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與《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

關于“中國小農”與現代農業之間的關系，眾多學者基于各自的研究視角與領域提出了不盡相同的觀點，本文將選取黃宗智教授關于農村社會經濟研究的三本最具代表性的專著：《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1986）、《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1992）和《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2010）中的兩本，從中國的“小農”歷史橫跨到對現實問題的關切，梳理立足于當代國情的政策演變與實踐，從而探索在唯物史觀、經濟與文化互動視角下，如何實現小農現代化過程中的文化轉型。

一、中國小農的過去和現在：從歷史研究到現實思考

長期以來，在現代經濟學里存在一種假設，一旦引入機械，農業就變成與工業同樣的產業，各生產要素的投入與單位產出在理論上被認為都可以大幅擴大。黃宗智教授并不贊同這一觀點，他給出的論證是：人地關系是農業的先決條件，農業是有生命的有機體，農業的有機要素（土地和勞力）產出和總量是受到嚴格限制，不可能無休止擴張。因此不崇拜高高在上的理論，而是緊貼著經驗事實（人地關系）出發，黃教授在書中從探討了20世紀前后華北地區的村莊變遷軌跡，到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小農經營面臨的關鍵性發展契機，試圖探究近代中國經濟落后的原因與發展動力，從歷史研究到現實思考，一以貫之的是他對中國小農經濟與社會宏觀問題的持續關注，與始終從實際出發的學術研究立場。

1.“內卷化”

這應該是黃宗智教授最為大眾所熟悉的觀點，也是當今社會中的熱門詞之一。在當今新聞報道里經常出現的是其引申含義：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但其實內卷化一詞并非黃宗智獨創，而是源于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最早是用來研究爪哇的水稻農業——“農業內卷化”，即農業生產長期以來原地不動，未曾發展，只是不斷地重復簡單再生產，不能提高單位人均產值。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中核心概念“國家政權內卷化”將這一概念運用到政治領域中來，為了說明20世紀前半期中國國家政權的擴張及其現代化過程。國家機構不是靠提高舊有或新增機構的效益，而是靠復制或擴大舊有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如中國舊有的營利型經紀體制）來擴大其行政職能。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中，黃宗智教授將“內卷化”概念移到中國農業領域，以此描繪中國小農農業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邏輯。他把通過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獲得總產量增長的方式，即邊際效益遞減的方式，稱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即“內卷化”。采用內卷的方式（比如棉、絲生產）提高農場總產，盡管平均每日勞動報酬減少了，但最大限度利用了家庭婦女兒童老人等勞動力。他提出的這一概念其實有兩層含義：一是家庭農場因為耕地面積過于狹小，為了維持生活而不得不在勞動力邊際回報已經降到極低的情況下繼續投入勞力，以期增加小農農場總的產出；二是發展不足的經營式農場和小農經濟結合在一起，會形成特別頑固、難以發生質變的小農經濟體系，“內卷化”一詞形象地描繪了這種頑固性。在這里可以提煉出關于“內卷化”的三大關鍵詞：經營式農場、家庭式農場和頑固（牢固性）。黃宗智通過充分利用調查詳盡的日本滿鐵慣調資料，對經營式農場和家庭式農場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比較分析，發現經營式農場使用勞動力的效率要比依賴家庭勞動力的家庭農場高很多，因為經營式農場使用的雇傭勞動力能夠按需要而適當調整，家庭農場則不能?！凹彝バ∞r場不可能解雇本身的過剩勞動力，在生產關系和人口過剩的雙重壓力下，如果沒有在自家農場外就業的機會，一個貧農家庭會被迫忍受勞動力過剩的狀態。”[1]但是，在其它方面，例如畜力使用，經營式農場與家庭農場基本相同，因為當時人力的市場價格非常便宜，和一頭驢相等；因此，經營式農場和家庭農場都只低度使用畜力，限于人力所不能做的工作。“不管經營式還是家庭式農場，它是一個以人力為主的高度集約化農業”，“經營式農場在牲口利用和單位面積產量上和家庭式農場并沒有顯著分別?！?[2]這就證明，經營式農場生產力水平并不優于家庭農場。而且，經營式農場會通過分家制度直接蛻化為家庭農場，或是在達到一定規模之后，通過出租地主制間接轉變為家庭農場。由于清代社會包含兩個分離而又相關連的社會系統，[3]上層社會的財與勢來源在農業以外，朝廷和官僚（士紳、商人）屬于這個社會階層的頂層，比如光縣令收入就有30000兩，總督更多；基層社會主要由耕作者組成，經營式農場主是這個社會的上層，其年收?僅200兩，由于兩個階層之間常有上升和下移的流動，下層有相當的機會升入上層，也更有力阻礙了經營式農作的發展[4]，因為“真正富貴之途，不在農場經營而在進入商業與仕途?！?/span>[5]

