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國農村留守兒童教育變遷》
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特殊問題，是制度壁壘、經濟發展及時代特征的集中體現。鄧純考先生于2018年在《中國農村留守兒童教育變遷》一書中采用變遷研究視角與區域比較研究來探究中國農村留守兒童教育變遷。基于變遷的研究視角，展現了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所處的社會環境的變遷及其對農村留守兒童群體問題形成與發展的影響，提出由于農民工流動特征的轉換，新時期留守兒童群體問題也相應地表現出多變性、不穩定性與分化性的特征。基于區域的比較研究，對我國中西部、東部沿海地區留守兒童群體教育問題特征的差異進行比較，分析了影響這種特征差異的因素。試圖以社會變遷背景下的農村留守兒童教育為主題，探究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
一、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緣起與變遷
（一）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緣起
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特殊問題，是制度壁壘、經濟發展及時代特征的集中體現。究其根源，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在于二元體制。
在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進程內驅力的推動以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民工潮大浪涌起（P196)，但二元體制在人口鄉—城流動這一過程中發揮著過濾與排斥作用，它篩選了能為城市建設發展助力的青壯年進入城市，卻以占用城市教育資源之名將他們的子女排斥在城市教育體系之外。并且在二元體制下，城鄉資源配置存在差異，使農村教育落后于城市教育，造成農村教育薄弱。加之，鄉—城人口流動頻繁，農村社區社會結構發生變遷，逐漸成為“空巢農村”——大部分勞動力價值不足的老人、婦女與未成年兒童，在城市顯性與隱形的城墻阻隔之下，被迫留守在農村（P198）；家庭也面臨拆分的風險，傳統的家庭教育環境面臨解構，親子間面對面的教育交流方式解體（P198），導致家庭對兒童的教育作用大大消解，沒有發揮“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給孩子講好“人生第一課”、幫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功能。總體而言，
留守兒童源于城鄉差異，城鄉差異則源于制度設計，問題根源在于教育之外的社會土壤之中（P193），也就是二元體制。
（二）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變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三次民工潮，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是伴隨著民工大潮涌起產生的特殊問題。
第一次民工潮中的農村留守兒童。鄉鎮企業的發展，吸引了農民就地非農化轉移，形成了“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由于鄉鎮企業科技含量低、同行競爭，農村工業的高度分散造成了土地利用、企業規模和交通運輸的不經濟以及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的污染，而且與城市化發展、第三產業發展相脫節等（P37），鄉鎮企業發展面臨瓶頸，發展速度放慢，吸納農村勞動力能力下降，農民外出謀求就業機會，第一代農村留守兒童就此產生。第一次民工潮的人口流動是以省內流動為主，省際流動少。在第一次民工潮中，到鄉鎮企業就業的非農化農民工，屬于“離土不離鄉”，大多數并沒有離開家庭所在的鄉土，“親子分離”時間不長，對親子關系影響不大（P43）；少數到較遠的鎮上甚至縣上的鄉鎮企業工作，并住到工廠，與家庭、子女分開時間較長的農民，其親子關系受到影響。
第二次民工潮中的農村留守兒童。第二次民工潮指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的大規模農民流動，被稱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人口遷移”。這次民工潮主要以進城務工為主，以省際遷移為主，流動半徑變大，流動距離變遠，流動時間變長，農民開始離開自己的家鄉，進入城市（P55），成為“離土又離鄉”的群體。在以“離土又離鄉”為特征的第二次民工潮中，留守兒童群體規模擴大，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這一階段的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生活有以下特點：在“兩基普九”壓力下，鄉鎮政府會與學校一起下鄉擴流生，讓那些因家庭貧困而上不起學的流生重返學校，輟學率降低；升學緊張氛圍相對緩和，多數兒童樂于上學，厭學風氣并不明顯；教師對學生的個別家訪較為普遍，家校關系較為融洽；但與父母相處時間較短，“親子分離”時間長，親子關系受到影響，且易產生心理創傷，易產生越軌行為，轉化為“問題兒童”。
第三次民工潮中的農村留守兒童。第三次民工潮的流動呈現出多元流向的特點，他們更加重視工作環境與社會待遇等，經常“用腳投票”，因而流動性更加頻繁。隨著舉家遷移的農民工數量逐年增加（P74），以及農民工子女進入城市公辦學校就讀面臨重重阻力，為照顧子女教育生活，部分農民工返鄉，農村留守兒童數量有所減少。第三次民工潮中的農村留守兒童與第二次民工潮中的農村留守兒童，存在一定的共同性，如生活貧困、家庭危機與教育問題的代際傳遞。但第三次民工潮中的農村留守兒童有一個顯著特點——“動態留守”，這一特點是因為留守兒童經常隨父母生活狀態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因而具有這一特點。并且留守兒童群體中有一半是由隨遷狀態轉入留守兒童狀態的回流留守兒童。這是與第一次和第二次民工潮重點農村留守兒童的不同之處。這也凸顯了第三次民工潮中的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不穩定性。
