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劉守英《撞城》有感

《撞城》是一本理論色彩相對沒那么濃厚的書，就像副標題“一位經濟學人的鄉城心路”所言，它從研究回到研究者背后的那個生活世界。在那里，劉守英老師數次“撞城”，從農村考到大城市上大學、“打拼事業”，由一位農家子弟成為影響一方研究領域的學者。劉守英不僅以其自身及家族成員的親身經歷，感性闡釋了改革開放給整個農村和城市帶來的改變。但同時還伴隨著一堵無法逾越的體制的墻，不僅困擾著劉守英，還束縛著每一個渴望進城的農民。下面我將從劉守英老師敘述自己鄉城突圍的經歷中體會城鄉關系的變與不變。

一、城門未開：鄉村工業化下的農民與城市

從宏觀上說，這一時期正處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和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成為我國現代化進程的主要障礙。1978年到1998年這段時間，是城鄉關系的黃金時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要求全黨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并原則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確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雙層經營”農村基本經營制度；1998年10月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系關系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高度重視農業問題，使城鄉改革相互配合、協調發展。從黨的決議中可以看出這期間的一系列制度是鼓勵農民參與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允許農民務工經商；允許農民利用集體土地搞鄉鎮企業、搞非農產業。這套制度實行后，城門外的工業化很順利，但城鎮化不順暢。農民還是農民，農業還是農業。農民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還沒有逾越和城里人的那一道鴻溝，農業也還沒有得到轉型。正如杜潤生在自述中所說：“農民不富裕，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民還是古代化，中國就不會現代化。”^[1]

從微觀上來說，從1981年起，劉守英老師具體敘述了自己三次撞城的經歷。第一次撞城是從貧寒的洪湖考進海派味十足的復旦。文學筆法者們常用“鯉魚跳龍門”來形容農家子弟以高考求命運的改變，但這些進“龍門”的驕子們內心擁有數不盡的煎熬、自卑、反差、窒息與扛不過去的繳械，有的甚至逆反和反叛。農村孩子的這種尷尬和不幸，也成為當下教育的一大難題。第二次撞城是劉守英老師一家人從老家奔向首都北京求生活改善的爬坡。中國農民從鄉到城最配用“可歌可泣”來形容，這一史詩般的悲壯歷程是幾億農民不認命的集體翻墻。他們中的很多人翻了一半就倒下了，很多人仍然不甘心地趴在墻上或蹲在墻腳等待。第三次撞城講述的是劉守英老師從一個農村娃變成一個研究者。“自信心的受挫是最致命的，面對一個個和我老家差不多樸實的農民，要打開他們的話匣子怎么這么難？怎樣才能自如而又邏輯的和他們聊天？原來熟悉弄農民不等于了解農民，要研究農民更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2]（P36）很多人以為農村出生就天然能做鄉村研究，劉老師認為這兩者有著本質的不同。當農民不易，做研究也不易。后者所具備的不僅是良好的訓練和知識認知，更需要一種自我超越、悲天憫人、非凡眼界和胸懷天下的態度，這是好的研究者與將其作為職業甚或單純學術熱情的專業學者的差別。劉守英老師親歷了“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的大轉型，同時也是一個家族城鄉生存方式的大碰撞。

“對于一個無論以什么方式、以什么目的進到城里的農村人來講，城與鄉之間立著的是一堵難以逾越的墻。要翻越它，一方面必須消除城鄉二元體制對農村人的制度性歧視，另一方面也需要你個人從里到外積蓄足夠強大的能量。”^[3]（P3），當作者背著重重的行囊離開家鄉，踏上去往上海復旦的征程時，路途的奔波對農村人還不算什么，最大的不適應是，從熟人社會闖入陌生人社會后的惶恐與不安。對于進城以后的農村人來說，最讓人感到恐懼的是，貧困是否會將自己摧毀。“一個農村人要變成城里人，不僅僅是收入方面城鄉差別的消除，生活條件上的拉平，更有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后一方面的彌合比那些看得見的方面的縮小更難！第一代農村人落腳城市后，往往需要第二代，第三代人的繼續努力 ，才能真正融入城市，成為真正的城里人。”^[4]（P8）。我們提出了“農村城市化”、“農業工業化”、“農民市民化”等響亮的口號，卻從來沒有設想過“城市農村化”、“工業農業化”、“市民農民化”，實際上暗含著一種“城市”、“工業”和“市民”比“農村”、“農業”和“農民”更為重要的價值邏輯。因此，當時的“新農村”建設也像是為安撫農村在城市化進程中表現出來的失落、傷心的話語安慰，在實踐中很容易被淹沒，劉老師通過講述他自己的個人選擇從而為透視城鄉關系互動博弈提供了別具一格的微觀視角。

二、城市過客：高速城市化下的農民與城市

這個階段，在高速城市化的背景下，黨的十六大十七大都為城鄉發展提出新的要求，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提出科學發展觀要求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為彌補城鄉差距做了新的努力。但作者在書中提到20%以上的農民工子女無法入讀全日制公辦中小學校，不少在城市接受過完整義務教育的農民工子女，無法參加中考和高考；農民工參加職工基本醫療、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的比率很低，在住房保障方面，城市保障性住房基本不對農民工開放，農村“三留守”問題尤其突出。說明農民進了城，卻缺乏城市權利，他們仍然是城市的過客。