黃宗智還發現，許多家庭農場在勞動力邊際回報已經降到極低的情況下仍在投入勞力，這是由于勞動力過剩導致的“內卷化”經營。“家庭式農場，并不以資本主義企業行為的邏輯來支配活動……只要邊際勞動報酬保持在零以上，便值得繼續投入勞力……貧農家庭式農場是一個為生存而掙扎的單位?！?/span>[6]華北地區大量貧農家庭必須同時依靠打短工和耕種自家面積狹小的家庭農場，才可維持全家生計，二者缺一不可，[7]有的貧農農場甚至因打短工而在自家農場上勞力投入不足。這是一種與市場經濟理性明顯不符的行為，但是是家庭農場在耕地不足的情況下為了維持生計而不得不采取的策略。因為?農經濟和其他生產方式（傭工和商業性手工業）結合來支撐，才得以在內卷和分化的聯合壓力下維持。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貧農式經濟與“自然經濟”明顯不同，雖然表面看上去都是耕織結合，但自然經濟情況下手工業是在農閑時候進行，不會與自家農活發生矛盾。[8]

總之，發展不足的經營式農場和“內卷化”的家庭農場經濟，導致了一種特別頑固的小農經濟體系。黃宗智拓展了“內卷化”這一概念的內涵，使之在學術解釋上的穿透力更強，也讓這一概念被更多人所熟知和討論。

2.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

如果說《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主要是以歷史文本研究為主，介紹中國小農經濟內卷化的由來以及主要特征，那么《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則集中體現了黃宗智教授近年來對中國現實的思考——如何走出長期以來的農業內卷化困境？

黃宗智教授提出，中國農業正面臨三大歷史性趨勢的交匯：一是人口生育率下降及新增勞動力的遞減：1980年代以來的計劃生育政策所導致的生育率下降，終于反映于新就業人數的下降。二是快速的城鎮化與大規模非農：農民工進城大潮和鄉村工業化帶來了兩億多農民的非農就業大趨勢。三是食品消費與農業結構的轉型，低價值的糧食轉向更多高值農產品：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人民收入的提高，食品結構也從傳統的八成糧食、一成肉類、一成蔬菜轉向四成糧食、三成肉—禽—魚（以及蛋、奶）、三成蔬—果，從以糧食為主逐步走向糧??菜果并重模式。[9]這三大趨勢也是當前中國的小農經營的重要發展契機。黃宗智教授認為，中國的決策者如果能抓住這三大趨勢的交匯所形成的歷史性契機，協助小農農場實現從種植糧食的小農生產轉變為“資本和勞動雙密集”型的畜禽養殖和/或蔬果種植（尤其是拱棚蔬菜）的小農經營，那么就可以帶來農業的“去過密化”——緩解因人地比例懸殊導致的農業勞動力過剩和就業不足，同時實現農戶收入的持續增長和鄉村發展。

