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徐勇、徐增陽《流動中的鄉村治理》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治理有效是國家治理的基礎。農民的大規模和持續不斷的流動，是鄉村治理面對的基本事實。而中國農民的流動也不同于一般農村人口遷移。“農村人口遷移指農村人口完全脫離原住地的鄉村，遷移人口已完全脫離原住地，與原住地不再構成經濟、政治、社會聯系，原住地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文化上的關聯，是一種對過去的記憶。農村人口流動則是指農村人口從原住的鄉村向外流動，他們可能完全脫離原住地的鄉村，成為遷移者，但也可能再回去?！?sup>[1]這些處于流動狀態中的農民，是當今鄉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與“安土重遷”的傳統鄉村相比，當今的鄉村處在流動之中。由徐勇、徐增陽所著的《流動中的鄉村治理》一書，在做了大量的實證研究之后，對農村流動人口的特征、農民流動與鄉村治理的關聯性(影響)，進行了比較系統深入的分析?？梢哉f是濃縮了中國社會變遷歷程，是了解中國農民和鄉村社會在巨變之下是如何變遷的重要著作。

一、中國農民流動的歷史演進

在數千年農耕文明的歷史演進歷程中，“安土重遷”成為中國農民的文化傳統。新中國的成立，則使中國農村和農民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變革，而這一存續已久的傳統觀念也逐漸被打破，長期禁錮在土地上的中國農民開始了緩慢而艱難的流動。流動是相對固定不變而言的，所有農民的流動都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總是與一定的時代背景、國家治理格局密切相關，對農村社會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在不同時代的政策、制度背景下，農民流動的狀況、性質、特點及影響也有所不同，對此也會有不同的認識和解決辦法。

1.穩農限農中的農民狀態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因為，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村問題的核心又是土地問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按照毛澤東關于“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中國，誰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2]的思想，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從底層動員農民。即使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取得勝利，中共依然清醒地認識到土地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所以，新中國成立之初，就開展了土地改革，按人口對土地進行重新分配，實現農民與土地的重新結合，為農村和農民得以穩定創造了基本條件。

土地改革結束后，在以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為基本方向大規模推進工業化的大背景下，中國社會開始呈現出工業和農業、城市與鄉村二元并存和非均衡發展的格局。基于工業發展需要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提供積累和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對經濟發展、政權鞏固的極端重要性，中共實行進一步穩定農村和農民的治理方針。正如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所言：要正確處理好工業與農業、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問題，要在發展工業的同時發展農業，對農民不能挖得太苦，實行輕農業稅的政策。^[3]在穩定治理方針的指導下，中共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旨在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穩定農村和農民的重要舉措，使近代以來出現的大規模農民流離失所問題得以基本解決。

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完成，以農業合作社為主要形式的農民集體經濟組織在農村基本建立，后逐漸發展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叭嗣窆珞w制使國家對農民的組織和管理達到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程度，公社為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提供基本的保障，農民的生產和生活也只能依靠公社組織?！?sup>[4^]因此，這種體制一方面穩定了農民，另一方面又將農民的生存空間限定在公社體制之內，而工農、城鄉非均衡發展以及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戶籍制度，則直接限制了農村的生產領域。

新中國初期，雖采取了一系列穩定農村和農民的政策，但并未對農民流動加以限制。1949年全國第一次政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和1954年全國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憲法》，都明確寫有公民享有居住和遷徙自由權利的條文。即使1955年開始在全國城市、集鎮、鄉村都要建立戶口登記制度，也與之前的遷徙自由的基本原則并不矛盾，其主要是用于人口登記，維護社會治安。而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的差別開始顯現。為了保證城鄉居民的生活安定，1955 年建立的戶口登記制度，開始與生活物資供應(如：糧食、食油、棉布等生活用品)相聯系，而且城鄉之間之間差別越來越大。

農村人口開始大量流向城市，城市的生活供應和社會安定帶來了矛盾，1956 年12 月，國務院發出《關于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底，農村人口流動出現高峰。為了控制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建立完備的戶籍管理法規，1958年1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以立法的形式對戶籍管理作明確的規定，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戶籍管理制度。這一制度的基本特點是控制人口自由遷移，改變了有關公民有遷徙與就業自由的法律規定。根據這一制度，戶籍管理實行“人戶一致”的原則，即戶口跟著人走，戶口在那里，人必須在那里?！霸谀撤N程度上就是將人口‘ 畫地為牢’”。^[5]有城市戶口，才能在城市居住和生活；屬于農村戶口的人只能在農村居住和生活。