城鄉這一堵墻是一個體制的墻，農民要翻過這堵墻才能在城里待得下來。核心就是教育的問題。當時劉守英先生的姐帶著兩個孩子在北京，沒有讀書的地方，北京不接納，老大后來就沒有辦法讀下來。老二就回到老家，根本競爭不過。現在這一代教育問題依然嚴峻，我們對農民進城的過程一直是準備不充分的。這主要是一種觀念上的。以為農民進城不就是掙點錢嗎？城市跟他有什么關系？但是這種觀念在整個公共政策上把農民排斥在外。“眼界實際上是由于外力的沖擊，讓你眼力的視界張開，使你有一種動力對外面的東西產生好奇，從而進一步打開眼界。鄉下人之所以為鄉下人，不是說他先天的智力比別人差，而是因為她周遭的環境和所見所聞限制了他的眼界，當沒有外在沖擊時，他也只能按照傳承所思所為，世世代代為農。對農民的改變來講，通過一些力量打開他的眼界，是改變農民的最重要的開始。”^[5]（15）因為作者進城是通過高考這種體制，在體制的保護下完成的。還有很多人不一定那么幸運。最后的結果就是他人在城里去“翻墻”。但是有些“墻”是翻不過去的。城鄉的系統一定是一個要素互通的系統。進城的農民工開始打通這個系統，但打通以后制度上的“墻”沒有拆，大量的人口如果還得回去，農業的要素重組就不可能發生。疫情是近期一次非常難得的實驗。去年農民不出村，今年過年在城里待著，最好別回去。但是這些人并沒有因為在鄉村待那么長時間，就準備在鄉村從事產業。很多農民還是選擇更好地在城市生活下去。現在的問題就是在城市落不下來，最后雖不情愿但還得回鄉村，鄉愁的“愁”就變成憂愁了。所以，必須要通過“拆墻”才能有所改變。

三、城鄉關系的發展是否定之否定之過程

毛澤東曾告誡全黨上下，“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系起來。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如果這樣想，那是完全錯誤的。”^[6]鄧小平指出：“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7]江澤民進一步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8]胡錦濤強調：“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9]首次提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社會理念。

“中國這一輪的鄉村轉型實際上是由于人口出村帶來的，在我看來，這種離開將是“一去不復返”的。正是工業化和城市化促成了正在發生的鄉村形態變化和農業發展方式轉變，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它將使中國擺脫傳統的農業發展模式，構筑出全然不同的發展環境。”^[10]（P69）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為城鄉關系建設賦予了新的內涵和更高的發展要求。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健全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利益聯結機制，讓廣大農民獲得更多產業增值收益。2020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加強統一規劃和宏觀指導，統籌好產業布局”，堅定不移走綠色發展道路，打破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二元對立的舊式思維，深刻詮釋了“生態本身就是經濟，保護生態就是發展生產力”。事物的發展總要經過否定之否定的歷程，才能實現其真正的發展，這個規律顯示了事物發展過程的曲折性。城鄉關系的發展必將遵循由最初城鄉分離到城鄉對立再到城鄉融合發展的歷史進程，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最終將促使城鄉關系由分離對立走向融合。新時代，我國著眼于城鄉一體化的發展大局，把城鄉作為一個整體，全面推進深化改革，著力破除阻礙城鄉發展的體制和政策壁壘，打通城鄉發展的體制筋脈，為城鄉融合增添了新的動能。新時代農村社會的高質量發展需要貫徹新發展理念，黨和國家高度重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農產品的生產布局，提高農產品的經濟附加值，適應城鄉居民的消費趨勢，滿足城鄉人民對高質量農產品的需求，提高農業的競爭力，增加農民的綜合收益。黨和國家已經認識到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不僅需要將農村納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還需要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健全農業支持和保護制度。習近平指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黨的十九大報告正式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這意味著黨明確了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實踐方向，鄉村振興戰略成為城鄉融合發展全面實踐的戰略支撐。經過黨和人民的長期奮斗，我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步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發展階段，我國城鄉社會出現了眾多利于城鄉融合的積極因素，具備了城鄉融合發展的客觀條件，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我國城鄉融合發展的新道路將會更加堅實鄉村振興戰略下城鄉融合發展的理論構想和制度設計，是中國共產黨立足于新的歷史方位，運用馬克思主義主義解決中國問題的新嘗試，是馬克思主義城鄉關系理論在中國的最新發展。

參考文獻：

[1]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14

[2]劉守英，撞城[M].江蘇：譯林出版社，2019：36

[3] 劉守英，撞城[M].江蘇：譯林出版社，2019：3

[4]劉守英，撞城[M].江蘇：譯林出版社，2019：8

[5]劉守英，撞城[M].江蘇：譯林出版社，2019：15

[6]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7

[7]鄧小平文選，第３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5

[8]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92

[9]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6

[10]劉守英，撞城[M].江蘇：譯林出版社，2019：69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