他將中國農業已經開始的這種產業結構轉型，稱為“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而之所以稱為“隱性”，是因為不同于英國古典模式（種植和畜牧結合，通過使用畜力從而節省勞動力和提高勞均產出），也不同于日本臺灣韓國的東亞模式（依賴化肥和科學育種），農業在這一階段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因農產品轉型而導致的）農業產值的提高，而不是作物產量（產出絕對量）的提高[10]，傳統意義上的農業革命，比如18世紀英國因采用諾?？溯喿鞣ǘ鴰淼男←湲a量增加即是一例，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基于化肥使用的所謂“綠色革命”則是另一例。

黃宗智提出，在這場“隱性的農業革命”帶來的農業產業結構轉型的過程中，應以農戶家庭而不是資本主義式的農業企業作為經營主體。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民人口龐大、人地比例極其懸殊的國家，如果以外來資本的力量分化農村，將大部分農民變為純粹的農業雇傭工人，為農業企業勞動，那么將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并且使農民福利受損。譬如，印度正經歷著同樣的食品消費革命，但在其私有制（和等級制）下，現今務農人員中已經有45%陷為無地雇工。印度農村社會朝向資本主義農場主和農業無產工人兩極分化，而中國由于土地承包制度，即便最貧窮的農民也有承包地的使用權力，相當于生存的安全網，防止了完全的無產化。[11]黃宗智教授認為，在農業轉型的大趨勢下，一方面應當維護農戶家庭的經營核心地位，另一方面，需要通過農戶聯合而形成的合作組織，來負責單個小農無力承擔的銷售和農產品加工，進而實現農業生產“縱向一體化”，把農產品產業鏈中的大部分利潤歸于農戶。

黃宗智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小農提出了自己較為深刻的觀察和分析：小農在勞動力成本、勞動激勵、地租等方面擁有資本主義大農場不具備的優勢；小農保持了農業與副業結合的經營體系，又形成了農業生產與非農打工結合的半工半耕的工農兼業經營等等。[12]

二、批判與肯定：與幾大理論學派的交鋒對話

好的學術研究不是一家獨大，而是百家爭鳴，在吸收借鑒前人的理論基礎上，不斷與之對話討論，才能在研究領域得到新的拓展。如何與各大學術流派、名家進行平等對話？黃宗智教授為我們做了一個最佳的示范。關于小農研究，在黃宗智之前大致有三大主流觀點。

一是馬克思主義有關小農的經典論斷，認為小農經濟是“封建”經濟的基礎，地主和小農生產者之間是剝削與被剝削關系。將小農戶視為封閉、落后的生產方式，是一個被改造的對象，并預測其必然走向消亡。馬克思曾指出：“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麄冞M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分工，應用科學，因而也就沒有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各種不同的才能，沒有豐富的社會關系?！?/span>[13]恩格斯則明確指出，小農生產是“過去的生產方式的一種殘余”[14]，并預言“我們的小農，正如任何過了時的生產方式的殘余一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15]。列寧也堅持“小農消亡論”和“小農分化論”，認為小農將徹底消亡，將被新型的農村資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所代替，同時也闡述了引導小農加入集體合作社的社會主義改造思想。但是由于馬克思主義有關小農的論斷起源于西方社會特定歷史條件下，尤以法國和德國小農為主，與中國的小農戶存在明顯差異，直接套用于中國將導致這一論斷的局限性。事實上“小農戶”不僅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延續，而且至今仍然大量存在。而且盡管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相對現代社會是落后的，但相對于傳統時期同一歷史條件下的其他生產組織形式相比，小農生產不僅不落后，甚至具有優越性。[16]