國家為保障工業發展和城市生活穩定，1953年的實行的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使得戶籍制度不再只是戶口管理，更為核心的是它開始決定人們的基本生活來源。人口被人為地劃分為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商品糧戶口和非商品戶口。在城市實行“單位制”，在農村實行“公社制”，農村人口無法享受城市里的單位給城市人口提供的各種“好處”，如：就業保障、公費醫療、子女就學就業、離退休金及其他社會福利。沒有國家允許，農村人口是不可能進人單位體制內。農民如果離開公社，就意味著失去生活來源。“一把鎖(鎖糧食倉庫的鎖)，一桿秤(稱農民口糧的秤)，就可以管住天下的老百姓。”^[6]

在戶籍制、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單位制和公社制這四大制度制約下，形成了所謂“城鄉分割，一國兩策”的基本治理格局，并且通過意識形態不斷強化這一格局。因此，農民長期處于固定不動的狀態，跳出“農門”難比登天。據統計，1978 年，中國的農業人口由1960 年的52476萬人增長為81029萬人，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則由1960年的79.3%上升到84.2%，不僅很少有人口遷移意義上的農民流動，更少有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民流動。^[7]

2.改革開放中的農民流動

在計劃經濟和人民公社體制下，國家的穩農政策使農業生產得到長足發展，但在有限的土地上堆積著急劇增長的人口，農村的生產力受到來自體制的限制而停滯不前。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正是在改革開放中，出現了大規模和持續不斷的農民流動，“數億農民離開了耕作的土地，甚至離開了生活的村莊”，由此在中國的大地上出現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8]

事實上，改革開放本身就源于農民的流動。到20世紀70年代，中國有數億貧困人口集中于農村，由于農村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一遇災荒，許多農村人口只好外出逃荒。如：安徽省最貧困的縣之一鳳陽，每年均有農民因貧困外流。特別是1978年，安徽省大旱，加上人民公社的管制趨于松弛，鳳陽出現了大規模的流民潮。為了解決農民生存問題，鳳陽縣小崗村的生產隊長嚴立昌等人大膽地做出一項決定：包產到戶。這一舉動被視為中國農村改革，以至全面改革開放的起點。

1978年召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拋棄長期以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將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同時對農業政策進行調整。在三中全會關于大力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精神的指導下，以“包產到戶”為主的農村改革得到中央支持。“‘包產到戶’是以農戶為生產經營單位的一種新型體制，它的發展使人民公社體制失去存在的根基?！?sup>[9^]包產到戶新體制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使那些迫于生計而流動乞討的農民重新回到土地上。但是，隨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農村人口相對過剩的問題更加突出。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國家開始解除對農民流動的限制。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規定:“允許務 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蓖辏嗣窆珞w制被廢除。農民獲得了生產經營自主權，人隨戶走的城鄉隔絕體制開始松動，農民有了自主選擇和人身活動的自由。這是改革開放后農民流動的基本條件。

隨著農民自由流動不斷擴大與城市有限的容納程度之間的矛盾顯現，國家對農民外出務工經商并沒有給予正面的肯定。而農村改革后，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不僅大大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而且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所以，自80年代中期以后，國家積極倡導發展鄉鎮企業，并試圖通過鄉鎮企業就地轉移農業勞動力，為此提倡“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

但是，“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的農業勞動力就地轉移的政策并不能在所有農村地區產生成效，因為這一政策的前提是鄉鎮企業發達，能夠消化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在“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指導下，東部沿海地區憑借歷史傳統和地理優勢，鄉鎮企業迅速發展，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農村的鄉鎮企業缺乏必要的條件則發展緩慢。由此，中國的社會發展格局出現了除城鄉之間差別外，還出現了地區之間的差別，而且差別不斷擴大。所以，“中國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大規模從農村到城鎮，從中、西部地區到東部地區的人口流動?！?sup>[10^]這種流動因為規模大、群體性強、時間集中，并對城市和交通造成巨大壓力，被稱之為“民工潮”。^[11]由此，農民流動作為一種具有廣泛性的社會現象才引起社會的足夠重視。