總體而言，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與社會變遷是密切相關的，受到社會變遷的影響，其根源還是在于城鄉二元體制。
二、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東西差異
留守兒童教育問題與區域特征和社會發展水平，以及由此決定的制度、經濟發展、價值規范、文化傳統等密切相關（P217），東西部留守兒童教育問題存在明顯的差異性。
從家庭因素來看，東西部差異明顯。在父母外出方式的選擇上，東部留守兒童家長更多選擇父母雙方均外出的方式，一方留守的比例更低，而西部則更多選擇父親外出、母親留守的方式，差異顯著。在監護類型上，兩地留守兒童的祖輩監護較為接近，但東部留守兒童親戚鄰居監護的比例高于西部，西部留守兒童寄宿學校監護的更多。這里差異明顯的是，西部留守兒童無人監護的比例過高，高出東部13.6個百分點，反映出西部留守兒童的可資監護資源相對不足，監護資源匱乏，在監護問題上面臨更大的困境（P218-219）。
從學習因素來看，東西部差異顯著。在家庭學習輔導方面，西部留守兒童父母外出中雙方外出占比低，西部留守兒童父母單親在家輔導留守兒童學業的占比高出東部，但由于西部農村婦女的文化教育程度相對較低，影響了母親的輔導成效（P221）；雖東部家庭學業輔導人中雖父母角色缺位，但有“其他人”——社會教育輔導機構以及教師補位，往往能提供更好地輔導。在學習目的方面，東部留守兒童學習目的多選擇考上大學，而西部留守兒童選擇外出經商務工要識字的比例高于東部，這表明西部留守兒童傾向將來外出打工。在學習困難方面，西部留守兒童面臨著更大的困難。客觀上，無人輔導作業與沒錢買學習資料占比更高；主觀上，在獲得學習幫助的能力與意識、上課思念父母分散注意力、教學內容聽不懂方面，西部留守兒童高于東部留守兒童，主客觀差距都反映了社會經濟文化教育之間的差距，折射了區域發展不平衡對兒童發展的影響（P222）。
從越軌與安全來看，東西部差異大。西部留守兒童的學校越軌行為相對嚴重。在面對安全隱患方面，西部留守兒童主要是：上下學時間長存在的途中交通安全、勞動受傷、因家庭貧困步行、不就醫所帶來的安全問題；東部留守兒童則主要是：群體跟從性打架斗毆帶來的傷害、上下學途中的交通安全、溺水問題等（P235）。
從交往因素來分析，東西部差異明顯。東部留守兒童親子陌生感比例高于西部，而西部留守兒童有陌生感傾向的比例高出東部，西部潛在親子陌生感較高（P235）。在師生關系上，東部留守兒童對師生關系偏于好評，西部留守兒童偏于中評，西部留守兒童對師生關系評價更消極。
三、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化解的對策與行動
源自社會變遷的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已成為影響教育公平實現的重要一環、鄉村振興的重要方面、鄉村穩定長遠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成為黨和全社會廣泛關注的首要民生問題之一。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解決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事件。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問題，不是依靠一方力量就可以解決的，而是要整合各方力量，建立完整的社會支持機制，形成農村留守兒童教育支持力量。在留守兒童教育的各方力量中，政府是主導力量，學校是基本力量，社會各界是重要力量，家長是關鍵力量（P272），各方力量的整合對于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化解至關重要。
政府組織。在我國，政府掌握大部分公共資源，在留守兒童教育中處于主導地位，政府對農村留守兒童教育的引導和動員，在某種程度上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P273）。一方面，國家對留守兒童教育對策進行頂層設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三五”規劃綱要》將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列為基本公共服務內容，在西部大開發項目中增加對留守兒童教育的項目，在轉移支付專項中增列對西部農村留守兒童教育的項目，補償西部等貧困地區留守兒童教育資源的不足；逐步剝離附著在城市戶籍制度之上的以教育和醫療為核心的社會福利，落實隨遷子女“同城待遇”；從政策法律角度進一步完善監護制度，制定并落實農民工帶薪休假等制度（P273）。另一方面，基層政府發掘與整合留守兒童區域教育力量。基層政府主導推動建立留守兒童區域教育體系，通過農村留守兒童工作聯席會議機制，打破部門壁壘，理順條塊關系，為留守兒童提供多方位的區域性教育資源。西部政府通過自身建設，解決農村留守兒童的“基礎性生活問題”與“發展性教育問題”，增強留守兒童教育能力（P274）；東部政府加強對當地農村留守兒童教育的介入，加強教育干預，主導并推動留守兒童區域教育力量的協作（P274）。
非政府組織。2017年7月，民政部、教育部等5部委印發《關于在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中發揮社會工作專業人才作用的指導意見》，賦予了非政府組織與社工在農村留守兒童教育中的合理性，并將其視為農村留守兒童教育關愛的重要基層力量。首先，加強非政府組織的專業化程度，推動與完善政府“購買社會服務”。建立健全政府購買服務制度體系，改進和創新購買方式，明確和細化購買服務范圍和內容，實現購買的“擴圍增項”。其次，以社會志愿人員尤其是支教大學生為留守兒童教育支持著力點，整合民間支持力量。大學生志愿者與實踐隊伍具有熱情與公益性，文化專業水平較高等特征，有利于子啊對農村留守兒童的學業輔導與心理疏導中發揮積極作用（P275）。再次，加大非政府組織中的基金會、項目與慈善機構對農村留守兒童關愛教育資助。