二是研究小農類似資本主義企業一面的：以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為代表，認為小農是有進取精神并對資源能作最適度運用的人。舒爾茨提出在保存家庭式農場的基礎上，提供可以合理運用的現代生產因素。舒爾茨將小農完全等同于和資本主義企業家一樣的“理性人”。他認為，農民雖然貧窮，但并不愚昧，農民不僅對價格、市場、利潤十分關注與敏感，而且會努力改進生產技術。小農對生產要素的配置極其有效，他們在購買時會比較不同市場的價格，根據價值最大化原則安排勞動力。每代小農都盡力從技術與實踐上，發展與改進古老的農業生產經驗。農民的勞動對生產都是有貢獻的，并不存在農業勞動力邊際生產率為零的情況，勞動力的增減直接影響農業產量。但是，農民保持傳統的生產方式，長期使用世代相傳、并無明顯變革的傳統生產要素，技術方面也未經歷重大變動，“典型的情況是傳統農業中的農民并不尋求這些現代生產要素”。

三是與舒爾茨觀點相對，強調小農為自家生計而生產的一面，以恰亞諾夫為代表的實體主義觀點，認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可以兼容，不能以資本主義的學說來理解小農經濟。要將農民家庭經濟看作一個獨立的經濟系統，遵循與企業主不同的行為邏輯與動機，家庭農場既是一個生產單位也是一個消費單位，農民家庭是農場經濟活動的基礎，擁有一定數量的勞動力、土地和生產資料，“家庭通過全年的勞動獲得單一的勞動收入”。為了盡可能增加全年收入，家庭農場通常提高單位面積的勞動強度，降低單位勞動報酬和會計賬面的收益水平，其勞動強度、生活需求的滿足程度等對資本量的投入存在一定的替代，農民生活消費水平的下降與勞動強度的提高可以補償資本數量的不足，并不像企業一樣以最優的資本集約度進行生產，也與資本主義生產中追求利潤最大化原則明顯不同。實體經濟學認為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的社會中，經濟行為植根于社會關系，而非市場和追求至高利潤的動機。小農戶是獨特的理論類型和社會類型，小農戶生產經營并非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而是為滿足家庭成員的基本消費需求，這使其在極大程度上免受資本主義利潤邏輯的侵蝕，從而使農民農場具有極強的生存能力和穩定性(恰亞諾夫，1996)。恰亞諾夫認為，小農戶具有實現現代化的潛力，可通過“縱向一體化”的方式將小農戶的家庭經營組織起來，以使農戶能夠獲得生產、加工、銷售全過程的收益(恰亞諾夫，1996)。

黃宗智更傾向于恰亞諾夫觀點，但同時努力避免走極端，采用“集大成”的方式歸類中國小農，融合了恰亞諾夫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建構出“綜合小農”的論說，即中國小農是維持生計者、受剝削的耕作者與追求利潤者的統一。他認識到“小農既是追求利潤者，又是維持生計的生產者，更是受剝削的耕作者，三種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這個統一體的一個側面”。[17]他認為富農或經營式農場主更符合“舒爾茨小農”，生存遭遇威脅與受到嚴重剝削的佃農、雇農更符合“馬克思小農”，為自家消費而生產的自耕農則接近于“恰亞諾夫小農”。

黃宗智與這三大理論學派的交鋒對話，最集中體現在對舒爾茨理論的辯證性批判上，在《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中單獨用一章節的內容深度探究了舒爾茨理論的對與錯。他認為舒爾茨觀點正確性在于：計劃經濟會導致農業經濟的僵化，減少政府控制會提高農民勞動的積極性和效率，利用市場機制來激發農民改造農業的自主積極性是正確的；局限在于舒爾茨無視中國人多地少以及歷史上大規模社會危機的基本國情，想把設想中的美國農業模式照搬到中國使用，實際上即便在美國也不存在一個完全沒有國家干預的純市場競爭模式。舒爾茨的理論自然有其正確獨到之處，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不能拿來主義將理論生搬硬套進中國現實。

