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人口大國的農業增長》有感

《人口大國的農業增長》一書以增加農產品有效供給和提高農民收入為主線，對中國農業長期發展中面臨的一些重大課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本書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必須把增加農產品有效供給和提高農民收入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另一個基本觀點是，必須“跳出農業抓農業”。書中分析與研究的農業增長史是從人民公社到20世紀90年代末的這段時間，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變化，在本書中，除了理論知識的學習，更多的是學會了分析研究問題的方法，例如：分析問題從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于生產力的角度出發、數據的多角度分析、把握矛盾的特殊性等。

一、分析問題從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于生產力的角度出發

本書給我最大的啟示即要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角度出發研究與思考問題，一項制度成功與否，都值得我們去深思背后的原因，以此總結失敗的教訓以及成功的原因。

若某制度的實行遭到了阻力或失敗，先研究當前的生產力狀況，再研究制度本身的缺陷，進而兩相結合分析為什么此制度會失敗。以人民公社運動失敗為例：首先指出土地改革后的糧食確有增長，但生產力仍然落后；其次，分析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缺陷。人民公社的基本特征是“一大，二公，三拉平”。“一大”大得離奇，完全脫離了當時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二公”公得過分，生產資料歸公，生活資料也歸公。“三拉平”，就是否定差別，實現“大拉平”，還要掛上共產主義精神的桂冠。（p9）在人民公社制度之下，產權殘缺必然導致存在勞動監督成本過高和勞動激勵過低的問題。（p21）最后，兩相結合分析為什么此制度會失敗。其教訓有而：其一，違反了生產關系的變革要適應生產力發展實際需要的基本原理。其二，我們黨實際上否定了農民具有二重性——既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p7）

若某制度的實行獲得了成功，同樣的，先研究當前的生產力狀況、再研究制度的合理性、進而兩相結合分析為什么此制度會成功。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運動成功為例，首先指出人民公社運動下農業生產力水平的下降；其次，分析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制度優勢。“這種雙層經營體制，在統分結合的具體內容和形式上有很大的靈活性，可以容納不同水平的生產力，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和旺盛的生命力”。（p20）最后，兩相結合分析為什么此制度會成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制度設計成本，是經濟當事人需求誘致生成的，而且采取漸進式的區域推進方略。（p23）

二、聯系的多樣性：數據分析的多角度

注意到聯系多樣性的問題，若社會發展出現進步或者倒退，不能將原因貿然歸于某一政策或某一技術的突破，而是要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分別對其的影響，以及多種因素對主體的綜合效益。例如，在《人口大國的農業增長》中，在分析農業生產率的增長時，客觀的對促使農業生產率增加的諸要素進行闡釋，“1980年農業總產值以不變價計算，其中46.89%來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所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而化肥增加的貢獻為32.2%”（p18）作者的這一分析，我從中除了學到了1980年農業生產總值增加的兩個主要原因，更是學到了研究數據要從多角度出發。

聯系具有多樣性，兩者之間的關系也不能用簡單公式劃等號，在分析數據時，尤其要注意引起該數據的原因有哪些，不能一概而論，或脫離全局只簡單的討論某兩個因素之間的關系。韓俊在《鄧小平農業思想論》中在分析問題時，充分考慮到了聯系的多樣性。例如“農場規模與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時受多種因素影響的，它們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不能把這種復雜關系簡單化”。（p207）

數據需要進行多重對比。作者在分析農民收入數據時，讓我深深地意識到數據分析做對比時，不僅要進行橫向比較，還要進行縱向比較。例如在談到收入差距時，我們一般下意識的會從城鄉收入差距進行分析，但僅從這個角度出發是不全面的，作者還從城市居民內部與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不同地域之間的收入差距進行比較分析，甚至從國際比較的角度進行了分析。這樣的數據分析角度不僅全面，且能從多角度出發理解

三、矛盾的特殊性：從實際情況出發

矛盾具有特殊性，因此我們研究和分析事物時要以具體的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在《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學習某一思想之前，都會對該思想形成的背景——即國情進行具體的描述與分析，實際上就是考慮到了矛盾的特殊性，分析理論、政策或者研究某一問題是，我們不能脫離了具體情況研究問題。《人口大國的農業增長》一書中分析制度與現象時，都聯系了具體的實際，例如：80年代后期，我國農產品供求關系中的主要矛盾，已經逐步從供給總量短缺、需求無法選擇條件下的數量問題，轉化為供求之間因品種和品質不適應而形成的結構問題。（p128）

名詞的界定，同一名詞在不同的時代背景有著不同的內涵，因此，對于名詞要進行嚴格的界定，理清楚自己所寫的名詞概念內涵到底是什么，與普遍意義上的名詞含義有何區別。比如研究鄉村問題時，不同地理位置的鄉村所蘊含的資源稟賦是不一樣的，大型城市的周邊村莊與山區中的村莊雖同為鄉村，但也有著本質的區別。