對于突然而至的“民工潮”，國家顯然沒有足夠的應對準備。為了緩解城市和交通的壓力，國家出臺了不少限制農民流動的政策措施。1989年3 月，國務院辦公廳要求嚴格控制民工盲目外出。1995 年國務院針對農民流動采取五項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對民工跨地區就業，實行輸出地區簽發外出就業登記卡和輸人地區發放就業證的管理辦法。2000年，相繼出現諸多限制農民流動的措施，如：在春節后一個月內原則上不得招收新的民工、明確規定哪些工作不能向農民開放，等等。

到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城市和鄉村的開放性更強，對農民流動的許多人為性的限制被沖破。勞動單位有了用工自主權，同城市戶口密切相關的糧油供應憑證隨著市場全面放開而失去作用。國家的政策取向也開始正面肯定農民流動，如對于流動人口給予“暫住人口”的待遇，肯定了流動者的合法居住地位。進入21世紀之處，為適應城鎮和發達地區的客觀需要，國家提倡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

由此可見，改革包括對限制農民流動的體制的改革，開放也包括封閉體制下鄉村社會的開放。農民流動本身是伴隨改革開放的發展而興起的，農民流動的存在也是特定的治理體制所造成的。

二、農民流動對鄉村治理的影響

“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的轉型過程中，農民階層人數百分比的縮小與非農階層人數百分比的擴大，會表現為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12]在社會轉型中認識和理解農民流動的重要意義，從鄉村治理的角度分析和研究農民流動帶來的政治社會后果并分析其政治社會動因，把握農民流動與農村治理的關聯性影響，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1.農民流動與村治資源的變化

農村人口，特別是農村勞動力的過剩，意味著人地矛盾日益突出。有限的土地勢必將多余的人口，特別是多余的勞動力“推出”農村。而農民走出鄉村，走出土地，減少了人口對土地的壓力，緩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改變了農民的收入結構，使農民的收入可以通過非農的方式得到不斷增加。農民的流動則有效化解了這些潛在的矛盾，有力地促進了鄉村社會的總體性穩定。與此同時，農民流動也使得資本進了城、鄉村人才外流，農村發展陷入困境和“空心化”?？偟膩碚f，農民流動必然是雙贏結果的樂觀判斷至少是不完全準確的。

2.農民流動與村治秩序的變化

（1）有序性的變化

農民的流動勢必改變農村原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改變著原有的觀念、規則和權威。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加快，特別是向世界的開放，流動的農民獲得接受的信息和異質性的文明遠遠超出以往任何時候，大大突破其原有的狹隘性。農民的流動性促進農民的開放性，農民的開放性推動著農村的開放性，農村的開放性則推動著農村社會的變遷。在社會變遷中，原有的權威、規則可能會被新的權威、規則所替代，從而構建一種新的秩序。

（2）秩序的震蕩

農民流動基本上從傳統農業地區向現代工業地區流動，由傳統農村向現代都市流動。脫離本鄉本土而流出本地的農民不僅改變流入地的治理生態，而且沖擊著流出地的村治秩序。農民流動改變著鄉村的“熟人社會”特性；農民流動對于既定的鄉土權威構成懷疑和挑戰。農民流動對流入地的社會管理（如：教育、醫療的社會保障問題）和公共安全帶來挑戰和沖擊。

3.農民流動與村治權力的變化

身份性權力：父權、族權、紳權，貧下中農?！皞鹘y的鄉村權力是在缺乏流動和社會分化的基礎上形成的，權力的來源主要取決于固定不變的地位與身份?！?sup>[13^]

能力性權力：“主要指權力來源于個人超凡出眾的能力。這種能力只能是在一個資源開放的社會生態里，通過競爭所獲得的?！?sup>[14^]農村改革，實行村民自治制度，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指定村委會領導人。通過外出務工獲得較多收入的青年、婦女等在權力體系中的地位得以提高。1998年修訂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許多外出經商的能人、富人回村參與競選村委會干部職務，出現“富人治村”。

人地分離，導致村治權力的運作難以達致治理對象。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的辦理難度增大，人、錢、共同協商，都是村治公共權力運作必須面對的。農民流動，導致，缺人、缺錢，協調難以一致。流入地的公共事務增多，村治權力的功能擴大，難度增大。

4.農民流動與村治參與的變化

農村改革，農民獲得了經營自主權，也獲得了可以自由選擇職業的自主權，可以自由流動。一是職業分化，大致可以將農民分為農業勞動者、非農業勞動者和兼業型勞動者。二是社區身份分化，可以分為城市農民工、小城鎮農民工和鄉村勞動者階層。^[15]有的學者將二元社會體制下因職業和空間變動所帶來的農民分化為八個階層，即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民工階層、雇工階層、農民知識分子階層、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鄉鎮企業管理者階層、農村管理者階層等。^[16]