黃宗智這種與前人理論的對話，是一種從經驗出發而不是從理論信條出發的學術研究方法，他一直堅持批判性地分析，不是全盤否定也不是全盤肯定，從最基本的經驗和實踐事實出發，去尋找最重要的理論概念，而不是從“先驗”的理論出發去“規范”經驗。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十分獨特，需要扎實的經驗研究來概括總結。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古今皆準的絕對真理，任何理論都有其一定的歷史與社會背景，得通過當時的情境來理解，不能迷信所謂“科學”，尤其在人文社科領域，我們研究的是有情感、有意志的人。[18]“不獨尊一家而博采眾長，不人云亦云而獨立思考，不崇拜權威而追求真理”。黃宗智教授認為，學習和掌握各流派的理論，目的不是將其作為“真理”，而是要與這些理論對話，從而幫助自己提煉最符合現實的概念——這些概念仍需要再返回經驗加以檢驗其有效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需要的是從實際出發的思維，而不是任何理論或意識形態的硬套，這亦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核心。

因此，受到黃宗智啟發，我們在觀察小農問題時應時刻把握兩個維度：一是歷史觀，二是發展觀。小農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無論現階段外部環境變化如何，基于內生的農業生產家庭經營最優的本源，小農還會長期延續。[19]同時，隨著全球現代農業的發展以及經濟社會環境的巨大改善，小農的歷史性演變正在發生且走向縱深，要從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角度以及現代農業發展的規律出發，推動小農分化和發展，根據鄉村振興的要求加快實現小農現代化。

三、經濟與文化：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

立足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國情，如何從經濟與文化的雙重角度出發，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不斷推動小農戶的現代化轉型，也許是破解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必經之路。

農業規模經營還是小農戶為主體？立足當代國情的政策探索與實踐

關于堅持農業規模經營還是小農戶為主體，不僅僅是理論探討的熱點，從政策上來看也有一段長期探索過程。受到西方經濟學和蘇聯模式的影響，中央在政策上是一直支持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的，大力推進以耕地面積規模為發展目標的大農業。在革命時期土地均分，到社會主義改造，土地從個人所有改為集體所有，再到改革時期，結合市場化動機與均分原則，創造性地提出了“土地承包責任制”。1984年中央1號文件明確提出“鼓勵土地逐步向種田能手集中?！?998年《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則提出“發展多種形式的土地適度規模經營”。2006年至今的中央政策文件中也都一直強調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2017年中央１號文件進一步明確 “大力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通過經營權流轉、股份合作、代耕代種、土地托管等多種方式，加快發展土地流轉型、服務帶動型等多種形式規模經營”，將農業產業化經營視為發展現代農業的核心策略，小農戶基本被排除在外。

現在普遍認為家庭經營是農業最有效的主體，也是人類歷史進程中的普遍現象。從世界范圍來看，規模經營是很多發達國家發展現代農業的必然過程。比如相對美國的大農業而言，不少人認為小農是造成中國農業低效的根本原因，成為落后的代名詞，而將耕地規模視為提高經濟效益的必然選擇。但實踐表明，以推動土地流轉、形成規?；洜I為主要形式的農業現代化在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面臨了一些困境，始終未能實現政策的預期。從統計數據來看，小農戶仍是中國農業生產主體。因為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小規模家庭經營的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因此，無論是從理論與政策邏輯還是現實與實踐結果來看，消滅小農戶都完全是“徒勞”的。[20]正如黃宗智所認為的，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小農戶農業在相當長時期的必然存在。

于是在新時代背景下，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進程，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特別提到“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這是我黨歷史上第一次肯定“小農戶”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極為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要采取措施，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2018 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培育市場化服務組織，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發展品牌農業等，從而把小農生產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2018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關于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提出了“服務、提高和富裕小農戶，促進傳統小農戶向現代小農戶轉變”的要求。使小農戶家庭經營與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相協調，為服務小農戶、提高小農戶、富裕小農戶創新了政策體系，將更好地發揮小農戶作為鄉村振興的主體作用。文件明確：“我國人多地少，各地農業資源稟賦條件差異很大，很多丘陵山區地塊零散，不是短時間內能全面實行規模化經營，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實現集中連片規模經營。當前和今后很長一個時期，小農戶家庭經營將是我國農業的主要經營方式?！边@是對中國農業發展規律認識的準確把握。而2018 年9 月26 日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則將這一基本要求列為構建現代農業經營體系的四大措施之一，實現小農戶振興。綜上所述，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關系變遷經歷了從“去小農化”到“再小農化”的政策演進過程，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體現出中央農業政策更為平衡性的考慮。[21]

