

1978年，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讓市場要素彌漫在中華大地，包括農村地區。“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其中第一條是要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減少上邊的干涉和平調。第二條是恢復按勞分配，實行定額制，或是包工制，打包工、小包工，允許包工到組。但仍實行統一經營，不許包產到戶。”，杜老認為在當時像包產到戶這樣的問題，解決的關鍵在于說服黨內領導干部。再跨一步，只有破除多數同志原有的思維定勢才會引起決定意義的變化，這要靠人民群眾的實踐深化。農民自發、私下包干土地進行自主的家庭經營，提高了勞動效率，這種自發的制度變革促進了中國獨特的“家庭承包經營制”的誕生，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實行了“兩權分離”，實現了農村市場經濟的第一次飛躍，從此農民成為相對獨立的經營主體，承擔起我國農業擴大再生產的基本職能。步入新世紀后，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吸納了更多的農民從事非農就業，為了盤活閑置的土地資源，他們將土地流轉至生產效率更高的第三方來經營，在非農就業的工資收入之外獲得一份土地流轉租金，實現了更好的家庭經濟收益。他們的這種利益需求得到了中央政策的支持，“土地確權”和“三權分置”穩定了農民的土地承包權、放活了土地的經營權，實現了農民更為自由、更多收益的土地權益。因此，“家庭承包經營制”及其后的“三權分置”是農民主導的一場農村土地產權改革，農民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來設計改革方案，實現了自己更好的土地權益。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任何脫離了群眾的調查研究都是空泛的。在書中我看到了杜老極力提倡的堅持“自下而上” 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變革戰略。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到“歷史的活動是群眾的活動”，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習近平總書記也提到“沒有人民支持和參與，任何改革都不過是空中樓閣，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我們要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在書中220頁杜老在總結5個一號文件制定原則是寫道：“實踐告訴我們，對于群眾要辦的事情，凡有利于發展生產、改善民生，要敢于支持。如果與我們的理論不一致，應該反思我們的理論。” 他從不以自己的經驗作為政策制定的判斷，“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是杜潤生一貫堅持的工作方法。這種務實的工作作風，來自于對農民的關愛，他說，中國農民真是太好了，從民主革命開始，老解放區農民推著小板車支援前線，一直推到勝利。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些事情卻沒有辦好”，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要重視農民的意見。農民的利益與農地制度休戚相關，農民能夠深切知道什么是好的制度。無論是1977年小崗村農民的選擇，還是其后全國各地不同制度的創新，都是農民智慧的結晶。鄧小平曾很明確地指出，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只是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罷了。

新時代，黨中央鮮明地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發展思想。這一發展理念的創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群眾路線的理論，更加突出了人民群眾在社會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可見，在我們的改革過程中要注重傾聽農民的呼聲，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最大程度地調動和發揮農民參與農地制度改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做到謀劃發展思路向農民問計，改進發展措施向農民請教，從農民的實踐中總結經驗，才能實現農村更好更快的發展。

二、變革態度：拒絕“本本”，立足國情推進農地制度改革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在農地制度改革問題上同樣要結合具體國情，不能搞一刀切。比如在書中第九頁提到的關于土地改革過程中富農問題的解決，“因為我們現在還是反封建，城鄉資產階級都要保留，這有利于生產，重要的是我們的生產落后。富農放哨，中農睡覺，保存富農有利于刺激我們中農的生產積極性。中國的富農與蘇聯的富農不一樣，蘇聯的富農是反對蘇維埃政權的，中國工人階級現已獲得政權，而富農沒有又沒有站在反革命一邊，保留富農是有益的，有利于鼓勵農民發展經濟。”在這個問題的解決上我們沒有照搬蘇聯當時反對富農政策，而是選擇保留富農，證明世界上是沒有最好的農地制度，只有更適合的農地制度。農地制度的建設和改革，必須始終立足土地國情和地方實際，緊緊圍繞國家發展大局，因地制宜調整人地關系。

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建國后農地制度的變革表明，什么時候這條思想路線貫徹得好，農地制度改革就成功，就能夠推動國家發展、社會進步；什么時候這條思想路線貫徹得不好，農地制度運行中就會出問題，就會對社會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產生阻礙和破壞作用。前者如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城市土地有償使用，后者如大躍進“一平二調”、生態環境“先破壞后治理”。當前在對待農地制度改革問題上，模糊和錯誤的認識仍然不少，脫離實際的理論觀點仍有存在。比如：在對待土地所有制問題上，土地全面國有化與全面私有化的兩極主張同時存在；在對待耕地保護問題上，一些要求“松綁”的聲音時有出現；在對待土地規劃管制上，有人要求全盤照搬西方國家規劃理論和方法，將必要的自上而下指標控制指斥為“計劃經濟”等等。這也從反面進一步表明農地制度改革中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極端重要性。

