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報》2022年1月17日 第15版）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的重要保障。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創新鄉村治理體系，走鄉村善治之路。鄉村善治之“善”，是以發展為價值引領；鄉村善治之“治”，是以有序為目標追求。歸結起來就是，鄉村社會既要充滿活力，又要和諧有序。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在基層治理實踐中形成、發展，并在實踐中被證明是科學有效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成為新時代探索鄉村善治之路的創新路徑。

　　以自治為基，激活“民善于治”的內生力。自治，即民治，民主之治。農民是鄉村社會的主人，走新時代鄉村善治之路，要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充分尊重農民意愿，牢牢牽住農民當家作主是鄉村治理的核心和本質這一“牛鼻子”，激發廣大農民的積極性，推動形成“以民治民民自治”的良好局面。首先，要通過規范鄉村民主制度，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確保“民可治”；其次，要健全村級議事協商制度，構建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的多層次基層協商格局，確保“民能治”；再次，要增強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能力和水平，形成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確保“民愿治”。同時，還要處理好黨的領導、政府主導與農民主體的關系。“自治”不是農民群眾的任意而治、任性而治，也不是政府的“一禁了之”“一放了之”，更不是脫離黨的領導、否定黨的領導。而是既要發揮黨組織和政府的“主心骨”作用，也要激發農民群眾的“主人翁”意識，最終形成黨組織領導下的“民治民善、民善民治、民善于治”的鄉村良善治理生態。

　　以法治為本，強化“以治成善”的硬實力。法治保障鄉村治理有效，關鍵環節在于立法部門科學立法，清醒認識法治建設的根基在基層、薄弱區域在鄉村的這一現實情況，把立法與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相銜接、相適應，深刻把握人民群眾對法律的期盼由“有沒有”轉變為“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這一重大變化，把立法與維護廣大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相連接、相匹配。法治，不單單看有無法律、有無規矩，還要看如何運行、運行得如何？因此，依法，還要嚴格執法、規范執法、文明執法，同時，還要監督執法，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必追責；依法，還要公正司法，確保法律正確平等實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充分保障農民合法權益；依法，還要全民守法，不僅把法律文本“交”給農民，還要把法律知識“教”給農民，讓農民群眾“人人學法用法，個個懂法守法”，讓法律在鄉村家喻戶曉、有效實施。黨組織依法執政、人民政府依法行政、人民群眾依法辦事，走出一條“善立法”“立良法”“法善治”“治成善”的鄉村良法善治之路。

　　以德治為先，增強“良善治理”的軟實力。德治，即以德治理。我國農耕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在實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時，還要注重發揮好德治的作用，推動優秀傳統文化與自治、法治相輔相成。在鄉土中國的熟人社會生長起來的鄉村文化、道德規范、公序良俗、傳統倫理等培養了村民道德意識，賦予了村民道德實踐，規約著村民行為動機、行為過程。經過歷史的沉淀和歲月的洗禮，傳統德治文化基因，充分汲取了傳統文化中蘊藏的鄉村治理智慧，有效整合了鄉村社會中潛移默化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并與新時代鄉村倡導的文明新風相結合，嵌入現代鄉村德治體系，在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中彰顯鄉村社會的倫理秩序與道德規范。同時，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德治，不等同于道德教化，對農民的道德教育和引導，不能簡單粗暴地實施道德灌輸，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涵養農民大眾、推進社會文明；德治，不能德治法制化，不能以公權力強制推行道德要求，更不能提出不切實際的道德標準強人所難，導致德治異化；德治，要兼顧“義”“利”，當道德與利益相遇，不能盲目排斥利益，忽視農民群眾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要把道德與利益統籌起來，讓有德之人有所“得”，推動鄉村善治。

　　善治，是對美好的或理想的社會治理狀態的一種描述，是對政府與基層社會、人民群眾的一種現代新型關系的表達。民治為本、法安天下、德潤人心。可以說，“三治融合”而形成的善治范式，是對新時代鄉村社會治理之題作出的回答，是對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善治之路的重大創新，是中國勞動人民創造的經驗，是在社會實踐中發展了的經驗，也是中國之治的經驗。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湖南日報》2022年1月17日 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