農民分化使農民內部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越來越大，進而農民的村治參與也發生了新的變化。第一，農民流動使農民與村莊的利益關聯呈現多元化，農民參與村治也相應發生變化；第二，農民與村莊地理位置的遠近也會對村治參與產生影響；第三，農民的職業分化和空間位置的變動使農民的社會地位、政治態度也相應發生變化，帶來村治參與的變化。

農民流動客觀上降低了民主選舉的質量。如：村治參與的制度安排與農民流動的現實脫節，流動農民對村治參與者不了解，流動農民的政治效能感減弱，選舉成本的私人性與選舉對象的公共性之間的矛盾。

農民流動客觀上降低了民主決策的質量。如：人口外流，村民大會難以達到法定人數，或者參會人數大多數是婦女、老人，議事能力相對較低。

農民流動客觀上降低了民主監督的質量。如：農民流動不利于村民對自治組織權力的制衡，削弱了農民監督村干部的動力，使村民對村干部的監督權難以落到實處。

三、新時期流動中的鄉村治理路徑選擇

農民流動為工業化、城市化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大大緩解了人地矛盾，增加了農民的收入，為農村經濟發展積累了人力和物力資本，沖破了幾千年以來有形和無形的城鄉壁壘，將城市與鄉村聯接起來，促使古老的鄉村走向開放。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人向城市集中是不可逆轉的。當前的中國正處在城鄉關系重組的關鍵階段。農民正在快速城鎮化，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有的要全家進城定居，還沒有進城的在不久的將來也要進城。留在農村的是“三留守”和不愿或無法進城的農民，或還需要在農村獲利的人。在這樣的大趨勢下，農村的“空心化”可能會越來越嚴重，很多村莊還會逐漸消失。農村越來越成為農民的跳板和退路，而不是生活和發展的目標。

鄉村振興的目標不是要建設一個跟城市一樣“強富美”的農村，而是要維持農村基本秩序，為留在農村的農民提供基本的適合生活、方便生產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實現不同區域農村的有效治理。

推進鄉村治理既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任務，又是培育推進鄉村振興內生動力的重要手段。從現實來看，鄉村社會依然存在各種矛盾、問題，阻滯鄉村發展，不少農民參與鄉村發展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受到不同程度地削弱。推進鄉村治理，旨在營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釋放推進鄉村發展動能。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離不開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17]，需要進一步加大鄉村治理力度，進而釋放鄉村發展活力，為鄉村振興培育內生動力。

1.著力整治鄉村社會亂象，營造和諧穩定安全的社會環境

當前，全國廣大鄉村地區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社會亂象，如：部分鄉村地區社會治安不達標，黑惡勢力、害群之馬不同程度存在；部分基層干部不注重密切黨群干群關系，變著各種不同戲法侵犯農民的合法權益，對“惠農項目資金‘雁過拔毛’的‘微腐敗’現象”不同程度存在；少數農民違規亂占宅基地、亂建住房，不同程度侵犯了其他農民的合法權益和集體利益不同程度存在。

這些社會亂象不同程度損害了廣大農民的合法權益，也傷害了農民感情，阻滯了鄉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著力整治社會亂象，完善鄉村社會規則體系并構建相應的長效機制成為了當前鄉村建設的主要任務。

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常態化開展掃黑除惡斗爭，持續打擊“村霸”。防范黑惡勢力、家族宗族勢力等對農村基層政權的侵蝕和影響。依法嚴厲打擊農村黃賭毒和侵害農村婦女兒童人身權利的違法犯罪行為。

可以說，通過大力整治鄉村社會亂象，可以釋放推動鄉村社會發展的活力，從而成為推動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在鄉村振興進程中，應該把大力整治鄉村社會亂象、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作為培育和激發推進鄉村振興內生動力的基本途徑。

2.強化鄉村思想道德文化建設，為鄉村社會注入精神活力

強化鄉村思想道德文化建設是推進鄉村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即屬于“德治”），目的是通過消除鄉村思想道德文化中落后保守的成分并建設先進的思想道德文化以推進鄉村社會的快速發展。