農村社區。農村社區不僅是留守兒童教育的重要行動空間，還是整合基層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力量，對教育資源進行投入與合理分配的基層主體（P276）。首先，結合新農村建設，把關愛農村留守兒童列入規劃之中，在新農村社區的社區服務中心（服務站）等，設立農村社區留守兒童管理機構，建立社區留守兒童教育場所，如留守兒童之家、文化活動站等。其次，將留守兒童教育的資源支持擴大到村鎮大社區視野，發掘與整合留守兒童社區教育資源。最后，開展農村社區留守兒童教育關愛行動，結合學習型社區建設、社區學校以及外來機構的支持等，加強留守兒童的家庭學業輔導；利用“加強農村文化教育設施建設”的契機，建設、管理、使用好社區教育文化設施；積極創造外出人群與留守人群、農村家庭與街坊之間的交往機會，增加留守監護家庭與兒童的鄉村社會資本，努力改善社區人際關系（P277）。
農村學校。學校是社會教育力量的交匯點，在學齡期留守兒童教育中居于核心位置。（P278）面對“傳統家庭教育環境解構”的留守兒童，學校在對留守兒童進行直接教育的同時，還應拓展教育范圍，對留守兒童影響力量進行教育引導，給與留守兒童教育補償。首先，對留守兒童開展直接教育。根據農村留守兒童的需要，開展如心理健康、生命安全、法制教育等針對性的教育；發揮學校師資優勢，積極開發留守兒童教育的校本課程。其次，對留守兒童影響力量進行教育引導。以“家校合作”為目標，制定切實的家校溝通制度，對溝通頻次、時間與內容作出規定；加強寄宿制學校內部設施建設，完善寄宿制育人制度和管理制度，加強對寄宿留守兒童的學習輔導與開展多樣化的課余活動等；引導留守兒童同輩群體的文化走向；控制與引導社控媒介對留守兒童的影響，學校、社區、家庭對留守兒童同輩群體的教育方向保持一致，相互協作。（P279）
農村家庭。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一種獨特的文化圈。家庭成員之間的聯系紐帶具有深厚的自然生理因素，帶有不可更改的血緣性的遺傳性聯系。子女的誕生既是生物意義上的人的培育，又是社會意義上的人的誕生。家庭的功能不僅是生兒育女，而且是人生的搖籃。首先，在家庭層面重視加強親子情感溝通。外出、或在家父母加強親子情感溝通頻次，且多關注孩子的情緒、心理變化，而不是止于“吃飯沒”、“學習成績怎樣”、“還有沒有錢”等話題。其次，采取科學的教育方式，提高家庭教育能力。再次，外出父母需選擇好留守兒童監護人，與監護人共同做好留守兒童的教育工作。最后，努力創造條件，實現留守兒童向非留守或隨遷轉變。外出父母一方面可以通過返鄉務工，實現留守兒童的非留守化，另一方面，可以通過舉家遷移，實現留守兒童的隨遷化，這兩點從長遠看是解決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根本途徑。（P282）鄉村振興是要實現鄉村的全面振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讓農民工能夠“離土不離鄉”就實現就業，鄉村振興的實施對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解決有著積極作用。
四、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變遷趨勢
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產生的一個特殊問題，是伴隨著社會變遷而產生的階段性問題，終將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而化解。
從鄉村振興實現進程來看，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會隨著鄉村的振興而化解。“三農問題”是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產生的大背景。解決好“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優化農村留守兒童教育生活環境的根本舉措之一。鄉村振興是當前解決“三農”問題的必然選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積極踐行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重大舉措。隨著鄉村振興的實現，鄉村教育得到振興，城鄉教育差距逐漸縮小，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也將漸漸化解，留守兒童這一群體將成為歷史的存在。
從新型城鎮化建設來看，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會隨著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推進而化解。黨的十八大以來，加快了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步伐，2016年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干意見》（國發[2016]8號），要求積極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保障農民工隨遷子女以流入地公辦學校為主接受義務教育，以公辦幼兒園和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為主接受學前教育。新型城鎮化建設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中小城鎮發展和大中城市建設。其中，發展中小城市與農村小城鎮，容納農民工返鄉就業，“離土不離鄉”，讓農民工通過舉家遷移到小城鎮實現融入的城鎮化方式，是留守兒童轉變為“非留守兒童”，減少農村留守兒童數量的主要途徑。隨著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推進，小中型城鎮得到發展，農民工能夠就近就業，農村留守兒童數量的減少，小中城鎮教育發展，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影響將越來越小，逐漸得到化解。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