必須看到，中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農地制度建設和改革必須把握好初級階段這個實際，既不能滯后、也不能超越。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最大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農地制度建設和改革必須把握好這個戰略判斷，把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作為制度設計的基點，把綠色發展、高質量發展作為制度改革的目標，與時俱進變革土地關系，始終保持農地制度生機活力。

三、變革格局：基層實踐創新與頂層設計良性互動

“九層之臺，起于壘土”，頂層設計的依據來源于基層實踐與創新。同時，沒有正確方向，猶如無的放矢，基層實踐與創新同樣需要頂層設計提供方向與保證。

中國的農地制度變革是“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結合，需要基層實踐創新與頂層設計的良性互動。政府和農民群體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缺一不可。當面對集體經濟制度的束縛時，農民更多的是用“日常行為”對其進行“修改”，以使其符合自身的要求。書中提到在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農業集體化運動強力推進時，農民就用“殺豬、宰牛、砍樹”以表示對“過快過急”集體化和簡單粗暴的財產充公等做法的不滿。毛澤東為此提出了“生產力暴動”的著名論斷，認為“它實質上是農民群眾，主要是中農群眾對于黨和政府在農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滿的一種警告”。隨即出現的“包產到戶”被認為是“來自農民的制度創新”，杜老認為，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中期農民的“鬧社、退社”風潮是農民反對集體所有制的話，那么“‘包產到戶’則是在集體經濟之內給體制一些‘修改’，表明農民如何利用傳統，又實現創新”。底層農民因生存壓力對集體經濟制度的這些“修改”或在體制內的“創新”行動，為上層建制提供了基本的實踐前提。杜老認為“家庭聯產承包制是農民的發明，他們只是進行了調查研究理論化”，但他同時不忘強調，包產到戶“一直到改革開放，是在領導與群眾雙方主動的條件下，被確定為黨的政策并普及于全國”。單有農民的選擇，沒有領導者的思想轉變和政策的跟進，農村改革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取得全國性的突破。

對13億人口大國的改革而言，沒有可以奉為金科玉律的教科書，必須不斷地在實踐中探索，在探索中不斷地修正、不斷地總結，最后再上升到政策和法律層面全面推進。“摸著石頭過河”不僅具有富含中國智慧的改革方法，而且包含了大膽探索、穩妥前進的思想，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實踐論和方法論。它是當今中國改革理論與改革實踐良性互動的典范，對于指導推動當今中國乃至未來中國的改革依然有效。

我國農地制度改革的實踐，就是遵循“摸著石頭過河”這個理論，漸進式推進的。即在明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尊重基層農民群眾首創，逐步賦權于農民，給予農民以充分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并且支持地方先行先試，通過“試點—完善—推廣”的方式來實現變革。換句話說，就是先在基層探索突破，再經過地方和中央對于農民首創精神的認同，歸納總結上升到理論和政策層面，最終以文件方式得到確認和推廣。無論是改革開放初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還是現階段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都是采取了這種方式，先在全國設立農村改革試驗區，通過試點試驗、總結基層實踐經驗，再推廣，然后全面鋪開。試點試驗的目的就是要檢驗改革方案的可行性，權衡利弊，進而對改革方案進行修訂和完善。

當前我國農地制度面臨的現實問題，諸如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的流轉和退出，土地經營權和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擔保等，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學習借鑒，必須要農民和基層干部以及理論工作者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和辦法。為確保改革不走彎路，不翻燒餅，我們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要一切從實際出發，把中央文件精神和本地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尊重地方的差異性，分類施策，允許鼓勵各地立足資源條件、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和區域發展戰略定位，對癥下藥、量體裁衣，開展符合當地實際的實踐探索和制度創新，目的就是要把改革帶來的風險和不穩定因素降低到最小程度。

從人民群眾首創和基層探索上升到頂層設計，然后指導推動人民群眾偉大實踐的這一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探索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并不高深，它往往是簡單樸素、通俗易懂的，它就蘊藏在我們生活實踐的探索中。中央提出頂層設計的目的，就是要求我們充分認識到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尤其在改革進入深水區，涉及一些根本性制度，牽一發而動全身時，更需要改革者增強戰略思維，加強宏觀思考和頂層整體謀劃，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

最后，看完這本書，我對杜老這個人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不僅敬仰他的學術造詣，更加敬佩他終生的三農情懷，他曾經說過，農村問題是個永恒的主題，與之相關聯的因素太多，誰也不能一下子窮盡真理，都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學習。我們當前研究鄉村振興問題，傾聽土地和農民的生硬同樣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我們應該繼續堅持和發揚杜老 “注重農村調查研究，傾聽農民呼聲”的思想，站在農民的立場，感受歷史的溫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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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