經濟與文化互動視角下實現鄉土文化現代性轉化

經濟是血肉，文化是靈魂。關于經濟與文化之間的關系，通常說來有兩種思路：一是認為經濟直接決定了文化的表現形式；另一種為文化可以直接推動經濟的發展。這兩種看法都是單向性的思維模式，那么經濟與文化之間的關系有沒有另外的解讀呢？可能我們在說經濟與文化是兩個領域的時候，是不是已經預設了把兩個領域對立起來？

從歷史上看，過密化與內卷化的小農生產方式深深影響了中國傳統鄉村文化的形成，“小塊土地”是小農道德觀的經濟基礎，小農之“小”，不僅在于其耕種的土地面積之“小”，更在于其生活世界、交往空間的窄小，在于其眼光視野、社會關系的狹小，在于其社會地位、政治地位的弱小。[22]基于小農生產方式下中國農民的傳統價值觀念與文化習俗，在農業正面臨三大歷史性趨勢交匯的中國，也必然會發生系列現代化的變遷過程。小農依然具有維護社會穩定、食品安全、社區發展和文化保護等方面的價值，因此要積極發揮“小農”在鄉村文化建設方面的優勢作用，[23]保護小農身上所具有的文化價值，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強行“改造小農”，甚至“摧毀小農”。因此，要重視從文化等層面為“小農戶”全面融入現代社會創造條件，從而全面解決“小農戶”與“現代社會”的有效銜接問題。

堅持唯物史觀的方法論，實現鄉土文化現代性轉化，既是一個文化問題又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化問題。不能就文化談文化，而要結合實踐層面，與農民在新時代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緊密相連，才能充分認識并挖掘小農自身所蘊藏的豐富道德社會關系，真正促進小農和現代農業發展相銜接，從而激活鄉土文化的現代化轉型之路。如果脫離經濟基礎，空談小農文化的建設與發展，忽視農民主體性作用的發揮，文化建設都或將成為“點綴”，難以獲得實效，無法使“小農”真正轉變為具有現代道德價值觀念的“新農民”。

參考文獻： 

[1]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66頁。

[2]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60頁。

[3]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86頁。

[4]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86頁。

[5]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87頁。

[6]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99頁。

[7]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306頁。

[8]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306頁。

[9] 黃宗智：《中國的隱形農業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頁。

[10] 黃宗智：《中國的隱形農業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頁。

[11] 黃宗智：《中國的隱形農業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頁。

[12] 劉守英、王寶錦：《中國小農的特征與演變》，載《社會科學戰線》,2020年第1期。

[13]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105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9頁。

[16] 黃振華：《中國家戶制傳統與“小農戶”的歷史延續——兼對馬克思主義有關小農論斷的再認識》，載《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

[17] 黃宗智：《中國的隱形農業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頁。

[18] 黃宗智：《中國的隱形農業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頁。

[19] 張紅宇：《小農現代化的中國選擇》，載《農民日報》2021年7月10日第3版。

[20] 陳文勝：《評價中國農業的誤區與大國小農的共識》，載《新疆農墾經濟》,2019年第9期。

[21] 葉敬忠、張明皓：《小農戶為主體的現代農業發展：理論轉向、實踐探索與路徑構建》，載《農業經濟問題》，2020年第1期。

[22] 王露璐：《小農“小”在哪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小農道德觀及其方法論意義》，載《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

[23] 葉敬忠、張明皓：《“小農戶”與“小農”之辯——基于“小農戶”的生產力振興和“小農”的生產關系振興》，載《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