因此，對于研究主體、客體的概念要進行明確的界定。作者在書中研究的諸多主體進行了名詞的限定，例如：研究工農協調發展時，“工農協調發展是一個相對、動態的概念，包括兩大產業間資源配置結構的協調及兩大產業在產品實物量和價值量上的協調兩大方面的內容”。（p219）又或者是對農業產業化概念的界定：農業產業化界定為市場化、社會化、集約化的農業。市場化農業就是要以市場為導向，依據市場的需要調整農業的產業結構及其產量；社會化農業，依據社會化概念的內涵，即“分散的、互不聯系的個別生產過程轉變為互相聯系的社會生產過程”；集約化農業就是相對于粗放農業而言的。（p141）等等。

四、透過現象看本質：區分名義與實際

在進行數據分析時，要注意不要被數據的表象所迷惑，區分名義增長與實際增長，不要輕易被表面數據“迷惑”。名義增長率指，以當時價格為基礎，反映各項經濟活動的情況。而實際增長率則是實際上發生的增長率，根據儲蓄率與實際資本產量比率計算出來，即考慮物價影響。

作者在對農民收入增長率數據分析時，充分考慮到了收入數據的名義增長率與實際增長率，實際增長率對標名義增長率要“大打折扣”。（p59）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呢？因為1985-1989年四年期間出現了物價上漲的情況，因此實際增長率會出現“大打折扣”的情況。因此我們在平時的數據分析中要時刻保持頭腦清醒，對感性材料進行嚴格、規范的分析處理，避免出現狹隘的想法或觀點。

五、發展觀與辯證分析相結合

1.從事物發展的角度出發分析問題

在當前某項制度或者某種事物運行順暢時，首先不能認為該項制度能夠一勞永逸的解決某種問題。物質是運動中的物質，事物是不斷變化發展著的，這個社會也是如此，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生產關系也隨之發生轉變，而一切生產關系總和經濟基礎也會發生變化，上層建筑也就隨之變化。因此，在當前某項制度或者某種事物運行順暢時，首先不能認為該項制度能夠一勞永逸的解決某種問題。

作者在分析書中制度的時候，幾乎都會強調這一制度是不可能一勞永逸的解決現存的問題，例如山東省平度市20世紀90年代實行的“兩田制”、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分析等。“兩田制”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小規模均田制所存在的問題，并且它還引發了一些新問題。“作為一種制度創新，家庭承包責任制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農業增長中的全部問題。制度本身在這里會表現出如下缺陷：一是農戶對承包的土地長期預期不足；二是在收入、預期、風險目標的制約下，無法在更大范圍實現土地資源的流轉和合理配置；三是源于產權殘缺影響，社區對土地的隨意調整以及對土地處置去哪的種種限制，進一步影響了這種制度安排的績效。”（p24）

2.辯證的看待事物的變化發展，并從中吸取到正反兩方面經驗

其次要辯證的分析其對社會帶來的積極或消極的影響。作者在書中對許多制度或者現成事物進行了辯證的分析，一分為二的分析了其優缺點。例如，不僅肯定了家庭聯產承包制帶來的積極影響，同時指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農業增長中的全部問題：“制度本身在這里會表現出如下缺陷：一是農戶對承包的土地長期預期不足；二是在收入、預期、風險目標的制約下，無法在更大范圍實現土地資源的流轉和合理配置；三是源于產權殘缺影響，社區對土地的隨意調整以及對土地處置去哪的種種限制，進一步影響了這種制度安排的績效。”（p24）

一方面肯定農戶兼業對農民收入增長帶來的積極影響，又從宏觀層面分析農戶兼業長期以往帶來的負面效果：“農戶兼業長期以往會對我國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順利轉變以及農業的短期穩定增長產生不利影響：首先，農戶的普遍兼業，會導致土地流轉的停滯和小規模經營格局的凝固化，將會滯阻我國傳統農業技術改造的進程；其次，以小規模經營為基礎的農戶兼業的日益深化，會延緩我國半自給性農業向現代商品性農業轉變的進程；第三，農戶的普遍兼業化，對農業的短期穩定增長也有不利影響。”（p88）

六、感性材料的權威性

馬克思認為感性認識是認識過程的第一個階段，沒有感性認識就沒有理性認識，我們需要大量收集十分豐富而又合理的感性材料，再通過推理、判斷等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上升到理性認識。然而，在互聯網技術日益發達的今天，看似獲取感性材料的渠道越來越多，實則對我們收集材料時造成了許多的阻礙，尤其是經過處理的材料。若非在官方權威網站上找尋這類二手材料，就很容易被網上魚龍混雜的材料迷惑。

《人口大國的農業增長》與《鄧小平農業思想論》兩書中有著十分豐富的數據，作者都注明了數據來源，或是出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或是出自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或是引用著作中的數據、或是農業部的官方發布等等。這些感性材料都有著共同的特征：來源官方、數據全便于分析趨勢，這也為我們今后的學習和研究提供了數據來源的思路，例如我們可以從作者引用數據的網站中找尋數據，也可以借鑒各省份藍皮書中的數據、還能引用其他著作中的數據進行參考。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