目前，一些鄉村地區不良風氣盛行，高價彩禮、人情攀比、厚葬薄養等群眾反映強烈、社會輿論普遍關注的突出問題，攀比炫富之風不斷蔓延、鋪張浪費行為缺乏有效約束、公序良俗失效、優秀道德規范缺位等，這些情況的出現，某種意義上是鄉村文化失調引致的不良后果，即“傳統的相對封閉的村莊社會向現代的相對開放的社會轉變中出現的不適應”^[18]。這些不良風尚極大地阻礙了鄉村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步伐，成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阻力。

與之相應的，深化治理鄉村思想道德文化領域的“歪風邪氣”，引導農民自覺抵制這些不良風氣的侵蝕，既是促使鄉村釋放發展活力或動力的有效舉措，也是培育推進鄉村振興內生動力的基本手段。具體而言：

一是營造和諧良好的文化環境，深入挖掘鄉村社會蘊含的道德規范，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的有益養分，積極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因地制宜推進農村婚俗改革試點和殯葬習俗改革，推動農村移風易俗，劃清傳統禮俗和陳規陋習的界限，堅決反對各種不良風氣，注重實效的同時，要結合各地實際、防止“一刀切”，贏得老百姓的普遍認可和擁護。

二是提升農民的思想道德文化水平，創建適應農民群體特點的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平臺載體，結合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所、站建設，縣級融媒體中心等平臺開展對象化分眾化宣傳教育，結合鄉村風貌提升工程，推動主題景觀、文化長廊、宣傳欄等建設，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日?；?、具體化、形象化、生活化，更好地讓農民群眾感知、領悟，以此為最大的精神生產力植入鄉村振興，進而成為會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

三是提振廣大農民的精氣神，增加形式多樣、接地氣的鄉村文化產品供給，整合文化惠民活動資源，支持農民自發組織開展村歌、“村晚”、廣場舞、趣味運動會、農民豐收節等體現農耕農趣農味的文化體育活動，豐富農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為推進鄉村振興提供精神活力和文化動力，進而調動農民參與鄉村振興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從而匯成推進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

3.加強鄉村基層組織建設，培育鄉村治理的牽引力                                                   

鄉村基層政權組織在整個國家的政權組織機構中處于基礎性地位，是密切聯系廣大農民群眾的政權組織機構，是為廣大農民做好事、辦實事、解難事的直接依靠力量。習近平指出，“提衣提領子，牽牛牽鼻子。辦好農村的事，要靠好的帶頭人，靠一個好的基層黨組織”。^[19]

當前，全國不少鄉村地區的基層政權組織建設不容樂觀，基層組織普遍的空轉和形式主義導致了農村基層治理的嚴重內卷化^[20]，功能和作用發揮甚微。一是部分村級黨組織軟弱渙散，形同虛設、甚至被邊緣化，黨組織的相關組織、領導功能和作用未得到有效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存在缺場缺位，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被弱化；二是部分鄉村的領導干部責任意識不強、干事創業能力比較弱，更有甚者涉黑涉惡、侵害農民合法權益；三是基層民主協商制度不健全，沒有充分保障農民自己“說事、議事、主事”的民主政治權利。鄉村基層政權組織建設的弱化成為阻滯鄉村和諧繁榮發展的制約性因素。

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程中，要把大力加強基層組織建設作為重要任務抓緊抓實。具體來說，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將在以下幾個方面為鄉村振興培育內生動力。

一是建設好鄉村黨組織，發揮好黨組織對推進鄉村振興的領導作用。常言道：“村看村、戶看戶，農民看支部”，“給錢給物，還要建個好支部”。^[21]從一些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很高的鄉村可以看出，一個強有力的黨組織是鄉村發展的重要組織基礎和堅強后盾?！叭罕娋o緊依靠黨組織，圍繞各個時期的發展目標，貢獻力量，真正實現‘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22]。

二是培育選拔敢擔當、責任心強、干事創業能力強、作風正派的鄉村干部隊伍。習近平總書記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23]。擁有一支好的干部隊伍對整個鄉村實現快速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特別是干部隊伍中的核心成員（如村支部書記或行政村的黨總支書記、黨委書記、村委會主任）對鄉村發展具有直接的影響作用。

三是健全鄉村民主協商制度，充分保障農民“說事、議事、主事”的民主政治權利，充分調動廣大農民參與鄉村振興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鄉村民主協商制度是確保廣大村民參與政治生活、享有政治權利的制度。鄉村是廣大村民生活、生產、發展的聚居地，鄉村的繁榮興盛與否直接關系著每個村民的切身利益，每個村民應該在鄉村發展過程中充分發揮自己的主人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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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